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玉门关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玉门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故玉门关与新玉门关
《汉书地理志》敦煌郡龙勒县班固注云“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史记·大宛列传》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玉门关在（龙勒）县西北一百十八里。”殿本《元和郡县图志》及《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俱同。敦煌石窟保存的晚唐抄本《沙州志》（S.788）及五AI写作本《寿昌县地境》（散1700）和《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P.2691）亦载此关，但将距寿昌城里数误作“一百六十”[①]。此关建于西汉武帝时，约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即公元51年。说见后），史称故玉门关或古玉门关。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瓜州晋昌县下载“玉门关在（晋昌）县东二十步。”[②]此为唐人著录的另一玉门关。此关在故玉门关东450余里，因置于故玉门关之后，可称新玉门关。五代与北宋，玉门关似又东移，属唐以后事，本文暂不枝连。
以上两所玉门关，建立有先后，位置分东西，虽同名而并不相混。世人熟知者为旧玉门关，至于新玉门关，其建置年代及所在位置多不甚了然。古代史籍及古人诗文多有言及“玉门”或“玉门关”者，由于世人对新关不甚清楚，或以旧关释之，或以酒泉郡玉门县释之，既乖于地望，复谬于史实。盖皆由莫辨二关地望之异、东西之别，不得要领，姑妄言之，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学及我国文学史上一桩悬案。
近百年来，不少学者发现了问题，乃从事于新玉门关之考证。但诸说不一，迄无定论。余近年从事瓜沙历史地理研究，认真研读诸家论述，进一步通过实地考察，加以验证，有些新的见解。不敢自以为是，写出来就教于方家。
二、前人对新玉门关址的推测
新玉门关址的位置，明清以来有三说：
1.说在“故瓜州西北一十八里”。此说见《大明一统志》卷三十七〈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关梁〉条。
2.说在今安西县东百余里之双塔堡东北。此说以陶保廉为代表，见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五“十一月初九日”记事。
3.说“唐初玉门关在瓜州（宇按，此指锁阳城）西北五十里之瓠芦河上。后迁至瓜州城近处。”此说以严耕望先生为代表，见严耕望著《唐代交通图考》卷二，436-440页。
以上三说，《大明一统志》之说并未引起人们重视；严耕望先生之说，虽倾向于在锁阳城西北，但亦疑在窟窿河下游之双塔堡东，又疑在小王堡（当地称小宛堡）之西，还提出了初唐以后移关于瓜州城近处的推测。数疑俱存，未作决定。唯陶氏之说影响最大。林競《西北丛编》[③]、闫文儒《敦煌史地杂考》及《河西考古杂记》[④]等文都对陶说加以推介，或又进而有所申论。闫文儒先生作为考古专家而又亲赴双塔堡一带考察，著文肯定陶说“最为可靠”。其文为今时学者频频引用，或又加以阐发，影响颇大。1992年出版的《安西县志》则迳指双塔堡为唐玉门关。于是陶氏之说几成定论矣。
陶氏于所著《辛卯侍行记》卷五之〈十一月九日〉记云：
“初九日，卯出布隆吉尔堡东门，绕向西。二里，出旧城北门。三里，过小河，即布隆吉水也（原注：“发于城西南三十余里柳湖之七星泉”），北有草滩。四里，上小坡。三里半逾一渠，迆北曰权家堡。四里半，道北有远树（原注：“问是潘家庄”）。六里，月牙湖墩（原注：“南有草湖，野马沟所潴也”）。十四里过窟窿河（原注：“蒙古称札噶尔乌珠，水出土胡卢村南，相传水中多有大穴，西北流。”）唐时玉门关迁此（原注：“岑参《苜蓿烽寄家人》诗：‘苜蓿烽边逢立春，胡卢河上泪沾巾。闺中只是空相忆，不见沙场愁杀人。”注云‘玉门关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胡卢河上狭下广，洄波甚急，上置玉门关，西域襟喉也’。又，《元和志》：‘晋昌县东二十步有玉门关’）。今堡空无人（原注：‘雍正六年筑，周一里一分’。）把总及土民二十余家均在堡外。”
陶氏推测的唐玉门关在布隆吉堡西37里，双塔堡东北，当土胡卢河与疏勒河会合口之西侧。其西南之双塔堡，陶氏推测为唐之晋昌县故址。陶氏的推测，并非由于发现了唐晋昌城及玉门关遗址确在于此的证据，而仅仅是根据《元和志》所载瓜州治所晋昌县东去肃州、西去沙州的里程作出的比定。《辛卯侍行记》卷五〈十一月初八日〉自注中有如下的说明：
“《元和志》：‘瓜州晋昌县本汉冥安县，东南至肃州四百八十里、西至沙州三百里。’今肃州至安西州六百六十里（宇按，清安西州城即大湾旧城，在今安西县城东北三里，城垣仍存。）又西至敦煌即唐沙州二百七十里。乾隆时，考古者以安西州西南六十里之瓜州口为唐瓜州（宇按：此指今六工村西之破城子），则东距肃州逾七百里，西距沙州祗二百一十里，较《元和志》所言相差太远。俞浩《西域考古录》疑之，以布隆吉为唐瓜州，继又云“在双塔堡”，则近似矣。盖布隆吉东距肃州五百里，较《元和志》多二十里；其西距沙州四百三十里，较《元和志》多一百三十里，左右未均。若双塔堡，则距肃距沙较《元和志》各多数十里。近代，有司定驿程，报部之数，率浮於实量之数。以是核之，双塔堡之去肃、沙，与唐瓜州之东西二至道里不甚悬殊也。”
从陶氏的说明中可知，把唐晋昌县城定在双塔堡，除了东距肃州、西距沙州里程“不甚悬殊”之外，别无其他证据。陶氏根据肃、瓜、沙三州里距之比定而作出的推断其实并不可靠。岑仲勉先生指出：
