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
《史记》“庄子传”读论
王伟凯
（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天津 300191）
【内容摘要】 庄子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当代著名哲学家钟泰先生以“学贯孔、老二家，而又益之以恣肆”之语对庄子的地位给出了评价。庄子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风范显示了他的出世精神。司马迁在为庄子做传时，没有过多解读他的思想，而是列出了他的几篇代表作，之所以选择这些篇目，当是表达了司马氏对庄子的认知，因此，我们研究庄子，就不能忽视距离庄子最早时期的社会有关评价。
【关 键 词】 史记 庄子传真顺弃
《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影响甚大。关于庄子的记载，主要集中于“老子韩非列传”中。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不同学派、不同主张的思想家层出，但能在史书上留下痕迹者可谓寥寥，就《史记》记载而言，仅有孔子及其弟子、管仲、晏子、老子、韩非、庄子、申不害、孙子、吴起、商鞅、苏秦、张仪等数人。司马迁治《史记》时在汉武帝间，距春秋战国不到四百年，而在四百年后，在当时的文书环境下，仍能为后人所传承记忆，足见留名之思想家的见识及影响。
一、《庄子传》中的有关信息
在《史记》“庄子传”中，如此记载：
研究结果表明，将本实验粗提到的线粒体用缓冲液悬浮，加入到铺设好蔗糖密度梯度的超速水平离心管中，经超速水平离心后出现分层。处理1中分层不明显(图1)，且重复性不高，3管均出现不同情况的分层，线粒体层聚集不明显，无法准确吸取线粒体层。处理2分层效果明显(图2)，且3管分层均相同，可以看到明显的线粒体层，有利于线粒体的收集。实验结果说明处理2中改进的蔗糖密度梯度效果最佳。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於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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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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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生活的时期正值战国纷乱，儒家希冀以礼、法实现社会控制，保证国家的相对安宁，但现实的状况却给了儒家重重一击，所以千年后的大儒王夫之在评价此段时亦言，“察于理之为圣，通于事之谓知。理无定在，事有迁流，故圣知之所知，含之于心，而不可暴之为法者也，以是为法而蕲以止盗，则即操我之戈，以入我之室。嗣守吾法者，不能如我之圣知，而法固可窃，强有力者胜矣。”[5](P86)也就是说，圣人之理、圣人之智，只能含之于心，不能变成法的。如果把圣人之智变成了法，那对社会可能就会带来灾难。这倒不是说圣智不好，而是因为在权势的舞台上，圣智被“大盗”所窃，进而也就成为了盗民的利器，圣智反而成为一种美化自我的外表。
在传统的历史课堂中，部分教师只是单纯的灌输知识，要求学生课后一味的背诵、记忆以便满足考试的需求。教师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没有起到引领学生探索知识的乐趣的作用，学生仅仅被要求死记硬背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会发现学习课程很无聊，对学习失去兴趣。长期处于这种被动、压抑、消极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会进一步产生厌学的情绪，再加上初中学生正处于叛逆时期，很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而误入歧途，如果这种情况长期得不到改善，最终会出现学生逃课、辍学的现象。这对于学生的身心健康是有害的。
客观地说，“真”作为庄子哲学的一个重要核心，在《庄子》之前的古籍中，“真”字使用的很少，但在庄子这里，却大频率出现和使用，并使之成为了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概念，所以有专家就指出，“真作为哲学概念的提出，是庄子对中国哲学史的一大贡献。”[2](P2)庄子在《大宗师》篇中多次提到了“真人”，如在开篇即言，“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1](P116)可见其所谓的“真人”就是遵循“真”的人，只有遵循了“真”，才能获得“真知”。
其次，庄子的基本学术信息。“其学无所不窥”表明庄子是个博采众长之人，也可以视为“杂家”，但其基本的学术立论是宗“老子”的。正是因为其宗老子的道家，所以司马迁认为他的著作多诋毁孔子门徒。实际上，在《庄子》的一些作品尤其是司马迁列出的《渔父》、《盗跖》、《胠箧》篇中，其对孔子的观点并非诋毁，而是借批评孔子阐释自己的生活态度而已。
