对“八大”路线中断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路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八大”确定的正确路线为什么在召开后仅一年多时间就被否定而中断了？本文认为：没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是“八大”正确路线中断的根本原因；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经验，对“八大”路线的正确性没有真切感受，是“八大”路线中断的重要原因；领导层对“八大”路线的一些内容并没有形成共识，是“八大”路线中断的内在原因；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错误判断，是“八大”路线中断的直接原因。
关键词 八大路线 中断 原因
“八大”路线是正确的，因为它适时地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并相应地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很好的思路。它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但“八大”路线未能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召开后仅一年多时间就被否定了。“八大”正确路线为什么会中断？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作了原则性的说明。他说：“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①]本文试图以此为基础，对“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作一些探讨，以期借鉴历史，坚定我们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一）没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是“八大”正确路线中断的根本原因
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②]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来看，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还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介绍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时都把阶级斗争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毛泽东也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后才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理论特别重视，并以此观察、研究实际生活，熟练地运用这一理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阶级斗争”自此成了他的主要“法宝”。从毛泽东有关论述阶级斗争的文章、言论看，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夸大阶级斗争功能的倾向。如1926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演讲中，把马克思说的“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介绍成“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③]。再如，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中，干脆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说成是阶级斗争学说。他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④]这反映了毛泽东发挥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时的偏差。
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虽有初步了解，但由于受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的限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不够全面和深刻的，在有些问题上还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如关于社会主义学说，一般只注重革命的方式方法，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而对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等问题则探讨不够。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是，财产公有，没有商品，生产是有计划的产品生产，实行公平分配，人人都能享有安逸幸福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此后，我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停留在革命导师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构想及社会主义在苏联的某些实践上。在全国解放前夕，我党曾对建国后的发展道路进行过规划，但并不细致、具体。建国后，接二连三的运动和胜利使人目不暇接，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忙于繁忙的国事和政治运动，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进行具体的阐述和深入的探讨。党的“八大”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分析，适时地把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并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很好的思路。应该说，党对发展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的认识，当时已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面。但另一方面仍停留在传统认识的意义上，仍没有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高度来认识。因此，社会主义在人们的头脑中，往往仅与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诸概念相联系着。
由于把阶级斗争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并片面夸大其作用；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党还不可能认识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因而，一旦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我们党就偏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走上了自认为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道路。
（二）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经验，对“八大”路线的正确性没有真切感受，是“八大”路线中断的重要原因
“八大”路线是正确的，但它并不都出自我党自身经验的总结，它主要借鉴的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因此，对这条路线的正确性，我们党自己的实际感受并不深。作为“八大”路线的制定者，应该说对本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缺乏准备的。
从理论方面看，由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势来得太快，党没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对面临的新任务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也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供总结。从毛泽东的著作可以看到，1955年，他注意的重点还是农业合作化和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从《论十大关系》开始，才着手研究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因此，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党是缺乏理论准备的。
从实践看，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才刚刚建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从“一五”算起也只有三年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固然可以参考别国经验，但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实践；只有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达到比较深刻的认识。而“八大”缺少的正是在经历挫折和失败后达到的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较深刻和正确的认识。这一点，与“七大”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比，就显得非常突出。“七大”召开时，党已经经历了24年领导民主革命的历程，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实践经验，并把这些上升为理论，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这就是说，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已有了深刻的认识，因而“七大”制定了正确路线，并能在实践中加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22年的历程，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大小挫折，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有了较深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党对“八大”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对国内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的分析及执政党必须加强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等内容的认识，显然比“八大”时的认识要深刻得多。
而“八大”时的情况就不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形势发展迅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来得太快，全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准备不足。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几乎还没有经验，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还很不深刻。因此，尽管“八大”路线是正确的，但由于历史和实践还未能提供丰富而深厚的经验或教训来印证“八大”路线的正确性，所以，“八大”路线的制定者对“八大”路线的正确性也就缺乏自觉的深刻的认识，更缺乏贯彻到底的坚定信念。因此，当情况一有变化，便逐步偏离、放弃了“八大”的正确路线。
（三）领导层对“八大”路线中的一些内容没有形成共识，这是“八大”路线中断的内在原因
“八大”路线是正确的，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但实际对经济建设的速度、倾向等问题，最高领导层并未取得共识。
