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殖民地返迁二代的身份认同困境及其思想史价值
蔺 静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天津外国语大学 日语学院，天津 300204)
[摘要] 1979年7月，日本综合性杂志《诸君》推出了一篇题为《日本的加缪们——“返迁体验”中诞生了作家》的特别访谈。参与本次访谈的是日本战败后，从日本原海外殖民地返回日本本土、战后成长为文化界知名人士中坚力量的17位“返迁少年”。通过对此次访谈的内容进行梳理分析，笔者认为战时殖民地日本人通过美化自己使其在殖民地的统治得到了“合法化”；而其战后在母国遭遇的所有困境，皆源于其“不被承认是日本人”。“非我类者”的界定最终源于“内地”日本人与返迁者之间难以建立起基于深刻理解对方境遇基础上的共情。战后日本社会的“失序”与日本人的“异常”亦提示出，对于国民性的界定应在政治、经济等若干维度之观照下，相关研究者应打破为国民性做本质主义、绝对主义判断的思维定式。
[关键词] 殖民；返迁二代；故乡；身份认同
一、抗拒默杀：重思“日本的加缪”之思想史意义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居住于日本原海外殖民地的日本国民返回日本本土的行为在日语中用「引き揚げる」这一动词表示。在国内学界既有的相关研究中，多将「引き揚げる」译为“遣返”“归国”和“返迁”。笔者认为较之“遣返”与“归国”，“返迁”一词更为客观地表达出了帝国时期日本殖民者“迁往”海外殖民地，战败后又“返回”日本本土的完整过程与路径。因此，本研究将「引き揚げる」译为“返迁”，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诸如“返迁体验”“返迁文学”“返迁者”“返迁二代”“返迁作家”等。访谈《日本的加缪们——“返迁体验”中诞生了作家》(以下简称《日本的加缪们》)刊载于1979年的《诸君》[注] 《诸君》在日本新闻界属右翼色彩较浓重的杂志，但该篇访谈并未涉及右翼言论。 杂志7月号。采访者本田靖春是朝鲜返迁者，参与本次访谈的是五木宽之、赤冢不二夫、池田满寿夫、三木卓、别役实、日野启三、小田岛雄志、山田洋次、大薮春彦、尾崎秀树、后藤明生、生岛治郎、泽地久枝、山崎正和、天泽退二郎和藤田敏八这16位战后成长为日本文化界中流砥柱的返迁二代。包括采访人本田靖春在内，17位返迁者童年时期均生活于战时日本海外殖民地，日本战败后他们分别从中国、朝鲜等地返迁归国，回到日本时的年龄在10—18岁之间，其中年龄最大的尾崎秀树生于1928年，年龄最小的别役实生于1937年。他们在日本接受了高等教育，其中8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3人毕业于东京大学、1人毕业于京都大学，之后又各自在小说、诗歌、戏曲、电影、版画、漫画等领域表现出了个性与才能。
因战争导致人生轨迹的转变与环境的骤变使少年们在身份认同形成时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与他们的父辈返迁一代不同，回到日本之前，日本对于他们来说是从未谋面过的、想象中的“祖国”。回到日本后，“乡关何处”“我是谁”的认同焦虑又一直伴随着少年们的成长。如果说《返迁者百人告白》[注] 『潮』編集社：「引揚げ者100人の告白」，『潮』1971年8月号，第112-169頁。 记录的是返迁一代直接的、感性的、散在的苦难体验与受害情绪，那么《日本的加缪们》则记录了战后成长为知识分子并活跃于日本文化界不同领域的返迁二代在融入日本社会时更为敏锐的感受和更为深刻的思索。因返迁二代身上承载的历史是日本近代海外殖民史，故与殖民地与生俱来的关联似乎成为他们身上的“原罪”，有人为此刻意隐瞒自己出生于殖民地的事实。如日本战败后，从中国沈阳返迁归国的安部公房(1924—1993)便很少在文学创作中提及自己的故乡，面对沈阳他是羞怯并胆怯的。他直言：
要问我为什么不能毫不犹豫地说沈阳就是我的故乡，简单说，是因为我们日本人曾作为殖民地的统治民族生活在那里。虽在我当时的意识里完全没有这种想法，但现实与意识是两回事。统治民族的特征，就如现在在日本的美国人，并未把当地人当作人来看，而是当作植物或风景。也就是说，当地人是风景的一部分。即使生活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改变。这不仅看不清对方，同时也迷失了自己，痛苦的是这一点往往意识不到。我是绝不能把殖民地叫作故乡的。[注] [日]安部公房：『瀋陽十七年』(『旅』1954年2月号)，『安部公房全集』(第4巻)より，新潮社1997年版，第87頁。除特殊注释外，本文所引日文文献均为笔者自译，以下不另注。
