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若干问题论文,中外论文,世纪论文,再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04-0092-07
本文所要谈论的内容，是我两年前发表的《关于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一文的再思考。[1] 我国学界比较多的关注中外(西)史学交流史，也只是晚近以来的事。① 近几年来，我虽也涉猎这个领域，但由于学力不逮，故大多浅尝辄止，这里的“再论”，也无非是对上文的补白而已。本文主要述及中外史学交流与20世纪中国史学、与史学史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这几方面的关系问题，不当之处，恳望识者教正。
一、中外史学交流与20世纪中国史学
20世纪以来，世界史学发展的态势为之一变。在西方，19世纪占据西方史坛的兰克学派，盛极而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到了新史学的不断挑战；[2] (PP79-84)在中国，20世纪伊始，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倡导“史界革命”，对中国的传统史学也展开了批判。纵览当时史界，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有一股新史学思潮在涌动，日益冲击着旧史学的根基。
确乎如此，正是从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发生了剧变，开始剥离传统史学的脐带，艰难地然而也终于向现代史学的门槛迈进。自此，开始了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进程；② 自此，也开始书写中外史学交流史的新篇章。无论是借助东邻的间接交流，还是欧风美雨的直接接触，可以这样说，20世纪中国史学的演进，是不可能绕开与域外史学交流的，这一特点明显区别于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
这里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稍作论述。
(一)从历史观来看。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突出地体现在历史理论(历史观)方面。有论者指出：“在历史理论方面，20世纪中国史学有两个重大的转变，一是从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向近代进化论的转变，一是进化论向历史唯物论的转变。”[3] 的确，历史变易观—历史进化论—历史唯物论，20世纪中国史学在历史观上的这一发展轨迹，都是与外来史学输入的影响分不开的，不管是康有为、严复还是梁启超，他们的历史观中的近代理念，无一不打上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深刻烙印。例如梁启超，打出“新史学”的旗号，声言他的“新史学”要成为“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的学问，明确指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4] 梁氏这种历史观念，显而易见受到了外来史学尤其是西方史学的重要影响。
又如，从李大钊以来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他们史学中唯物史观的奠立，实际上都与外来史学的输入密切相关。例如李大钊，在五四前后，他在《新青年》等刊物上，相继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著名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而主要是它的唯物史观)，其内容大多是从国外(从地域上来说具有先日后俄的特点)引入的。③
再如，其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历史观又深受苏联史学的影响，这里略举一例，以资佐证。1938年斯大林发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为《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之一节)，他在文中这样说：“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④ 次年，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与尤金主编《简明哲学辞典》，把斯大林所说的五种基本生产关系引申为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并断言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必经的五个社会经济形态。此说一出，在中国学界迅速引起了回应。在新中国成立前，斯大林的五个阶段说已初成一种“定律”而不容怀疑；在50年代，此说更被学界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称它是“推而放诸四海皆准的”[5] 历史观。在关于中国古史分期的争论中，此说在很大程度上又制约了这场讨论。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又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观的影响，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宣扬的历史理论(例如“自下而上”历史观的新取向等)，即在我国引起了反响，笔者另文有述，在此不再重复。[6]
在此顺便另提一点的是，由西方学者巴勒克拉夫在二战后提出的“全球历史观”在当代中国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回应，它几乎成为中国史学界一个时尚热门的话题。然而，也有学者对此泼冷水，如吴晓群质疑道：“我们真的需要‘全球历史观’吗？”⑤ 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二)从史学理论方面来看。