如针对1956年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八大”虽然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但是，由于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当时尚未充分暴露，也由于党对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经验还很不足，对经济建设的理论研究和我国实际情况调查等一系列的具体准备工作未跟上，加之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这就使党内特别是党的领导核心，对“八大”提出的上述经济建设方针的认识是不深刻的，也是不一致的。“八大”时，虽经周恩来、陈云等力争，加进了“反冒进”的内容，但实际工作中自1955年错误地批判了邓子恢“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党内已开始出现害怕“右倾保守”而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情绪。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当时不可能认识到批判邓子恢是错误的，因而在反倾向的问题上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统一的认识。
当时，毛泽东对“反冒进”是持不同意见的。如1956年4月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他主张追加基建预算投资20亿元[⑤]。同年6月，在周恩来主持下，根据中央政治局确定的方针，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社论发表前曾送毛泽东审查，毛泽东批示“不看了”[⑥]以后，又在这篇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⑦]。当时毛泽东尽管对反冒进不满意，但还是服从了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主持修改和审定了“八大”的各主要报告。但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保留意见，终为“八大”后不久他对“八大”路线提出批评埋下了伏笔。1957年10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以所谓右派攻击1956年全面冒进为理由，重新提出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认为反冒进为右派提供了口实，要求恢复“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随后，他又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大批“反冒进”。由于对“八大”提出批评的是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由于毛泽东在党内所处的绝对主导和支配地位，再加上当时民主作风遭到破坏难以提出不同意见，同时其他领导人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缺乏经验，因此，中共中央很自然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意见，并全部采纳了他的观点。
（四）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错误判断，是“八大”路线中断的直接原因
当时，国外的重大事件主要有苏共“二十大”及波匈事件；国内的重大事件主要是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八大”是在苏共“二十大”后召开的。尽管苏共“二十大”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具体做法上有某些明显的不妥和错误，尽管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借题发挥大做文章，借此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的风潮并在这股风潮冲击下出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动荡，但是，苏共“二十大”的积极作用还是明显的。它进一步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弱点，如社会主义民主不足，肃反扩大化，个人迷信以及经济建设上重工轻农等问题。这些引起了各国共产党人的独立思考，活跃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气氛，我们党也从中受到很大启迪。“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主要是吸取了苏联的经验教训。但随着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和国际反共逆流的猖獗，我党在认识上也出现了误区。主要表现在：毛泽东过分看重了苏共和赫鲁晓夫具体做法上的错误，把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旨在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正确举动，看成是苏共“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看成是赫鲁晓夫“刮台风”、“闹风潮”，看成是一股修正主义潮流；把波兰统一工人党主要领导人哥穆尔卡借苏共“二十大”后的有利时机，主动致力于解放思想和政治民主，制订受到波兰人民衷心拥戴的革新路线，看成是哥穆尔卡借机“反对斯大林”，是“拿把刀子去整苏联”；把匈牙利由于主要领导人拉科西顽固维护斯大林错误，借以维护自己的个人专断、压制民主而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动荡骚乱，看成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反革命没有肃清[⑧]。
正是由于发生了这样严重的误解和偏差，从1957年到1958年，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对后来有重大影响的变化：第一，他放弃了党中央政治局关于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肯定评价，认为个人崇拜本身就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分，从而对反对个人崇拜产生了明显的疑虑和倒退。60年代初，在毛泽东心目中甚至形成了这样一种政治判断，即“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最危险的，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又被他赋予一种特定含义，即认为他们是通过反对个人崇拜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和无产阶级专政，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因此，自1958年3月成都会议后，反对个人崇拜已成为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十分忌讳的问题，成为事实上的禁区。第二，推翻了“八大”决议中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科学论断，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再说国内，1956年秋冬之交，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社会变动高潮的过早到来，加上经济建设的冒进等原因，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此时国际风潮波及国内，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一些城市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村发生了少数农民闹退社、分社及进京上访等事件。对此，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1957年初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制定了正确的方针。但是，自5月中央开始“开门整风”以后，在人民群众大量的不乏尖锐的善意批评之中，又出现了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由此作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判断，认为全国已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出现了“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的危急形势[⑨]。于是，在刚刚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不久，毛泽东便又发动了一场急风暴雨般的反右派斗争。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错误言论进行批判、反击是必要的，但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导致在政治上作出过敏反应，使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了全国错划几十万“右派分子”的后果。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被夸大的“敌情”和“严重的阶级斗争”所左右，再加上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改变了“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1957年6月19日，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还没有真正解决。这就推翻了“八大”认为这个问题“已基本解决”的判断。7月，毛泽东又进一步讲，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仍然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⑩]。随后，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1]
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是“八大”一系列政治方针的基础。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是“八大”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而反对个人崇拜，加强民主集中制，是“八大”为保证执政党决策正确所定的根本措施。否定了这三个基本点，“八大”路线就失去了根基。至1958年3月成都会议，“八大”路线中积极的有建设性意义的内容，基本上被否定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因此而经历了20多年的曲折。
历史的曲折，必然会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12]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正是对“八大”路线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注释：
①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页、63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4页。
④ ⑧ ⑨ ⑩ [1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5页、313—329页、442页、458页、475页。
⑤ ⑥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44页。
⑦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993年6月版，第63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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