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基础结构、社区归属感与和谐社会构建——论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型研究项目《传媒转型》及其对我们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归属感论文,美国论文,和谐社会论文,启示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传播与社区研究：传播学对于社会科学理论的一大贡献
社区/社会如何形成、维系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基本问题。而在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索中，传播成为一个关注点很早就开始了。早在传播学科正式诞生之前，在现代大众传媒业逐一闪亮登台的时期，哲学、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些著名学者即已关注到传播及其变迁对社区及其变迁的影响。例如，19世纪后期欧洲古典社会学家就关注到社会转型期“都市化的工业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瓦解和远距离的、非个人的社会控制的新形式”，（注：转引自McQuail，Dennis.（2002）McQual's Reader in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London：Sage.pp.19-20.）也就是说，他们把大众传媒的兴起，看作社会转型期填补传统的人际关系纽带瓦解带来的真空的社会控制形式。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杜威（John Dewey）1916年在《民主与教育》一书中用一句简单但又发人深思的话评说传播：“社会不仅通过传播而存在，而且我们可以正当地说社会存在于传播之中。”（注：Dewey，John.（1916）Democracy and Education.New York：Macmillan.p.5.）杜威认为，“‘公共’、‘社区’和‘传播’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只是存在字面上的联系而已。人们凭借它们共享的东西在社区中生活；传播是他们得以拥有共同的东西的方式。他们必须共享的事物……有目标、信仰、抱负、知识，即一种共同的认识，用社会学家的术语来说称为相同思想性。对这些东西，人们无法像通过将馅饼分为物理上的几块分享它那样来分享。……共识需要传播。”（注：Dewey，John.（1916）Democracy and Education.New York：Macmillan.pp.5-6.）杜威后来又于20世纪20年代在《大众及其问题》等论著中，关注到在工业化社会中，由于直接的经验社区中将人们粘合在一起的结合因素变得松散而产生的问题。他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待传播科技的进步与大众传播的作用，认为通过赋予大规模的传播以新的活力能弥补直接的经验社区的缺失。（注：参见Peters，John Durham.（1999）Speaking into the Air：The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p.17-19.）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927年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将传播看作人们之“被抛入”包含着他人的世界中的解释性表达。（注：参见Peters，John Durham.（1999）Speaking into the Air：The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2。）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布鲁默（Robert Blumer）等人创立、发展的符号互动论告诉人们：我们在使用符号进行互动的过程中亦即传播过程中认识自我并参与社会生活，构建社会现实。芝加哥学派的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obert E.Park）较早地在研究城市社区中对报业产生兴趣，他在，1915年发表的《城市：对开展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The City：Suggestion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一文中，把城市研究同传播行为联系在一起。
传播学诞生后，更是为探索社区/社会如何形成、维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突出传播的思路。传播学先驱拉斯威尔（Harold Lasswell）指出传播有监测环境、协调社会和传递社会遗产三大社会功能（注：今日传播学界熟知的大众传播的四大社会功能中的最后一项功能——娱乐，是由赖特（Charles Wright）后来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增加的。）；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指出，“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一词（communication）与社区一词（community）有共同的词根，这绝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使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社会的主要区别是人类传播的特定特性。”（注：[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传播学概论》，（陈亮、周立方、李启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2～3页。）在传播学的发展史上，来自社会学传统的影响，始终是构成滋养传播学新学科发展的养料之一。传播与社区/社会形成、结构、社会生活的关系，始终是传播学者的重要关注点之一。不论是在传统的功能学派对传媒内容的具体效果的实证研究中，还是在批判学派将传播置于广阔的社会关系结构中进行考察的研究中，还是在一批被称为“媒介形态理论家”（medium theorists）的学者——以英尼斯（Harold Innis）、麦克卢汉（Marshal McLuhan）和梅罗维兹（Joshua Meyrowitz）等人为杰出代表——将媒介当作社会变迁的轴心的研究中，我们都不难找到对这种问题的关注。