这里所说的史学理论是狭义的，大体指的是历史学自身的理论。⑥ 在我看来，就史学理论而言，影响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有西方两大史学范型(模式)，一是兰克史学范型，一是年鉴学派史学范型。前一史学范型对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史学影响很深，后一种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史学影响日益彰显。
先说兰克史学范型。兰克是19世纪的德国史学大师，是闻名遐迩并给后世史学带来巨大影响的兰克学派的创始人。兰克史学范型的核心理念是“如实直书”。1824年，兰克在他的处女作《拉丁与条顿民族史》一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历史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任务，本书是不敢企望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说明事实发生的真相而已(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⑦ 与此同时，他提出的包括“内证”(internal criticism)与“外证”(external criticism)相结合的史料考证与辨析的原则以及用“习明纳尔”(Seminar，专题研讨班)形式培养门生的教学方法等都对后世世界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兰克的史学理论自20世纪传入中国后，至20世纪20-30年代最为风行。[7] 在整个20世纪前期，兰克史学范型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青年学者易兰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表现在史学方法上，兰克所倡导的史料批判原则也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原则；其次，它表现在历史撰述上，兰克所主张的客观、超然的叙述原则在中国学界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响应；还有兰克运用专题研讨班的教学形式，对中国现代史学教学与研究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8] 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以傅斯年为首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明确提出了“史料即史学”的主张，形成了“中国的兰克学派”，在中国现代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9] 这之后，兰克及兰克学派在中国的历史命运，还需要交待几句：[10] 50-60年代，兰克史学遭到了无情批判。近20余年来，对兰克史学范型进行了重评，其整体研究水平也在提高。
再说年鉴史学范型。前辈学者朱本源认为，兰克史学与年鉴史学是近两个世纪来西方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两大模式。[11] 当然，兰克史学在差不多整个19世纪执西方史学之牛耳，年鉴史学问鼎于20世纪后半期。年鉴史学范型的核心理念是总体史观念，这在该派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那里有着很深刻的、迥异于兰克史学范型的经典论述，[12] 他把历史学家的视域召唤到一个无限广阔的领域中。其后，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提出了三维历史时间观，继承与发展了他的前辈的总体史观。总的来说，年鉴学派是一个很重视史学理论的学派，但他们拒绝以一种抽象的哲学思辨来诠释某种体系或理念，而是力意把它化解与融合到具体的历史研究或历史著作中。在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学界几乎不知道有年鉴史学派，前辈历史学家张芝联于60年代初在中国南疆的一座城市的学院里，向莘莘学子讲解年鉴学派，[13] (P14)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不啻是空谷足音。沉默愈久，迸发愈烈，信然。中国新时期以来，随着中法学者的频繁交流，中国学界对年鉴史学范型的介绍与研究竟成了当代中国西方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学家的历史研究，限于篇幅，笔者不再在这里细说。⑧
(三)从史学方法来看。
国外史学方法的引入及其对我们的影响，总是与某种史学理论(或思想)的输入同步而行的，因为方法不是孤立的，它总是与理论结伴，与思想联姻。例如，德国历史学家伯伦汉那本名为《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其实在大谈方法的背后灌输的却与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名著《史学原论》一样，那就是在宣扬兰克史学的史料批判与史料辨析准则。不过，尽管如此，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自20世纪初借助东邻传入中国后，在20-30年代对中国学界影响很深，国人一些论述史学方法的作品(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姚从吾的《史学方法论》等)，多以其为蓝本，模仿与学习的痕迹多处可见，傅斯年更是推崇此作，以致读到书皮都破了，不得不重新换了书皮。由此一端也可看出，这位被称为“中国的兰克”对兰克史学范型的了解与认知，可能大部分来自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⑨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20世纪前期国外史学方法而言，其对现代中国史学影响最深的当数兰克史学的研究方法了，即便被论者称之为“最先有方法自觉”[14] (P150)的胡适，他从美国杜威那里引进的“实验主义”方法，那倡导“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胡氏“科学方法准则”等等，都不及后来傅斯年引入兰克治史的“科学方法”的影响来得大。