“按依《侍行记》所载，双塔堡至安西一百十三里，再加安西至敦煌二百七十里，共三百八十余里，比《元和志》多八十余里，而肃州至双塔堡五百廿二里，比《元和志》祗多四十里，仍是左右未均。况古地理书传久失真，里数多误，《元和志》亦所不免。总须旁证他说，方可得其通。《通典》一七四“瓜州东至酒泉郡五百二十六里……西至敦煌郡二百八十里。”又依本篇（宇按，“本篇”指明佚名《西域土地人物略》）校正道里，肃州至瓜州应五百九十里，瓜州至沙州二百六十里，前者比《通典》多六十五里，后者比《通典》少廿里，未见得双塔堡之比定较优。”[⑤]
问题尚不止于此。尤其让人生疑的是双塔堡处既无古州县城址及瓦砾陶片散布，附近又没有汉唐州县城必有的同时代墓葬群。据乾隆初《重修肃州新志·柳沟卫册》记载，此城系雍正六年所筑。时在双塔一带驻军，置千总衙门，因筑堡城，遂有双塔堡之名。此堡规模不大，同书、册记云：“城周围一里一分零，高一丈八尺，宽一丈七尺。南北城门二座，各有城楼。”督工建造者为吏部文选司郎中马尔泰及光禄少卿汪隆。筑堡之时，此地并无古城遗址，仅其西三里及六里处小山上各有故烽火台一座，督工者汪隆有《双塔堡》诗云：“塔影参差旧迹荒，营屯卒伍启新疆。雪烽南耸当山阁，红日东来照女墙。草色满郊千骑壮，河流双汇一川长。幽情更爱禽鱼盛，闲向溪林钓猎忙。”（《重修肃州新志·柳沟卫册·文艺》）近处景致提到了“塔影旧迹”，“河流双汇”以及“草色”、“禽鱼”、“溪林”；远处景致则说到了“雪峰南耸”、“红日东来”。却不曾提到此地有古城废垣。若当地本有古城废垣，正堪凭添今昔兴替之慨，诗人岂能漠然放过不著一字？闫文儒先生到此作考古调查，除见到清雍正六年新筑的双塔堡城之外，也未发现古城及古墓葬群遗址。向达先生指出：“唯今双塔堡、乱山子一带仅余古烽墩二，其他遗迹悉化云烟，关址所在，疑莫能决”。[⑥]可见陶氏之说，并不足视为定论。
另一方面，从唐代瓜伊驿道经行路线进行评量，玉门关亦不合置在双塔堡。
唐代瓜伊二州驿道，是从瓜州城（今锁阳城）向西北，115里抵常乐县城（今安西县六工村破城子）[⑦]，北入莫贺延碛路（又名“第五道”，见敦煌遗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新井驿”、“双泉驿”等条），又西北785里抵伊州（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⑧]。唐之玉门关，即置在瓜州往伊州驿道之首途——瓜州城至常乐城之间，唐僧慧立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玄奘西行求法，行抵瓜州，“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庐河，上广下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又记玄奘“与少胡夜发，三更许到河，遥见玉门关。去关上流十里许，两岸可阔丈余，傍有胡桐树丛，乃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过。”此云玉门关在瓜州城北50余里。按常乐县在瓜州西北，伊州又在常乐县西北。就驿道取向来说，玉门关当在瓜州城的西北为是。而双塔堡则在瓜州城的东北方向100里[⑨]。一则方位不合，二则里程过于悬殊。自瓜州城往常乐县直趋西北为程115里，若绕道双塔堡再赴常乐以入莫贺延碛路，其行进路线则是先东北、再西南、又西北，里程远达270余里，枉作转折，劳力耗时，有何必要？退一步说，若从双塔堡直指西北不再绕道常乐而径趋伊州的话，就地形论之，则当自双塔堡直插红柳园（唐乌山烽）入莫贺延碛路。然而双塔堡至红柳园间二百余里，从唐至今皆无通行驿路，漫漫戈壁，既无水草，亦无驿站，行旅无所补给，故汉唐以来无就此道而行者。由此可知，作为“西境之襟喉”、瓜伊驿道“路必由之”的玉门关，必不置在并不当道的双塔堡。
三、新玉门址的重新考定
近年来，笔者在对瓜沙历史地理考察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概念，即：唐玉门关必置在瓜州城至常乐城（即锁阳城至六工村破城子）之间，位置当在锁阳城的西北而非东北。推测其所在，当在锁阳城、北桥子及踏实乡破城子之间三角地带范围内。于是我把这一三角地带确定为重点考察地段。这一地带如今大部分退化为盐碱荒滩，古代遗址颓毁严重，高地遍布卤壳圪垯，低地沮洳泥泞。汽车不易通行，步行亦甚艰难。我多次进行踏察，仍不免多有遗漏。因此提请安西县博物馆的朋友注意这一地带，建议他们在这一地区注意查找。1996年8月，我又去安西考察，同安西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宁瑞栋处长谈到唐玉门关遗址问题，他很同意我上述的看法，并回忆起桥子乡西北15里马圈村西有两所相近的古城遗址，正处在我所指出的三角地带重点考察地段之内。
8月15日下午，我同宁瑞栋处长、潘发成工程师及安西县博物馆李春元、李旭东同志一同趋车前往察看，果然是两座大小不同又错落毗邻的两所古城遗址。
小城筑在一古河道西岸。东西二垣各长60m，南北二垣各长68m，平面占地4080m[2]。东垣下临古河道，由于河水侵蚀而大段坍毁。另外三面即西、北、南垣外有护城壕环绕。城内西南隅间隔出一小型子城，北墙及东墙各长19.5m，子城平面380m[2]。此城四面城垣及子城墙垣绝大部分已坍毁成土垅形，残高2.5m。仅北垣东端还残存一段夯筑原墙。残长4.4m，残高82cm，顶宽1.4m，夯层厚15cm（图版一）。宁处长回忆其十余年前多次到此，此墙尚高约4m，长、宽亦倍于今。十余年来，牛擦羊刨，毁坏益甚。
小城西南30米许（合二十步），有一大城，东垣因临河水浸，全已坍毁；南、西、北三面城垣犹存土垅。余步测其西垣长约260m，南垣长约220m，城址呈长方形。平面占地约57200m[2]（图版二）。如此规模，在汉唐时期之河西地区，相当于县级城址[⑩]。城址内外盐碱侵蚀严重，卤壳累累、遍地荆棘，一如小城状况。
以上大小不同的两座城址，东西错落相邻，乍见之际惊喜异常。忽忆《古今图书集成·方舆典·陕西行都司肃州卫古迹汇考》云“晋昌废县，在故瓜州北。本汉宜（冥）安县，属敦煌郡；隋改常乐县；唐改晋昌。”及《元和郡县图志》“玉门关，在（晋昌）县东二十步”之语，揆以二城规模之大小，次居之方位、靠近之距离，唐之晋昌县城及玉门关城蓦然闯入眼前！数年来，余一直寻找而不见踪影，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今日幸从宁瑞栋先生指点中得来，奔波劳累立时顿消。
