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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法国战略家雷蒙·阿宏曾有一句名言：我们已经给20世纪忙得头昏脑胀，哪还有时间来考虑21世纪。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上世纪60年代，那时距离21世纪还很遥远。但目前人类已经掀开新世纪的盖头，过去的遥远现在已变得很近，过去被认为不合时宜的事情，现在已变成热门话题。①“9·11事件”作为世纪开年的预警与报晓，只是揭开了世局的序幕而已。它对国际安全形势、国际关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同时也导致权力因素相对重要性的变化和支配世局演变的基本因素出现变化，未来的国际战略环境比之过去，将更复杂多变。
总体形势：稳而不定
“9·11事件”及其后续发展从深层次影响和改变着国际局势，世界陷入了局部动荡、局部战争、局部紧张的形势之中。冲突的局部性虽不至于破坏总体缓和的态势，但使世界局势从稳定的静态变为不安的动态，出现了“稳而不定”的特征。
在冷战结束后的“一超多强”格局中，随着多强的力量有所上升，各国彼此间的相互依赖性日趋加强。其主要原因：一是大国力量的消长。俄罗斯、日本、欧洲、中国等对世界事务的影响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二是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世界各国经济和贸易领域的互相渗透增强，以及经济和军事安全领域的相互需求增强，各国处于一种相互影响日趋加强的状态，导致各国越来越强的“维和”共识的形成。三是对现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的规则，各强虽有想法，但都不愿首先去打破它、挑战它，仍能遵守，“合理冲撞”，仍能“维稳”。
“稳”是相对的，它指世界性战争爆发的“燃点”正随着军事冲突成本的上升及边际效益的下降在减少。这就制约了各大力量不愿轻易惹起战端，世界大战也轻易打不起来，所以我们说，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形势的主流。但这并不是说和平与发展是一种绝对的静态的平衡。这里包含有另一种含义，即“不定”是绝对的，这也是符合辩证法的。回想起上世纪末的情况，科索沃战争、韩朝的黄海之战、印巴的卡吉尔冲突、东蒂汶动乱、中东和东南亚地区的紧张和动荡，实际应该横向联系起来看，其中包含着更深层次的矛盾。所以总的来看，世界性的局势相对较稳，但局部形势却一直没有平静过。上世纪90年代，人们一度额首相庆，“再见了冷战”；但10年之后，谁料想再闻隆隆炮声，仍是以起伏动荡迈进了新的世纪。
如果要为当今国际局势“把脉”的话，我觉得可用“内有虚火，外感风寒”来形容。一方面，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显著转换，甚至更为复杂和尖锐，尽管这种复杂和尖锐的表现形式不同。冷战时期，主要矛盾是东西对抗、两超争霸，所有的矛盾焦点都集中到两制上，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上，它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其它一些矛盾。但冷战之后，两超争霸的矛盾消失，南北差距、民族矛盾、宗教极端、资源享有等诸多问题一起凸显出来，有些矛盾甚至一发而不可收拾。这其中，美国由于其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和文化实力，客观上对世界事务的发展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主观上亦将“主导世界”视为其努力维护的主要国家利益，决定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存在着深刻的利益矛盾，加之美国在处理一些地区问题、热点问题上不时表现出的双重标准和多重标准倾向，使其成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矛盾焦点。
另一方面，虚火总要外观，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总要爆发。“9·11事件”正是将十多年来所积聚的矛盾一下子释放了出来。从事件的背景看，它反映出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存在的深刻矛盾。这个矛盾的突发，有其偶然因素，也有其必然性，反映了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一系列过程。
首先，在全球安全态势图上，出现了一条动荡高发地带。一是“塔利班”的崛起与崩溃，“巴勒斯坦人”激进派别持续不断的自杀性爆炸，实质上是冲突热点的拖延恶化，积重难返，“上访”无门，解决无望，致使弱势一方越来越多地诉诸极端手段的结果。
另外，“西雅图人”、“热那亚人”的反全球化运动反映出国际社会“弱势群体”的存在及其“边缘化”现状，以及构成其基础的全球性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也表明“发达国家仍在极力维护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②
因此，综合而言，我们似可以“亚健康状态”来概括目前的世界形势。
大国关系：合作领域扩大
