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矛盾形成机理和效应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理论文,发展战略论文,效应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5)03-0181-04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P以同期世界的最高速度发展，经济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改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近年来矛盾日益凸显，贫富差距的拉大、城乡剪刀差的扩大、地区差别、生产环境问题和矛盾日益加剧，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物质和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的瓶颈因素。本文试从非均衡发展战略角度解释这些矛盾的形成机理和效应，指出和谐发展的重要性。
一、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矛盾形成机理
建国之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和人格上的尊严，但是，新中国面对的却是百废待兴的一片废墟。因此，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恢复经济发展、为现代化创造条件进行分析，认识到必须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新中国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开始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活动。但是，从1958年开始，由于左的错误路线的指导，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成就毁于一旦，到1976年前后，国民经济再次达到崩溃的边缘。
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认真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指导路线，逐渐形成了非均衡发展战略思想，这种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优先发展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部分带动全体；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试点后推广，地方带动全部。在正确的战略决策的指导下，我国开始了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尽管期间曾有过挫折和反复，但是，在1980—2002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10%左右，是同时期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到2002年，我国GDP达到12,372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人均GDP从290美元提高到963.1美元，跨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创造了世界20%的人口迅速摆脱贫困的经济发展奇迹。但是，伴随GDP增长的问题累积的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了。贫富差距、地区差别、城乡差异、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等成为制约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实现持续、全面发展的严重障碍。
（一）非均衡发展战略：发展中矛盾日益激化的内因
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出发点是：非均衡战略可以实现最终均衡，即实行差别对待是实现共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随着战略的实施不断推进，差距必将越来越小，最终达到均衡。首先，从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来说，经济是保障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解决贫困的根本，是中国的头等大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是整体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其次，就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部门结构来说，随着优先发展部门、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可以给其他地区和部门提供经验，财富的增加也可以保障政府部门在未来对落后部门和地区提供增长的资金来源，最后达到先进带动落后的最终结果，实现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再次，从收入结构来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也是先进带动后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切入点。在实践上，为了实现二部分地区和人员的先期富裕和发展，政府无论在政策还是资金上都给予了优惠措施，成为这些地区和人民先期致富的制度性原因。
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确实不具备像日本、韩国等小国、岛国在起飞时采取的整本推进的战略条件，另外，部分带动整体也符合逻辑的基本思路。但是，这里忽略了几个问题，一是部分带动整体需要条件支撑，而不可能自动得以实现。事实上，现实社会客观地存在一个与这种认识正好相反的基本规律，就是差距和矛盾本身具有的放大效应，即“马太效应”，表现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也可能有收入绝对数额的共同增长，但是差距却越拉越大了。具体原因在于：首先，在个体内部，发展条件有自我扩大效应，富者因为富于是获得进一步富的支持条件，例如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投资、以财富为基础的智力和技术优势，贫者因为贫而趋于更贫，他们既缺乏脱贫的资金，也没有以资金为条件的技术和科技优势，更没有教育上的智力投资优势，以培养未来的发展条件。这两种形式的扩大效应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的结构性方面，而且存在于经济与社会、经济与人、经济与自然之间。其次，不均衡在政府与优先发展的地区和部门间形成互动。这首先是政府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又使得在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进一步获得政策和资金的扩大支持。相反，落后地区和部门却难以得到初始条件，更不能获得扩大效应。如果说第一种情况是普遍的现象，而第二种情况则属于中国的特殊现象了。
