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良军[1]2000年在《企业成长的企业家活动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于中国来说,在过去的20年间,也许新的企业进入做出的贡献更大,但是从更长远看,如果新企业不能在未来长得很大,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一定会减慢下来。中国企业能长多大?这是一个不仅有深刻的微观含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宏观意义。在我们对企业成长的现实进行观察时,发现企业成长带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成长中的路径依赖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是对企业成长有利的,但是在市场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它会限制企业的成长,于是对它的克服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应有之意。对企业成长的研究一直是经济与管理理论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可是他们的研究大多是集中在对企业成长方式的研究、对成长进行经济学的分析等方面。我们认为他们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古典经济学,因此,他们研究的成长大多是外生性的。我们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个企业成长的模型,在该模型中,我们认为企业成长是一个内生的动态过程。企业成长依赖于外部市场机会与企业(企业家)所拥有或所能获得的资源能力共同决定的客观成长机会与企业内部管理者企业家活动的开展。我们认为企业客观的成长机会只是为企业成长提供了一个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现实化过程是依赖于企业内部管理者对机会的主观认识或企业家发现与他们把资源能力和机会的匹配能力或行为。这样一个机会发现及资源机会匹配或组合过程就是企业家的活动过程,因此,我们认为一个企业的健康成长就是一个企业的企业家活动过程。我们的模型与传统企业成长的理论不同的是我们强调企业成长受企业所拥有的资源能力与企业管理者的企业家活动的影响。资源能力、企业家发现机会与组合资源等活动是叁个在成长中相互影响的因素,它们共同内生性的决定企业成长。我们的理论与最早提出企业内生性成长的着名学者Penrose的区别在于:她提出企业成长是严重依赖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并且受资源的限制,可是她所提出的资源只是管理性资源的数量;她认为企业成长是受企业所拥有的管理者能够发现市场机会、愿意并且能够开发机会决定的,可是在她的成长理论中是假设这些条件都成立的,企业成长约束被简单的认为是由于管理性资源的数量限制带来的,即Penrose效应。我们认为她所提出的条件不能被假设为都存在,因此,我们的理论强调企业的管理者能不能够发现市场机会、愿意不愿意开发机会、有没有能力实行资源与机会的匹配,即管理者是否存在企业家能力以及开展企业家活动。从这个意义讲,我认为我们的理论是对Penrose成长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企业家活动是推动企业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认为一个完整的企业家活动应该包括两个条件:一是为从事与机会匹配的资源能力要可以获得;二是企业成长战略决策的主体要有发现市场机会与组合资源机会间的匹配这种企业家的能力并且愿意开放自己的这种人力资本。我们认为以往对企业成长的研究对这两个条件的重视不够或者隐含的假定它们的存在、或者部分存在。我们认为如果不考虑这两个条件是不可能对企业成长的路径依赖作出很好解释的。我们在论文中从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不同角度对路径依赖作出了解释。我们认为行为中的路径依赖是因为决策主体在面对未来收益不确定而又有大量沉没投资及确定性收益的前提下,在资源配置上依循惯例或边际性搜寻的倾向。这在心理学上可以从“损失厌恶”理论(Kahneman,1974)和认知理论来解释、在经济学上可以用博弈论来分析、在管理学上可以用知识能力等理论来解释。当我们把一个完整的企业家活动所应该包括的两个条件与路径依赖理论进行结合分析的时候,我们认为作为推动企业成长主要因素的企业家活动会在企业成长中失去而可能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性。我们提出在企业成长中的路径依赖主要有两种类型:主要由于企业成长战略决策主体企业家能力的丧失而出现的路径依赖与主要由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能力限制而出现的路径依赖。在对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方面,我们分析了企业家对待风险的态度与对机会的发现及评价、他们对资源机会匹配的新组合,因为这些活动出现了企业组织,也是因为这些活动而推动企业成长。可是,我们认为在企业成长中战略决策主体的企业家能力是动态变化的,在战略决策主体的生命周期中,它可能丧失企业家能力或关闭自己的人力资本,因此而表现出路径依赖。另外,在企业成长中积累起来的组织资本与技术资本也会影响企业内部注意力资源的配置,结果会造成资源在惯性活动上的配置与开发机会活动的资源不可获得性。对企业成长中路径依赖的超越,我们认为关键在恢复企业内部的企业家活动。具体的来说,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对缺乏企业家能力的决策主体进行替代或继任、对因为心理、经济原因而关闭企业家能力的决策主体可以通过对企业剩余控制权及索取权进行重新配置、通过对企业董事会结构进行调整来实现企业家活动的恢复。对于因为企业资源因素而造成的路径依赖可以通过战略措施调整、培育或获取企业的动态能力来克服。
