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十大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大论文,社会主义经济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们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袖、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其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精华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深厚、最直接的理论基础。他在这方面的论述非常丰富，主要集中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四部著作。尽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历史的局限性，出现过曲折，但其精髓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精神，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需要我们认真继承和弘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依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本文姑且概括为十点，以为引玉之砖。
一、历史创新：引导半殖民地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做了“两个必然”的科学结论，对落后国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也曾有过朦胧的设想（如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他们的着眼点还在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后来列宁揭示了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作出并实现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其薄弱环节突破的论断。然而，他们都没有回答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能否建立和怎样建立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毛泽东的肩上。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毛泽东做出的历史结论。核心在于一个“救”字。就是说，只有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状态，才能避免广大人民重新陷入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深渊，才能实现独立富强，在东方崛起。实质上，这一论断从根本上回答了一直争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后来，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根本观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可以说，前30年着重于“救”，后30年着重于“发”，二者又互相交融。
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建立在一种理性的“激进主义”基础上？绝对不是，它有充分的科学依据。《新民主主义论》曾作过系统分析。从世界范围来说，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毛泽东形象地说：“东方的空气比较稀薄，而西方的气压很重，我们就在东方冲破帝国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这一环。”[1](P262)从主观上来说，我们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掌握了“三大法宝”：党、军队、统一战线。其中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成熟的党，并且在革命根据地积累了治国安邦的丰富经验。“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对我们有利”，[2](P1481)“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2](P1439)
如何走法？对于脱胎于半殖民地的中国来说，并无现成的成套经验，只能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基础上从国情出发独立探索。应当说，这个转变是很有章法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转变的思路已经有明晰的轮廓，在顺利地完成极其复杂的经济恢复任务（包括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的条件下，适时提出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个体农业和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总路线。虽然时间快了些，形式有些简单，但整个进程是顺利的。其中建立“两个工农联盟”和对民族资本实行分步骤赎买（国家资本主义新形式）的理论与实践，对发展中国家也有重要借鉴意义，将来对私营经济的引导也可作为一定的参照，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鲜内容。经过近30年建设，原来贫弱的中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东方大国。这就是社会主义“救”中国的铁证，是前30年奠定的制度基础。
近些年来，有一些人中曾经流行一种以“现代化”否定中国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道路的论调，说什么近现代的一切人包括反动势力在内都是为搞“现代化”努力的，以至公开主张走欧美式的道路，有人公然说成为殖民地会发展得更好。这是一种反历史的观点。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科学地论析了客观的历史逻辑，表明西方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诸多帝国主义的多种侵略不仅不允许中国实现现代化，甚至连独立、统一都不准，至今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颠覆、分化、西化的图谋。历史的结论是，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策略地称之为“以俄为师”）方可独立，缔造实现生产力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尽管在历史进程中曾有过曲折，但历史的大方向不能变，放弃社会主义必将成为西方的附庸。这也是“四项基本原则”的一条要旨。
二、将社会主义社会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事物整个过程分阶段发展，这是普遍规律。然而，社会主义社会怎样发展，马克思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直到19世纪70年代后才提出了共产主义有高低阶段之分。列宁后来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则过早地宣布建成社会主义（1936年），以至成为后来苏共一直存在超越发展阶段倾向的思想基础，出现了一系列战略性错误。中国的经济状况比之苏联更为落后，究竟怎样分步走，开始也没有明晰的认识。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实践，特别是遇到重大曲折（1958年“大跃进”）之后，毛泽东逐步形成区分两大阶段的思想。
毛泽东借鉴总结苏联过早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3](P116)这个思想是一个科学的判断，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础，它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可视为对社会主义社会分阶段发展规律的初步认识。
从这里出发，毛泽东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不发达阶段的长期性。他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3](P301)同时，他还提出“部分质变”的重要论点，可作为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必须把握阶段性特征的理论依据。
三、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分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但对社会主义社会却无明确表述；列宁讲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有矛盾存在，但也没明确基本矛盾是什么。斯大林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临终前算是“羞羞答答”地承认可能会发生矛盾。毛泽东经过总结苏联的教训，实践了社会主义初期的生活，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4](P214)“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4](P215)“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4](P213-214)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破除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矛盾的迷信，使人们自觉地掌握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内在动力，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新的升华，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可谓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篇章。需要重新认识的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改革的思想。他说：“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4](P275)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会导致在前进中不断变革，并且洞察了改革的阻力，即“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他指出，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