会议要求，整县提升合作社发展质量要以贯彻落实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主线，坚持规范与创新并举，强化指导扶持服务，树立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县域样板。一要增强单体合作社自身能力，强化规范建设，拓展业务范围，丰富出资方式，增强服务功能。二要培育发展农民合作社联合社，推进区域性联合、行业性联合、产业链联合、多主体融合。三要提升县域指导服务能力，健全规章制度，构建扶持政策体系，加强示范引领，探索准入和退出机制，搭建合作社服务平台。
从安部的叙述中可知，他对于自己曾作为殖民者生活在他国土地上感到耻辱，这种耻辱感与歉疚感让其难以将沈阳理所当然地视为故乡。童年曾生活在“满洲”的电影导演山田洋次也曾表示他不愿回忆那个年代的事情，也不想说，因羞愧所以保持沉默。[注] [日]山田洋次、大江健三郎：『いま子供たちに伝えたいこと』，『週刊朝日』106巻29号(2001年6月)，第146頁。 沉默，无边的沉默。记忆便可能因此被默杀。
在“一迁一返”的真实完整历史循环中，返迁者们作为被历史裹挟其间的见证人，其“日本人→殖民者→返迁者”的身份转换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是考察战前、战中日本的海外殖民政策与战后日本社会的有效“时代标本”。自幼便视殖民地为故乡与精神家园的返迁二代在面对故乡与异乡的淆乱、身份认同之迷乱时，则表现出了更为复杂的情感纠葛与两难。小熊英二认为，“战后思想”是战争体验的思想化。[注] [日]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新曜社2012版，第25頁。 基于返迁体验所生发出的思想，亦属于日本战后思想的一部分。若不能将返迁者的记忆与言说置于日本战前、战时、战后的历史、思想史的脉络中去思考，返迁体验则无法成为战后日本思想史的驱动力，也难以因果贯通起来去思考“殖民”为日本带来了怎样的教训，战后思想源流的很多症结性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正因如此，此次17位返迁二代的集体登场，就返迁问题的意见交换才显得弥足珍贵。
二、“梦里不知身是客”：殖民地皇国少年的帝国幻想及其现实崩塌
返迁作家木山捷平(1904—1968)在其自传性小说《霍乱船》中这样描述了主人公“我”身处返迁船内的心境：“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竟没有一个人哭。我以前曾想象过，如果有一天大家能返回日本，当看到日本陆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无所顾忌地放声大哭。但这些只是幼稚的想象，我像一个蹩脚的算命先生，一样都没有说中”。[注] [日]木山捷平：『コレラ船』，『木山捷平全集』(第3巻)より，講談社1979年版，第263頁。 战败后的仓皇逃离，导致成年人出现了精神失重；而对于从未见过日本、对于战败的意味又懵懂的返迁少年来说，他们的关注点集中在了“异国风情”上。访谈中，赤冢不二夫、池田满寿夫、本田靖春描述了自己刚刚抵达日本后的欣喜与激动：
1.赤冢：轮船驶进了佐世保的港湾，太美了，周围的农家和小房屋如同玩具一般，颜色也很漂亮。那时正是六月枇杷成熟的季节，树是翠绿的，一切都那么小，好似庭院盆景。[注] [日]本田靖春：「日本の『カミュたち』――『引揚げ体験』から作家たちは生まれた」，『諸君』11巻7号(1979年7月)，第200頁。凡出自此次访谈中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以下不另注。
2.池田：当我意识到这是日本风景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日本竟这么美。我看见一个少年在划船，那时的我甚至嫉妒起了住在“内地”[注] 相对于战争期间日本海外殖民地的“外地”，“内地”指日本本土。战争时期，“内地”与“外地”的二元对立，实则指向了一种日本帝国殖民地统治的权力关系。 的少年。(201页)
3.本田：在我现有的生命体验中，再没有比那时更为感动的了。我在脑海中所描绘的理想之乡日本，竟比想象还要美，我仿佛游走于仙境之中。(204页)