理解世界局势，大国关系无疑是一个关键点。我们说国际局势总体仍比较健康，也是着眼于大国关系的变化上。无庸置疑，大国间的竞争始终都会存在。但“9·11”后大国之间合作动力明显加大也是不争的事实。具体而言，各大国在反恐怖、反萧条、反贫困、反扩散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正在趋于一致。它们虽有同床异梦的一面，但在“四反”的共识上形成了合力和动力，促进了大国关系的调整与发展，大国间合作的内涵在扩大，在某些方面，大国之间的合作已突破传统安全思维束缚的“禁区”，正向新的领域延伸。
从反恐问题上看，反恐合作促动了大国关系重组。“9·11事件”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美与他国的关系出现了重新划线的问题。美推动建立“全球反恐怖联盟”，从而导致各大国调整外交日程与国家安全观，配合美国的反恐军事行动。
就各战略力量的安全定位而言，它们在世界安全事务中的作用虽然得到了发挥，俄、日、欧等各大战略力量在反恐思维上有了一个共同的平台。各大战略力量在改善对美关系上有了“直通车”，在参与国际安全上有了新跳板。德国、日本的战略与安全思维出现了部分质的飞跃，它们积极配合美军的军事行动，抬高自身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地位，欲从配角跃居主角地位。这是美欧、美日调整彼此间关系的一个阶梯，而非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之内，美欧或美日双方仍将是安危与共。
美、欧、俄、中等国形成的松散反恐联盟，尤其是阿富汗反恐战争的进展促进了大国间高层会晤的空前活跃。近来中美、中俄、中巴关系以及美俄、美巴、美乌关系的调整都带有反恐合作的色彩。反恐战争“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亮点，也为两国关系注入了新内容”。③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去年12月8日访问俄罗斯前夕表示：“俄支持美反恐斗争，从而把双方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美俄关系有了‘根本性改善’。”
从反萧条问题看，美国经济10年的繁荣，对亚欧一些国家经济起了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目前美国经济的衰退，极大地影响了与其经济关系密切的国家。从美日中或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看，各市场都是处于一种大市场的外延范围内，处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态。尤其是市场容量大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增长与否，已经足以牵动区域或全球性经济脉搏的跳动。日本经济10年起不来和美国经济经过10年增长后衰退，成为“9·11事件”后人们关注的焦点，原因在于世界经济贸易的一体化促进了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维稳”发展的共识，成为大国关系稳定或者说国际形势稳定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从反贫困问题看，南北关系在二战后讲了几十年，发达国家基本上只是拿出很少一点钱来救救急，而没有大力根除贫穷。“9·11事件”后，发达国家认识到贫穷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自己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安全。反贫穷将在今后一时期内成为“北南”各国的一个共识，而这又会反过来影响到各大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再从反扩散问题看，它是大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焦点。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生化武器的扩散，在“9·11”之前就已经是大国关系中正在磨合的一个焦点，各国安全思想不同和对所受到安全威胁的感受不同，或者说各国在自己区域和国际事务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导致了各国在总论上相同，而在对待各自具体情况上又有不同的情况。安全系数较高的国家往往重视自己的国家安全，忽略小国的安全；相反，战略武器数量较少的国家就更能感受到威胁的严重性。“9·11”之后，围绕核裂变材料的生产及核设施的安全系数，大国关系中的合作面在扩大。2000年11月，中美就防扩散达成谅解，最近又恢复了防扩散对话。作为反恐怖下一阶段的反扩散将成为大国间的一个重要共识。这一共识的意义将大于其它三点。
可以说，上述“四反工作”已成为新世纪国际关系调整的重要内容，以及国际安全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国际新秩序的形成起着催生的作用。这势必导致美国及各大力量对外战略目标优先顺序与外交政策的再思考与重大调整，并据此提出现代“大安全”政策的任务。在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美国已经确立了“本土防御”的最优先性。此外，“9·11”也使美国改变了外交政策的思维框架。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得到了各大战略力量的支持和协助，从而显现了国际双边和多边合作对美国的价值，这将构成美国调整其对外政策的动力，预计美国的外交思维框架将出现调整。④