毛泽东十分重视经济学研究中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这恰恰是学者们容易忽视的问题。他说：“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3](P130-131)这要求我们把社会经济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尤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上层建筑在经济运行中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不能仅就经济论经济，可谓整体经济学。
与此相联，毛泽东破天荒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及其正确处理原则：它是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就是说，它的基础是部分利益之间差异产生的，不是对抗性的。此论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根本利益相同和部分利益矛盾的根源，社会中存在着阶层的差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特殊矛盾，但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诸多矛盾需要正确处理；否则也会发生对抗。这就大大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处理利益关系的内涵，从根本上揭示了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
四、廓清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毛泽东坚信社会主义能够改变中国的面貌，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有关方面探索了许多重大问题，虽然有不完善之处，但仍然有可吸取的精华，供今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参鉴。
1.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问题
人们对“新民主主义社会”长期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其实，毛泽东早就说清楚了：“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1](P139)就是说其中有两个根本因素：一个是起决定作用的公有经济，一个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经济成分是基础，政权是关键。政权的作用不可低估。“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3](P131)毛泽东明确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社会主义开始。“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2](P1477)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所说的话和毛泽东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生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5](P139)可以这样理解，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起步阶段，或“过渡时期”前期。在开始未说出来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决不能理解为“新资本主义”社会（正如现在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样）。
2.关于社会主义起步阶段的经济构成及其各自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成分，粗线条划分有三个组成部分：“（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2](P1255)细分是五种成分（加上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核心是谁起主导作用。毛泽东一直强调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虽然数量小，但能够操纵国民经济命脉，这就是关键所在。他解释说：“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3](P113)“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3](P114)新中国成立后国营经济从一开始就控制市场，其他成分“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这就为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1953年毛泽东要求：“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支配下，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6](P289)1956年底和1957年初，他又提到：“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4](P170)这实际上就是允许多种成分的存在。这个情况虽然以后有了改变，但对我们今天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有价值的，即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强化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3.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基本原则
毛泽东在一份批示中指出：“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们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7](P986)又说：“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3](P130)邓小平晚年关于分配的思想与此也是完全相通的：“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8](P1357)不能搞两极分化。这个观点十分重要，是社会主义分配的本质的规定性。如果说前30年平均主义多一些，那么后来则出现了贫富悬殊、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现象（我国2007年基尼系数已达到0.48，高于美国），成为热点，值得关注。
毛泽东与邓小平都是把分配问题与所有制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坚持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反对“分配决定论”。我们现在提“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现实中却出现按劳分配主体地位削弱的趋势，这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削弱分不开。
毛泽东没有否定个人利益，主张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国家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4](P159)并且批评企业分配得太多、个人分配太少的倾向，主张个人消费与公共消费不可偏废。关于公私关系，毛泽东有一段精辟的分析：“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3](P134)这个分析否定了两种绝对化观点，无论对宏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都有重要指导意义，可以澄清了作为西方经济学起点的“钱能神通”的“经济人”假设（片面夸大个人利益）。
4.关于完善人与人的关系和管理体制
毛泽东说：“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3](P135)“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3](P135)
他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3](P134-135)“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3](P135)
关于体制问题，毛泽东以苏联为戒，认为对公有企业不能统得太死，必须给予一定的自主权。他说：“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4](P29)“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3](P138)他反复强调企业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社会主义企业不能不算账、不计盈利。这些论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仍然有指导意义。
五、对处理计划与市场、“自发”与“自觉”相互关系的探索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自发调节与自觉调节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界争论最大、时间最长的问题。毛泽东的认识虽然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框子，但他的长期探索富有价值，有的观点突破了以往马克思主义大师的认识。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曾设想，一建立公有制，人就进入“自觉”状态，按照预先计划从事经济活动，彻底结束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苏联基本上是沿着这样思路做的，认定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再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毛泽东对此提出质疑，说他们“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这要有一个过程”，[3](P104)“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3](P118)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认识有三点建树、三次曲折：（1）从新民主主义的论述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他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容许自由贸易，但国民经济由我们操纵”。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动、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不久，又搞了粮油统购统销。（2）1956年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补课”，打算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再来一个以“自由市场”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为特征的20年左右的补课，但1958年却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3）暂时困难时期，他反思社会主义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对轻视和消灭商品经济的倾向进行了批评，强调“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认为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3](P34)其中一个重大突破在于商品生产的命运。他说：“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他赞同斯大林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革命胜利后未必立即消灭商品生产的观点，认为不应“武断”地“作出结论”，“看来还得生产商品”，“是否能废商业，还是一个待研究的问题”。[9](P58、P41、P12)应当说，这些看法超越了马克思，可以理解为即使到了社会主义发达阶段也未必消灭商品市场关系，应当从生产力视角重新认识商品市场关系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根基。