“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再没有比那时更为感动的了”等表述都表明，在殖民地长大的少年们踏上日本国土时，明显感受到了养育自己的那片土地与日本的不同。与沃野千里、广袤辽阔却缺乏色彩变化与观赏趣味的大陆景色相比，对于少年们来说，似乎富有层次起伏、青山碧水的日本九州港口风情更具新鲜感与魅力。如果说感官意义上与祖国“山河”的初遇美好得令人心潮澎湃；但精神与心灵意义上，对“日本”的接受与融入却并不那么顺畅和愉悦。在深入日本社会后，少年们逐渐发现了“风景之美”背后的虚伪：
1.尾崎：在回到东京之前，我曾在长崎短暂生活过，感觉那里非常落后。校舍破烂，周围就是农村风景，当地的年轻人穿得土里土气。日本社会的封闭性很明显地暴露在我面前。(210页)
2.五木：回到日本之后，我发现日本的铁道太窄了。(中略)就像日本的狭窄轨道所象征的那样，内地日本人生活在狭小、封闭的世界里。(211页)
1934年4月，郭人全在《中国社会现状与教育问题检讨》一文中指出，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国家过剩工业品如潮水般涌进中国，期望以农产品角逐于世界市场无异于天方夜谭，中国当以发展工业生产为主，那样就“无须需求国外市场而只要保证国内市场”，即可使中国经济自立于世界[23]。吴法军认为，“利用农产品去换外国的工业品”是造成“中国人民全作了帝国主义的消费人员”的重要原因，强调只有在生产教育上，把工业放到第一位，才可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经济渐渐向工业经济发展”[20]。
1.天泽：一眼看上去的美丽田园，踏入一步就会发现有很多垃圾。(220页)
2.尾崎：回来之后让我最为震惊的是发现在日本竟然也有劳动者。在中国，做实际工作的人是中国苦力，是劳动者，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不是日本人。(中略)我回来之后，首先发现日本人是普通百姓，之后到筑丰煤矿厂工作，煤矿厂的工作人员中也有日本人。铁路的工作人员也全都是日本人。啊，原来如此，和平时听到的完全不一样。”(205页)
3.山田：成绩稍好一点就会被欺负，他们说不允许我拿好成绩。(206页)
流道式污水换热器具有如下特点：流道式换热器污水侧通道呈宽大的矩形结构，流道式换热器污水侧通道表面平整，无任何凸起物或支撑点，原生污水工况下无须前置防堵、过滤设备，污水中常见的污杂物能顺畅地通过，不会造成钩挂与缠绕。
“冷淡”“厌恶”“乡愁无法得到排遣”，与泽地久枝同龄的返迁少年此时正处于儿童向成人过渡的青春期，此时周围环境、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往往会给少年带来精神冲击，也最容易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在家乡的学校，由于被“内地人”排斥，返迁少年被强行“塑造”出了一种终生难以摆脱的、外在于日本社会的“局外人”意识：
战时，生活在殖民地的日本人以被神选中的“选民”自认，肩负着为天皇开疆拓土、把世界贡献给天皇的使命，因此生活在“满洲”、身为“五族”中最高统治民族的日本人被要求成为模范与表率。且身处异国语言环境之中，对于殖民统治的不安、对于原住民的恐惧都让日本殖民者意识到唯有强大才能保护自己，维护自己优秀种族的尊严才能树立起权威和统治者形象，才能进而成为“殖民地的领导者”。作为殖民事业的继承者则更被要求如此，据儿时生活在朝鲜的本田回忆：“小时候，如果自己做错了事，就会被大人批评，‘你们是日本人，不能做这样的事。’日本人不能说谎，不能背叛别人，偷窃更是不可想象”(202页)。从本田的表述可知，生活在殖民地的日本人时刻牢记着自己是日本帝国的臣民，自己在殖民地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优秀种族”的形象。“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举止”“不劳动”是其在殖民地生活的典型特征，而影响并形塑其行为规范的除了家庭教育，还有日本当时在殖民地实施的殖民政策和学校教育。
事实上，日本在实施对外侵略扩张初期便十分重视日本人在海外殖民地的形象。早在1904年11月，“满铁”居留民工作处便要求殖民地日本人“保持体面”，并对其日常穿着做了如下限制：