三大隐忧
虽然从大国关系的总体发展趋势判断，未来国际局势走向的基本面是积极的，但同样存在着许多令人担忧的方面。在我看来，这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
第一，是地缘政治新棋局形成带来的挑战。美国从2001年10月7日发动对阿富汗战争后，美军进入了中亚和南亚地区。这一恐怖活动的重灾区正是经典陆权理论所描述的欧亚板块的结合部。有专家认为，在本世纪前期，世界局势的变化，国际权利的竞争，欧亚大陆仍为主要场所。阿富汗战争的打响，使人想起了在核时代一度被遗忘的地缘政治学说，以及中国古代“假途伐虢”的典故。⑤正如斯皮克曼所说：“在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地理为最基本因素，它是永恒不变的。”⑥不言而喻，国际反恐联盟成员国具有不同的地缘战略利益与极其自然的防御本能的反应，如果从地缘战略行为来看反恐战争，它势将加速地缘政治新棋局的形成。有舆论指出，战争结束后，美与中亚国家的军事关系，将影响中亚国家安全合作的凝聚力。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拓展及外交上的合纵连横，对中亚安全态势产生了影响。欧亚大陆战略格局的变动势将牵动国际关系的新一轮调整，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已经并将继续出现重新组合的迹象。
第二，围绕反恐怖合作的“规则之争”将现实地成为国际关系磨合的重要内容。其一，如何定义“国际恐怖主义”?目前，广义的定义有100多种，比较集中的有20多种，迄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其二，由谁来主持反恐?是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北约援引“集体自卫”条款，还是某个国家的单打独斗?从目前看，这三种形式的反恐都有。其三，反恐怖行动衡量敌友的标准：单一标准，还是双重标准?是否非敌即友?其四，是依法反恐，重证据，打得准，还是借反恐谋私?其五，如何避免出现“第二个阿富汗”，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是标本兼治，彻底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根源?最近已有舆论认为中东是继阿富汗战场之后的“反恐怖第二战场”，而去年12月23日恐怖分子袭击印度议会大厦后，国际舆论又将关注焦点锁定在印是否会开辟“国际反恐怖第三战场”?从表面上看，这是反恐怖的“规则之争”，其实也是“后9·11”国际秩序的“规则之争”。⑦国家关系的重新洗牌，外交成果的积淀，及相关反恐规则的确立，孕育着一个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出现。
第三，是反扩散问题。它是冷战后美国的主要国家战略目标之一。“9·11事件”使美国的军事聚焦点集中在打击塔利班和本·拉丹上，尚未安排好地区性和全球性反扩散的议事日程。但阿富汗战场尘埃落定后，美国对伊拉克的打击本身就含有反扩散的安全战略目标。反扩散战争成为美头等重要的安全日程后，朝鲜半岛局势将非常令人担忧和关注。美对巴基斯坦及南亚地区核设施的管制前景如何；如果印巴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大规模长期战争，会不会引发核战争；即使没有战争，局势的动荡会否威胁至巴印核设施的安全等，都将是非常令人担忧和关注的问题。
中国与世界
中国申奥成功、正式加入WTO以及在反恐问题上得到国际佳评，既说明世界需要中国，也说明中国对国际政经事务，也正在采取一种积极主动的“入世”姿态。因此，如何冷静观察世界，理性处理中国的对外关系，无疑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在作者看来，以下几点应该是明确的。
第一，国际关系今后的发展，仍然离不开综合实力对比这一重要基础。“一超多强”的关系即美国与诸强的关系仍是矛盾的焦点。它们利益交织、矛盾重叠。因为美国首先成为与各强的交织点和碰撞面，它与各强矛盾最大。中美关系的磕磕碰碰、美俄关系的虚虚实实、中日关系的停停走走、美印关系的冷冷热热都反映了这一点。
经过反恐战争的磨合，国际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美英关系、英俄关系、美俄关系在布莱尔的穿针引线、普京的柔道组合、小布什的强力作用下，发生了化学反应，美英“特殊关系”经受了“考验”；美俄关系“由冷转热”；英俄两国合作加强。更重要的是，英、俄在与美大幅改善关系的同时，自身的国际地位与影响亦随之提高。此外，德、法、日、印等群雄并起，影响也愈来愈大。这对世界事务而言有利于形成“群言堂”的局面。
国际关系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美、印、巴关系在曲折中调整、平衡，变换主角。以美国为中心看，其南亚外交主要围绕“第一”和“唯一”两个轴心转动。“9·11”之前，美国发展对印关系，其政策思想是“印度第一”，但“并非唯一”。“9·11”之后，巴基斯坦地缘战略位置上升，成为美南亚政策的“第一”，但并非“唯一”。美国同时取消了对印巴的经济制裁，同时提升美印防务关系，“使本来可能需要一两年时间才能发生的转变在不到一个月内就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从而使美得以运用因反恐战争而派生的对印巴的影响力，⑧折射出美国重塑南亚权力版块的用意。