美国社会学家兼传播学者鲍尔-洛基奇从其深厚的社会学学科背景出发，在其学术研究生涯中始终秉承社会学重视社区和社会结构研究以及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研究的传统。从其于1976年和同样是社会学家兼传播学者的梅尔文·德福勒在论文《大众传媒效果的依赖模式》（A Dependency Model of Mass Media Effects）中首次提出“媒介系统依赖论”（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heory），试图从媒介—受众—社会的关系中去寻找对于大众传播社会影响力的解释时起，其研究的关注重点，始终没有离开过传媒系统作为当代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大众）传播与群体生活、传媒（与其他传播）系统与个人、团体、组织和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人类谋求有效生存与发展兴旺的基本目标与有效的传播系统的关系，社区吸引力与有效的传播系统等。而其中尤以她近年来针对网络化时代的传媒现实和社会现实而展开的围绕传播系统和社区归属（感）的关系的大型实证研究，最贴近当今信息化时代的现实，而且其研究的焦点直指和谐协调的社区生活，因而对我们的启示意义也最大，下面将对此进行讨论和分析。
二、“媒介转型”大型研究项目及其成果
《传媒转型：改变社区粘合纽带》是一项试图弄清在21世纪如何建设地方社区的大型研究，在形形色色的城市居民点展开。这项研究深度考察了全球化、信息传播新技术和人口多样化因素影响下城市社区的变迁。它聚焦于人们的社区归属感，围绕这一核心探讨了有关传播技术与城市社区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是什么赋予了居民以培育市民社会的凝聚感和共同目的？当下的社会结构（social fabric）是否有利于培育有效的城市社区？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科技变迁这些因素对社区环境进而对人们心感归属的社区的形成有何影响？今天的城市居民有哪些互相“讲述”有关其社区的“趣闻轶事/故事”的机会？地方传媒与社区组织者如何才能帮助居民谈论其社区？社区“趣闻轶事/故事讲述”（storytelling）（或者这种行为的缺失）如何影响居民的社区归属感经验？如何应用传播资源服务于人们心感归属的社区的形成？当居民们感到同社区分离并难以采取集体行动因而冷漠笼罩社区时，如何赋予居民社区新的活力？该项目由桑德拉·鲍尔-洛基奇带领的南加州大学安能博格传播学院（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的一个课题小组在以人口、文化的多样化而著称的洛杉矶市展开。研究者们选择以洛杉矶的7个形形色色的居住地区为研究点，它们是：墨西哥裔居民云集的East Los Angeles地区，居民多为非洲裔美国人的Greater Crenshaw地区，华裔居民云集的Greater Montery Park地区，居民多为朝鲜族裔的Koremown地区，来自中美洲的居民云集的Pico Union地区，白种人（清教徒背景者居多）云集的South Pasadena地区和白种人（犹太裔居多）云集的Westside地区。这些居住地区不但从种族上和语言上来说具有多样性，而且从另外三个方面来看，即从移民的新近性、人们在这些地区居住的时间长度以及居民的住宅拥有情况来看也有很大差异。
《媒介转型》项目的研究者使用多种语言接触这些研究点的居民，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采集有关传播与归属型社区的关系的信息。这些研究方法有：（1）电话访问调查。研究者通过随机数码拨号，在每个研究点中对250～312户家庭进行40～47分钟的电话访问调查，共调查了1812户人家。（2）社区问题焦点小组（focus group）座谈。在每个地区，研究者从开展电话访问调查的样本中选出20名参加者，作为焦点小组（每个焦点小组10人），进行焦点小组讨论，分享其有关一系列社区问题的观点看法，这些问题包括：什么使得居民联合起来或相互分离？哪些传播环境特点使人们得以对社区产生归属感或抑制归属感？等等。焦点小组讨论是以调查对象的语言展开的。（3）社区组织成员访谈。研究者先在电话访问调查中请调查对象说出其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社区组织。然后研究者找到这些组织，对其成员就其传播实践，尤其是他们如何进行社区“趣闻轶事/故事讲述”的实践展开访谈。（4）当地传媒生产者访谈。研究者在每个研究点对当地传媒进行了普查。当地传媒包括以特定的民族群体为目标受众群或针对特定的居住地区的媒体和坐落在被研究地区的公共（非商业）媒体。研究者们围绕这些媒体的生产目标、其目标受众、资源以及“趣闻轶事/故事讲述”实践对许多当地传媒生产者进行了访谈。（注：信息获自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的《传媒转型》项目的因特网上网点（hup：//www.metamorph）上发布的研究详情报告Community Storytelling，Storytelling Community：Paths to Belonging in Diverse Los Angeles Residential Areas（http：//www.metamorph.org/whitepapers/belong_wp.pdf），The Globalization of Everyday Life：Visions and Reality（http：//www.metamorph.org/vault/globalization.pdf），The Challenge of Belonging in the 21[st]Century：The Case of Los Angeles（http：//www.metamorph.org/vault/belonging.pdf）以及获自该网点的一系列介绍性材料。）