小城在大城东北“二十步”，正是唐玉门关城。城内西南隅之子城，当为关官衙城。城东古河道，必即玄奘所说“上置玉门关”的“瓠庐河”、岑参诗注中的“胡卢河”。此河从小城东南26里东坝滩乱泉处发源，发源处西南15里即锁阳城（唐瓜州城）。西流10里抵南坝（在堡子村南4里，锁阳城北12里），折西北7里过头坝南侧，又西北10里至马圈村南，又西2里抵马圈村小古城（唐玉门关城）东南，北过小古城东侧，折西北，穿过平湖、蘑菇槽及野糜子湖，抵截山（唐常乐山）南麓计20里；沿山南麓向西南流，24里至青山子入黄水沟。又西南流18里至八楞墩（汉——唐烽火台）南；继沿山南麓西南流，18里过双墩子（唐烽火台）南；又西南21里至牛桥子；又西南5里至土墩子南（土墩子为唐宋佛塔）；又南17里抵芦草沟峡谷南口，此峡即常乐山与悬泉山分界沟；西北穿山10里抵峡谷北口；北流18里，至阶亭驿南，折向西北，22里至T.37.e烽燧（即唐代之廉迁烽，地理座标：X16702.8，Y4484.25）；过汉长城，又西北2里散入沙碛。此河全长220里。这条古河，由于都河引水干渠废弃，水源顿减，上游自源头抵平湖一段，河水断流，河道废湮，面貌改观；其中游因得到沿途诸泉补给，尚未断流，但水量甚小，至土墩子以下，水量稍增；下游在芦草沟北口之东北三里许渗入地下。此下尾闾段亦断流无水，河道废毁变形，宽窄不一。所幸者在于，通过考察，这条具有历史地理意义的古河道毕竟得以复原。
复原后的这条古河，又正好同敦煌遗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原编于武周万岁通天元年，开元以来续修）所载之“苦水”恰恰相合，实为同一条河。今引《图经》所载原文，别加对照解说如下：
“苦水 右，源出瓜州东北十五里（宇按，即今东坝滩乱泉处，东南距锁阳城正好15里），名卤涧水。直西，流至瓜州城北十余里（宇按，即今南坝段，南距锁阳城12里）；西南流一百二十里，至瓜州常乐县南山南（宇按，此指自南坝抵牛桥子段，长120里，但自南坝至野糜子湖共39里一段，实为向西北流。至野糜子湖抵常乐山南麓，此水由于受到山体的阻挡，才不得不随着山体的走向折向西南流。从野糜子湖西南流至牛桥子，长81里。合前39里共120里。《图经》未细述，大略而言，谓之“西南流一百廿里，至瓜州常乐县南山南。”牛桥子北临瓜州口子，循瓜州口子直通山北六工古城，即常乐县城。与《图经》所记正合。）号为苦水（严耕望先生云：“余颇疑‘苦’为‘瓠庐’之合音。”见严著《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439页注。严说至确。苦水，正是玄奘夜渡的瓠庐河。苦，溪纽（K‘），姥韵；瓠，匣纽，模韵。溪、匣二纽古可通，如瓠从‘夸’，本溪纽，至今不少方言仍读溪纽，音K‘u。瓠庐（K‘ulu）二字急读合音正作‘苦’（K‘u）。瓠庐二字，余疑当是突厥语旧名‘喀刺’之译音，原义为“黑色”。既写作‘瓠庐’，遂引起葫芦形状之联想，《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谓‘上狭下广，洄波甚急’是也。又此水上游土地，约在唐高宗末期已趋盐碱化，水质变苦，遂又就‘瓠庐’二音合并简化为‘苦’，既保留了‘喀刺’（即‘瓠庐’）原音的影子，又有了表明水质的含义。但是，几经变名去‘喀刺’（黑色）本义愈来愈远，后人竟不悟苦水即瓠庐河矣。）又西行卅里入沙州东界故鱼泉驿南（此指今牛桥子至土墩子段。今依实校之，‘卅’当为‘五’字之误，“南”字当为“北”之误(11)；西北流15里入常乐山（宇按，此指今土墩子以西至芦草沟峡谷南口段）；又北流，至沙州阶亭驿南（宇按，阶亭驿在芦草沟峡谷北口之北18里。地理座标X16706.2，Y4470.15），即向西北流；至廉迁烽西北（廉迁烽即T.37.e烽燧，地理座标见前），廿余里散入沙卤（此指阶亭烽至长城北之尾闾段，长24里）。”
此记苦水源头在“瓜州东北十五里”，“直西、流至瓜州城北十余里”，“西南流一百廿里至瓜州常乐县南山南”，以及“西北流……入常乐山”，“又北流，至沙州阶亭驿南，即向西北流”，“至廉迁烽西北，二十余里，散入沙卤”等，与马圈城东之古河道一一吻合，必系同一河流无疑。因知此河唐初名瓠庐河，武周时期名为苦水。航片显示，锁阳城往马圈小城确有古道遗迹。其道，出锁阳城北门，向西北有一凹槽，即古驿道之切迹，经平头树村东向北，抵黄水沟（古渠遗址），又西北过黄水沟抵马圈小城。自锁阳城抵马圈小城为24里；北过苦水（即瓠庐河），西北抵截山子南麓土圪塔湾（截山子自东北趋西南，长150余里，即唐之常乐山），此处有古烽火台遗址，残高1.5m。自马圈小城抵土圪塔湾17里（土圪塔湾向北有小道，循峡谷入常乐山，峡谷今名桥子口子；循峡谷向西北亦可出山），驿道则由土圪塔湾向西，沿常乐山（截山）南麓，经青山湖南侧，又西至八楞墩46里。此墩为汉——唐烽火台，残高12m，疑此烽或即唐之苜蓿烽。岑参《题苜蓿烽寄家人》诗“苜蓿烽边逢立春，胡芦河上泪沾巾”当是写这一段旅程。自玉门关抵八楞墩63里，可一日程。从八楞墩向北入常乐山，又有峡谷通山北，今名十工口子，自南口抵北口，长11里。又从北口向西北，31里抵六工破城，即唐常乐县城。自瓜州城由此路向常乐城，今里为程129里（24里+17里+46里+11里+31里＝129里），折合唐里为115.2里(12)，与《元和志》、《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及《太平寰宇记》所载常乐县去瓜州“一百一十五里”正合。