第二，区域安全态势出现新演变。欧洲自冷战结束以来，其战略环境已出现很大变化。科索沃战争在欧盟内部打出了一个快速反应部队的建军思想，反恐战争则使欧盟加快了司法一体化的步伐。“9·11”之后，国际恐怖活动构成了亚太地区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反恐、求稳成为各国安全领域的利益所在，从而对相关的地区热点问题及其走向产生深刻影响。美国搞“反恐划线”，将朝鲜半岛暂时划出重要的外交议程，美朝关系与朝韩关系正常化日程有所迟滞。南亚局势注入新变数，塔利班全线失利后，阿富汗的政权建设与印巴克什米尔争端上升为重要安全课题。美国的安全关注点目前在内陆亚洲，但从长远看，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仍是大国关系的重要内容。
第三，中国应采取积极外交。一是中美关系，包括双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层次。目前中美双边关系中仍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这决定了今后中美关系会在曲折中调整、变动中发展。但令人欣慰的是中美两国高层对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及其在区域和世界事务中的影响都有清楚的认识，对两国关系对各自国内的影响也非常清楚，这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9·11事件”为中美关系合作提供了新的渠道和平台。如打击恐怖主义演绎出了反恐行动的呼应和中美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经济领域，中国加入WTO后，随着美国资本、金融、保险等进入中国市场，经济关系将成为中美全面关系的一个稳定器。在区域经济中，目前中美有共同的利益，对区域经济合作的认识在加深，中国不会挑战美在亚太地区的既有利益等。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也不会成为现存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中国提倡“入”字当头，“立”在其中，中国要成为现存世界政治经济组织的一员，谋取平等的地位。所以，中美关系只会发展，不会倒退。
再就是与诸强的关系，包括中俄、中日、中欧等关系及中国与诸强在双边关系、区域合作和全球的战略稳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关系。从中国外交看，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而中日、中俄、中欧关系则是必不可缺的。
关于周边关系，关键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新中国以来最好的，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最好的方面表现在，中国已在逐步与一些国家解决领土问题，建立了互信、合作的关系。另一方面，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担心也在明显加深。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增信释疑，解释中国与它们合作的目的；同时要与周边国家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中国应该成为周边国家商品发展的吸收器和金融稳定器。中国提出“10+1”中国和东盟的地区合作计划的尽早实现，可让东盟地区国家放心。在东北亚地区要继续加强中日韩合作，今年是中日邦交30周年，应加快两国社会关系的发展，增进互信，不要使两国关系成为历史问题的牺牲品，还可以推进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今年是中韩建交10周年，在继续推进经济合作的同时，应当增进安全领域的合作。中日韩对东北亚地区甚至是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应形成一种合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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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转引自纽先钟著：《21世纪的战略前瞻》第1章，台湾麦田出版社1999年初版。
②刘华秋：“局部紧张、总体缓和”，《解放日报》2001年12月。
③美《华尔街日报》2001年12月18日。
④香港《广角镜》(月刊)，2001年12月30日，马荣升文章。
⑤吸取了本所学者务虚研讨的观点。
⑥转引自纽先钟著：《21世纪的战略前瞻》第3章，第49页。
⑦“9·11”后国际形势回顾与展望，上海《解放日报》2001年12月29日。
⑧美驻印大使布莱尔威尔语，《华盛顿邮报》2001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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