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区域化党建应对社会转型风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建论文,区域论文,风险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1]05-0043-03
当前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形态的深刻转型诱发了复杂的社会转型风险。如何应对社会转型风险，建构良性的社会秩序，因此成为了当前学术界的热点讨论话题。然而，大部分的学术研究都忽略了中国语境下政党因素在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中的影响和作用。区域化党建是近年来提出和形成的一种党建工作新理念和新模式，是基层党建的崭新探索，其重要价值就在于立足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结构形态特征，使党进一步融入社会和整合社会，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应对社会转型风险。
一、社会转型风险及其发生机制
关于现代社会中的风险问题，西方学者贝克(Ulrich Beck)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研究，无疑是最具洞察力和影响力的。他们成功地建构了一种以反思现代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随着科技、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风险社会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威胁，其所面对的风险具有普遍性、突发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迅速扩展性和建构性等特征，并且超出了社会的预测和控制能力。“在风险社会中，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1]其中，“人为的不确定性”超越了“外部的不确定性”而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为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面临的最麻烦的社会风险来源于绝大多数人毫无疑问地认为对我们受益的东西——知识的扩展[2]，这是现代制度长期成熟的结果，是人类对社会条件和自然干预的结果[3]。
应该说，贝克等西方学者的“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对于深入认识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形态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风险社会”的整套话语体系带有明显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色彩，其针对的是“后工业社会”，甚至“风险社会”就是“后工业社会”的代名词。然而，在当前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三个不同时代的东西交汇在了同一个时空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混合形态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历时性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生活共时态地存在，从风险分析的角度看，也就表现为历时性的风险类型共时态地存在，即所谓风险共生现象。”[4]也就是说，当前中国社会的风险结构，既包括传统类型的风险，如传染病、自然灾害等依然构成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全的威胁；也包括在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不断涌现和加剧的诸如失业、贫富分化、生产事故、刑事犯罪、劳资冲突、官民冲突和党执政基础弱化等风险因素；同时，在局部意义上，后工业社会时期新型社会风险也逐渐显现出来。因此，不能简单地套用后工业社会分析工具的“风险社会”理论来讨论当前中国社会的风险结构。
在当前中国共生性的社会风险结构形态中，源于社会结构变化而导致的制度性风险、阶层性风险和文化心理性风险是最为凸显的，同时也是最为基础性和深层次的社会风险。①本文所述的“社会转型风险”主要指的就是这样一个层面的社会风险形态。社会转型风险的发生，根源于社会结构形态的变化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滞后。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着多重的社会转型过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社会向异质社会转型，从总体性社会向多元化社会转型。这样一种多重的社会转型，使得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态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碎片化、流动化和陌生化的特征，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扩大了社会风险的来源。同时，在这样一种复杂、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旧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社会控制体系、社会整合体系等逐渐趋于解体，而新的治理体系又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由此而产生社会治理能力滞后于社会结构形态变化的现象，进而导致社会转型风险的发生。亨廷顿强调：“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5]面对这样一种日益多样化、碎片化、流动化和陌生化的社会，如何重新整合社会，提升社会治理能力，避免社会混乱和政治动荡，就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二、区域化党建与社会转型风险应对