《史记》作为史书，重点在于对事件的记载、人物生活过程的记述，而并不过多进行思想和逻辑上的分析，但这些信息却为我们研究庄子提供了指引，尤其是了解西汉“尊儒”后人们的“庄子观”有着重要的价值。
二、《庄子传》中涉及的庄子著作
最后渔父批评孔子“子之蚤湛于人伪，而晚闻大道也”，可见这是庄子的一种观点，对儒家只是拘泥于世俗化的行为的一种否定。众所周知，孔子重礼，对父母、对君王等等希望制定出系列的礼制，但庄子认为，如果没有“真”，不是用“真”来践行这些礼，只是一些程式化的东西，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可见“真”是庄子人性论的基础所在。陈鼓应先生认为渔父“在心境上可能更为接近庄子本人”，[3](P188)是一种真情实性的描写。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说，庄子的论说当是有一定意义所在的，这也是为什么司马迁把本篇列出的缘由吧。
（一）以“真”为核心的《渔父》篇：该篇可以说是结构很完整的一篇小说，将渔父定位为一个得道的隐士，并通过他的口来阐明庄子的“真”的哲学，其通过设计渔父与孔子的对话，认为孔子的行为是“危其真”的，而作为活生生的人来说，应该努力做到“守其真”才对，这实际上是阐述了道家的法天贵真、崇尚自然的主张。
最后，庄子的基本人格信息。“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展示了庄子追求自由自在的人性特征。“名”和“利”是人所诉求的，但在庄子这里，却不屑看待，其期望的是无拘无束的“逍遥游”，“游”始终是庄子眼中的最高境界，过上“无所待，以游无穷”的生活。也就是说能够“完全掌握宇宙的自然规律，获得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绝对自由。”[1](P2)正是庄子的这种逍遥自在的人格风范，给后世人们尤其是处于失落时期时，一丝心灵和精神上的慰藉，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文人在现实中受了挫折后，往往是从庄子中获得安慰，幻想做“逍遥游”，生云外之志，所以说几千年来，庄子可谓给人们提供了现世心灵安顿的场所。
该篇以渔父与子贡、子路的对话展开，然后孔子与渔父对谈“真”。渔父认知中的“真”就是“精诚之至也”，也就是精诚要到了极致境界，因为“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要想动人，必须首先要“真”。有了“真”，才能使自己的任何情感得到充分的展示，在生活中也才能得到完美的结果，用庄子的话说就是“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孔子重礼仪，讲人伦，渔父以人伦来谈真的价值，指出只要是以“真”来践人伦，那么“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如果没有“真”在其间，不是发自内心的行为，只是为了表面的礼仪和人伦，那就是一种世俗的虚伪，没有任何价值。如果通过“真”成为了“真人”，获得了“真知”，那自己的行为就是自然的流露，就能够接近大道了。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林业的推动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同时也进一步调整着我国的生态环境。但是，林业要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则需要相关技术的发力支持。然而，在对林业技术推广时，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如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林业技术推广体系，同时也没有足够的技术人才，劳动力的素质也不是很高。为了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推动林业的进一步发展，作为林业管理部门，要及时的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庄子》约成书于先秦时期，按《汉书》“艺文志”载，共著录五十二篇，但有十九篇目前已不可见，现存本为三十三篇，包括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在《史记》“庄子传”中提及的著作有五篇，其中《渔父》、《盗跖》和《胠箧》在司马迁看来，是诋儒尊道的著作，另外两篇《畏累虚》和《亢桑子》是寓言故事，下面对这五篇文章分别予以析之。
应该说这是所有文献中关于庄子信息的最全面记载，从中我们可以梳理出如下基本信息：