劳铖强[2]2008年在《企业家行为与现代企业成长研究》文中认为从众多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发现,市场竞争决定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而生存与发展是所有企业追求的共同目标。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企业只有超越对手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这是一个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企业是通过提高竞争力,从而拥有相对于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由此获得发展机会。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何处?从不同企业的成长来看,企业成长有着各自的特点,那么,是什么因素产生了企业成长的多样性?企业资源理论、企业核心能力理论、企业知识理论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解释,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企业成长都来自于企业资源配置所形成的竞争力。企业是一个包括了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集合体,在经营过程中,企业资源如何配置,由谁作出决策?企业家有着天生的发现和利用市场非均衡机会的能力,是对企业资源配置作出决策的最佳人选。企业家的这种能力是企业的一种资源,他的任务就是对企业的资源进行创新性配置,形成独特的企业能力,从而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在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过程中,随着股权的分散化,企业家从资本家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企业资源。企业家在企业中只占有一部分的股份,或甚至不占有股份,然而却拥有企业的控制权,如果企业家追求企业收益最大化,他只能获得其中一小部分的收益,相反,如果企业家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他却只要承担一小部分的成本。那么,企业家对企业资源的配置如何推动企业成长呢?本文从企业家行为的角度对现代企业成长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本文对企业家行为进行分析。企业家行为是企业家在约束条件下,对企业资源配置所进行的各种选择。虽然企业家拥有天生的发现和利用市场非均衡机会的能力,但是,企业家也是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个体,当企业家对资源进行创新性配置时,他的目标与企业的目标是一致的,相反,当企业家在资源配置中谋求个人私利时,他的目标与企业的目标就产生差异。企业家对这种能力的使用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企业家的创新行为要受到后天学习能力的制约,后天学习能力的差异导致不同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有很大的差异;另一方面,企业家的创新行为要受到创新收益与创新成本的影响,只有当创新的收益大于创新的成本时,企业家才会提供创新行为,否则,企业家会减少创新行为的供给。其次,本文从企业家行为的角度对企业成长过程进行分析。企业成长是由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从而获得相对于其他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由此而实现的企业发展。企业竞争力来源于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当企业资源的配置形成了独特的企业能力后,这种独特的企业能力就是企业最大的竞争力。企业家发现和利用市场非均衡机会的能力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在与不同的企业资源相结合的情况下,企业家的创新活动都能形成独特的企业能力。而且,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还对企业成长的路径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创新可以分为连续性创新和非连续性创新,连续性创新要求对企业能力进行调整,而非连续性创新则要求对企业能力进行重构,当企业家所从事的创新是连续性创新的时候,企业能力在得到巩固和完善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隋性”,即陷入企业成长的路径依赖的困境。再次,本文从企业家行为的角度对企业家持续成长问题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由企业家连续性创新所实现的企业能力会使企业成长陷入路径依赖的困境,因此,企业持续成长需要企业家对企业资源进行非连续性创新,提高自身实力和适应市场变化,持续保持市场竞争优势的过程。本文一方面通过对垄断企业、寡头垄断企业和中小企业进行非连续创新活动进行分析,提出企业实现持续成长的条件,另一方面也通过对企业家能力和企业持续成长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进行分析,说明了企业持续成长的过程。然后,本文对企业家的激励问题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现代企业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企业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但是,在企业的不同阶段中,企业对企业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选择是有差别的。在企业成长过程中,企业需要企业家对资源的创新利用。这是对企业家异质型人力资本的利用,与同质型人力资本不同,异质型人力资本基于企业家的隐性知识,是企业家自身具有的能力,无法用显性知识进行表达,企业无法进行有效监督,激励机制是推动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的最好选择。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企业可以促使企业家对企业资源进行创新性配置,提高企业竞争力,实现企业成长,同时,企业家也因为创新活动从经营管理者转变为真正的企业家,实现企业家行为供给过程和企业成长过程的结合。