方法与理论的同行在20世纪50-60年代也很典型。前述苏联史学中历史理论一案，似可在此处换一个角度再提。50年代初，苏联的马克思史学大步东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进入勃发时期。随着《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引入，不仅向国人灌输了苏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也为我们传来了苏版的史学理论(以论代史、史学政治化等)，与之同步带来的那种教条主义与形而上学的苏式的治史方法，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史学。
在中国新时期，随着西方形形色色的史学理论的引入，西方的史学方法亦裹袭而来。我们在《西方史学史》一书中，说到了当代西方史学领域的开拓，大多是通过借鉴与运用新的方法，如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方法、口述方法与影视方法等。[15] (PP350-358)众所周知，上述这些方法引入中国后，都曾引起了广泛的回响，在此不再饶舌。⑩
以上仅从几个侧面作了一些简略的说明，意在阐述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与中外史学交流的紧密联系，这是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所难以见到的，体现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
二、中外史学交流与史学史研究
客观的历史不会改变，但历史学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却是与时变易。为此，历史需要不断地被重写，历史的历史(史学史)也势必如此。只要历史之树是常青的，那么历史学之树也将是常青的。当代中国史学界日益兴盛的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为传统的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
首先，中外史学交流史为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传统的史学史研究，无论是中国史学史还是西方史学史，其中虽也包括有辈出的史家、成林的名著、繁衍的学派、纷沓的思潮等，但却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都局限于各自史学自身问题的研究，如研究希罗多德史学，只关注希罗多德的身世、他的传世之作《历史》、《历史》的史料来源、他的史学思想等等，而极少从另一个视角，即从接受史学(11) 的角度来关注。这是不全面的。在我看来，史学史的研究，既包括对历史学家(或历史学派)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包括对历史学家(或历史学派)及其思想向外界传播，为读者所接受的过程的研究。从接受史学的视角而言，一位史家、一部名著、一种史学流派、一股史学思潮等，它何时传入他处(国或地区)，通过何种途径传播，输出后在输入地又引起了怎样的回响(如输入国介绍与研究异域史学的情况、输入国史学运用外来史学理论于本国历史研究的情况等)，都应当引起关注，都应当从输入地的接受环境与读者的“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s)中找到解释。(12) 这正是中外史学交流史研究的题中之义。如前述希罗多德史学，倘不仅从其史学自身探幽，还从接受史学的角度索微，索其史学何时东传、东传之途径、东传中国后的回应及其影响，那么我们研究得出的希罗多德史学便会比较完整、比较深入。反之亦然，如司马迁史学，不仅要研究它本身，而且也要研究它的外传及其在异域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外国的兰克学派是这样，研究中国的乾嘉史学亦复如是。
其次，中外史学交流史扩充与丰富了史学史研究的内容，这在20世纪史学史的研究中尤然。中外史学交流史当然可以追溯到很久远，如佛典与古代中国史学、古代中国史学与东亚至近代传教士与中国史学、西方启蒙思潮与中国近代史学等等。但中外，尤其是中西史学的直接接触却是19世纪末以来的事。自此开始，在整个20世纪，由于外国史学的东来，在20世纪的中国史坛上展现了一幅多彩多姿的文化景观。且看以输入途径为例：译书之盛，莫过于现世，从20世纪30年代出现翻译西方史学著作的热潮到80年代之后大量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出版，它们或藏于书斋，或流行于坊间；外国学者纷纷来华，如果说外国学者在杜威东来中国时尚属鲜见，那么50年代开始的苏联史家来华，便随着国人的“俄语热”而蔚然成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学者尤如过江之鲫，在中国各地直接传播西方史学；更有留学生在中外史学交流中的桥梁作用，从傅斯年时代(20世纪20年代，留德)至吴于廑时代(20世纪40年代，留美)至陈启能时代(20世纪50年代，留苏)的“留洋取经”到王晴佳时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留美)的“华洋组合”，(13) 充分显示20世纪留学生在中外史学交流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以及凸现中外(西)史学交流的现时代特色。以上仅就输入的渠道而言，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还包涵了更为广泛的其他内容。如果说在20世纪以前，中外史学还未直接接触，交流亦少，那么到了20世纪中外史学直接碰撞、对话与融汇的时代，还无视这些，依然如故，那我们的史学史研究也就过于落伍与陈旧了。因而，史学史研究，尤其是20世纪史学史的研究，不能舍弃中外史学交流史的宏富内容。
最后，中外史学交流史将成为史学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之所以这样说，不仅因为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史学史研究只关注史学自身发展的单一格局，也不仅因为它拓宽了史学史研究的内容，而是更在于它在史学史学科建设发展进程中的意义。回顾中国史学史之史，自晚年梁启超首倡中国史学应该“独自做史”并设计了“做”史学史的四部曲，包括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16] 此后，按梁氏模式写作者纷出，其中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14) 曾饮誉史坛20年之久，对后世中外(西)史学的编纂甚有影响，后继者踵出，在中国新时期更是不乏其人，直至最近问世的瞿林东新著《中国史学史纲》。众书多所革新又各具特色，在此难以评说。但大体看来，它们一般都不包括中外史学交流史。