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近代的主观唯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心论论文,主观论文,试论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近代中国是一个变化剧烈的时代，在内忧外患的双重逼迫下，面临着“四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人们急于寻求保国保种、民族解放的救国之路。在这种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涌现了诸多的思想流派，其中强调“自心造世界”的主观唯心论以其内蕴的理论因素愈来愈受到思想界的青睐，并一跃成为显学。随之而来的是陆王心学与佛学的复兴之势，与此相应，近代大多数的思想家都是陆王心学与佛学的崇拜者和信奉者。
相对于中国古代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来说，近代的主观唯心论具有鲜明的唯意志论倾向。其主要特征就是高度弘扬人的精神意志力量和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强调“自强其心”，呼唤“心力”，认为充分激发人人的“心力”，挖掘人人心中的潜能，调动人人心中的爱国热忱，就能成就一切，创造一切，达到振奋民族精神、救亡图存的目的。但是，历史证明，主观唯心论并不能拯救中国，“有心挽劫，无力回天”的悲剧命运是不可避免的。近代思想家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却给百年中国历史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近代主观唯心论的缘起
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国从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逐步沦为任人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将中华民族推向深重的生存危机之中。正如康有为所说：“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上清帝第二书》）。严复也说：“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论世变之亟》）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传统的以儒学为代表的治世经学已经成为一种滞后的、阻碍历史前进的思想路障，不能为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功能。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深入思考，他们对“心”予以高度重视，灌注了高涨的政治热情，认为“心”在改造世界时，能够发挥巨大的主观能动性，依靠这种力量就能挽大厦之将倾，救民族于水火，把中国引向富强之路。
首先，为社会变革寻求发展动力，提供精神支持。
这是近代思想家大都倾向主观唯心论、强调精神意志能动作用的最主要的原因。19世纪末的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亡国灭种的利剑已高悬于中华民族的头顶。因此，维新变革、救亡图强和民族振兴的历史任务日益急迫。其中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在缺乏理论准备的情况下，便已置身于复杂动荡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他们匆忙地从中国古代和西方的哲学理论中吸取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理论，作为指导实践、指导社会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频频回顾中，肯定主观能动性的陆王心学与佛学自然受到了他们的青睐。他们对王学与佛学加以改造、扬弃和重新阐释，并与西方的“民主、平等、博爱”等精神相嫁接，力图达到革故鼎新、振兴中国的目的。
从第一层面说，他们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学说，积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使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走向发达的工业社会，积极推行改良、变法，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实现富国强民的目的。但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却是国力极度贫弱、衰退，并且作为他们思想理论物质载体的新兴资产阶级由于出现得比较晚，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挤压下，先天发育不良，因而与顽固的封建势力相比，力量显得极其薄弱。因此，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们缺乏强大的物质力量作后盾，而他们却急需支持维新变革的推动力。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彼我势不相若”的严峻社会现实面前，更多地求诸主体意志的力量，在理论上强调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和精神意志力量的决定作用，这是他们倾向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
