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出版安全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改革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文化安全，就是我们特有的民族文化和所愿意选择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不会因为外来文化的冲击而动摇其根基，它既包括国家的文化立法权、文化管理权，也包括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选择权以及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独立自主权。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出版物市场分销领域对外开放的承诺逐步兑现，外国文化以出版物为载体对中国文化的渗透侵蚀不断加剧，以文化安全为前提的出版安全问题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01年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的李洋洲在《中国出版》上发表《新时期出版安全面面观》一文，阐述了政治与出版安全、科技进步与出版安全、市场经济与出版安全、加入WTO与中国出版安全的关系；2002年王建辉在《新闻出版与文化安全》一文中发出了新闻出版要依托文化维权捍卫文化安全、构筑文化屏障维护文化安全、传播先进文化加强文化安全的呼吁。特别是200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文化体制改革的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保国家文化安全……之后，以加入WTO为前提、以出版体制改革为背景的出版安全问题进一步升温，如何做到既促进中国出版产业的改革和发展，又维护国家出版安全，既遵守国际贸易的有关约定，又有利于推进出版体制改革的进程，已成为中国出版体制改革必须破解的难题。
一、出版安全问题的产生
出版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不外乎内因和外因。威胁中国出版安全的外因是中国文化的不安全，内因是中国出版体制改革产生的不安全因素。
文化安全问题作为当今时代一个世界性课题，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不同国度都必须客观面对，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具有文化独立性、方向性和主导性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讲，不可避免地要直面经济全球化大潮及其裹挟起的世界范围内不同思想文化的激荡，不可避免地经受着不同意识形态之间斗争的较量。综合来看，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立性提出了挑战；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国际竞争、国际斗争的日趋激烈和复杂，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性提出了挑战；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性地位提出了挑战。[1]
中国文化的不安全因素势必影响到中国出版的安全，同时，随着新一轮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启动，出版体制改革进程的突然加速，也使中国出版安全问题进一步加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体制市场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为中国出版产业化进程清除了最大的障碍——体制性障碍。市场化出版体制的直接后果是出版利益的再分配和出版效益评价体系的再造，如果中国的出版事业放弃文化积累、传播、引导、教育的基本功能，毫无保留地拥抱市场，那么，中国出版性质的扭曲就为期不远了。二是贸易自由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无法逆转，使中国出版产业化进程大大加快，国有、民营和外资三方博弈的市场格局在政策和体制的保证下最终形成，出版物分销服务的承诺将逐步兑现。如果外资参与中国出版物分销市场竞争，一旦控制了出版环节的重要一环——发行，那么势必要进一步影响编辑和复制，从而改变出版物的内容和信息。三是出版产业化。根据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出版业将分为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两个部分，出版单位原来“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基本格局将被彻底打破，具有公益性的出版单位之外的绝大部分出版单位将转制为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市场竞争主体，股份制、融资、聘任制、年薪制、人员分流、企业倒闭、人员下岗等将成为出版单位转制的矛盾焦点，处理不当，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和出版者责任意识的丧失。
二、出版安全问题的实质
出版安全问题也是文化安全问题，进而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出版活动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它包含了许多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所以出版承载着政治的意识、经济的职能和文化的责任。
1.出版体制安全。出版体制包含国家制定的出版政策和有关出版管理的法律及规定，体现的是一种国家意志，是在国家建立以后由政府或立法机关制定的。出版体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须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不断改革而调整。但是，无论出版体制如何改革，都必须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有利于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出版体制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相适应，才是出版体制的根本安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不仅创立了全新的政治经济制度，也创建了一套与以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出版制度，这一套出版制度在促进出版业的迅速发展、传播和积累民族文化、保证党和政府对出版导向的控制力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2.出版机制安全。如果说出版体制是宏观制度，那么出版机制就是微观措施，是出版体制在操作层面上的具体体现。如果说出版体制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出版机制则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创新性。