毛泽东还十分精确地指出：“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问题在于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这个规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3](P119)毛泽东支持陈云关于综合平衡的思想。他说：“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3](P73)“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3](P119)
六、提出和揭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进生产力系统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革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搞革命，就不可能有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有个重要观点：“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6](P289)20世纪50、60年代又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4](P218)“过去我们在建设方面用的心太少，主要是搞革命去了。现在革命比较松了一口气，就要来搞建设，搞技术革命。”[7](P954)经过长时期的思考，他系统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并深刻揭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新中国成立头几年毛泽东主要提的是实现工业现代化，以后陆续充实，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思想和目标：现在“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3](P162)四个现代化是一个整体：“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3](P121)他结合中国和世界的状况，尤其借鉴苏联的教训，又将此公式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为主导；工业与农业，以工业为主导。”[3](P124)毛泽东始终把实现工业化即工业现代化作为一条主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体两翼，就是以工业化为主体，“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6](P223)“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4](P380)对于科学技术现代化，他也十分重视，“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3](P351)“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3](P341)“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7](P1024)并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他还提出实现综合性农业现代化的思想。
毛泽东特别有创见的是提出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核心是处理好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论断，经济建设的安排次序由过去的“重、轻、农”变为“农、轻、重”。他从工农业互为市场、互相提供生产资料（原料、设备等）、农业为工业积累资金等多方面做了论述。“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业就没有基础，许多轻工业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依靠农业。”[7](P1005)“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3](P49)“手里有粮，心里不慌”。[3](P84)其基点是立足于长远稳定发展：“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4](P25)这就是工农业两大关键部门协调持久发展的思想。
这里要专门谈谈毛泽东关于农业经济思想对前人的突破。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有这样的论述：“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从而没有任何价值。”[10](P702-703)受此影响，苏联和我国在农产品成本中长期不计算土地价值的份额。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尤其是谙熟农业），做了理论上的重大创新。他说：“现在我们都不算土地的价值。从古以来，没有不被破坏的房屋，但是有不被破坏的土地。我国现有十五亿八千万亩耕地，绝大部分是古人留下来，是人们千秋万代的劳动所经营出来的。到现在我们也是每年把自己的劳动加到上面去。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9](P579)这就告诉我们，实际上耕地也是劳动的产品，又具有自然产品双重属性，计算农业的有机构成必须把土地价值打进去。此外，他对级差地租的形成也有新的升华。这些分析，对我们今天研究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价值及其价格形成机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七、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党的十七大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追根溯源，“统筹兼顾”是来自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其核心在于《论十大关系》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P44)并且要“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4](P23)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他提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4](P186)其要旨“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4](P187)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专门列出一个专题论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批评了那种不从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办事“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的狭隘观念。政府既不能嫌麻烦，“推出门外了事”，又不包办一切，“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4](P228)政府应起指导作用。他要求：“全国一盘棋与地方积极性相结合，有矛盾，按全国一盘棋原则去解决。”[11](P2100)对于投资，要抓住重点、办大事，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还要求统筹生产与需求的相互关系：“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3](P137)
从经济学视角认识，统筹兼顾凸显了社会主义的特点，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是为了少数人，依靠少数人；既关切和依靠基本群众，又调动和照顾其他各类人群；既抓住主要矛盾，又兼顾化解各类次要矛盾；既要照顾眼前利益，又要着眼长远利益，体现了经济政策的整体性与差异性的统一、主体性与兼容性的互补，使得各个方面、各个阶层都能集中于一个大目标，各得其所，充分发挥积极性，减少阻力。在经济、政治关系十分复杂又处于动态中的社会形态下，这一点特别重要。在经济建设中，注重正确处理各种关系、解决各种困难，包括不同的社会阶层、各个民族、政府的各个层次等，不能单打一、一刀切。
毛泽东的统筹兼顾思想在人口问题上也有建树，虽然他在后期出现过失误，但计划生育最早还是他提出来的。在1957年到1958年期间，他多次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我们应当根据人民的要求，作出适当的节制生育的措施。”[7](P970)“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7](P971)与此相关，他还多次论及扩大就业问题，要求多发展中小型企业。
八、开拓中国生产力区域布局的基本观点
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域十分辽阔，发展非常不平衡。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在当时帝国主义经济封锁的条件下怎样实施区域布局、发挥整体优势是一个很大的理论和战略问题。既不能照抄西方的区域经济理论，也不能硬搬苏联的做法，只有靠从中国国情出发独立思考。
毛泽东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出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其中有五部分涉及区域布局问题。这些论述，为后来改革开放中新的区域发展布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发展理论（特别是科学发展观中的“协调区域发展”）打下基础。