或问：此既推断马圈小城为唐玉门关，锁阳城为唐瓜州，但锁阳城抵马圈小城仅24里，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云瓜州城北“五十余里，有瓠庐河，上置玉门关”之语颇不合。岂有说乎？余曰：瓜州城（锁阳城）正北40里（折唐里不足36里）即常乐山。查此山中，峰峦交错，山谷零乱，绝不见河道踪迹。瓠庐河安得横陈山中？以实校之，谓瓠庐河及玉门关在瓜州城北“五十余里”必误无疑。度其所误，不外二因：其一，“五十余里”本是玄奘闻之于“人或报云”，容有不实，何必定准？近人信以为实，曲为之解。据“与少胡夜发，三更许到河”之文，以为夜间行走较慢，三更计6小时行进50多里可信。然而《传》云“夜发”，岂必日落即发？玄奘西行，本系偷越，冥祥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所谓“国家法，私向外国，罪名极重。”故知玄奘出发之时自应在夜深人静之后，古人云“人定亥，夜半子”。亥时为夜9、10点钟；子时即三更，为夜11、12点钟，假设夜10点多钟动身，12点（三更）到河，两个多小时夜间行走谅不过20余里，同锁阳城抵马圈小城24里正合。其二，颇疑“五十余里”，本作“二十余里”。“二”讹作“五”，故今本作“五十余里”。古籍“二”、“三”、“五”形近互讹之例何烦悉举？“二”字上下横画之间若有墨污，颇易释作“三”或“五”。今锁阳城北抵截山子仅40里，西北抵马圈城及瓠芦河仅24里，用以校正《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谓“五十余里”，正应作“二十余里”。《明一统志》“玉门关在故瓜州西北一十八里。”方位正确而里距略短，但较《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接近实际，值得参考。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考证唐玉门关方位固然十分可贵，但是，其中也的确存在着若干不实之词。“五十余里”之不实，可据瓜州城（今锁阳城）北距常乐山（今截山子）唐里不足36里之实予以勘正。或以为原文本为“二十余里”，传写致误，谬不出自玄奘亦属可能，但下举之谬，必出自玄奘口述无疑：
《传》云瓠庐河“洄波甚急，深不可渡。”唐僧冥祥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亦有此语，一字不变。此诚大言夸张，去实远甚。按瓠庐河水源出“瓜州东北十五里”众泉出露地带。此处泉流，乃是疏勒河及都河（自昌马口引疏勒河水向西北抵瓜州城的人工干渠）渗漏入地二次露头之水，水量有限；此河上中游皆在截山以南，这一带，为细土平原，地势较低，坡度平缓，河流缓慢，河床下切不深，瓠庐河何至于“洄波甚急，深不可测”？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本文证之，亦知此河并不“深”、“急”。《传》云玄奘与一少年胡人三更许至河，“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过”。设使水深流急，仅以二人之力更在暗夜之中摸索操作，岂能遽而成桥？试问，二人在丈余宽的河上架桥，此桥又足以承受马足、不至踏穿陷蹄，需要砍伐几多丈余长的树干，需要芟刈几多树枝杂草，需要挖掘、搬运几多土方？二人短时间居然能在丈余阔的河上架桥“驱马而过”，吾知此河绝非“洄波甚急，深不可渡”。宋程大昌曾指出：“僧玄奘《西域记》，乃言五印度境周九万里，一何荒诞之甚也”(13)。此云瓠庐河水深流急，亦夸大之辞，饰言西行之艰难而已。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之所云，岂可尽信哉！
四、新玉门关建置年代
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最早对新玉门关的位置作出明确（但欠准确）的记载，百余年后，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又一次指明位置，知此关存在于唐代无可置疑。然而此关并非唐代始建。《隋书·地理志》敦煌郡常乐县注已指出常乐县“有关官”。隋常乐县故址即唐晋昌县。《新唐书·地理志》瓜州晋昌县条指出，晋昌县本隋常乐县，“武德五年更名”，所谓“更名”，乃谓仅改县名，未移治所。余意前述马圈村西大小二城之大城即隋常乐县，故晋昌城。向达先生早已指出：“隋常乐有关官，其治所为玉门关无疑也。”又引《隋书·西突厥传》云：
“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宇按，即今哈密市北巴里坤山及哈尔里克山）。高昌王麹伯雅上状，帝遣裴矩将向氏亲要左右（宇按，向氏本中国人，嫁西突厥泥利可汗，生子达漫，继位为处罗可汗），驰至玉门关晋昌城。”
向先生指出，“《隋书》亦云玉门关晋昌城，是自长安西去，必先至玉门关而后抵晋昌，与《元和志》所记合”(14)。今验以马圈村西二古城，小城居东北，大城居西南，二城相去20步，据《元和志》玉门关在晋昌县东二十步之语，知东北小城即隋玉门关，西南大城则为隋常乐县，唐代改常乐为晋昌，玉门关则沿置未改。如此看来，新玉门关隋代已确乎存在。
法国汉学家沙畹著《斯坦因在东土尔其斯坦沙漠所获中国文书考释·序论》中提出汉武帝太初年代以前的玉门关在敦煌以东的新说，我国王国维先生在《流沙坠简·序》中亦赞成沙畹之说。向达先生著《两关杂考》驳之(15)，沙畹之说已被否定。最早的玉门关为西汉所置，在敦煌西北确然无疑；后来玉门关东移，也已是学界公认的事实。问题是玉门关何时东移，至今尚未解决。向达先生虽指出隋代的玉门关已在常乐县东，并不认为东移的玉门关始建于隋代。他认为“玉门关之东徙与伊吾路之开通当有关系”。接着他引证《周书·高昌传》及《北史·高昌传》关于伊吾路的记载，以及《晋书·吕光载记》和《晋书·凉武昭王传》已透露玉门关在敦煌以东的信息作出推测道：“玉门关之东徙，或者即在典午末叶，五凉鼎盛、伊吾路开通之际亦未可知也”的推测，可惜此论未引起学者足够的重视并沿着向先生的思路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讨论新玉门关建置年代之前，有必要首先弄清旧玉门关废弃于何时。这是由于就其呵察职能、关名及关址移动来看，新玉门关乃是旧玉门关的递替。旧关不废，无又置新关之理；西址不废，亦无更建东址之理。由此推之，新关之置，必在旧关罢废之后，二者不得并时两存。弄清旧玉门关罢废的时间，也就为新玉门关始建的上限找到了极限，同时，也为新玉门关的建置找到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