最后,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现阶段的企业家行为和企业成长问题进行了分析。从企业家行为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企业成长的现状,并且提出,在当前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的产业结构虽然调整迅速,但仍然处于低水平产业之中,为了获得产业竞争优势,我国的企业成长和企业家行为转型就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廷惠[3]2003年在《微观规制理论研究》文中提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政府行为边界，取决于如何理解市场。抽掉许多现实因素的一般均衡理论，将经济描述为一个机械系统。根据一般均衡理论，在一定要素和初始条件下，可以对结果进行唯一和准确地预测。在一般均衡框架中，结果是可以重复的，过程是可逆的。这样，市场体系之外的人为控制和指导经济运行就变得极有吸引力，政府控制经济系统总是能够实现希望预期结果。将经济比拟为一架机器的思想，显然不适合用以认真理解现代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也不适合为经济政策形成提供理论基础。一般均衡理论似乎更适合用于解释原始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非但不能证明市场体系实际运行的动态效率，反而成为政府实施微观规制和进行普遍干预的理论工具。在正统经济学视野中，只有严格满足一般均衡条件，市场才能得以良好运转。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市场失败”理论，将所有偏离一般均衡条件的情况都看作是例外，理解为市场出了问题，然后想当然地赋予政府矫正“市场失败”的任务。将普遍存在于真实市场运行之中的市场现象理解为“市场失败”，只能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出了问题。 马歇尔以来均衡经济学的发展仍然没有触动传统理论框架，更加远离实际，缺乏说明市场实际如何运行的解释力。由于固守没有真实时间的比较静态均衡方法，主流经济学仍然无法解释实际经济现象和行为。要对真实世界里的市场现象提出清晰的解释，必须将时间、知识和人类行动等重要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如果将市场理解为一个争胜竞争的动态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受到利润激励的企业家发现过程，还是一个开放和复杂的演化过程，那么，建立在理解市场运行过程的多维现实特征基础上，需要对“市场失败”范式所讨论的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对称等典型“失败”现象予以重新认识。从市场过程的视角来看，“市场失败”往往是伴随市场过程的必然现象，是市场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竞争过程的必然表现，传统理解的“市场失败”正好是市场过程有效运作的具体表现形式，具有比市场成功或者市场均衡更为重要的过程意义。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随着市场过程的展开，经济主体总是能够通过试错、学习和相互适应过程，找到多种解决“市场失败”问题的有效方式，许多时候政府实施的微观规制都是缺乏合理根据的。 非政府进入壁垒并不能构成市场过程争胜竞争的实质威胁。自然垄断的自然性质表明自然垄断是市场过程内生的有效率的现象，垄断只是市场过程中竞争获胜的暂时现象，垄断利润不过是激发更多市场主体参与争胜竞争的暂时回报。政府反垄断措施往往会破坏动态竞争过程，损及动态效率。政策相关的外部性源于产权制度安排。负外部效应的存在意味着缺乏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合适制度，源于制度失败。而正外部性是市场过程的额外结果，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市场过程常常能够通过多种方式解决公共物品问题。政府垄断公共物品的供给反而会阻碍多样供给公共物品方式的出现，甚至会扭曲市场信号，误导资源配置。信息不对称问题实际上正是需要随着市场过程的展开，信息才能得以发现，并在交易各方扩散与均衡。与此同时，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还是机敏的企业家发现潜在利润机会的前提。总之，争胜竞争市场过程能够内生出多种解决“市场失败”问题的有效方式，政府实施微观规制有时非但无法矫正“市场失败”现象，反而成为问题的真正根源。 在主流微观经济学看来，市场的功能是在各种相互竞争的社会目标之间有效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配置社会资源。主流微观经济学框架内的“市场失败”理论错误地理解了市场经济的真正过程。市场作为一个争胜竟争的过程，真正的功能在于协调与知识分工有关的分散知识，在于激发市场参与者发现他人能力、计划、可获取资源、潜在需求以及迄今为止仍然未被发现的可能技术，这些发现活动能够促进市场参与者之间计划的协调，有助于开发现有经济情况下仍然未引起注意的生产可能。就这一意义而言，市场作为一个企业家推动的发现过程，不可能出现无法成功运转的时候。依据其真正功能判断，市场根本就不可能失败。“市场失败”理论低估了市场过程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因此只能借助政府实施规制和干预。实际上，“市场失败”更有可能在政府管制过严的情况下出现，而这些情形实际上往往是政府失败所致。 政府微观规制实践表明，微观规制往往效率低下，甚至引发政府俘获现象。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政府规制往往对争胜竟争的市场过程构成根本威胁。由于缩小甚至封闭了市场主体参与市场过程的机会，政府规制阻挠了具有特定场景的知识优势的市场主体发现和利用利润机会的过程，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严重障碍。政府失败理论的有关研究结论，同样能够为确定政府微观经济领域中的合适角色提供现实与理论的反面参照。 基于对一般均衡理论的批评以及将市场理解为一个争胜竞争过程的认识，在剖析了“市场失败”现象的实质和反思政府规制之后，一个可靠的结论就是首先应该通过宪法秩序限制政府的活动范围。为了制约政府?