（二）以“顺”为核心的《盗跖》篇：本篇由三个寓言故事组成，强调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就是顺应天理、顺应大道，而儒家的礼教规范是对人性的束缚，所以应该摒弃。文中用语很是犀利，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庄子对儒家学说的态度，如盗跖在听说孔子到来后，其外部形态是，“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可见气愤到了极点，还未交谈，即如此生气，开口说话更是毫不留情，称孔子为“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耶？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极重，疾走归！”将孔子喻为一个社会混乱的制造者，用所谓的“名”和“利”来引诱他人，使人丧失了本性，丧失了“真”，从而违背了大道。
第五，在企业合作中仍需要考虑政策法律环境和不确定性对协调联动的影响，遵循相关合作法律法规并善于合理利用有利的外部环境资源，努力减少合作内外部不确定性因素，根据实际情况和因素变动适当调整协调联动相关策略。
众所周知，追求自然之性是庄子哲学的出发点，老子虽然也强调“道法自然”，但庄子将这种自然性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尤其是人性的自然性，庄子主张不要对之有任何外在的约束，要“率性而为”，要实现心灵的绝对开放。由此可见庄子要求的是一种自由精神，而这种自由精神的实施就在于人心的畅通，正如其在《在宥》篇中所言，“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囚杀，绰约柔乎刚疆，廉刿雕琢。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县而天，偾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也就是说，心受到压抑就消沉，推举它就高进。既然人心是可动的，那么引起这种“动”的根源是什么，自然是儒家所提倡的名和利，所以要保持心的平静，就要消灭那些名利的蛊惑，实现精神上的真正自由。
客观地说，人既有自然性，也有社会性，从个体来说，自然性决定了人的动物性本能，但社会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差异的存在。如果失去了社会性，那社会的运行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因为个体的人组成了社会，产生了社会活动。在社会活动中就需要有约束，这种约束或是自我约束，或是社会约束，其中自我约束当是起主要作用，尤其是道德自我约束，因为“道德的每一个判断都与社会的安宁利害相关。”[4](P455)强调自然性固然重要，但如果这种自然性超过了一定的界限，肯定也会走向他的反面，这也是老子辩证思想的重要观点。如果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本意，听任自然，可能会实现庄子所说精神上的“和道同游”，但现实生活却很难如意。因此我们可以说，庄子的这一哲学观实际上是一种单纯的精神追求，也是对战国时期社会状态的不满和愤恨的反思，但若回到现实社会中，可操作空间还是有限的。
（三）以“弃”为中心的《胠箧》篇：该篇以“绝圣弃智”为中心，抨击了当时社会存在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的黑暗现实。老子有言，“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在此基础上，庄子进一步提出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观点，是对当时社会的极大讽刺，也可谓是一种极端的惊世之论。
首先，庄子的基本生活信息。即庄子的籍贯为“蒙”，名字为“周”，担任过蒙地漆园的官吏，与梁惠王、齐宣王是同时代的人，即公元前400年至前300年间，也就是说，庄子与孟子生活的时代基本吻合。如果这一记载确实的话，那么两位圣人的思想是否相互影响和吸收，当是值得我们探究的话题。
实际上，这应该是庄子的一种消极处事观，其不是从积极的角度去思考和处理问题，而是过多地悲哀面对，这一点比老子过犹之不及。如果真是按庄子这样的理论去操作，那么整个社会将可能更加混乱，正如王蒙先生所言，“如果掌权者、老板们、名人们、有影响者们全然撒手撤劲，嘛事不干，其结果呢，好人出不来了，坏人照出不误，也并非不可能。一个花园，如果取消一切园丁的劳动与管理，当年的赫胥黎在《天演论》中就讲过这种情况，其结果不但是花园的荒芜，更可能是恶草的蔓延与名贵好花的灭绝。”[6](P45)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说，庄子的观点还是有些片面的。