(一)何谓区域化党建？
区域化党建是基层党建的崭新探索，其基本内涵在于针对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形态，调整党内体制，打破党内区隔，实现政党内部的区域化整合，并在内部整合的基础之上，使党进一步地融入社会和整合社会，从而达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之目的。区域化党建是对传统单位党建的突破和超越，相对于传统单位党建而言，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其一，在组织设置上，区域化党建强调突破传统单位党建的封闭性模式，而转向一种开放性的模式。传统单位党建，基于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生产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内在要求，依托封闭的单位建立党组织，形成了以党的基层组织为轴心的单位制的社会结构，并因此而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有效组织和整合，结束了中国社会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散乱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单位制度逐渐衰微，原有单位组织的功能不断为各种功能专业化的组织所替代，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日益脱离出封闭性的单位空间而转向到开放性的区域空间，中国社会又回到了一种散乱的状态。因此，党的建设必须实现战略性的转移，即将自身生长和活动的主要空间从纵向封闭的单位转向到网络开放的区域，通过政党内部的属地化管理和区域化整合来重新组织和整合中国社会，由此而催生了区域化党建模式。
其二，在运作方式上，区域化党建强调突破传统单位党建的行政化逻辑，而转向一种社会化的逻辑。传统单位党建，基于计划经济社会所要求的高度集中化和组织化的管理需求，延续了战争年代“支部建在连上”的行政化运作逻辑，依赖行政手段开展党的工作，是一种典型的科层制政党。应该说，行政逻辑在计划经济时期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改变，社会中出现了大量无资产纽带关系、无行政隶属关系、规模小、分布散、流动快、变化大的“两新”组织，出现了流动性显著增强的社会人。中国共产党传统的行政逻辑与转型后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明显的背离，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新的条件下摆脱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行政化“惯习”，以一种社会化的方式融入社会，并由此而整合社会。区域化党建就是对这样一种时代性要求的回应。
(二)区域化党建何以应对社会转型风险？
区域化党建是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发展逻辑进行自我调整的结果，其对于应对社会转型风险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区域化党建有助于构筑起一种多元主体权力合作有机化的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结构。当前中国社会转型风险的深层结构性、高度复杂性和广泛影响性，要求改变传统的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的风险管理模式，而构筑起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网络化治理结构。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网络化治理结构是建构在“反思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它有赖于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而形成合作互补的伙伴关系，尤其是多元主体间建立在各自利益和风险责任分配基础上的社会信任精神的成长。许多风险决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常常意味着协商的范围必须扩大，这就需要扩大政治过程的透明度，拓展对话的范围，让公众参与进来，通过多元主体间充分积极的对话、交流与协商来达成共识、促进信任。“治理的合理性在于对话而非一家定乾坤，这就需要花费时间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6]否则，治理也可能会陷入像“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一样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困境之中。区域化党建强调组织设置的开放化和运作方式的社会化，有助于发挥中国共产党一端镶嵌在国家机器中、另一端镶嵌在市场与社会中的得天独厚的领导党优势，有助于架构起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沟通与协商的中介和桥梁，促进多元主体间权力合作的有机化，建构出一种政党、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四维关系结构，共同应对社会转型风险(如图1所示)。
图1：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中的四维关系结构