从第二个层面说，由于物质力量的薄弱，必然追求精神力量的膨胀。以龚自珍、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强调主观精神意志决定论的倾向。厚自尊贵、弘扬“心力”是他们基本的理论主张，他们之所以强调“心力”，就是把“心力”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和精神支柱。
因此，资产阶级改良派及革命派在龚自珍“自心造世界”、崇尚“心力”的基础上，对精神意志的作用作了不断的强化，把“心力”作为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如梁启超就说“报大仇，雪大耻，革大难，定大计，任大事，智士所不能谋，鬼神所不能通者，莫不成于至人之心力。”（《新民说·论尚武》）他们弘扬“心力”，认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变革与救亡等根本问题最终都将通过激发、增长人人的“心力”得以解决。梁启超认为：“越之沼吴，楚之亡秦，希腊破波斯王大军，荷兰却西班牙舰队，亦莫非心力之驱迫而成之也。”（《新民说·论尚武》）近代西方所以迅速发展、进步“岂有他哉，不过最少数之仁人君子，以其心力与恶社会血战，而卒获最后之胜利云尔。”（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
据此，谭嗣同提出了“求自强于一己”的口号。他说：“反躬自责，发愤为雄，事在人为，怨尤胥泯，然后乃得合并其心力，专求自强于一己。”（《仁学》四十四）己何以能成为自强之力？依靠的就是“心力”。他说：“心力可见否？曰：人之所赖以办事者也。……无是力，即不能办事，凹凸力一奋动，有挽强持满，不得不发之势，虽千万人，未或能遏之而改其方向者也。”（《仁学》四十五）谭嗣同意在指出中国是亡国灭种还是奋发图强，可以由中国人的意志来选择，只要大家发扬“心力”，就完全可以挽回将至的大劫。“心力”愈是发挥得好，社会变革与进步将愈快。
可见，近代的思想家们在深痛民困邦危的强烈情感驱使下，在拯救民生、振兴祖国的历史情结缠绕下，强调凝聚人们的精神意志力量去改造中国，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与趋势，符合了社会变革的需要。
其次，以“心力”抗天命，张扬个性自由。
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与发展，以康梁谭章等人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从中国救亡的急管哀弦中愈加领悟到了解放思想、重建精神权威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他们高扬“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鼓吹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
他们针对中国民气萎靡、“民心弱”的状况，把刀锋直指维护宗法伦理秩序的思想网罗，提倡个性解放，培浚国民自由平等精神，搅动了沉滞的传统意义的社会秩序，对儒家思想权威予以深刻冲击。他们的理论出发点就是以“心力”对抗天命，认为世界最终的动力是“心力”而不是天命，把“心力”作为冲击权威、解放思想的工具。
为了解放思想，发展个性，龚自珍、梁启超等人向天命论展开了猛烈的冲击。他们在剧烈的社会变动和社会矛盾的刺激启发下，对封建专制王朝的理论基石——天命纲常、君权神授采取了否定和攻击的态度。他们要求摧毁代表封建家长制的旧权威、旧秩序，树立符合资产阶级需要的新秩序、新准则，激起了近代反天命的思潮。其中态度最坚决、批判最有力的当首推谭嗣同，他提出了激进的“冲决网罗”的口号，对封建伦常礼教作了破皮穿骨的剖示和淋漓尽致的批判。他说“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仁学》一）“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仁学》一）他辛辣地指出封建纲常已成为人们的内心信念，并已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人们对它“敬若天命而不敢渝”，不敢稍有背离，稍有异念，它早已成为封建专制统治桎梏人心的工具，在社会实践中构成了对人的身心自由的巨大压抑，在客观上成为压制人性的机器。在谭嗣同等思想家的尖锐批判下，传统天命论逐渐失去了作为信仰的精神感召力，失去了世俗力量的支撑，最终褪去了它的历史光环。
在此基础上，借助王学的个体性原则和承认个性自由的理论因素及西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精神，近代思想家用“心力”与“造命”说为主体的能动性辩护，为人的精神自由和个性独立辩护，主张充分挖掘人人心中的潜能，尊重个性，发展个性，承认人人都有自由发展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权利。“只要把个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就私人而论，……人人可以自立，不必累人，也不必仰人鼻息”（梁启超《游欧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下），从此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意志和不受他人的奴役和宰割。
再其次，拥抱佛学与心学，为改铸国民道德提供理论依据。