两组SaO2均减低，但OS组的LSaO2低于单纯COPD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OS组的Lat、AHI高于单纯COPD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得体的穿着象征着一个民族的先进与文明，日本人“优秀种族”的形象被塑造起来的同时，“日本=文明”“‘满洲’=野蛮”的文化级差结构也被构建起来。只有优秀的民族才具有支配能力，日本在“满洲”的殖民统治也因其“优秀”而得到了“合法化”，这种外表的粉饰与装扮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战略。而对于原本就对日本观念淡薄、缺乏了解、在殖民地出生长大的日本儿童，为在其内心深处建构民族自信，培养其统治者心态，日本政府也制定了相关要求。1915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教育当局面向附属地的日本小学生制订了《训练要点》(日文为：「訓練要目」)，《训练要点》要求日本儿童维护“国体尊严”“帝国地位”；培养日本儿童对殖民地的情感，把掠夺来的土地当作“国土”一样去热爱，使其成长为殖民统治的未来继承人；又因殖民地生活艰苦，故要求日本儿童养成坚毅刚健、符合日本国民的“优秀品格”并“发扬国威”。[注] 详见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地方部残務整理委員会編：『南満洲鉄道附属地に於ける学校及図書館並社会公共施設の発達』，南満洲鉄道1939年，第29-30頁。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殖民者的民族优越感被培养起来，并理所当然地做起了“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山田洋次在与大江健三郎的一次对谈中曾回忆，生活在“满洲”的日本少年特别歧视中国人，他们觉得中国人又穷又脏、脑子不好；当时尚为中学生的山田也同样抱有这样一种歧视观念，并且毫无其他想法。[注] [日]大江健三郎、山田洋次：『大江健三郎VS山田洋次·いま子供たちに伝えたいこと』，『週刊朝日』106巻29号(2001年6月)，第146頁。 在“在满”日本小学生写的作文中也能看到“厌恶‘满人’的肮脏、贫穷和不懂礼仪”“生而为日本人实在是太好了”[注] 详见[日]川村湊：『海を渡った日本語——植民地の「国語」の時間』，青土社2004年版，第162-165頁。 等歧视“满人”的文字。在不断被灌输“日本民族是最优秀的种族”这一日本认知后，“在满”日本儿童更加确信，作为日本帝国直系后代的“内地”日本人应是更加“真善美”的理想存在，是不可能作恶的。
男人一般应穿西服，若是穿和服的话，必须穿短外褂；劳动者可以穿带有商号的短外褂、紧腿裤、围裙，但不能穿短裤。女人应穿和服或者西服，穿和服的时候，一定要穿短外褂。(中略)在饭馆儿工作的服务员一定要穿短外套。不论是去洗澡还是外出，女人们也一定要穿外套。[注] 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地方部残務整理委員会編：『南満洲鉄道附属地に於ける学校及図書館並社会公共施設の発達』，南満洲鉄道1939年，第15頁。
除了意识形态上的教化之外，“在满”日本儿童接受的教育是基于“内地延长线”(日文为：「内地延長主義」)的“适应当地”(日文为：「現地適応主義」)特殊地域性的教育，故其与“内地”日本儿童一样，深受重视“道德教育”的《教育勅语》之影响，其父辈也同样是接受《教育勅语》长大的。《教育勅语》要求日本国民“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并将天皇置于价值判断的决定者之位置。丸山真男曾指出，在日本的国家构造中潜移默化地存在着从未被明确承认过的个人。个人之“私”即恶，当个人具有“私”念时，自身也会产生一种罪恶感和负疚感。在个人之“私”无法被明确认可时，人们便将“个人之私欲”与代表了“真善美”的国家意义相联系，以此缓解自己因“私”产生的负疚感。[注] 参见[日]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陈力卫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8页。 这种视天皇为绝对价值的民族情感导致其不会去思考“天皇的圣意”是否违背了普世的道德与价值，是否给其他国家和人民造成肉体、精神和物质上的伤害。这便直接导致了殖民地日本人任意践踏原住民，在殖民地胡作非为，而自身却并“没有意识到”抑或是“不自知”，不会主动去思考他人具有何种价值，天皇以外的所有人(包括自己)的生命也都变得毫无意义，日本战时的国家体制也因此毫无障碍地侵入并控制失去了主体性的个体。
确定导墙基坑开挖线，并报监理验收合格后进行基坑开挖，施工严格按设计要求控制轴线、标高以及坡度，导墙沟槽机械开挖至离设计高程差0.2 m时，采用人工清理至设计高程。施工平台边坡采用编织袋装砂砾护坡，以保持施工平台边坡稳定。