出版机制灵活性的关键是逐步放开对出版过程及出版形式的管理，强化对出版物内容的管理，由政府对出版的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调控，由过去的管事务转变为管思想方向，简政放权，让出版企业建立起聘任机制、分配机制、风险机制、竞争机制、约束机制，达到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目的。因此，出版机制的灵活不是放而不收，而是收放有度，这个度就是体制的承载力，出版机制的灵活性一旦超过了体制的承载力就表现为不安全。
出版机制的创新必须符合出版体制的内在要求，否则它必然危及出版安全。我国在出版体制改革之初，出版单位普遍采用了经济领域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其结果是出版单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放弃社会责任，书号、刊号、版面成了出版单位赢利的垄断性资源，买卖书号、出售刊号、有偿新闻现象屡禁不止，黑书、黄书、伪书时有出版，导向错误的文章见诸报刊。因此，出版机制的创新必须符合出版体制的内在要求和出版业运行的基本规律才能保证出版安全。
3.出版内容安全。出版业是内容产业，出版物的内容信息是出版物的主体，内容安全是出版业最大的安全。出版内容安全涉及民族精神、文化认同、世界观与价值观、文字的纯洁性等。
出版物作为人们主要的精神文化食粮，影响和塑造着民族精神，体现着国家和民族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在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产品以及具有文化标志意义的物质产品冲击下，丧失领地的危险与日俱增。“当我们的孩子吃着麦当劳，喝着可口可乐，穿着耐克鞋和牛仔裤，看着美国的畅销书、迪斯尼的动画片和好莱坞的大片长大时，我们能指望他们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呢？”[2]
出版物是以文字为载体的传播工具，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保持民族文字纯洁性是出版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出版物中，外来语对汉语的侵袭，有如外来物种对本土物种的侵袭，使我们汉语的美感、意蕴在渐渐消失。英语水平的要求提升到超过汉语的程度，这与法国人呼吁“救救法语”的猛醒精神对比何其鲜明。
出版内容安全还受到现代传播技术的强烈冲击。以往一种文化渗入另一种文化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而今天，在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时代里，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大大加速了思想、文化传播的速度和进程。同时，以往我们用简单的管制手段，就可以将不良信息和有害出版物拒之门外，而现在网络可以用最直接、最快捷的方式进入千家万户。传播技术的发展大大增加了保护出版内容安全的难度。
4.出版媒介安全。高新技术带来了出版产业的革命，也为国家出版安全提出了新的命题。出版物的载体从传统的纸介质一统天下，到现在的声、光、电、磁多介质、多媒体群雄并起；出版物的传播从传统的编、校、审、印、发环环相扣，到现在的自由发表(如网上帖子、聊天室、论坛等)、按需出版等与传统出版争夺读者；出版物的传播从传统的批销、零售，到现在的网上书店、图书俱乐部与传统发行并举。
出版媒介安全主要从信息技术的层面上来理解。出版媒介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缺乏核心技术尤其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那么出版物的传播必然受到市场准入和贸易壁垒的限制。目前，在出版传播技术方面，我国除了汉字编码字符集和VCD等少量标准被纳入国际标准外，至今还尚未在核心领域和关键部位拥有自己的标准，特别是在代表未来传播方向的音、视频技术方面，自主知识产权仍然是一片空白。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有完备的出版传播技术标准体系，就像一座没有设防的城，根本没有安全可言。
5.出版贸易安全。出版贸易差是出版贸易安全的重要指标，出版产业严重的贸易逆差是出版贸易的主要不安全因素。从理论上说，市场交易遵循公平和对等原则，自由贸易也是这样。但由于出版产业严重的先天不足——产业化、市场化程度低，实力不强，对外开放晚等，出版产业的贸易逆差十分严重，文化交流严重不对等，出版物的影响力必然出现“逆差”。当国外出版商沉浸在《哈利·波特》《谁动了我的奶酪》等在中国图书市场上创出畅销奇迹的快乐之中的时候，中国图书在这样一种畅销面前所形成的低位势反差，以及中国出版业每天都在“等待下一本畅销书到来”的市场依赖，我们的表现更多的是无奈。问题并不在于我们不需要引进版图书在中国市场上的畅销，而在于我们没有同样具有竞争力的图书去参与竞争，赢得市场。这样一来，随着中国图书分销业对外资的开放，中国图书市场被引进版图书占尽先机就不是危言耸听的了。正像一位美国商务官员所说的：“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3] 我们从这位美国官员的话里已深深感受到来自世界强国的压力。
三、出版安全问题的战略
出版安全战略是科学也是艺术，既要有冷静缜密的理性思考，也要有艺术家的灵感和神来之笔。构建中国出版安全的战略，就是要从战略高度制定出版安全目标、从体制高度审视出版安全机制、从观念高度增强出版安全意识、从民族文化角度营造出版安全环境。
1.从战略高度制定出版安全目标。出版安全战略的核心是出版安全目标，出版安全的目标是多层次的，有首要目标、主要目标、一般目标，而出版安全的首要目标就是对国家利益的保证，主要目标是文化独立性的体现，一般目标是出版利益的实现。