伴随着近代的社会政治革命，道德革命也如火如荼地掀起。道德领域的变革主要表现为批判道德宿命论，提倡道德能动论，特征是肯定主体道德的选择自由，变传统道德的自觉原则为自愿原则，道德主体的能动性受到高度关注。与此相应，表现在哲学领域，以佛法与心学应变处困，作民之德。这是主观唯心论在近代兴起的又一重要社会历史原因。在康梁谭等人的时代，社会道德败坏，“德至谤与，道高毁来”（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八），从官场到士人存在着日深一日的弥漫性的道德沦丧。因而，要取得社会变革的成功，就必须“新民德”，培育“革命道德”成为近代思想家的共识。由此，他们得出结论，“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章太炎《革命之道德》）认为道德的堕废是革命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要革命就必须重铸国民道德。
他们认为封建理学和儒经已不能救治、扶持社会人心。“三纲六纪，无益于民德秋毫”（章太炎《答梦庵》），只剩下二千年来君臣人伦一套钳制人心的旧观念。章太炎深刻地揭露出：“民德衰颓，于今为甚，姬孔遗言，无复换回之力，即理学亦不足以持世。”（章太炎《人无我论》）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旧道德已不能支持社会的深层变革，他们要寻找新的理论作为救世、救心的精神支柱。
他们一方面以佛法说道德，主张世间道德皆以宗教为基础，即“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章太炎《演说辞》）。章太炎说：“矫弊者，乃憬然于宗教之不可泯绝”（《人无我论》），认为一切道德必须建立宗教之上，以宗教作为维持世道人心的工具。他们得出结论，“欲兴民德，舍佛法其谁？”（章太炎《答梦庵》）
他们真诚地相信佛教的复兴有助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国民道德的再造。认为佛教的根本精神在于最重平等，而佛教的修持和真理，可以起到净化道德、挽回劫运的功用。他们提倡“心力”就是要以人的慈悲心、人的善良意志去感化每一个中国人，从而改铸国民道德，疗治国人心灵上的痼疾，提供救世的精神支持。由此看出，佛教经过近代思想家的改造，成为具有鲜明色彩的革命道德论。他们的目的就是欲以大乘佛学的济世意向、大雄刚健、无畏无惧和“我不下地狱，谁入地狱”的道德精神境界共勉，鼓励人们锻造革命的道德。
最后，以“心力”造人才。
他们认为社会变革，国家富强需要人才，而人才的造就培养则靠“心力”的增强，有“心力”者即是人才，无“心力”者即为庸才，而人的“心力”愈强愈好。那么，如何激发、增长人们的“心力”呢？他们认为各种主观唯心论是激励培养“心力”的最好养料和源泉。他们大力宣扬主观唯心论，公开提倡宗教，目的就是为社会变革大业“造就人物”。
梁启超说：“唯物派只能造出学问，唯心派时亦能造出人物。……唯心哲学，亦宗教之类也。吾国之王学，唯心派也。苟学此而有得者，则其人必发强刚毅，而任事必加勇猛，观明末儒者之风节可见也。”（《论宗教家哲学家之长短得失》）章太炎也说今人学王学，贵在其“直指一心”，可以使人“悍然独往”（《答铁铮》）。可见，在他们眼里，社会变革事业所需要的人才应具有顽强的意志和舍生忘死的精神，能够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地投入社会革命。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大多数人受功名富贵的羁绊、红尘的沾恋和“身外种种幻像”的束缚，不免都有声色之欲，货利之求，妻孥之情，生死之念……这些都是成就大业的障碍。因此，他们认为“历史上英雄豪杰，能成大业轰轰一世者，殆有宗教思想之人多”（同上）。认为人们一旦通晓佛教的法门，“明三界唯心之真理”，视客观世界以至我身为虚幻，便能清除心中之种种障碍，就能破生死，破苦乐，破我执，去畏死心，去拜金心，去退屈心，去得失心。一旦破除生死利害之念，便能树立一种“无生”、“破我”的宗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能充分认识自心的伟大、自觉培养“心力”，鼓励人“发强刚毅”，不为外物所役，自主而无挂碍，从而造就一批不顾利害、不计得失、“蹈死如饴”、勇于任事的志士仁人，并依靠这些志士仁人的“心力”去改造中国，为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服务。
二、强调“心力”的唯意志论倾向
被康梁等思想家频频使用、视为强民富国之灵丹妙药的“心力”到底是指什么呢？“心力”在中国古籍中是心思与能力的并称，近代思想家所说的“心力”是指“心之力量”（谭嗣同《书简·上欧阳中鹄》十），也就是人人所具有的一种情感、精神、意志的力量。
龚自珍是中国近代最早宣扬“心力”的哲学家。他大讲“心力”，对“心力”深信不疑，认为历史是自我创造的，“自我创世”依靠的就是一己之“心力”。他说：“无心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壬癸之际胎观第四》）。他的推尊自我、夸大“心力”的哲学，对以后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对“心力”推崇备至的谭嗣同就说：“心之力量参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上欧阳中鹄》十）康有为也说：“救亡之道，惟增心之热力而已。凡能办大事，复大仇，成大业者，皆有热力为之。……欲救亡无他法，但激励其心力，增长其心力。”（《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他们大讲“心力”就是要说明人的精神意志是一种力量，依靠这种力量就能做常人所不能做、所不敢为之事，从而无往不胜。