由于巴蜀气温环境多雨、潮湿，使得人们的关节、脏腑受到影响，峨眉武术习练者与技艺传承者在教学与传授中，注重拳架、功法练习以达到兼顾调心养气以求内壮的效果。除此之外，巴蜀区域因气候温和、幅员辽阔，深受各地区经济、文化等因素融合影响，所呈现出的峨眉武术风格、拳法各具特色，互为依托但又互不重合。一位哲学家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峨眉武术拳种的林立，风格迥然多样，自然形成多种区别于其他地域武术技术风格的特点。
对于“在满”日本人的教化，曾任“满洲国”总务长官的星野直树(1892—1978)曾说：
在满洲国的日本人是真正纯粹的满洲国民，并凭借努力、心怀希望、身肩责任，成为满洲国建国的核心人物。(中略)满洲国的日本人应该注意的一点是，维护日本人的骄傲与尊严的同时，也要认识到满洲国是我们自己创建的，不要忘记日本人才是满洲国的最终责任人，并要为其建设、发展全心全意地作出奉献。[注] [日]星野直樹：『教育の再認識』(初出：1939年『建国教育講演集』)，『「満洲·満洲国」教育資料集成』(第14巻)より、エムティ出版1993年版，第717-718頁。
星野将“在满”日本人定位并塑造成了《伊索寓言》中蝙蝠的形象，既要使其保有作为“日本人的骄傲与尊严”，又要在法理上使其成为真正的“满洲”国民。“不是日本人的日本人”之定位，也导致了战后他们在“满洲”“身体意义”上的被驱逐与在日本“社会意义”上的被排斥，其蝙蝠体质的悲剧命运一直延续至他们的后代。但亦应认识到的是，长期的殖民地生活经历，以及回国后被排斥的命运使其在客观上被赋予了他者的观察视角，亦给了他们在思想观念上重思何谓“日本”、何谓“日本人”的绝佳契机。
三、“错把他乡作故乡”：身份认同的困境及其哀史源头
到达日本后，本以为大家会激动地流下喜悦的泪水，但事实上(我们)是以一种冷淡的、厌恶的眼神看着一切。现在也是如此，自己是纯正的日本人，但却在中国长大，又不能到处和别人说，乡愁被贴上了封印无法得到排遣。(中略)我虽然身在日本，但我的目光仍停留在中国。(213页)
2) 将液压千斤顶进行升压，加载油压升压到23.89 MPa，系统稳定15 min后输入150 t，标定满量程。
与第一节中提及的返迁二代不同，4岁随父母从东京迁往新京(即现长春)、日本战败后在中国东北经历了近一年难民生活的泽地久枝以一种“故乡丧失者”的身份回到了日本。对于初到日本时的情景，她有过一些回忆：
“落后”“破烂”“土里土气”“狭小”“封闭”等返迁少年在母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的感受，使其内心深处产生了殖民地视界与岛国根性的强烈对撞。在外地经历过异文化体验的返迁二代，对于封闭狭小、民族单一的岛国感到深深失望。从殖民地回到岛国，越境者的经验为其提供了一种他者视角去冷静地观察日本社会。此外，暴露在战后初期极端环境下的人性丑陋更是击碎了返迁少年心中根深蒂固的对“日本人”的美好憧憬：
战后初期，日本社会失序、破败不堪的种种场面与细节打破了“日本干净整洁”“日本社会秩序井然”“日本人彬彬有礼”等国民性神话。“感觉到自己被骗了”“极度失望”“我们日本人是非常普通的人”“震惊”“和平时听到的完全不一样”等诸多表述都表明，返迁二代在殖民地所接受的教育是将日本民族的优点加倍放大，并将其塑造成天然拥有支配力的“一等公民”的种族主义教育。日本浪漫派作家保田与重郎在游历“满洲”后所创作的长篇作品《蒙疆》中写道，在“满洲”生活的孩子偶尔回到“内地”时，看到自己的长辈在田间工作，会感到令人不悦的耻辱。[注] 参见王升远：《史迹评骘、雄主回望与“浪漫远征”——保田与重郎〈蒙疆〉中的“满蒙鲜支”叙事》，《外国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 孩童真实的心理如一面反映现实的镜子，折射出了日本人与“满人”之间冰冷的压迫与被压迫、日本人高“满人”一等的社会级差结构。正因如此，当本田回到日本时，发现日本人是“偷窃”的、“普通的劳动百姓”时，便“陷入了极度的失望”之中。
1.大薮：语言不通，四国方言与殖民地的语言完全不同。我在四国一共搬了十几次家，每次搬家就要转学。每转到一个新学校就要挨打，是打到头破血流的那种，我真的是好不容易才活下来。(207页)
2.赤冢：因为语言不通，大家都叫我“朝鲜人”“朝鲜人”，我说的话别人都听不懂，受尽了欺负。(207页)
网络财务管理模式的三大主要特点分别是:网络高科技人才的重要性，网络管理财务信息科技硬件的重要性，制定网络法律法规的重要性。