第二，区域化党建有助于建构出一种消减社会转型风险的多元利益表达和整合机制。社会的深刻转型改变了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导致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这样一种多元化的利益，如果缺少一种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整合机制，就容易产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致撕裂整个社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和政治的动荡。“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不同利益要求表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利益冲突的社会；这是一个需要对不同利益进行协调的社会。”[7]如何将社会的多元化利益转化成为社会活力的来源，而不至于成为社会混乱和政治动荡的根源，是社会转型时期必须予以克服的重大难题。而区域化党建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探索。费孝通先生晚年时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理论，而区域化党建的重要价值也恰恰就体现在“多元一体”上，只不过这样一种“多元一体”强调的是多元化时代的社会整合问题，其核心的方面就是多元化的利益表达和整合。区域化党建强调开放性的建党模式和网络化的组织结构，使基层党组织镶嵌在了多元化的社会主体之中，并通过社会化的运作充当各社会主体的利益代言者；而与此同时，区域化党建强调属地化的管理和区域性的整合，其核心组织镶嵌在国家机器中，直接承担着制定公共政策的职能，可以发挥有效的利益整合功能。这样，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就可以通过各类基层党组织而转化为党组织内部的多样化声音，并通过党组织内部的协调与整合，转变成为能够体现出利益相对均衡的公共政策。
第三，区域化党建有助于提升应对社会转型风险的政党能力。所谓政党能力，可以理解为政党有效获取社会支持、认可与接受的能力。对于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其政党能力主要体现为有效融入社会并与此同时整合社会的能力，这在当前中国应对社会转型风险的社会治理能力中居于一种核心的地位。无论是上述网络化治理结构的构筑还是多元利益表达和整合机制的建构，事实上都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能力提升为基础和前提的。从现代政党的本质来说，政党来源于社会，同时其发展也最终取决于社会，一个政党要保持较强的生命力并不断引领社会发展，就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推进自身的转型和发展，这也是世界各国政党历史与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形态的深刻转型，基层党组织的机构设置与转型后社会结构的内在契合度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同时基层党组织的运作逻辑与转型后的社会要求也产生了显然的背离，从而导致部分基层党组织陷入了“边缘化”的处境。[8]这样一种“边缘化”的处境，事实上意味着党融入社会与整合社会能力的弱化或者说政党能力的下降，这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并发生着深刻变化的社会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无疑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风险；同时，政党能力的下降也必然会削弱以之为核心的社会治理能力，不利于应对其他形态的社会转型风险。而区域化党建，强调基于社会转型的内在要求，调整和改变传统的机构设置与运作逻辑，有助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建构出一种执政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从而恢复和提高政党能力，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消减社会转型风险。
三、区域化党建深入发展的理论向导
区域化党建，核心在于建构一种适应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形态的执政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以使党进一步地融入社会和整合社会。也唯有如此，才能发挥其应对社会转型风险的重要价值，消减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多重风险。从当前区域化党建的实际推进情况来看，全国各地已经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从总体上而言，还处于一种注重“组织覆盖”、“网络链接”、“资源共享”等为主要内容的外在组织形态建构的层面。外在组织形态的建构，无疑可以为区域化党建提供组织载体，但绝不等同于党融入社会与整合社会的政党能力的提升。区域化党建必须向更深入的层面发展，“民主”、“服务”、“吸纳”与“感召”可以为区域化党建的深入发展提供理论向导。
(一)民主
党要融入社会和整合社会，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必须是一种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整合性力量。然而，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形态的日益多样化、碎片化、流动化和陌生化，党的基层组织体系也逐渐离散化和悬浮化。各种在职的、退休的、流动的和分属于不同性质组织体系中的党员，如何才能整合成为一种有机的组织化力量，如何才能产生进一步融入社会的积极动力，是区域化党建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在传统单位制度衰微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基层党组织资源配置功能弱化的情况下，民主价值的进一步导入，是实现基层党组织内部整合和解决基层党组织融入社会动力不足的有效途径。如前所述，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催生出了一种多元化的利益结构，而区域化党建又使基层党组织网络化地镶嵌在了多元化的社会主体之中，并充当各社会主体的利益代言者，这样就必然会使得多元化的社会利益转化成为党组织内部的多样化声音。而要整合这样一种多样化声音，使之转变成为能够体现出社会利益相对均衡的公共政策，就必然需要扩大民主，建立广泛而有效的沟通协商机制，以及多样性包容的决策机制和领导体制。同时，民主价值的进一步导入，比如完善和推广“两票制”，拓宽基层精英向上输送的民主渠道，还可以解决基层党员政治参与和融入社会动力不足的问题，从而激活基层党组织的活力，扩大基层党组织的合法性基础。
(二)服务