龚谭梁等人所呼唤的神奇的“心力”，主要是指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热力”。它是人们的一种情感意志力量，如热情、热忱、激情等。他们认为，热是生命的源泉，“热力”就是生命力，天下万物皆由“热力”产生。推而广之，人的成就、世间的伟业都是在“热力”的驱动下完成的，而且人的“心力”强则“热力”就强。故康有为说：“凡能办大事，复大仇，成大业者，皆有热力为之，志士，义士，仁义，皆热血也。……果能四万万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只要人人自觉增强“热力”，充分发挥“热力”，就能挽救民族的危亡。
唐才常进而把“热力”的强弱看作是决定国家兴亡，社会治乱的根本，认为“热力速而涨者，其民必智，其国必新，热力大而神者，其民必仁，其国必群。”（《论热力》）欧美诸国所以富强，皆缘于其民富于“热力”，中国的变法维新所以能迅速高涨，也是由于国人的“热力”开始释放的结果。中国要富强就必须培养激励人人心中的“热力”，唤醒国人的爱国热情和热忱，即康有为所言，中国“救亡之道，惟增心之热力而已。”（《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
二是“爱力”。即人的“不忍人之心”和“仁爱”等道德意志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康有为认为，“不忍人之心”“在天为生生之理，在人为博爱之德。”（《中庸注》）而且这种博爱之心可以在人与人之间相互流转，推而广之就能遍爱万物，由爱己而爱他人，爱群体，爱国家，从而形成一股凝聚的亲和力量，这种“爱力”就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化的动力源泉。
另外，在谭嗣同的哲学里，“心力”也主要是指“爱力”。“以太”即“心力”的代名词，“以太”显为用，就是仁，兼爱，慈悲，“爱力”。谭嗣同说：“慈悲为心力之实体”（《仁学》四十三）。他认为，这种慈悲心的力量是极其伟大的，他不仅能化解人的机心，而且可以“感天下而劫运可挽也”（《仁学》四十四）。而且谭嗣同还真诚地认为，通过这种慈悲心所产生的力量，不仅能够普渡众生，挽救世间劫难，也可以拯救西方世界，乃至整个宇宙。他说：“以心挽劫者，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极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仁学》二）所以，他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人人自觉去培育、增进“心力”，假使人人“心力”“骤增万万倍”，中国的维新救亡事业就可以获得成功。
三是指意志力、持久力、毅力。在梁启超那里，所谓成于“心力”也就是成于毅力、意志力。他说：“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自由书·非惟》）梁启超认为中国变法事业要获得成功，不仅需要高度的热忱，亦即他所说的“热度的情感”，而且还要能够以坚毅顽强、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坚持变法，推动维新事业的发展。
另外，章太炎的“依自不依他”的“自”其实质是“心”，是“自由意志”。他的“自贵其心”、“自尊天畏”，就是强调人应当有坚定不移的意志。他认为国家要自强，民族要独立，必须依赖于国人的坚强意志。所以，他特别强调意志力的作用，认为依靠此力可以“纵今有纯紫之无然界，而以众生业力亦能变为纯青之天然界。”（《建立宗教论》）认为一个民族只要有执著坚毅，一往无前的意志，就一定能自强不息，中国的富强、社会变革中振兴依赖的就是国民的这种坚强意志。
三、对中国近代主观唯心论的总体评介
以个人的精神、情感、意志为第一性，以客观的物质世界为第二性的主观唯心论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主观唯心论本身就是精华与糟粕兼容、神奇与腐朽并存，是一朵不结果实的奇葩。因此，对于近代的主观唯心论来说既不能盲目肯定也不能简单否定，而是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加以评判。
（一）中国近代主观唯心论的积极意义和影响
中国近代的主观唯心论是紧紧地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在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中，“无旧传统可以遵循，无外来标准可资模拟。只有凡事自问良知，求内心自安，提挈自己的精神，以应付瞬息万变的环境。”（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了主观唯心论作为理论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趋势。因此，从总的方面来说对中国近代的救亡变革事业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充分关注并调动了人的主观意识能动性。
相对于传统的理学贬抑人的意志、情感和欲望，以理智消弭人的意志与情感来说，近代思想家看到人的主观意识能动性，看到了它对历史发展的促进作用。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潜存于人内心的精神力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种人人心中都有的潜能一经努力挖掘就可以转化为外在的现实的物质力量，依靠“自心”的这种潜能就足以拯救自身乃至世界。因而，他们对人的主观意识能动性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作了大量的阐释、分析和论证，认为中国的救亡靠的就是“自心”所激发出的情感意志力量和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和调动人人心中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建立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业绩，进而推动中国救亡富强事业。