（二）中国的双重任务：矛盾激化的后天环境
中国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就必须对传统的僵化的体制进行改革，从而扫清制度障碍，因此，中国面对着双重的任务，一方面是经济增长，一方面是体制的改革，这两个任务互为前提和基础。在体制改革中，为了减少改革对社会会和经济的震荡程度，将摩擦成本降低到最小化，中国选择了一条迥异于东欧国家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的道路，走了一条“先体制内、后体制外”、“先易后难”之路，从而绕开了体制性因素。这种首先在外围作战的方法，使得改革在最初受到较少的阻碍，得到了较为顺利的推进，但是，难点和重点在时间上的后移使得既有的很多矛盾不断累积，在后期比较集中地体现出来，而前述的扩大效应更加剧了这种矛盾。
其次，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很多问题属于双重任务缠绕下的结果。例如，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条件下，工业化的发展会使得农业部门源源不断地向工业部门输送劳动力，而工业部门则随着工业化的实现大量的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从而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城市化得以实现并最终实现工业化。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一方面，农业不断地析出劳动力，而工业不仅未能吸纳他们，反而自身也不断制造了大量下岗人员，这形成了中国目前高失业率的两个来源。这种特殊性虽然与中国众多的人口有关，但不是主要原因，中国的失业既有市场经济社会普遍的周期性原因，又有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原因，还有改革形成的特殊的体制性原因，这些原因相互缠绕。从而使得矛盾表现的更加复杂。
（三）实践中的片面认识：矛盾的加速动力
不均衡发展对中国来说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必然选择，本身就已经蕴含了矛盾加剧的因素，这需要在实践中一方面强调重点、一方面密切注意并协调矛盾，才能发挥“先进带动落后”的初始要求。但是实践中的具体行为不仅未能有效地协调矛盾，相反却加剧了矛盾。这源于一种错误的认识，就是把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地理解成为“唯经济增长”甚至是唯GDP增长。例如，在单纯以经济增长就是GDP增长考察地方经济发展程度的情况下，经济搞得好就一俊遮百丑，因此，官员上任第一件就是布置GDP增长任务，而且，任职官员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是一把手上台抓经济，第一副职抓经济，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GDP成为考察政绩的唯一尺度，为什么地方官员忙于大上项目、大搞投资、大上科技开发区、科技示范园了。“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就是典型的唯经济增长论，文化甚至连跑龙套作配角的资格都没有，而只能是作作“布景”，唱主角的永远只能是经济，等曲终人散时经济或许可以赚的盆满钵满，当然也可能颗粒无收，而文化又在哪里呢？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的脊梁，一旦这个灵魂、精神和脊梁被庸俗化为经济的附庸、可有可无的摆设，那么这个民族所面对的就是精神上的虚无和行动上的摇摆和急功近利。而至于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环境和生态影响，很多人认为这是必需的代价，因此，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越是经济发展的快的地方，环境的破坏就越严重，甚至很多地方在引进外资中很少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只要能够引进，一切条件都可以放松。有的地方甚至把引资任务落实到个人各级干部层层有任务、人人有指标，把引进外资当作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法宝。至于引资对地区经济的贡献率、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则完全不予考虑。实践中这些具体的行为实际上片面地理解了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战略，对经济结构失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非均衡发展战略下的矛盾所产生的效应
（一）经济周期之谜：投资推动和贷款支撑下的经济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是鲜明的周期性与波动性特征。中国的经济波动，用一般的经济周期理论都难以合理地解释，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的经济波动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为追求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人为推动的结果。在1996年以前，这种波动十分明显。我国从1992年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用市场经济国家所通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熨平”经济波动。到1996年，当我国成功地治理了自1994年以来的高速通货膨胀并于当年实现经济增长6%时，我们曾无比欣喜地宣称我国已经实现了“软着陆”，但是从1997年底开始的需求不足证明我国又陷入了新一轮的经济衰退，这种状况依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的货币政策下的政府大量投资直到2000年底才开始走出低谷。正当经济学家们为中国是否已走出低谷而进行着激烈的论战时，经济增速一路上扬，尤其是2002年底以来更进一步明显加快。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年上半年GDP达到8.2%，第三委度为9.1%，全年估计为8.5%，这轮经济增长依赖政府投资的特征比以往更加明显，2002年全年投资增加了31.7%，其中投资增速在100%以上的行业有钢铁、汽车、水泥、电解铝等，而投资的背后则是银行贷款的支撑，2003年我国
增速均在20%以上，计划18,000亿元的贷款金额，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用完，实际全年贷款发放达到30,000亿元。