李全伟[4]2009年在《企业家活动对企业生命周期的作用机理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的主要写作目的是深入分析企业家及企业家活动的内容,并通过这一角度来解决企业生命周期的这一问题。当今社会对企业家的关注度一直很热,理论界对企业家的研究也从没停止过,目前对和企业家相关的理论研究中,企业家活动理论大有越来越热的趋势。不确定性是企业最经常面临的问题,正是这些不确定性影响着企业的生命周期,而企业家就是处理不确定性的最佳人选。但是对于企业家的具体定义一直以来争论不休,有学者认为企业家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定义,很多学者对企业家都是从企业家的职能方面进行定义,因此企业家应该是一个职能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实体的概念。这就是说,谁是企业家并不重要,而企业家在干什么才是重点。更重要的是,企业家是稀缺资源,要成为企业家需要具有特殊人力资本,所以研究这一议题的实际意义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企业家活动却并不存在这一问题,按照吉云等人的理论,每个人都可以从事企业家活动。那么研究企业家活动就很有意义。本文认为企业家活动包括企业家的企业家活动和非企业家的企业家活动,这两类活动各有不同作用内容,但其本质是一样的。本文对企业家和企业家活动分别进行了定义,并总结了企业家活动的范畴,企业家的定义:企业家是同时具备具有创新能力和战略决策能力的企业经营管理者。企业家活动的定义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创新活动;企业家活动的本质是创新;企业家的企业家活动的主要范畴包括捕捉市场机会、整合资源、协调利益关系、制定战略和决策、创新活动、学习活动、企业文化的塑造。非企业家的企业家活动的主要范畴包括捕捉市场机会、协调利益关系、创新活动、学习活动。企业家活动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企业外部的因素、企业内部因素及企业家活动的主体因素。本文还指出企业家能力也具有生命周期,对其生命周期的突破也具有研究意义。接下来本文通过对企业的生产函数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团队生产理论和企业能力理论的总结,得出本文所需要的一些理论依据。通过分析企业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及其影响,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进而得出企业家活动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机理:企业家活动作用于企业发展的各个重要环节,通过对企业家活动的增加和增强,建立各要素和企业稳定的契约关系,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增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推动企业发展,企业家和企业家活动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可以通过制度、学习和进行团队生产来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得出的这个结论,结合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特征、重要环节及问题,进而分析企业家活动对企业生命周期的作用机理。最后,通过案例分析对本文的结论进行验证。
郑小平[5]2003年在《高新技术企业竞争力及其矢量再造》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技术、资本和人才对产业和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以技术、资本和人才密集型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企业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基础、是一个国家获取长期竞争优势最主要的原动力、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器。最近十余年来，各国政府、学术界以及新闻界发表了大量研究报告、学术着作以及各种资料，主要的研究成果有波特的企业竞争力理论、钱德勒的组织能力理论、普拉哈德的核心能力理论和斯托克基于流程的能力理论；概括起来，目前关于企业竞争力及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企业竞争力的界定、国际竞争力与产业竞争力、区域竞争力、产业及企业竞争力的来源、企业竞争力的评价、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对策；另外由于入世，对我国的各种产业组织的竞争力研究也进入一个空前繁荣时期，比如金融、农业等方面都有了较为充分的研究。 但是至今为止，理论界虽然对企业竞争力的研究很多，而专门对高新技术企业竞争力的研究仍有待深化：这一方面是因为对企业竞争力这一课题开始研究时间不长，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关注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得到足够的重视。因而，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研究心得，这就是本论文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其目的也是希望能推动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在研究方法上，本论文为达到上述基本的研究目的，在遵守经济学学术规范基础上，综合运用的研究方法有：规范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方法、矢量分析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和比较分析法，这些方法一直贯穿在整个论文的研究当中。 整个论文首先从企业经济和竞争理论出发，建立高新技术企业的外部特征、经济学特征和其竞争力的维度属性，并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分析了目前对核心竞争力的不同理解和歧义，建立了高新技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容和框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从而在第叁章建立了一套应用性极强的竞争力价值评估体系，这套竞争力评估体系不但对竞争力可以进行现实评估，同时在大量的投资并购实践中也是对投资并购对象进行考察和决策的定性和定量的依据。在研究高新技术企业经济学特征和竞争力综合评价的基础上，我们导入物理意义上的矢量和惯性属性来形象地分析和研究高新技术企业竞争力演变和再造规律，从方向性的矢变和大小性的量变以及惯性属性对高新技术企业竞争力的各项重要指标特征及其再造进行分析研究，以期揭示和剖析高新技术企业竞争力演变及其再造规律。文中重点研究了高新技术企业竞争力矢量再造的原动力不仅仅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产权制度创新，这是本论文研究的“制高点”，也是未来研究高新技术企业竞争力矢量变化和风险投资机制的一个窗口和方向;文中最后研究了高新技术企业竞争力再造的误区，并从实证研究出发分析了高新技术企业竞争力的危机识别。 本论文的研究心得主要体现在:一是在研究对象上，国内外关于竞争力体系和企业竞争力的研究已经有很多的成果，但对高新技术企业这一特定类型企业的竞争力还没有系统研究，研究对象的明确界定有助于提出有针对性的策略，从而使研究更切合实际。二是在研究基础理论的搭建上，包括高新技术企业的外部性特征、经济学特征、高新技术企业竞争力的结构和维度属性等，这样层层搭建和论述，有助于对高新技术竞争力从内涵到外延有全面的认识，从而为本研究提供创新平台和逻辑思路。叁是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将物理力学意义上的矢量和惯性方法引入经济学分析，首先对高新技术企业竞争力及其各项指标进行方向性和大小性的界定，从而为细致的进行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将竞争力培育深化为采用矢量再造的方式进行，从而形象而生动地研究了高新技术企业竞争力再造中的途径和方式。四是在研究视角上，高新技术企业的竞争力和一般企业的竞争力一样，也具有许许多多的方面和“包罗万象”的内容，本研究从自己所建立的研究平台对象和研究方法着手，舍弃一些和一般企业竞争力相近或者相似的内容，抓住高新技术企业独特和重要的方面着手，来研究高新技术企业竞争力的再造和其它问题。五是研究“制高点”的创新，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惊奇地发现高新技术企业竞争力具有裂变现象，这种裂变是由于高新技术企业产权特征和风险投资“同气相求”催生的，它是研究视角的新窗口，传统研究产权变更或者风险资本，仅仅是分析其带来的种种经济利益主体的权利变更，但是对其带来的企业竞争力的矢量变化没有涉及;四川人学博士学位论文一一，内甲一一州.，~叫曰户咖~阳~“‘户一..两”..~，月.一‘‘一一一一一州一..”.~.一一，..~..月一.-一-一，一.一-一.碑，..目，.户..‘.一，~，一结合高新技术企业自身的特点和产权制度创新频繁趋势化的特征进行分析，论述丫产权制度创新对高新技术企业竞争沁及其所有指标带来的全局性矢量变化‘裂变)，而正因为这种带来竞争力裂变敛产权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蕴生了高新技?