不过，正如《中国史学史纲》的作者所言：“历史在继续，史学在继续，史学史在继续，史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崇高追求自亦与之继续下去。”[17] (P6)倘如是，我们就必须要突破梁启超以来设计的史学史的框架结构，时贤朱维铮已做过这样的思考，他在近期发表的《史学史三题》一文中说：假如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那么史学史的结构，可以析作交叉重叠的三个系统，一是历史编纂学史，一是历史观念史，一是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并认为：“如果把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看作支撑史学史总体结构的鼎足之一，而这一足仍然有待铸造，应该说是有理由的。”[16] 我是赞同这一说法的，尤其他所说的“第三个系统”。的确，中外史学交流史尚无先著，“有待铸造”，但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正在“铸造”的中外史学交流史，尤其是20世纪的中外史学交流史，当为史学史的扩容，亦即可以把它作为史学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不论于中国史学史还是西方史学史的研究，都具有同等的意义。
三、中外史学交流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
如果说普罗米修斯从宙斯那里盗取天火赠予人类，给人间以温暖，给大地以光明；那么阿芙乐尔的炮声，则给沉睡的中国大地传来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奏响了革命的号角，同时也给古老的中国史坛传来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而开启了中国史学崭新的历史篇章。自李大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已历经80余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绩卓著，但也历尽坎坷，回顾与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进程及其经验教训不是本文的任务。(15) 我们这里要说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曲折与坎坷的成长历程，外来史学的输入给它带来了什么影响，换言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进程中，在处理与国外史学的关系时，应记取什么经验教训？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已取得了主导地位，在这里且以这一时段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对待国外史学为例，作点说明。
回顾往昔，近50余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方面有过很深刻的教训。50-60年代，苏联史学大量输入中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被全盘“苏化”(“俄化”)，以历史观而言，唯斯大林版的唯物主义史观马首是瞻(见前述)。然而正如论者所指出的，斯大林单线历史发展图式并不符合活生生的现实，它的最大问题在于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性意义，从这里引出的阶级斗争万能论和社会主义单一模式论，终于变成一种自我思想禁锢和僵化的教条原则。[18] 这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使那时业已存在于中国学界的公式化、简单化与教条主义的作风，在当时中国政治上日益浓烈的“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变得格外彰显，使历史研究更加丧失其科学性与自身特点，而沉溺于一种僵化的模式中。当然，苏联史学的输入，在当时条件下，也有其历史必然性和某些积极的作用，不可一笔抹煞。但它在引入过程中给我们的教训却是深刻的。[19]
“文革”结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结束了多年的与西方史学的隔绝状态。1978年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西方史学以不可阻遏的步伐闯入进来，它比20世纪前期域外史学之东传更加迅猛，例如：各种新理论与新方法竞相登台，各种思潮与学派流传甚广，各种著作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当代流行的最新作品纷纷问世，在坊间广布，即使被学人津津乐道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西书中译史的名著时代”[20] 也无法与之相比。从积极的意义而言，这种引进开拓了中国历史学家的学术视野，丰富了他们的研究领域，进而引起了他们对历史研究工作的深层思考，推动了史学的变革。尤其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从1983年开始的“史学理论热”，尤其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自身的研究，[21] (PP3-5)能说与国门打开后的西方史学的碰撞没有联系？事实表明，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的直接接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不无积极意义。
然而，如同大潮退后，人们看到了大海波涛所卷起的几多泡沫，几多残渣。史学工作者经过对近20余年来西方史学引进的反思，也从“食洋不化”现象或“全盘西化”的喧嚣中吸取了沉重的教训。总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与中外史学交流这一相互关联的问题上，20世纪尤其是50年代以来的中外史学交流史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示。