东汉建国初期，忙于内战及内政，“未遑外事”，无力西顾。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十月“诏罢诸边郡亭候吏卒”（《后汉书·光武帝纪》）。敦煌郡边塞的宜禾、中部、玉门、阳关四都尉皆当奉诏一时而罢。但玉门关作为呵察出入的关卡容或继续存在。至建武二十七年，朗陵侯臧宫与杨虚侯马武上书请伐北匈奴，光武不听，曰：“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乃“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见《后汉书·臧宫传》。这就是说，在“罢诸边郡亭候吏卒”五年后，才关闭玉门关。自西汉武帝以来存在140多年的古玉门关，在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终被罢废。那么新玉门关的建置，必在是年以后。
伊吾路的开通，肇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十六年春二月，遣太仆祭彤出高阙，车骑都尉窦固出酒泉，驸马都尉耿秉出居延，骑都尉来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窦固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伊吾庐城。”此役，汉军曾越过天山，追虏至蒲类海（见同书〈窦固传〉），又于同年“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见《后汉书·西域传》）。表明这一年伊吾路已基本打通。
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窦固大军再次北征，出昆仑塞，经伊吾、逾白山、过蒲类海、破车师，又在车师前后部置西域都护、戊校尉与己校尉（见《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七年条）。至此，伊吾路则全线贯通矣。不过东汉之世，此道不称伊吾道而称“新道”，《三国志·乌丸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云：“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宇按，五船，即“莫贺延”之西汉译音，指莫贺延碛(16)，到车师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此所谓新道，也就是《汉书·车师后城长国传》所载西汉元始二年戊己校尉徐普欲开而终西汉之世竟未开通的“新道”（后世亦称“五船道”）；《北史·西域传》始名伊吾路；唐代则称“莫贺延碛路”，又称“第五道”。此道比起白龙堆道，里程几近一半，又避开了白龙堆险途，沿途且多水草，方便易行，理所当然的取代了白龙堆道成为东汉与西域交通往来的主要通道。《后汉书·西域传》所载西域诸国除鄯善、拘弥、小宛、精绝数国之外其余条支、安息、大秦、于阗、疏勒、车师等二十余国多由此路而通中国。在这条道路通往内地的要扼之处设关稽查自然被提到日程上来。新玉门关的设置，便是这一形势需要的产物。而新玉门关的出现，恰好正是在永平十七年。
《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十七年冬十一月，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逐入车师”。《后汉书·窦固传》记此役则曰：“复出玉门击西域。”这里说的“玉门”，正是昆仑塞东南九十里、北临伊吾道，西接酒泉道的新玉门关(17)。前人由于对新玉门关的认识模糊，误以为指酒泉郡的玉门县。但两汉时期酒泉郡玉门县在今玉门市北部的赤金堡，西距昆仑障450里，既远离伊吾道，又不属敦煌郡，与实际是从敦煌境出塞殊不相合。又据悬泉置出土“酒泉郡驿置道里简”载：“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此简编号90DXT102[2]，见何双全《敦煌悬泉置和汉简文书的特征》一文），可见从玉门县向西只有通过渊泉县进入敦煌郡境的驿道，并没有折向西北斜插伊吾的道路。对于窦固大军所出的“玉门”，没有理由判断为酒泉郡的玉门县，据理缘情足以判断为新置不久的东玉门关。〈窦固传〉永平十七年“出玉门”的记载，恰恰透露了东玉门关确已建立的消息。
综观《后汉书》的有关记载，东玉门关的建立，除了同伊吾道的开通有关，还应同“使护西域”中郎将的建置有关。〈班勇传〉云“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将居敦煌。”这位“初遣”的中郎将不是别人，乃是郑众。〈郑众传〉记郑众被“召为军司马，使与虎贲中郎将马廖击车师。至敦煌，拜为中郎将，使护西域。会匈奴胁车师围戊己校尉，众发兵救之。”考郑众受命为军司马与马廖击车师及改任中郎将，即在永平十七年。由于上年伊吾道已基本开通，故永平十七年击车师的大军皆从敦煌东境昆仑塞循伊吾道北出，并不经过敦煌。所以郑众实际上是刚到敦煌郡东境便接到了任为中郎将“使护西域”的任命。只因昆仑塞属敦煌郡地，所以〈郑众传〉泛言之曰“至敦煌”。又〈耿恭传〉记范羌迎耿恭自疏勒城东归，“虏兵追之，且战且走。吏士素饥困，发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随路死殁，（建初元年）三月至玉门，唯余十三人，衣屦穿决，形容枯槁。中郎将郑众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李贤注云：“玉门，关名，属敦煌，在今沙州。臣贤按，酒泉郡又有玉门县，据《东观记》曰郡‘至敦煌’，明即玉门关也。”李贤根据《东观汉记》“至敦煌”的记载，正确地指出此所谓‘玉门’实为玉门关，可谓卓识。然而以为此关在唐之沙州为西汉之故玉门关，则又失之误断矣。耿恭被困的疏勒城在天山以北车师后部境内，并非龟兹西南的疏勒国。耿恭自车师后部疏勒城东归，本来有三条路线可走，一是沿天山北麓东行，南过天山，经伊吾入昆仑塞；二是从车师后部南越天山抵高昌壁，折东经伊吾屯城、东南入昆仑塞；三是从车师后部南抵高昌，折向西南，抵焉耆，复折东，沿孔雀河北岸东行，过蒲昌海（罗布泊）北岸，又东过白龙堆抵旧玉门关。