研究在认真界定草原生态安全概念的基础上[3,21]，根据各指标数据的可操作性和可获得性为原则，充分考虑高寒草原生态安全各评价因子的相互关系，利用经济合作组织(OECD)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提出的针对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22]，构建高寒草原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表1)。该体系由3个具有因果关系的评价指标体系构成，其中，压力指标主要是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状态指标是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做出的反应，而响应指标是人类对所产生的环境问题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以上三篇基本上是庄子为反驳儒家理论而通过寓言表述自己观点的文章，司马迁之所以选择这三篇作为庄子的传记代表作，当是为了体现庄子思想的独特风格以及庄子的人格特征。庄子之所以是庄子，不是老子、不是列子，就在于庄子毫不掩饰地对儒家思想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具有明显的批判精神。庄子的学说虽然怪诞，但同时让人们又感到很是奇妙，所以有学者就说，“庄子在观察事物和分析问题时所取的视角与常人不同，人们都是站在地上，而他却是站在天上。说他站在天上也还不够准确，应该说他是站在天外，站在天地之外，站在方外。”[7](P2)
《畏累虚》和《亢桑子》在今传本《庄子》中并无所见，有学者认为《亢桑子》即是“杂篇”中的“庚桑楚”篇，该篇由十二段文字杂纂而成，且每段文字表现的主题、文字风格也略有差异，王夫之曾言：“此篇之旨，笼罩极大。”文中以庚桑楚为老聃之徒，所谓“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垒之山。其臣之画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远之。拥肿者与居，鞅掌之为使。”也就是说，只有这个庚桑楚得到了老子的“道论”真谛，所以在他身边居住的人，凡是耍小聪明和标举仁义的都让之远离，与他居住在一起的都是朴拙的人，留下使用的是不修饰外表的人。通过这段描述可以看出，其还是针对儒家的“仁义”而为。所以从这里是否可以说，如果本文果真是庄子所著的话，那就进一步表明了庄子对儒家“仁义”思想的反感和不齿。
为什么反对“仁义”，本篇的目的与其他篇有所不同，因为在本篇中，其中心贯穿着“卫生之经”的意义，也就是要保存自己的身体和本性，通常的说即含有“养生”之意在其中，陈鼓应先生曾言，“卫生之经就是讲养生的道理，养生要在护养形体怡养心性。在养生的主题思想下，本篇提出了全其形生、全形抱生、将形生心等命题。”[3](P165)而如果讲仁义，将会对养生、对心智的自由形成制约，肯定不利于养生的进行，所谓“人与己相持于仁义，两相构而思虑日营，虽闻道固不能以化其心。”[5](P197)
三、小结
庄子作为战国时期承继道家思想的重要人物，其对道家思想发展的贡献不容忽视，后人多以“老、庄”思想并称。庄子对道家的一大贡献就是对“道”做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分析，如果说老子提出了“天地万物”产生于“道”，那么庄子则指出了“道”是一种独立性的存在，尤其是天地万物产生后，“道”处于何处的问题，“道”运行于天地万物之中，无所不在，所谓“行于万物者，道也”，这就实现了“道”和万物的一体化。
庄子主张超凡脱俗，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不但对人的道德境界提升有所裨益，而且也可以对儒家所倡导的敬业精神进行有益的补充。众所周知，“精神”一词首创于庄子，其阐述了心神与心思的作用，“心神活动创造人的精神生命，心思作用建立人的思想生命”[3](P1)，人正是通过一种精神完成对目标的追求。尤其在《养生主》中，庄子更是论述了精神在生命中的主导，所谓“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1](P55)
总之，庄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庄子哲学更是对后世思维方式和逻辑发展意义重大，如庄子对无限精神自由的向往，就成了人类的理想之一。这种贡献不是任何一个哲学家所能做出了，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应该记住和感谢庄子的付出！
参考文献：
[1]孙通海译注.庄子[Z].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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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204.2；B2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9）04-0105-04
* 作者简介： 王伟凯（1973—），男，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研究领域为中国传统文化。
（责任编辑：张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