高政利[6]2013年在《经济组织演化研究》文中指出围绕经济组织演化研究，并沿着经济组织的产生、存续、发展演进路径，从公共选择视角，针对组织与个体发展选择过程中，不断演化形成新的权力序结构博弈形成制序度，并在市场诱致性制度影响下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安排中，研究经济组织制度对经济组织绩效影响。同时，针对组织不断与外部环境生成和演化形成的知识共同体，以系统研究知识对经济的贡献与制度变迁对经济组织演化的影响。运用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研究方法，针对经济组织的权威治理模式，中小经济组织的内部委托——代理模式，零售组织规模无边界的理论与实证，中小零售组织“自愿连锁”的不可能性，市场纵向结构约束：中小生产组织战略联盟(FRR)范式等进行深入研究发现，经济组织演化的影响因素具有多元化特征，而多元化的影响因素对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组织演化存在从静态趋向动态、从组织内部趋向组织外部、从单个要素趋向系统整合、从生产投入要素趋向政策与制度的调节要素方向发展，从规模经济趋向知识技术发展的速度经济，存在收敛于技术创新和制度演变与经济组织共同演化的发展趋势，知识与技术变革不断创新，使得组织规模变得不再成为经济组织演化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1）分工产生的交易成本和团队效应是经济组织起源的两种方式。由分工和交易成本要素引致的经济组织演化的本质是权力，并由股权权威人为制造制序；由团队效应引致的经济组织演化的本质是制度，并由股权意志加总，演化形成系统内部制序，两者均是实现组织制序快速同化、降低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其经济组织演化由该权力比例结构下形成的制度所决定，其制度效率将由利益参与者持有的不同稀缺资源在权力结构中的利益分配值即夏普利值所决定。当组织中不同利益参与者的平均福利量会增加、但不是所有人的边际量会相等，其诱致性制度变迁将产生外部性并出现市场失灵；而博弈互生形成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一组权力序相互博弈妥协的结果，是组织中不同利益群体最大范围内的最小认同，它是组织实现政治、经济利益目标确定的最低约束标准和必须实施的强制性要求。当组织为实现更高目标而将制度向某些群体行为倾斜时，不同利益需要群体将与组织倾斜制度不能在最大范围内实现最小认同，组织制度将出现宽放效应。其制度效率具有“下降-上升-再下降”规律和“均衡-失衡-均衡”的往复变迁变化规律。（2）从知识技术以及相互关系结构角度，针对知识共同体(knowledge community)不断生成和演化过程，一个知识的社会经济边际收益随着个体或组织使用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而拥有该知识的个体或组织的经济边际收益却随之减少而存在知识租金消散矛盾，称为知识的相对溢出双向效应，并在产品生命周期、细分目标客户市场需求规模、外部环境快速动态变化以及知识学习模仿影响下，组织内化形成的专业化模块核心知识经济价值存在递减规律，称为知识的绝对溢出漏斗效应，将对经济产生不同贡献并对博弈形成的制度内容、路径产生不同影响。经济组织针对专业化知识的技术跳跃，其组织战略演化是沿着创新产品的知识速度经济→持续的改进与学习扩大产品生产规模的知识固本规模经济→研发专业化更新的新产品，实现更新产品知识速度经济的交替循环战略发展组合过程，是知识经济规模总量与速度经济净增加量交替转换竞争战略关系。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所提出的知识域，系统反映了知识转化过程中的知识经济价值关系，使得知识经济分析、计量纳入到经济学理论体系框架内，有助于规范知识经济的分析、评价与计量体系建立。（3）从经济组织权力结构和市场结构演化角度，家族式中小公司具有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叁会合一的公司治理结构，委托-代理问题成为了监督权、决策权、经营权叁权合一的内部相互委托-代理的重要组织管理模式；在公司制度化治理事件中，将企业交易成本呈刚性的中间过渡“亦此亦彼”的子事件边际化，通过权威在制度治理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实现激励相容，达到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的管理设计目的。（4）从生产和流通市场角度，通过对沃尔玛的规模扩张，建立影响企业规模因素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了零售企业规模无边界的理论命题；从经济组织战略联盟角度，提出了自愿连锁组织由于存在物流配送信息系统的控制权问题以及控制权分散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自愿连锁组织中的集体物品将不会、也不可能被提供到最优程度；从经济组织战略联盟角度，针对消费者的消费多样性和层次性差异关系，以生产商关联性功能互补商品为纽带，通过CI识别系统联合创立品牌进行零售(连锁)联盟战略扩张，建立生产商关联性功能互补商品零售终端战略联盟零售（连锁）集团组织（FRR）。当联盟内部“粘性”结构运行呈现稳定性时，联盟将会克服中间性组织，实现新型的集团化组织形式。
徐旻[7]2009年在《民营企业家资源对区域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往往体现在其区域性上,对典型发达区域的研究有助于得出对其他地区具有借鉴意义的结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有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等,但还有很多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隐性资源如企业家较少被纳入主流经济学视野,生产函数依然是一个“黑匣子”。对劳动力进行“升华”的人力资本理论、波特的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理论等试图探索上述难点,但仍缺乏对转型中国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及实证研究。不可忽视和否认的是,改革开放叁十年来,民营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活跃和最坚实的基础推动力,民营企业家对转型经济时期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劳动力充分就业等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研究民营企业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剖析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处于长叁角南北两翼的江浙两省,由于具有相似的区位优势、自然资源、文化传统等经济发展条件,照理应该取得相近的经济绩效,但本研究发现两省的经济绩效却存在较大差异,形成“绩效差异之谜”。