这一主张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启发人们认识到精神意志力量、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与可贵，唤起了国人心中的爱国热忱与激情，在全国掀起了“举国趋亡，如饮狂泉”（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六）的爱国救亡运动，使国人热血沸腾、群情振奋，造就了一大批舍身救世、勇猛无畏的志士仁人，以炽热的情感投入到现实救亡斗争中去。
其次，关注了民族的精神建设，陶铸了一种舍身救世的新道德。
在本世纪初，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从伦理精神，即从文化的视角探索资本主义发生的原因，认为在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从而说明一种精神力量都与该项事业的社会背景有着渊源的关系。中国近代的社会变革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从龚自珍到康梁再到孙中山寻找的就是这种精神力量。他们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种精神力量的重要性，认为民心的弱，民族精神的萎靡不振是中国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他们高度重视“心”，就是要改变中国“民心弱”的状况，振兴民族精神，消除国人长期以来对国事的淡漠，激发国人的爱国、爱群精神，进而激发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活力。如梁启超提出了“国民力”和“民族意力”等概念，旨在说明一个民族的精神意志力量的强弱是改造社会的一个决定因素，看到了民心、民族精神力量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孙中山更进一步强调精神力量的作用，认为“满清之颠覆”，共和之创建，都“卒赖全国人心之倾向”，只要全民“万众一心”就能建立一个“修明”“安乐”之国家（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还有他提出的“物质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同上），目的都是强调精神力量对争取革命胜利的重大意义，借以鼓舞革命党人的斗志，以满怀豪情的革命精神去同暂时处于优势的敌人作斗争，在精神上压倒敌人，压倒困难，取得最终胜利。
另外，出于振奋民族爱国精神的强烈需求，他们看到重铸国民道德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社会变革要取得成功，培养国民的舍身救世的新道德是一重要前提。他们大力提倡“新民德”，认为“无道德者不能革命”，把佛教作为强心救世的工具，以“不住涅槃，不舍众生”的人格理想为自律与励他的楷模，使社会个体达到“径行独往”、无畏无惧、舍身救世的道德境界，从而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统一了民志，激发了人们的变革热情，对现实社会的改造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使全民皆关注救亡与振兴，推动人们积极投身到社会变革事业中。
再次，以个性解放为轴心，弘扬主体精神，开辟了一条精神自由的道路。
近代思想家所弘扬的“心力”就是弘扬人的个性和人的主体意识。他们承认了个性的差异，肯定了人的创造性、自由意志和人格的独立，在客观上唤醒了国人的自强、自信和自尊精神，激发了个体的内在活力和创造热情，鼓励人们积极争取个性自由和精神独立。
另外，他们对民众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启蒙教育，对国民性格中的奴隶性作了坚决的批判，提出了“去奴隶为国民”的口号，对奴隶道德进行了彻底的清算。认为奴隶道德使国民对政治冷漠、消极，没有义务观念和责任心，中国欲革命，就必须去除奴隶性；欲张扬个性，追求精神自由，就必须去除奴隶性。通过对奴隶性的批判，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个性自由、个性独立的意识深入人心，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在此之后的先进思想家都希望通过发扬个人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争取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肃清奴隶性对国民思想的束缚，建立国民自由、自主、自尊的个性。
陈独秀就旗帜鲜明地号召人们要“脱离奴隶之羁绊，完其自由自主人格。”他说：“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决不认他人之越俎，也不应主我而奴他人。”（《敬告青年书》）积极鼓励人们确立自由的意识。胡适也力主“个人须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认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胡适文存》）这样，经过几代思想家的努力，从整体上培养了国民健康、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使思想启蒙运动更加普及，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塑造了一代新国民。