3.本田：登岸后不久，和我家同行的一位妇女的钱包就被偷了。后来母亲告诉我，日本人是偷东西的，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打击。殖民地虽也有小偷，但我原本坚信内地日本人是不会做任何坏事的，没想到内地人也会偷东西。我觉得自己被欺骗了，并陷入了极度失望之中。正因为抱有一种理想与期待，当我发现真实的日本人是猥琐、品行不端的，就接受不了。之后的每一天我都在学习我们日本人是非常普通的人。(206页)
从“挨打”“受尽了欺负”“逃离”等返迁二代的表述可知，大多数返迁者的归来并未得到“内地”同胞的热情欢迎，这与战后初期日本粮食不足，“内地人”自身生存艰难、无力接纳他们不无关系。三木卓在访谈中谈道，“我们一入学，内地的孩子就毫不掩饰地对我们抱怨，‘日本已经没有吃的了，你们又回来了’，我听了之后也觉得非常抱歉，但我必须活下去啊”(206页)。日本在战后初期出现了严重的饥荒，科幻小说家海野十三在1945年10月7日的日记中曾写道：“我所担心的是粮食，配给越来越不足。前不久的台风导致今年的水稻开花期迟了，肯定是歉收了，再加上失去了朝鲜、台湾、满洲的供给，更是雪上加霜。”[注] [日]海野十三著、橋本哲男編:『海野十三敗戦日記』，講談社1971年版，第94頁。 这段文字亦从另一个角度提示出，战时日本“内地”的粮食保证是以殖民地的供给为基本事实前提的，这是不对等关系的殖民体系的一个折射。返迁者在殖民地的经营首先确保了帝国的生存，然而战后他们回到日本却遭到了厌恶，这亦导致其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落差感和创伤感。面对战败后“内地”粮食严重不足的现实，尾崎这样表达自己的看法：
Installation and analysis of refuse disposal system
助理社会工作师等资格证书是体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队伍水平的直接认证，但面对如今社区中此类持证人员极具匮乏的局面，公私部门应加强对养老服务队伍人员的培训，支持服务人员积极学习，接收正规系统的培训，考取资格证书。另外，公共部门应提高养老服务队伍人员的薪资水平，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加强养老服务岗位的吸引性，鼓励优质人才参与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去，多方位提高养老服务队伍的服务水平。
内地人粮食不够吃也很不容易，这不能怪他们。但我们想要的是他们的那份心意。我们也是日本人，自然希望能被当作日本人来对待。战败后，当我们成了“日本人”时的那一瞬间的感动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但当别人对我说，“并非那样”的时候，我的情感又该安放于何处？我不是日本人吗，那是一种愿望落空的感觉。原来我错了，我是不受欢迎的人，即使过去了三十年，这种感觉仍未消散。(208页)
“当我们成了‘日本人’时的感动”“愿望落空的感觉”“我是不受欢迎的人”，在这段话中尾崎表达了自己希望被当作日本人来对待，但最终却未被承认为是“日本人”时的失落与无奈，不被承认是“日本人”、被“内地”日本人认为是“非我类者”应是导致返迁二代所有痛苦的根源所在。日野启三在访谈中表达了自己对于故乡的感受：“(‘内地人’对我们的态度)剥夺并抹消了我们灵魂中母亲在现实中的对应物。本应是很自然、很温柔的连接，但在现实中却并不存在。现实只不过是‘母亲’这一元素被剥离之后的贫寒、荒凉的失魂落魄，是残渣，是影子。”(202页)
早期生长反应因子1（EGR-1）是一种早期生长反应基因，属于转录因子锌指蛋白家族成员。它可以在几分钟内激活一系列信号通路，其活性在数小时内即衰退。渗透压改变、热休克、缺氧、DNA损伤、辐射损伤等应激都会刺激EGR-1的表达。EGR-1通过多种通路调节细胞的增殖、分化和凋亡。但是，目前关于EGR-1在卵巢癌中的发生、发展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还未有明确的报道。本研究运用免疫组化的方式检测EGR-1蛋白在卵巢癌的表达情况，探讨EGR-1在卵巢癌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