启示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建设，除批判继承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之外，也需要借助外力。无论是50年代引入的苏联史学，还是80年代以来引入的西方史学，作为一种具有强势的史学力量，在外移过程中势必要释放与扩散它的影响，能对这种史学视而不见吗？显然不能。接受来自域外强势史学的冲击与挑战，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不能回避的现实。这就是说，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应当进一步走向世界，并与国际史学的前沿对话，舍此别无他途。(16)
启示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引进外来史学时，不能舍弃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在如何对待国外史学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或“全盘接受”或“一概排斥”的倾向，如50年代照单全收苏联史学而盲目排斥西方史学，又如80年代照单全收西方史学而不加分析否定苏联史学，这两种倾向殊途同归，都不利于中外史学的交流，从而有碍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大厦的奠建。
启示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立足点，应当是中国历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外来史学的输入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者之间的科学结合和有机联系。对此，于沛这样指出：“中外史学的交流不能脱离中国历史学的历史和现实。那种脱离中国实际的‘交流’实际上是盲目的、没有任何科学意义的一种被动的‘接受’。”又说：“这就要求我们从中国史学建设的实际出发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进一步将对外国史学及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介绍和研究，紧紧地同中国史学的建设联在一起。”[22] 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在此可否补充一句，那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面对外来史学，应当超越也必定能超越中国历史上引以自豪的“汉唐心态”，拥有也应当拥有一种比汉唐时代人们更为宽广的博大胸怀，“外为中用”，积极进取，为中国史学的建设作出贡献。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使命，可谓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仍是当代中国学界的薄弱之处。在20世纪最后20年里，有若干相关成果见世，其中以俞旦初的成绩较为出众。新世纪以来，出版了由陈启能、于沛等人合著的《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或可稍稍弥补这一领域之空缺，但其书论及“回响”的篇幅却不多。2005年5月，笔者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李孝迁的博士学位论文《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的答辩，个人阅读之后认为这是一篇材料翔实、分析细致，深入研究20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及其影响的佳作。近年来我的几个博士研究生在写作现代西方史家或学派的论文时，我也要求他们关注西方史家或学派如何传入中国以及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影响，自然也就涉足这个领域，其中李勇的博士论文《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易兰的《兰克史学研究》(未刊)，都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工作。近年来，笔者在学习西方史学史的同时，也关注中外(西)史学交流史，亦刊发过一些习作，在此不赘。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当今海外华裔学者由于独特的地域优势与语言优势，不仅在中外史学实际交流中贡献殊多，而且在中外史学的理论研究中也特具卓识，成就斐然，这里不再列举。
②近日刚出版的盛邦和主编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文学科》(史学卷)，对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行程作了认真的梳理和诠释，有助于国人对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反思，书中多处与中外史学交流史相关联，颇可参阅。又，《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文学科》共分三卷(文学卷、史学卷、哲学卷)，系华东师范大学学科建设重点攻关项目，总主编为王斯德、童世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③李勇：《李大钊对西方史学观念的传播》，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又参见张广智、张广勇：《论李大钊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载《江海学刊》1986年第3期。
④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3页。又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61-162页。
⑤关于“全球历史观”，20世纪80年代末，笔者与张广勇为了写作《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曾关注过。90年代初，也有《略论世界史在20世纪的重构》(《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5期)、《“放眼世界，展示全球”：巴勒克拉夫的世界史理论与实践》(《复旦学报》1994年第1期)等文发表。此后，对它的兴趣日淡，以致慢慢忘却。但当今学界在这一二年内竟出奇地对“全球历史观”表现出日益浓烈的兴趣，请参见《学术研究》于2005年第一期首栏发表的一组令人注目的笔谈：“全球历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又，此处吴晓群的文章，亦是这组笔谈中的一篇，但在我看来，却是颇具新意的一篇。