最后，我们还应看到近代思想家的救国救民的情怀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们的思想体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性质。他们在国难当头的强烈民族危机意识的驱使下，身担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心中缠绕着救亡图富强的爱国情结，在自己的力量相当薄弱的情况下，以个人救世的使命自勉并伴随着亢奋的献身精神，来向强大的封建旧势力挑战。他们以激昂的政治热情和高涨的斗争意志去弥补自己的理论准备上的不足，他们鼓吹“心力”以调动人们挽救民族危亡、奋发图强的强烈意志和历史责任感，希望“合举国四万万之身为一体，合四万万人心为一心”（《康有为政论集》），达到强中国御外敌的目的。同时，他们以自己的觉悟和践履为榜样，为革命事业造就了一批舍自救世、勇猛无畏的英雄志士。甚至不惜杀身成仁，以自己的生命、鲜血来激起广大民众的觉醒，体现了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种思想影响了此后一大批革命志士和中华儿女，使他们在中国历次的革命解放运动中，前仆后继，不顾生死，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仍保持旺盛的、顽强的革命意志和爱国主义热忱。
（二）理论失误和消极影响
近代最大最急迫的现实就是救亡，围绕救亡图强，进步的思想家急于寻求救国救民的方略。他们内受社会保守势力排挤，外承西方列强的压力，而且大多思想家又是政治家，所以理论发育不够充分，理论建设比较薄弱，不可避免地具有先天的理论失误与局限。
他们的理论失误主要表现为夸大主观意识的能动性，走向唯意志论。他们看到了充分挖掘人的主观意识能动性所带来的巨大历史作用，但却不能对此作出科学的说明，因而，盲目夸大了意识的这种能动性，并把它推向了极端，走向了唯意志论。所谓“心力”，无非是人的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但他们却片面夸大，神化了这种作用。对“心”和“心力”缺乏科学的认识和理解，盲目崇拜“心力”，神化“自心”，把“心力”看成是纯粹的精神实体，是脱离社会存在而又决定社会存在的神秘之物，把“心力”当作可以成就一切、创造一切、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最终由此走向了唯意志论。并且，这种强烈的唯意志论倾向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最典型的就是近代流行的意识决定论，代表就是梁启超的“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这是王守仁“心外无事”说的翻版，颠倒了意识与存在的关系，片面夸大了意识的能动性，走向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意识决定论，这是完全错误的。这种意识决定论又表现为道德决定论，近代思想家在救亡问题上大都具有此倾向。他们试图以仁爱之心等善良意志来实现社会变革，推动社会进步，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对抽象的“人类之爱”寄予了过高的期望，使革命事业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残酷的现实政治斗争中不堪一击。同时，他们由道德救国论最终走向道德决定论。如康有为就说：“人人各自反身求己，则患自平矣。”（《孟子微》卷三）而章太炎则简单地把革命运动失败归之于道德的堕废。他说：“戊戌之变，戊戌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庚子之变，庚子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革命之道德》）把道德看作是决定革命成败的根本原因，则是唯心主义的道德决定论。
另一方面，由于近代主观唯心论片面强调和夸大个人的主观意识能动性，对以后的中国思想建设和社会革命都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正如嵇文甫在论王学得失时所指出的那样：“自信本心，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议论越痛快，越惊醒人，其流弊也越大。这是近代学者最喝彩的地方，却也正是顾泾阳所最不安心而急欲加以挽救的地方。”（《晚明思想史》）
这种唯意志论倾向所带来的“流弊”在以后的百余年间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如建国后的大跃进运动及文化大革命，唯意志论一度泛滥，提出了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思想有粮就有粮，思想有钢就有钢”等一系列口号，把产量和胆量、思想和粮钢、想和做等同起来，都是片面夸大了意识的能动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起到了消极作用，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深刻的思维教训。
收稿日期：1999—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