日野在现实中感受不到“母亲”的存在，“母国”对于他来说也是约等于不存在的。将自己定位为“影子人物”表达出了日野对于自己身份认同的悲观甚至否定，自己所处的返迁群体只是“日本人”这一概念投射出的影子，是不真实且不具有主体性的。在影响身份认同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便是一个人的集体归属感，当与“母亲”“母国”的连接被切断时，“人”便很难确定“我是谁”；而当个体处于边缘位置无法融入公共生活中时，人便无法获得“自我感”，亦无法在社会活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处于青春期的返迁少年，越是急切地想参与这个世界，便越会因角色混乱导致精神危机。山田洋次曾回忆道：“至今仍记得那种紧张感和精神上的不安。”[注] [日]山田洋次、山田和夫：「映画と人生についての対話——映画『故郷』『同胞』『男はつらいよ』などをめぐって」，『文化評論』第183号(1976年7月)，第145頁。
在双重身份认同之间徘徊的生活困境使返迁二代陷入了严重的焦虑，为何“不被承认是日本人”，若在因果关系的延长线上为其追根溯源，似乎可以找到答案。战时，日本政府所宣扬的丰饶广袤的土地吸引了想要致富的日本农民去“满洲”闯荡。到达“满洲”之后，他们虽仍从事农耕，但随着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多，雇佣当地中国农民为其耕种，便自然成了不劳而获的“地主”；而吸引日本人去“满洲”城市工作的则是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比内地高出数倍的诱人工资。在当时“满洲”的城市，特别是“满铁”附属地，生活配套设施完备，哈尔滨、大连等商业气息浓郁的城市，更被誉为“东方的巴黎”。与“满洲”较为优渥的生活相比，日本“内地”的粮食状况从1943年已开始恶化，且本土不断遭到美军的空袭轰炸，去“满洲”成了日本人摆脱饥饿贫困、从繁重债务中解脱的途径。他们在殖民地时政治上是统治者，在民族层级上处于顶端，同时带来的经济收益也保证了他们衣食无忧的生活；回到“内地”后，支撑曾经生活的沙上楼阁不复存在，并且在回国之前，他们在殖民地的所得财产全部被没收，每人只允许携带少量日元回国。
战时，背井离乡地去追求“美好新生活”的行为与战后败者归来的贫穷招致了“内地”日本人的排斥，返迁二代亦同其父辈一样，在日本社会遭遇歧视。三木卓说他们被认为“只是客人，或者比客人的地位还要低”(213页)，是不被信赖的“非我类者”。一直生活在本土的日本人的身份认同从未受到过威胁，而“外地”日本人没有与“内地”日本人共同经历过原爆、空袭、疏散等战时体验，他们是本土战场的不在场者；而“内地”日本人也未曾体验过中国内战、美苏对立等战后国际政治环境的残酷。两种截然不同的体验错位未能在返迁者与“内地人”之间得以均匀地渗透，因此二者之间难以建立起基于深刻理解对方境遇基础上的共情。作为返迁二代，他们无法割断与满洲“故乡”之间的原初身份认同，回到日本后又必须建立起新的身份认同，与两种文化都若即若离，在时空坐标上迷失了方向。个人与周围环境的不断冲突又导致其出现了严重的身份焦虑，日野甚至要将“自己内心中作为人的情感的某部分抹杀掉才能生存下去”(213页)。这样“多余者”“局外人”的身份焦虑转变为精神危机，促使返迁二代不断追问着“我是谁”，然而其身体内与生俱来的异国因素与并未扎根的寄宿者心态让其终究难以被承认为是“日本人”。
四、“越境者”“多余人”之思想史意义
日本战败后，伴随着国际政治局势的转换，返迁者的身份迅速下坠。他们从殖民地具有统治力的民族之一员回归故土，转而成为即将被统治之族群的一分子。而战后初期语境下“内地”人的人情淡漠、素质低下与日本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加速了返迁二代“故乡憧憬”的幻灭。曾被奉为绝对的价值与权威逐一崩塌、溃散，回到“内地”的日本人要迫使自己去理解曾经深信的价值是虚构的、相对的，承认日本人并非“选民”，只不过是“非常普通的人”，他们也因此陷入了强烈的精神危机之中。
习惯了多元社会结构与自在无拘的殖民地生活，回归日本后，面对生活在岛国上的单一民族，曾经的沙上楼阁般的“优越感”迅速失落，返迁少年得以“正常化”。而对生在大陆的他们而言，巨大的文化差异使其在日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逼仄与封闭。在此次访谈中，三木卓在谈及儿时的“满洲”生活时曾表示，最初展现在他眼前的世界就是多元的，他说的话对方也许听不懂，他认为是很正常的，而对于日本“内地人”来说那是不可能的。(213页)曾有的大陆视界与现下的岛国根性在“少年”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对撞，这些只有经历过长期殖民地生活与日本体验的“越境者”才能痛彻体会；漂泊于大陆与岛国之间的“多余人”立场，也为少年们反思“何谓日本人”、何谓“日本国民性”提供了绝佳的契机，而这种反思是“内地”的日本人所无法感知和体认的。在访谈中本田靖春也谈到，战后即使过去了三四十年，他仍然感觉没有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过了四十岁，反而会越来越感觉到适应不良。(199页)“不曾扎根”，缘于返迁二代在战后几十年的日本社会生活中，一直被认为是异于“日本人”的“非我类者”，而被孤立、被边缘化所倒逼出的他者视角使其得以冷静地思考何谓“日本”，何谓“日本人”。