因此，只要推行非均衡的经济增长战略，政府推动型的经济增长就是一个难以解开的结，即使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这个问题依然像阴影一样存在着。经济波动的后果也相当明显，在每一个经济增长高峰到来时，经济结构会被扭曲而进一步失调，并在衰退的过程中显露出来，成为衰退过程中政府整顿的重点环节和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上期经济增长的成果因此被大大地抵消。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还要投入巨大成本。而且，在每一期经济高涨过程中，我国银行贷款的主力军——国有商业银行就会累积大量的不良贷款，这个问题自从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就已经成为一个严峻话题。因此，看起来波动与不良贷款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两道门槛。究其根源还是在于非均衡的经济增长战略，走出波动之谜必须仰仗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调整。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始阶段的有效需求不足和低效率：非均衡战略下的特殊产物
上已述及，自1997年起，中国经济陷入了新一轮的衰退，此一轮经济衰退与以往周期中的经济衰退有所不同的是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奠定基础上的明显的有效需求不足。这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的解释有很大不同。为什么传统的理论认为的只有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才会发生的“有效需求不足”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就会发生呢？依照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剩余的只有劳动力，而资本应该是不足，而我国所出现的却是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下的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这明显是一个“早产儿”。
这种现象可以从收入分配角度来解释。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既包括贫富差距，也包括地区差距）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需要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考察：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整个社会的供给力较差，表现为短缺经济，此时收入差距的拉大不仅不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相反，适当的收入差距有利于培育新型工业品的需求来源，从而促进工业企业的发展。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巨大成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此。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业化的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消费品的生产越来越依赖于广阔的市场。但是，在收入差距过大的前提下，对富者来说，富裕程度越高，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就越明显；而对贫者来说，其收入额或者维持不动、或者仅有低水平的增长，甚至有所下降，因此，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就不能适应工业品特别是大众工业消费品的生产速度。而且，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点，就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滞后进一步减少了社会的消费需求。我国居民的储蓄总额已经超过了100,000亿元，为了刺激有效需求，我国自从1997年以来七降利率并开征了利息税，但是作用并不明显，尽管最近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有了提高，但是，这主要是投资需求拉动的结果，消费需求不足在目前并没有得到解决。
至于投资需求，尽管最近的迹象好像表明已被拉动起来，但是，笔者在前面已经述及，这主要是国家自1998年以来的积极的财政投资和信贷扩张的结果，在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的前提下，因为生产最终应该取决于消费需求，如果这个条件不能满足，整个经济的自生能力就非常微弱，投资不足的资本过剩就会是一个长期现象，政府拉动的结果可能使整个经济状况走向扭曲。有经济学家把这种怪现象叫做“没有温度的高烧”，即由于投资增长过快，消费增长不快而出现的生产资料价格、燃料价格上升，房地产市场累积了泡沫成分，相反，消费物价指数却没有上升的现象，还有人把这种情况称为“非典型过热”，实际上，这就是消费需求不足条件下因政府推动而出现投资需求过热所导致的经济扭曲。
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形成的波动如影随形的是经济的低效率。尽管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建立，但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目标下，只要存在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因素，经济发展的目标难以完成，那么，政府的意志就明显地超越了市场调节本身。为了达到目标要求，不计成本的投资必然造成投资扩张的冲动和软预算约束，这两大特征以往被认为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实，只要存在硬性的增长目标，它们就具备了再生的土壤。以增量资本产出率（即增量资本与增量产出之比，具体表现为投资总量与GDP增量之比）为例，据经济学家吴敬琏介绍，我国近年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为4—8倍，这与发达国家1—2倍的水平相去甚远，甚至不及我国在90年代初的水平。至于劳动生产率等指标，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有相当差距，有些指标甚至不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因此，建立在软约束投资与银行贷款支撑下的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具备了后劲乏力的低效的特征。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非均衡战略在中国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中国继续执行非均衡战略，那么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而导致的有效率需求不足和低效率将是经济状况的常态，经济增长的源泉被阻塞了。
（三）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和人的生存质量的下降