为此,本研究着重从民营企业家资源角度进行深入剖析：首先,搭建一个企业家影响区域经济绩效的理论框架,并进一步研究民营企业家对经济绩效影响的途径和机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用1992年到2007年两省数据,实证分析了民营企业家资源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发现经济体制对民营企业家资源不同方式、途径和程度上的激活、甄别和拓展,是导致两省经济绩效差异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在转型经济条件下,相关制度对民营企业家潜能的发挥影响深远,这其中地方政府往往可发挥重要作用。为此,本研究把地方政府纳入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分析框架之中,深入剖析了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家良性互动机制形成的内在关联和渐进强化的机理,从而对区域经济绩效有了更强的解释力,这可为某些发展相对较慢区域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前瞻性思路。最后,本研究针对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化,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日趋紧迫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民营企业家相应的“转型升级”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叁个方面：1、对研究如何使民营企业家资源潜能获得发挥的难点进行了初步探索：一是对民营企业家资源进行测度与实证分析。二是全方位地研究区域经济绩效,即不仅注重从人均的、时序的视角来研究GDP,而且还将有关民生、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等方面内容纳入其中,根据人均收入、储蓄率、就业率等指标对区域经济绩效进行了较全面的比较研究；叁是对民营企业家具备的动态性能力的阶段化特征作了揭示。2、通过剖析经济转型时期和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出现的区域经济绩效差异现象,发现与论证了有效激活、甄别和拓展民营企业家资源,是影响区域经济绩效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深入探索了民营企业家影响区域经济绩效的机理,并用江浙两省的数据作了验证。3、突破传统西方经济学的成熟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暗含条件,充分考虑体制因素对民营企业家和经济绩效的影响,深入讨论了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家良性互动对区域经济绩效的影响机理。该互动表现为叁个层次：一是政府为民营企业家提供一个宽容的环境,比如低的市场准入、良好的市场秩序、高效的公共品提供等；二是政府重“予”轻“取”,促使民营企业家资源的不断激活与“显化”；叁是从制度上保障民营企业家在努力经营后可获得一个稳定、可预期的正当利益。“良性互动”的形成可有效提升区域资源配置的效率,有利于区域经济绩效的持续增进。在地方制度安排中,注重克服信息扭曲程度、遏制寻租行为、建立激励相容的利益机制,则可强化上述良性互动。
杨菁[8]2004年在《人力资本与制度变迁关系研究》文中认为改革与增长,转型与发展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以来一直面临着的挑战。这其中涉及到了新制度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一对概念——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但是笔者所关注的,却是引起制度变迁同时产生经济绩效的因素。我们常说,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那么,创新从何而来?创新的主体又是什么?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诺斯对此的解释是,人口与资源压力引起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并产生了制度变迁的需求,制度创新来自于统治者而不是选民。但是如果纵观世界各主要国家所经历的制度变迁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在很多发达国家,人口早已进入低增长或零增长的状态,但与此同时,制度变迁却并未由此稍停。另外,如果说制度创新来自于统治者而不是选民的话,就难以对中国这二十多年来的改革作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创新是我国农民的杰作而非是政府的刻意安排。因此,拓宽制度创新的主体对于丰富制度变迁理论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尝试。这也是本文将人力资本引入制度变迁的缘起。人力资本在经济学中是一个含义很宽的范畴,本文中笔者就人力资本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及能力将人力资本划分为同质型人力资本与异质型人力资本。具有创新精神及能力的即为异质型人力资本,反之则是同质型人力资本。吸收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本文认为广义的企业家即为一种异质型人力资本。企业家又分为经济企业家与制度企业家,经济企业家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与制度企业家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相结合会引发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社会成员有能力通过自发的制度创新来捕捉潜在的获利机会,只要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不进行干预。如果政府试图获得先动优势,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占有这些机会,就可能伤害自发的制度创新本身。因此,政府所作出的可信承诺是非常重要的,即完善的立法是人力资本创新的强有力保障。只有当制度(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的制度创新行为不会受到来自外界的阻碍,不用担心政府政策的朝令夕改,制度创新才能顺利地进行。 