传统单位党建体现的是一种基层党组织依赖于行政化运作的组织和动员功能，这样的功能结构显然不再适应于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形态，其结果就是导致基层党组织功能的萎缩和基层党组织设置的虚化，不仅无法依赖于其整合社会，而且还使党陷入因执政基础弱化而带来的政治风险。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重新定位基层党组织的功能，以使党的基层组织在新的社会结构背景下有更为广阔的空间。林尚立认为：“基层组织的功能转变是一种结构性的转变，即从以组织或动员革命与生产为轴心的功能结构，转变为以社会关怀和利益协调为轴心的功能结构。”[9]这样一种以社会关怀和利益协调为轴心的功能结构，事实上体现的就是一种依赖于社会化运作的服务功能，或者说体现的就是为社会各类人员提供生产、生活、权益、文化等各种服务的功能。区域化党建的深入发展，必然需要突显其社会化运作逻辑所展现出来的为民服务的功能，并在为民服务的过程中，进一步获取社会的政治忠诚②，从而实现引领社会和凝聚社会，整合出一个稳定、协调和有活力的社会形态。
(三)吸纳
在一个组织、社区或共同体之中，总有一些善于组织动员、富有号召力和具有较强公共责任感的社会精英或“能人”存在，如果这些社会精英能有效地被基层党组织吸纳为党内成员，无疑有助于激发基层党组织的活力，增强其服务社会与整合社会的能力。同时，政党对于社会精英的有效吸纳，事实上也是为社会精英提供了一种上升的渠道，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和谐建构。帕累托的社会开放与“精英上升渠道畅通”理论表明，政治与社会精英的流通渠道一旦被阻塞，那么，就会出现政治和社会的失衡，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10]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一直注重对社会精英的吸纳，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底层社会中草根性精英的吸纳还存在着明显的欠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许多草根性精英有意愿入党却不知如何入党；二是许多草根性精英有意愿入党却无法入党：三是许多草根性社会精英缺乏入党的政治意识。这三个方面，事实上都是与基层党组织吸纳意识薄弱、信息传递不畅和组织动员不力等方面是有直接关联的。在这样一种日益多元化的时代，区域化党建要实现对社会的重新整合，必然需要平衡多方面的利益，需要吸纳各个阶层中的精英入党，包括要善于吸纳底层社会中的草根性精英入党，并创造条件帮助和推荐其担任国家或社会的公职，比如担任各级人大代表。这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党服务社会和组织社会的能力，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另一方面，有利于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增强民众对于党的政治认同，实现和谐社会秩序的建构。
(四)感召
感召可以分为内部感召和外部感召。内部感召的主要价值在于归化党员思想，增强党组织内部的凝聚力；而外部感召的主要价值在于引领社会，增强党组织对于社会的凝聚力。就内部感召而言，要注重发挥仪式的价值与功能。“通过仪式的媒介作用，不仅特定共同体的结构性特征得到再生产，如共同体的公共意识、价值观念和基本结构等，而且还使个体在特定共同体内部实现了与其他成员之间的‘对话’、身份认同、关系调整和情感升华等。”[11]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仪式资源，比如入党宣誓、佩戴党徽、升挂党旗、重温誓词、红色庆典等等，基层党组织要善于从细节和规范着手，尊重仪式的意义和形式，注重仪式的历练性、灵活性和多样性，进而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具有强大内聚力的组织化力量。就外部感召而言，要注重意识形态的价值与功能。意识形态是政党能否吸引社会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并因此而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世俗化观念的迅速扩张，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突破传统的宏大叙事话语体系，而向中微观叙事的话语体系转换，使意识形态植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当中，适时调整、修缮和整合传统的意识形态资源，创建适合当代中国实际的话语叙事结构体系，这也是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话语权的关键。区域化党建的核心目标在于实现对社会的重新整合，消减社会转型风险，这内在地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散发出强大的社会凝聚功能，而注重意识形态的话语转换和积极传播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注释：
①在此，所谓的制度性风险指的是由于制度的缺陷或失灵而导致的社会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阶层性风险指的是由于社会阶层结构的失衡或断裂而导致的社会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文化心理性风险指的是由于社会文化心理的失调或扭曲而导致的社会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当然，这三种风险形态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截然分开的。
②李普塞特在《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中认为，左翼的政党把工人阶级整合进入政治体系就是凭借这样的忠诚。其实，任何政党的政治整合都无法忽视这种“忠诚”。具体可以参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标签：区域化党建论文; 风险社会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 党组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