其中，经焉耆东抵旧玉门关一道，由于数月前“焉耆与龟兹共攻殁西域都护陈睦、副校尉郭恂，杀吏士二千余人”（见《后汉书·西域传》），叛而未服，道路不通，〈班超传〉所谓“会陈睦之变，道路隔绝”是也。耿恭以其孱弱残兵必不敢取此道。其次，又可取南下高昌壁、东趋伊吾一道而归。由于汉朝王蒙及皇甫援等部大军数月前攻破交河，“北虏惊走”，车师前王复降，叛乱已被平定，而且王蒙等军亦由此道东归，道路平静安定。耿恭等若取此道则不至于有“虏兵追之，且战且走”、“随路死殁”的遭遇。可知耿恭东归未取上述二道。至於沿天山北麓向东，复南逾天山，经伊吾入昆仑塞一道，其天山北麓一段属匈奴呼衍王领地，所以有“虏兵（指匈奴兵）追之”，不得不“且战且走”、“随路死殁”。故知耿恭东归必由此路无疑。由此路翻过天山到达伊吾屯区，终于摆脱“虏兵”的追击，而从伊吾屯城向东南，沿途设有烽戌（今哈密东南格子烟礅，及安西县西北路的大泉墩、红柳园墩、白墩子等皆东汉故烽火台），耿恭等必由此路入昆仑塞，又东南90里即抵新玉门关，受到中郎将郑众的接待慰问。从郑众“至敦煌”（实为至敦煌郡东境。说已见前）拜为中郎将“使护西域”及在“玉门”（实为敦煌东境的新玉门关）为耿恭等“洗沐易衣冠”来看，中郎将郑众的驻地应即在新玉门关。甘肃省考古所简牍室主任何双泉先生告余，1990—1992年在敦煌市悬泉置掘得汉简近两万枚，西汉至王莽时简绝多，而东汉简寥寥无几。余则以为，此中正透露出东汉时旧玉门道突然冷落、而被新玉门道（伊吾道）取而代之的消息。前云除拘弥、鄯善、小宛、精绝数国外，其余西域二十余国皆多由伊吾道而通中国，亦可由此到印证。《后汉书·西域传》谓，车师“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西）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从而可见伊吾路的重要意义。新玉门关在昆仑塞东南90里，北临伊吾路，东接酒泉路，扼枢纽之关键，又背依内郡，外通西域，“使护西域”中郎将郑众设衙于此甚为适宜。从郑众在新玉门关接待耿恭还国来看，新玉门关又当是郑众驻衙之地。
总之，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新玉门关既是为伊吾道而设的关卡，也是东汉“使护西域”中郎将的衙府。从上述数宗史料所透露的信息来看，都表明新玉门关应置于东汉永平十七年。
五、文献中涉及玉门关地望之辨正
余既考旧玉门关废于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新玉门关置于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那么，势必引起涉及新旧玉门关若干史料及诗文的重新认识。大抵东汉建武二十七年以前凡言玉门关者，皆指敦煌西北之旧玉门关。仅《汉书·车师后城长国传》记五船道“通玉门关”指新玉门关，为班固叙往事而用新地名，为例外；东汉建武二十七年至三国及魏，史料中言“玉门关”或简称“玉门”者则多指新玉门关矣。而诗文中，或指旧关或指新关，两者杂见，不可执一而论；西晋之后，史料或诗文中或指旧关或指新关皆有之，尤不可执一而论。东汉以来史志、诗文涉及玉门关者甚多，何可一一辨之，举其要者，辨之于后，其余或可依例推之。
1.《东观汉记》及《后汉书》两〈班超传〉俱载：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自来解者多以旧玉门关释之。然而永元十二年班超上书时，旧玉门关已罢废49年，敦煌西北之旧玉门关故址容或尚在，却早无玉门关之名。而新关已置26年，屹立于敦煌郡之冥安县境。班超既深知其实，所上朝廷疏中何为用废不用存故为淆乱视听？新关亦在酒泉郡西，自新玉门关往酒泉郡城，中间隔着冥安、渊泉、乾齐、沙头、玉门等五县城，为程约500里。与“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之语同样相合，而且更觉贴切。故知班超所求入者，必指新关为是。
2.《敦煌汉简释文》624、671、764、949、1930、1944诸简，皆载有“玉门关候”，除624号简记为居摄六年（公元前6年），其余简皆缺年代。以余度之，皆属旧玉门关。其年代则不晚于建武二十七年，同书1067、2022等简载有“玉门关”而无纪年，亦当指旧关，同样不晚于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因旧玉门关于建武二十七年罢废故也。《后汉书·车师后王传》东汉阳嘉四年春（公元135年），“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后部。帝以车师六国接近北虏，为西域蔽捍，乃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候、伊吾司马合六千三百骑救之，掩击北虏于勒山，汉军不利。”又《隶续》卷十二载中平二年（公元185年）之《刘宽碑阴》门生题名有“玉门关候……段琰”。上二玉门关候出现在旧玉门关省废之后80多年至130多年，必是新玉门关之关候，而非旧玉门关候。以往皆理解为旧玉门关之关候，当予纠正。
3.《三国志·乌丸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前二道所谓“从玉门关西出”，皆指敦煌西北之故玉门关；后一新道所谓“从玉门关西北出”，乃指敦煌东之新玉门关。《魏略》未辨新旧，不分东西，后人多一概视为旧玉门关，致使“新道”研究歧见纷出。如将“新道”及所经横坑、五船尽推测在旧玉门关之西北，皆误，悉当正之。《北史·西域传》记北魏董琬奉使西域，归而言曰“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亦指此道，所谓“玉门”亦指新玉门关。