正因为如此,笔者试图将可信承诺结合人力资本与制度变迁进行研究。宪政可以被视为可信承诺,它使得制度安排处于一种相互制衡的状态,人力资本才能没有干扰地寻找外部利润从而进行制度创新,人力资本的制度创新造就了制度变迁以及经济增长。为证明这一假说,笔者以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这叁个世界主要国家所经历的制度变迁为案例,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本文所持的观点,最后得出研究结论以及对中国深化改革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导论,包括本文研究的内容及理论创新、研<WP=5>究的背景与选题的意义、本文的结构等。第二章是对人力资本与制度变迁既有研究的概括与评价,作者在这一章对和人力资本与制度变迁相关的理论和文献作了详细的考察。第叁章为人力资本与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作者在这一章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第四章把美国作为一个成功的案例来研究,从其现代化进程看人力资本与制度变迁的相互作用。第五章试图从中国与俄罗斯经济转轨前后的比较来分析人力资本作用于制度变迁的机制。第六章则是从中国的农村改革历程看人力资本与制度变迁的相互作用。第七章是作者通过分析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及由此引申的政策建议,即控制同质型人力资本的积累、加速异质型人力资本的形成和以人力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增长,达到制度变迁的目的。
王建军[9]2008年在《动态复杂环境下机遇视角的企业成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和知识经济的作用日益明显,有利于环境稳定的规则与控制等因素正趋于瓦解,企业的经营环境(竞争环境)正从以往相对稳定的静态环境转向复杂多变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动态环境。在日益动荡复杂的环境下,企业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非线性的复杂系统,其成长过程呈现出不确定、非线性的特点。企业如何在动荡的环境中实现持续成长,不仅是企业、政府关注的焦点,也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本文在对既有企业成长理论、企业与环境关系理论和机遇管理理论进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以环境不确定性、企业异质性和决策有限理性为理论前提,从动态复杂环境下机遇管理的视角对企业成长开展研究,把机遇作为联系企业与环境的重要因素,从企业成长的环境分析出发,通过对企业成长与环境、环境与机遇、机遇与企业成长的研究,探索企业非线性成长的根源与过程。本文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采用了规范研究、调查问卷和案例对比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文认为,环境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环境变化影响企业成长,不同环境下企业成长具有不同的模式。低不确定性环境下的企业成长一般表现为渐变式成长;高不确定性环境或动态复杂环境下的企业成长则更多表现为突变式成长。企业在不同环境下所表现出的不同成长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会随着环境要素的变化而变化。根据对环境与机遇关系的研究,本文认为,环境的变动将对机遇的构成要素及其实现机制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机遇的分布特性,主要表现在环境对机遇出现的概率、机遇的有效区间和机遇价值的变化上。企业成长是企业在一定的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是企业量(绩效)的增加和质(竞争能力)的提高相结合的过程。竞争优势的获取与持续是企业成长的前提和保证。本文从经济租金的角度对机遇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机遇管理有利于企业获得并保持基于低成本和差异化的张伯伦租金、基于资源和能力的李嘉图租金、基于知识和创新的熊彼特租金。也就是说,对机遇的认知和利用可以推动企业成长。因为不同企业的机遇管理水平存在着差异,本文还对机遇管理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企业的机遇管理水平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企业机遇管理能力和应变机制发挥作用的差异。机遇管理能力是企业进行机遇辨识、评价、利用和营造的能力,主要包括企业家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应变机制是企业在机遇管理过程中支持和保证机遇的辨识、评价、利用和营造的机制,主要包括柔性机制和整合机制。根据对环境、机遇、企业成长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了“环境-机遇-成长”的分析框架。本文认为,环境变化产生机遇,而对机遇的有效利用可以推动企业成长。企业成长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即渐进式成长方式和突变式成长方式。作为资源和能力结合体的企业在环境的作用下进行演化,当环境的变动程度不大、不确定程度较低时,依靠自身实力推动企业成长,因为实力的长期积累性和相对稳定性,这种成长是连续的、渐进的,可以称之为“渐进式成长”;当环境变动程度较大、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企业面临的机遇增多且价值较高,企业可以利用机遇推动企业成长,由于机遇的耦合性、非平衡性、不平等性、不稳定性等特性的作用,这种成长的结果是不连续的、突变的,可以称之为“突变式成长”。企业在这两种成长机制的交互作用下不断演化,最终实现成长。为验证理论假设的真实性,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选择国内企业利用问卷调查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进行了案例对比分析,为论文理论分析提供了较好的现实佐证。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与发现,结合国内企业实际,提出了利用环境加快企业成长的机遇管理策略。