回到日本之前，深植于返迁二代心中的日本是被虚构出的美好形象，返回日本后他们看到了破败、纷乱的日本，认识到“日本也是肮脏不堪的”“日本人也会偷东西”，这些都印证了明治以降日本文化民族主义者喧嚷炒作的“日本人论”之虚空本质。对日本国民性神话持质疑态度的安德鲁·戈登在《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中犀利指出，很多所谓的“日本传统”只不过是现代世界中所创造的神话而已。[注] [美]安德鲁·戈登：《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李朝津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15页。 日本“创造神话”始于江户时代，在被卷入世界近代化旋涡、面对西方强大的近代文明时，日本急需建立起自身的“国民文化与传统”，以此树立其世界地位。在“建立民族自信”之进程中，强调自身的“神秘感”与急于界定“日本性”导致了借由“历史”与“文化”生发出的“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被绝对化。
这一进程与日本近代化一直交织共生在一起，其逻辑惯性延绵至今。日本人一旦被“神格化”后，其作为“人”的、与他国国民的共通性往往会被掩盖，在“满洲”以“选民”身份存在、感觉优越的日本少年之困惑毋宁说正根源于此。
1980年代开始，日本国内出现了一些对于日本文化论的批判，如浅见定雄的《冒牌犹太人与日本人》(1983)、别府春海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日本文化论》(1987)、小谷野敦的《日本文化论的造假》(2010)等，但这些微弱的声音还是湮没在“蔚为大观”的日本“自画像”知识生产中。管见所及，在我国日本学研究界，对于日本文化论的热衷仍是学术界和传媒界的一道奇景，这在涉外文化领域中是较为罕见的。加藤周一曾指出，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非要研究在日本有何种独特现象，而是这些现象在日本是如何具体体现出来的。[注] [日]加藤周一：《日本人的皮囊》，李友敏译，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为“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祛魅、将其“一般化”对待，在我国学术界似乎依然任重道远。王升远曾指出，“‘国民性’绝非‘古已有之’且恒久不变之特性，而是历史性建构起来的产物，不可对其做僵化不易的理解，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环境因素乃至国际关系因素等都对其有着不可小觑的制约和形塑功能，甚至常常是这些因素综合、倒逼出来的产物”。[注] 王升远：《在底片中看透“日本国民性神话”》，《解放日报》2017年12月23日“读书周刊”版。 以日本战时、战后的社会状况为例便可知，所谓“国民性”在荣耀之境与苦难之时亦会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样态。而对于国民性的界定亦是有前提的，应在经济、政治等若干维度的观照之下，进行“有时效”的限定而非受制于“永久的”国境线。
收稿日期： 2019-04-10
作者简介： 蔺 静(1983—)，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天津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战后日本文学界的战争责任论争及其思想史位相”(项目编号：18WW003)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I10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19]06-0161-07
(责任编辑：陆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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