制定出版安全目标要处理好安全目标与利益、威胁和手段的关系。国家利益的实现总会受到国内外不利因素的制约、干扰和阻碍，从国内来看，出版事业与出版产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出版业的两对经典矛盾，处理的结果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出版业的安全与否。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关系就是在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由出版物的精神产品本质属性所决定的。正确处理出版事业与出版产业关系就是在事业繁荣和产业发展并举的同时，坚持大力发展出版产业，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我国“入世”后面临新形势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出版业改革的重点。从国外来看，表面上出版业经济实力之间的过分悬殊是对中国出版业最大的威胁，但所有制与价值观的不同才是对中国出版业造成威胁的根本原因。通过出版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威胁的评估和判断是出版安全目标制定的依据，而重大威胁的解除最终要靠出版手段和能力乃至国力的增强与提高。
2.从体制高度审视出版安全机制。出版体制安全是出版安全的根本保证，出版体制改革必须保证出版安全。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制度安全是最大的安全，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能够存在、延续和不断向前发展的保障。“20多年来前苏联及俄罗斯出版改革实践表明，在前苏联后期和现在的俄罗斯，对出版内容的要求逐步淡化，对出版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没有规定，出版不执行意识形态方面的任务，成为完全的个人事业，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减弱，展示低级、庸俗内容的出版物盛行，体现高雅的、先进文化的出版物匮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出版物更是寥若晨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俄罗斯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4] (P2—3)因此，出版安全要从体制上形成长效机制，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尽快进行出版安全立法，建立和完善出版安全保障体系的法规及有效防止有害信息通过出版传播的管理机制，制定通过出版引导和鼓励全社会弘扬先进文化的激励机制，确保把对中国出版业发展构成的危险和危害降到最低程度。
3.从观念高度增强出版安全意识。出版安全对许多人来说可能还处于可有可无之中，这对我国当前的出版体制改革和产业发展是十分有害的，因此要从观念高度增强人们的出版安全意识。一方面在继续推进出版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出版安全观教育，增强出版安全意识；另一方面要坚持出版安全的系统思维，从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层面，认识出版安全问题并思考确保出版安全的根本举措，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的角度认识维护出版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出版活动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多种功能。政治功能要以维护意识形态的安全为关键，经济功能以发展出版产业的安全为基础，文化职能以全面提升国民素质为目的。意识形态决定着出版的性质和方向，意识形态的安全受到威胁，是对出版安全最致命的威胁。出版产业通过出版市场将出版物产品最大限度地推向大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传播最基本、最广泛的形式，它以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支柱性产业地位直接关涉国家的经济安全。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出版的重要职能，而用社会主义文化滋育起来的出版人素质的提升，是确保社会主义出版安全的根本。出版安全意识的形成正是要从观念的高度认识出版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的密切相关性。
4.从民族文化高度营造出版安全环境。出版安全环境的营造需要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稳定，更需要强大的民族精神作支撑。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伟大民族之一，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现今世界各国，尤其是有国际影响的大国，都在努力宣扬它们的民族文化。比如，法国政府每年都投巨资宣传法兰西文化，努力扩大法语的使用范围。出版物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利用我们华人遍天下的优势，应大力推广使用汉语，宣传我们的民族文化。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髓，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正在于培育人们对优秀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对民族文化发展和创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一个民族来说，许多重要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文化认同的标志，是维系民族社群的生命线，一旦这样的生命线遭到毁灭性破坏，那么失去的不仅是文化生物链的有机性，而且也是民族的存在失去了全部文化基因的谱系依据。”[5] (P213)有了强大的民族精神，就有了自觉推动本民族文化发展，维护本民族文化尊严、文化利益、文化安全的强大精神动力。利用出版物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争取在文化的国际交流中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文化，才能为我国争取良好的出版安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