尹浩[10]2015年在《整体性社区构建：来自公益创投机制的启示》文中研究表明马恩经典理论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探索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更重要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未来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也总激发理论探索者在指导改造世界的同时,充满着对未来理想图景的思考。遵循此理念,笔者分为以下五部分展开全文：一是问题意识。主要围绕“国家权力介入基层社会共同体建构的可能”问题意识为核心,展开实证分析和学术对话。具体而言：为什么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经过近30年的发展,社区居民自治水平和居民自治能力依然低下?导致社区居民自治空转的机制及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如何破解中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空转现状,建构理想型的现代化基层社会生活共同体?换句话说,整体性治理理论预设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下,通过整体性政府建立实现善治的可能。放置于中国时空下,笔者认为社会组织化水平与政府功能整合程度相互影响,两者存在同步进行趋势,并且社会组织化水平的第一推动力为公共行政部门。这项研究让我们可以解释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社区结构与公共行政体制是如何影响了治理理论在中国不同的表现形式,有利于在理论上反思治理理论应用本士的适用和限度。二是纵向历史维度分析。放置于中国城市社区历史的变迁角度来看,主要划分为总体性社会下的社区建设和分化性社会下社区建设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高度行政整合的社会几乎不存在社区居民自治体系发育的土壤。在后一个阶段,随着公域、私域、日常生活领域的分化,社区居民自治在政策制度体系初步确立。其背后转型的动力源宏观上主要有社会组织发展环境改善与社会职业群体分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叁个方面,微观上体现为以社区类型空问演变、流动人口社区分布以及特殊人群需求多元化等特征的社区分化。在此背景下,以政府为主导推动的社区建设,短时间内使社区硬件设施以及人员组织体系迅速得以完善,然而社区居民自治能力和自治水平依然较为低下。叁是共时性比较分析。造成当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困境的主因归结为社区结构的碎片化和政府功能的分散化。社区碎片化是工业化推进过程中传统共同体瓦解的自然反应,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公共理性精神的发育不良是社区碎片化难以进行自我疗伤的深层次逻辑。政府功能分散化是以功能性分工为原则的官僚科层体制自身的弊端造成,也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文化触手在当下社会的延伸。其中,社区碎片化与政府功能碎片化(分散化)的关系并非单向度的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相互影响。一方面碎片化的社区无力组织自我服务,只能依靠行政力量、行政资源与行政方式填补,另一方面功能分散化的政府分割了社区事务和公共服务,造成社区行政化与负担不断加重。四是社区整合实践反思。依据西方社区建设经验来看,组织整合是未来中国碎片化社区修补的方向,也是建设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关键。在中国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格局下,现代社会组织共同体的建构,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力量的介入。源于欧美国家的公益创投活动,因能够迅速有效培育社会组织,促进社会管理创新,而备受我国地方政府推崇。公益创投有孵化器与项目孵化两种主要模式,前者依托实体孵化机构和场所,进行系统培育,后者依靠项目与技术支持,化居民需求创意为微型社团,实施微型自治。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能够通过组织培育,整合破碎化的社区,优化政府部门资源和权力输出方式,并有使政府及其执行机构、社会组织、社区组织等利益相关方在公共资源分配及享用过程中,形成良性互动、权责对等的关系。五是未来发展图景与理论提升。整体性社区与碎片化社区相对,是对未来城市社区发展的畅想,是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彼此依托、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社区公共生活的完整空间,是政府部门、社区和社会组织叁个治理主体间合作过程中,满足居民公共服务需求,实现自治能力提升的理想型社会生活共同体状态。通过对公益创投反思,结合整体性治理理论,笔者建构了社区治理“陀螺模型图”,它被赋予实现整体性社区的重任,主要内容包括公益服务项目整合机制、以平台发育与社会组织络整合机制、以社区自组织网络整合机制,以及叁者之间相互支持与协助的整合网络机制。六是结论,即社区居民自治空转是社区碎片化和政府功能分散化相互迭加的结果,整体性社区是社区居民自治的理想图景,他的实现是政府主动介入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网络体系建构,同步推动政府部门功能整合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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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家行为与现代企业成长研究[D]. 劳铖强. 厦门大学. 2008
[3]. 微观规制理论研究[D]. 王廷惠. 华南师范大学. 2003
[4]. 企业家活动对企业生命周期的作用机理研究[D]. 李全伟. 中国海洋大学. 2009
[5]. 高新技术企业竞争力及其矢量再造[D]. 郑小平. 四川大学. 2003
[6]. 经济组织演化研究[D]. 高政利. 西北工业大学. 2013
[7]. 民营企业家资源对区域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D]. 徐旻. 浙江大学. 2009
[8]. 人力资本与制度变迁关系研究[D]. 杨菁. 复旦大学. 2004
[9]. 动态复杂环境下机遇视角的企业成长研究[D]. 王建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8
[10]. 整体性社区构建：来自公益创投机制的启示[D]. 尹浩.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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