毛泽东的区域布局理论的核心是利用不平衡实现平衡协调发展、把“全国一盘棋”与调动各层次的优势、积极性统一起来，从内涵与外延上已经显现东中西三大地带的轮廓。首先提出的是“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可理解为主要指东中部的关系。他说：“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4](P25-26)“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4](P26)这个布局涉及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也涉及同外国人做生意问题。他说：“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4](P26)
同区域布局相关的还有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的关系。毛泽东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4](P31)“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4](P33)又说：“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4](P33)
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是区域布局中的特殊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是讲的西部地区的发展，不仅关系经济协调，而且涉及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世界上最成功）。毛泽东指出：“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4](P33)“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4](P34)并且提出对少数民族的上层实行“赎买政策”。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在西方敌对势力经常利用“三股势力”妄图分裂我国的今天，更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认真坚持。
九、勤俭建国原则：社会主义积累的重要途径
在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这就要有一个特殊的积累问题。所谓积累，就是没有用于生活消费而用于扩大再生产及其相关建设的社会新创价值（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积累的源泉是超过维持必要产品的剩余产品，任何社会要不断扩大生产的规模、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都必须把剩余产品的一部分用于积累，而不能全部消费掉。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积累实质和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积累规律表现资本积累同工资率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积累的发展必定导致：“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2](P743-744)同时，资本主义国家还可以通过对其他国家（老新殖民主义）掠夺财富，通过侵略战争和不等价交换等手段获取超额利润，实现积累。社会主义国家一不能靠剥削和剥夺劳动人民的血汗，二不能靠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主要靠自身的节约。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主义中国更加需要节约。早在1951年，毛泽东就提出：“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6](P207)“它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6](P208)不久又提出：“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6](P447)他要求：“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6](P461-462)
马克思曾经提出时间节约规律，毛泽东则把它提到社会矛盾的高度加以认识和解决：“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4](P239)这就告诉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始终遵循节约规律，或者称之为社会主义节约规律。
毛泽东历来反对浪费，早就提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13](P134)他特别尖锐地指出：“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有若干不同，但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其结果又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相接近。故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时进行。浪费的范围极广，项目极多，又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现象，故须着重地进行斗争，并须定出惩治办法。”[6](P208-209)他还明确要求反对大吃大喝。
对于贪污腐败，他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以揭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14](P442)特别是成为执政党之后，反腐蚀、反腐败的斗争更为突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2](P1438)除了思想教育之外，必须严于处理：“不要婆婆妈妈，优容养奸，贻误大事。”[11](P2069)“必须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出党”，[11](P2144)“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11](P2144)“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11](P2144)“过去我们党内对于这类坏人所存在的自由主义思想，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11](P2145)
厉行勤俭节约和惩办贪污浪费，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关系到政权的巩固。早在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以精兵简政节约开支，告诫全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15](P466)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历史性告诫，“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1](P262)从苏联出现高薪特权官僚阶层的教训出发，告诫全党：“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1](P2155)防止国家这个特殊的“经济力量”（恩格斯）从根上烂掉。这就是经济与政治相统一的规律。
十、对外经济：自力更生为主，国外市场为辅
有些人往往把毛泽东经济思想视为对外封闭，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或曲解，抹杀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我国的长期经济封锁的事实，忘记了正是毛泽东打开了中国与美国以及西方各国外交关系的历史。他早就提出：“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16](P150)“如果这些国家不来打中国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将对外来投资及外人在中国财产给以保障（付以代价）。”[7](P940)
他的基本观点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对外援助，“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6](P040)但“对外贸易只能起辅助作用，主要靠国内市场”，[17](P641)并且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
为什么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国内市场为主？很清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去侵略别人，西方也不希望中国强大，中国更不愿再做别国的附庸国，只有靠自己；而在国内，我们完全有能力发展起来，特别是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他早就说过：“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18](P393)事实上，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只有主要靠自己努力，才是最可靠的。“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7](P937)历史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即使自己强大起来，走外向主导经济发展之路的风险仍然非常之大，甚至受制于人，存在着丧失经济主权的危险。
须知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变，西方敌对势力并没有放弃对中国的颠覆、分化、西化的图谋，在经济上总是要利用它们强大的优势千方百计地控制、侵蚀我们的经济主权。他们的策略是两手：“（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式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19](P599)它们“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3](P355)果不其然，20世纪90年代苏联垮台了，东欧不少国家或被分裂，或降为西方的附庸。基于科学的分析，毛泽东提出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3](P130)也就如后来邓小平所说：立足点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与保持主动权的扩大开放是相辅相成的。
以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十大贡献未必概括得全面，很可能挂一漏万，比如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就有很多论析，这里不再详述。总的说来，我们要继承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精华，历史地分析他的局限性，目的在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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