大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外在环境，人类的发展体现为不断地向自然索取生存资料的过程，只有这个外在环境能保持其对人类的供给力，人类才能谈及生存以至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这个外在环境遭到了破坏，不仅影响到当代人的生存质量，甚至已经威胁到人类的长期生存。发达国家认识到环境与生态的重要性是在20世界60年代。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首先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环境问题，1972年世界环境大会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议题，从此，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一个热门话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可持续发展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观念层次，至于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具体实施还没有成熟的理论体系，因此，世界各国普遍表现出具体实践和观念的脱节。
我国是较早认识到环境和生态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自1994年我国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以来，中国积极有效地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可持续发展的各个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世界银行2003世界发展报告》就特别提到中国近年城市污染大大减少，环境改善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但是，尽管成绩可观，但是总体情况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局部有所改善、总体仍在恶化”，目前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很尖锐，主要表现为森林减少、沙漠化加剧、水质污染、大气污染、垃圾污染等五个方面。有人把这种发展方式形象地称为“牧童经济”，就是只管牛儿吃饱、不管牛儿把草全吃掉，这种对自然的粗放式开发利用，与前面所述及的经济效率的低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表象，其后果就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环境承载的能力在下降，未来的发展前景勘忧。同时，人们生存在一个污染严重的环境下，尽管经济条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生存的质量却大大下降了，洁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源、浪漫田园风光对很多地方的人们来说已经成为了历史。
（四）差距的拉大：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累积
非均衡战略下一个最为明显的问题是收入差距的拉大，这涉及到居民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阶层差距等多个层次与环节。尽管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些差距的认识有乐观派与悲观派两种不同观点，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差距越拉越大了。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总体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二是贫富差距结构呈鲜明的群体性特征，例如农民的群体性贫困、城市贫困群体、地区贫困群体等。三是体制、政策因素和腐败现象对收入差距的巨大影响。这三个特征，使得当前我国的贫富收入差距累积了明显的社会不稳定因素。首先，中国是一个在历史文化上信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度，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大都源于贫富不均；其次，群体性的贫困易于造成地区冲突、民族矛盾；第三个原因的存在使党的威信被降低，也是“仇富”现象在近期不断加深的重要原因。
（五）哲学和人文层面的思索：人性异化为物质的奴隶与文化的虚无主义
在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宏观环境下，人们的一切行为的价值判断都从以货币为目标的实用主义出发，“一切向钱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是很多人标榜的价值观点，同时又是很多学者强烈谴责的对象。但是，自那以来，这种价值观日渐占领了人们的心灵阵地，人成为物质之役，成为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虔诚信徒，这种将人置于物质之后的“以物为本”完全倒置了人类与外在主客关系。在这个前提下，人类的最高追求境界——精神世界停留在世俗的层面，“灵魂被放逐”，虚无主义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人类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迷失了自己。
三、非均衡发展战略到和谐发展
非均衡发展的对面是和谐、协调发展。在探寻万物生成机理及其内在统一性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和谐乃是万物生成的内在机制。关于协调、和谐的哲学思想由来已久且最早见于中国，从《周易》以来，和谐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髓，人类几千年的社会实践，尤其是近百年的科学实践揭示了：和谐和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这个规律同样也适应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
和谐发展强调“以人为本”，和谐的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以人为本”的提法强调的是人对世界的能动性、主动性和人的自我发现不同，现在重新提出“以人为本”，针对是人为物役的以GDP为中心的极端化，强调人从物质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要关注入的发展，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目标。
和谐不是纯粹的均衡，纯粹的均衡是不存在的。从哲学上来说，和谐是日益接近但永远不能实现的极限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还是从经济、社会、自然的关系上以及经济内部，各个构成部分的差别能够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并且日渐走向合理化，从而尽量减少各个构成因子之间的摩擦系数并尽量增强各因子之间的相互支持度，从而达到一种和谐和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最终结果，就是人类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实现了全面的小康社会。
［收稿日期］2004-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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