4.《晋书·吕光载记》云，吕光自西域东还，“及至玉门，梁熙责光擅命还师，遣子胤与振威姚皓、别驾卫翰率众五万，拒光于酒泉”。此“玉门”，以往史家多以为指敦煌西北之旧玉门关。实则当指敦煌东境的新玉门关。据《晋书·苻丕载记》，吕光平龟兹之后东归，先“至高昌”，高昌太守杨翰以郡降；再“至于宜禾”（此指宜禾县，即西汉之昆仑障，今之安西县六工村古城。说详余《昆仑障考》），最后，“及至玉门”，梁熙始谋闭境拒之。由此知吕光东归之路是从龟兹抵高昌，东经伊吾入宜禾县，又至“玉门”。则此“玉门”必为新玉门关无疑。若吕光所入为旧玉门关，则不合经高昌及伊吾抵宜禾县，更不当从宜禾县，掉头向西奔赴敦煌及其以西的旧玉门关。〈苻丕载记〉载：“吕光自西域还师，至于宜禾。（苻）坚凉州刺史梁熙谋闭境距之……以子胤为鹰扬将军，率众五万距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静、晋昌太守李纯以郡降。”宜禾县在敦煌郡城以东200里。吕光若从旧玉门关而归，必继抵敦煌郡，敦煌太守姚静当即时而降，何待吕光东过敦煌200里后方降？从姚静降在吕光抵宜禾之后加以判断，亦知吕光所至之玉门，必为敦煌郡东部的新玉门关。以往释为旧玉门关者亦当纠正。
5.《魏书·张骏传》记前凉时张骏以“晋昌、敦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其中“玉门大护军”当置在新玉门关，盖承东汉“使护西域中郎将”旧制而稍变其名者。《后汉书·班勇传》：记班勇对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将居敦煌，后置副校尉于车师，既为胡虏节度，又禁汉人不得有所侵扰。”前已指出，初遣之中郎将指“使护西域”中郎将郑众，所谓“居敦煌”，实为居于敦煌郡东境的新玉门关。前凉所置“玉门大护军”应即昉自东汉“使护西域”中郎将而来，亦当驻新玉门关，“既为胡虏节度，又禁汉人不得有所侵扰”，故名“玉门大护军”。以往史家以为“玉门大护军”驻敦煌西北旧玉门关，殆亦误也。
6.隋代涉及新玉门关者较多。《隋书·地理志》载敦煌郡常乐县“有关官”。隋常乐县即唐晋昌县，为今安西县桥子乡马圈村大古城，其“关官”，即玉门关官，驻今马圈村小古城是也。同书《西突厥传》裴矩送处罗可汗之母“驰至玉门关、晋昌城”，即此二城。〈隋高祖纪〉仁寿四年，“尝令左右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薛世雄传〉“以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与突厥启民可汗连兵击伊吾，师次玉门”；〈吐谷浑传〉“帝立顺为主（宇按，吐谷浑主伏允之子名顺，质于隋者），送出玉门，令统余众。”上述所谓“玉门关”及“玉门”，皆指新玉门关，即《隋书·地理志》常乐县之玉门关。
7.唐代史料言及新玉门关者，除前举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及《元和郡县图志》外，又有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十九年（731）唐荣买婢市券》（《吐鲁番出土文书》26-28页），钤有“玉门关之印”三方，为唐开元年代玉门关存在的确证。同墓出土《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益谦等请给过所案卷》（同上书31-38页）载，唐益谦从四镇来到西州，今欲往甘州，“路由玉门关”。开元年代从西州往甘州，驿道是经伊州、瓜州、肃州而达，因知文书中的玉门关，必系瓜州境的新玉门关而非沙州西北的废玉门关。又敦煌遗书S.1438《吐蕃沙州汉人都督书仪》云：“玉关释（驿）户张清等，从东煞人，聚徒逃走，劫马取甲，来赴沙州。千里奔腾，三宿而至。东道烽铺，烟尘莫知。”此云玉关驿户张清等从东煞人，来赴沙州而东路烽铺未报消息，知此“玉关”在沙州之东，又云“三宿而至”，三宿即四天，知此关在沙州东四日程。《唐六典》户部·度支郎中员外郎条：“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四日约280里，与马圈小城至沙州里程相合。亦可为新玉门关在马圈小城提供旁证。此文为吐蕃占据敦煌初期的文书，此时之东玉门关似乎已改称“玉关驿”而不复称玉门关矣。
8.王昌龄《从军行》之七：“玉门山障几千重，山南山北总是烽；人依远戌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诗中之“玉门”，据环境景物考之，当为新玉门关。所写之山，为新玉门关北之常乐山，今名截山（《辛卯待行记》作“尖山”）。此山南北宽10余里，东起双塔水库西岸，西至芦草沟峡，长150余里；又西与敦煌之火焰山、三危山、鸣沙山一脉相连，重峦叠障，延绵三百余里，“玉门山障几千重”指此；从新玉门关向西北去常乐县（今安西县六工村古城）驿道，是从今安西县西南的十工口子向北穿山。诗云“马踏深山不见踪”，正是峡中道路及其情景的纪实；此山南北散布数十座烽燧，所谓“山南山北总是烽”是也。而故玉门关则附近无山，其西北四十里许有乱山子，山体不大，谈不上“山障几千重”；驿道经山南侧而西，不往山北，无所谓“马踏深山”；山南散布有烽火台，但山北为荒漠流沙，自古无路可通，故无烽燧之设，与“山南山北总是烽”亦不合。据实考之，此诗所写之“玉门”为东玉门关无疑。王昌龄《从军行》之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余友宁瑞栋先生以为“孤城”者，唐之瓜州城也，此城孤处戈壁北缘，登城而望，南则“青海长云暗雪山”，北则遥见玉门关。马圈村小古城，距瓜州城二十余里，遥望可见是也。此说切合地望景物，非亲历其地者莫可道之。李云逸《王昌龄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以为指敦煌西北之旧玉门关，环境地望皆不合。而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地理情势与敦煌西北之旧玉门关相合，新玉门关地处细土平原，林草甚茂，绝无黄沙万里大漠气象。岑参于天宝十三载（754年）春末随安西四镇节度兼伊、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至庭州。先任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充安西、北庭节度判官，旋升为伊、西、北庭度支副使，至德元年（756）冬离任东归。诗中有“我来塞外按边储”之句，正是任度支副使时所作。度其作诗时约在天宝十三载冬季（据诗中“暖屋绣帘红地炉”、“腊日射杀千年狐”句可知）。从唐高宗时代以来吐蕃便不断侵扰西域，对敦煌造成威胁。武则天以来在敦煌西境置紫金镇（在阳关西南）及西关镇（在旧玉门关），有镇将率兵防戌，盖将军（闻一多先生以为即盖庭伦），殆即天宝年代之“西关镇将”，《玉门关盖将军歌》说故玉门关（唐之“西关”）“南邻犬戎北接胡，将军到来备不虞”是也。此时值封常清击播仙镇，（即故且末镇，在敦煌西南2350里），军需物资从故玉门关运送，身为伊西庭度支副使的岑参因有故玉门关之行以“按边储”。据此考之，此诗所涉之玉门关，应是敦煌西北的故玉门关。闻一多先生《岑嘉州系年考证》以为指晋昌县的新玉门关，今人多从其说，殆亦未当。