⑥20世纪80年代伊始，中国学界开始重视史学理论的研究。在学术研讨中，史学界人士感到有必要把历史理论(研究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理论问题)与史学理论(研究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区别开来，建议把史学理论单列出来，以获得专门的关注。但是，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是难以截然分割的，它们因各自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显出差异，但又互有联系。本文出于写作的需要，把历史理论(历史观)与史学理论分开来说，如把兰克学派与年鉴学派列入史学理论，其实它们与历史理论是纠纽重迭而互有联系的。不过，据我看来，广义的史学理论似可把历史理论与狭义的史学理论统统包括进来，而不必细分。
⑦Fritz Stern ed.,The Varieties of History,Meridian Books,Inc.New York,1956,p.57.译文中“说明事实发生的真相而已”，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兰克“如实直书”之最初来源。
⑧这里略举两例，以资佐证。例一，请见晁福林：《论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应用长时段理论的一个考察》，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作者运用年鉴史学中的长时段理论，具体考察了中国古史中的“氏族时代”，为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例二，笔者也尝试用年鉴史学范型中的时段理论，分析西方基督教入华在近代中国(主要讨论1860-1900年，近代基督教入华史上的“暴烈期”)的回应，可参见《近代中国对基督教入华的回应——一项现代新史学的理论诠释》，载《复旦学报》1998年第3期。至于当代中国学者的总体史观念及其众多的史学实践成果更不时显现出年鉴史学范型影响的印记。
⑨1996年5月，在山东聊城召开的“海峡两岸傅斯年学术讨论会”上，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王汎森先生这样说：“经调查，我发现傅斯年的藏书中没有一本兰克的书，令我大吃一惊。……傅先生的史学是多来源的，如他很看重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一书，以致读到书皮也破了，重新换了书皮。事实上，兰克史学已经沉淀在当时德国的史学实践中，而不只是挂在嘴上。傅先生对兰克是了解的，但可能大部分来自伯伦汉。”(口述录音资料：《张广智与王汎森关于兰克史学的对话》，海峡两岸傅斯年学术讨论会，山东聊城，1996年5月20日)
⑩参见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诸章尤第十八章“当代中国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1)关于“接受史学”，据我所知是朱政惠在《从接受角度研究史学》(载《社会科学》(沪)1986年第11期)一文中的思想，此文后来分别两次入选作者文集《史之心旅——关于时代和史学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明确地出现“接受史学”，见诸于后书的引言(第3页)中。朱政惠这一识见的提出，迄今已近20年，仍见价值，不乏精彩。学术研究不是从零开始的，总是在前人的成果尤其是有创见的地方继续起步的，于是薪尽火传，才力显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因此，学术研究中应该关注和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应作必要的说明。
(12)此处的这几行文字，见拙文《关于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载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13)如美籍华裔史学家王晴佳同当今美国著名的史学史家伊格尔斯合撰：《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载《学术研究》2004年第5期)，这篇文章不论就内容，还是就作者“华洋组合”的本身，都是颇具新意与特色的，这是在此之前的留外学人所难以见到的。
(14)金毓黻所著《中国史学史》，创稿于1938年，原系大学讲义，1944年重庆出版，1962年中华书局出了新版。
(15)我国学者关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不少概论性的作品见世。从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到朱政惠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和展望》(载陈启能、于沛等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又到蒋大椿的《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载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都可为之佐证。
(16)与“国际接轨”或学术“国际化”云云，不要总是我们“化过去”，他们(无论是“西洋人”还是“东洋人”)也应当“化过来”；或者说，一个涵盖了中国、亚洲和西方的顶级世界理论，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发明？此说乃葛兆光语(句式稍有调整)，参见葛著《域外中国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缺席的中国”(代序)。本文在此转述葛兆光的意见，无非是为了表达这样的意思：在学术界已经被西方话语系统笼罩的情况下，感叹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之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