注释：
①敦煌出土唐五代诸种当地乡土志书皆误作寿昌县“西北（或迳云“北”）一百六十里。”盖“
”二字误合为“六”。辗转传抄之间，抄手复在“六”下妄增“十”字，“一百十八里”遂误作“一百六十里。”说详余著《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近期出版。
②今见《元和郡县图志》诸本，如清武英殿本、金陵本、岱南阁本、畿辅丛书本、戈襄校仿明本、通经楼钞本、陈树华抄本等，皆作“（晋昌）县东二十步”。唯清王琦《李太白集注》之《胡无人》诗注云：“《元和郡县志》玉门关在瓜州晋昌县东二十里”，与诸本不同。疑王琦引文有误。
③《西北丛编》为林競1919年3-4月游历西北记行之作，初刊于1920年，近年收入《西北文献丛编》之〈西北民俗文献〉第六卷。
④前文刊于《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5期；后文连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4期及1987年第1期。
⑤岑仲勉《从嘉峪关到南疆西部之明人纪程》。收入《中外史地考证》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0月，638-676页。
⑥向达《两关杂考》。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4月初版，1987年4月重印。385页。
⑦敦煌遗书P.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及《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皆载常乐县东去瓜州一百一十五里。
⑧《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伊州八到”载：“东南取莫贺延碛路至瓜州九百里”。而瓜州至常乐县115里，故知常乐县距伊州为程785里。
⑨《辛卯侍行记》卷五，十一月初九日注云：“（双塔）堡南十五里冰草沟，又五十五里桥子村。”又于“十一月初八日”注云“自桥子南行三十里上达里图，即前明苦峪城也。”上达里图即今锁阳城，唐之瓜州城是也。此载双塔堡抵瓜州城100里。
⑩李并成先生指出：“城址规模是确定城市等第、判定城址性质的重要依据”。又说：“河西汉代县城城廓平面多呈方形或长方形，每边长度多为200-300m，周长一般1000-1400m左右。”见李著《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第一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150页。宇按：北朝及隋唐时期河西县城规模亦如此。
(11)详拙撰《鱼泉驿考》一文。待刊。
(12)以往学者鉴于唐尺仅31.1cm，步为五尺，300步一里，算得唐里合466.5m，小于今里。但《唐六典》、《通典》、新旧《唐书》皆载，唐代度量衡行用大小两制，除“调钟律、测晷影、合汤药及冠冕”用小制之外，其余官私悉用大斤、大升、大尺。程大昌《演繁露》卷七载：“开元九年敕；度，以十寸为尺，尺二寸为大尺。”即大尺为小尺之1尺2寸，合今37.32cm。量地计里悉用大尺，唐一里为1500大尺，合1800小尺，折今制559.8m，比今里长近60米。以敦煌文献所载唐里验之，皆合。如S.788《沙州志》、P.2691《沙州都督府图经略抄》及《寿昌县地境》皆载寿昌城距沙州城120里。寿昌城即今敦煌市南湖乡西北破城子，沙州即今党河西故城。二城相距今里为135里，较唐里多出15里；又P3720《莫高窟记》、S.5448《敦煌录》及莫高窟156窟前室北壁咸通年代墨书题记等皆云莫高窟距沙州城25里。今自沙州城往莫高窟，取戈壁捷路，经东湾及鸣沙山二层台直插莫高窟，亦达28里，比唐里多出3里。如上所举，皆表明敦煌唐里大于今里。依余所定唐里为559.8m计算，锁阳城至六工破城子今里129里（129×500m＝64500m），折合唐里则为115.2里（64500÷559.8＝115.2），与《元和郡县图志》、《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及《太平寰宇记》等所载瓜州距常乐县115里之数相合。研究瓜沙历史地理，里值不辨，则失其准绳矣。
(13)程大昌《考古编》卷八，“外国地里书难信”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缩印。按《大唐西域记》卷二〈印度总述·疆域〉云：“五印度之境，周九万余里。”
(14)以上，俱见向达《两关杂考》，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4月版，1987年4月重印。384页。
(15)同上书392页。文末向先生附记云“此文初稿成于（民国）三十三年二月，三月稍予修正，题曰《玉门阳关杂考》，以方回笔名发表于《真理杂志》第一卷第四期，自页三八九至页三九八。三十四年三月，复加改定，重写一过，三月二十日写了，因记之。”
(16)余别有《五船道考》详之。待刊。
(17)昆仑塞即今安西县雷墩子至沈家庄一段汉长城。都尉府置在昆仑障，即今安西县六工村古城（详余）《昆仑障考》一文，载《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昆仑障向东南至新玉门关（马圈村小古城）为程90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