研究的主要发现有：
●每个地区都有一个独特的传播基础结构（a unique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这一事实警示决策者在社区建设中不能采用千篇一律的策略。
●“归属（感）”——依恋感和睦邻行为——是社区最重要的要素。那么是什么造成归属感的呢？并不一定是财富或特定的文化背景：《媒介转型》在洛杉矶的研究结果发现，非洲裔美国人云集的居民点Greater Crenshaw地区的居民总体上在“归属（感）”指标上得分最高。“归属（感）”产生于当社区具有“居民点趣闻轶事/故事讲述”结构（fabric）时，通过这样的“居民点趣闻轶事/故事讲述”结构，居民、当地传媒与社区组织相互激励，从而聚焦于共享的居民点事务。
●一个强大的居民点趣闻轶事/故事讲述结构或网络积极培育归属（感）、集体效验（collective efficacy，即相信“我们”能够携手合力解决居民点的问题）以及公民参与。
居民在其中居住的传播环境的物理的、经济的和心理的特征——例如地区的（设施）保养、消费者服务质量和安全且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的可获得性等——直接影响人们是否感到自己能够并愿意“讲述”其社区归属方式的“故事”。
●因特网已经成为更大的传播结构的一部分。
●归属于网络社区的人们很可能对于其居住地区也有归属感。
●人们对城市的某些地区的害怕及在某些地区的舒适感是通过人们相互谈论的主流电视节目而形成的；害怕感和舒适感并不能准确/精确地反映居民地的犯罪率。
●那些为“9·11”悲惨事件中的受害者提供帮助和支持的人常常是自己的社区中参与度最高的人。
●有效的干预能带来传播基础结构（或者说嵌入于社区之中的趣闻轶事/故事讲述系统）的变迁，这种变迁比起改变政治的、经济的或其他基础结构所要求的时间和资源投入来，可以在短得多的时间中发生，并且所需的资源投入少得多。（注：信息获自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的《传媒转型》项目的因特网上网点（hup：//www.metamorph）上发布的研究详情报告Community Storytelling，Storytelling Community：Paths to Belonging in Diverse Los Angeles Residential Areas（http：//www.metamorph.org/whitepapers/belong_wp.pdf），The Globalization of Everyday Life：Visions and Reality（http：//www.metamorph.org/vault/globalization，pdf），The Challenge of Belonging in the 21[st]Century：The Case of Los Angeles（http：//www.metamorph.org/vault/belonging.pdf）以及获自该网点的一系列介绍性材料。）
就理论性成果来说，该项目的最大成就，在于为考察全球化、传播新技术和人口多样化因素影响下的社区变迁，首创了一种新视角，即“传播基础结构的视角”。鲍尔-洛基奇带领的课题组以这一视角为理论框架展开《传媒转型》研究，经过在研究过程中不断进行理论概括总结，鲍尔-洛基奇等人提出了“传播基础结构论”，它既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鲍尔-洛基奇和德福勒合作提出的“媒介系统依赖论”有很深的渊源，是“媒介系统依赖论”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对“媒介系统依赖论”的若干局限作出的回应，在一系列方面有所突破与不同。根据鲍尔-洛基奇等人的论文《媒介系统依赖论到传播基础结构论：媒介系统依赖论演进的回顾和一种新概念的提出》中的归纳，“媒介系统依赖论”的局限性表现为：（1）“依赖性”这一术语可能产生误导。该词倾向于隐含关系双方之间的关系具有固有的非对称性的意思。“当媒介系统依赖论的要旨是考察传媒、社会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动态性质时，将这种关系称之为‘依赖’关系可能影响理论的清晰度，使之模糊化。”许多人因之误解了媒介系统依赖论所界定的关系，尤其是微观层面的媒介系统依赖关系，认为那意味着是弱的个人依赖于强大的传媒系统。（2）传播新技术使个人与传媒的关系性质产生变迁，这对媒介系统依赖论的有关观点是种挑战。“媒介系统依赖论将个人与传媒的关系的特征描述为非对称性，但是传播新技术变革正使这种非对称的关系性质产生变化，导致个人介入制作、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差异更大，个人同传媒的关系变得更为多样化。”伴随着因特网的诞生和发展，在新的传媒环境下，原先假定的个人与传媒的非对称的关系需要重新考察。（3）在媒介系统依赖论的概念化认识中，中观层次的力量（如人际交流网络）的角色未得到充分的阐述。虽然鲍尔-洛基奇在1998年的有关论文中在媒介系统依赖论模式中引入了中观层次的人际网络，但是媒介系统依赖论的总的聚焦点还是在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所涉及的个人、传媒与社会的关系。（4）以往的媒介系统依赖研究未能充分探索将个人的直接交流环境考虑在内的实证研究方法。传媒系统依赖论假设：个人周围的环境在个人形成与传媒的依赖关系中可能影响关系形成的目标、强度和范围，虽然有此假定，但媒介系统依赖研究并没有明确地考察个人环境和媒介系统依赖关系之间的关系。（注：参见Ball Rokeach et al.（2003）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o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A Re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MSD Theory and a Proposal for a New Concept.2003年12月在于上海大学召开的“全球化、市场化和高科化时代的大众传媒”国际学术会上提交.22～25页。）
针对“媒介系统依赖论”的这些局限性，鲍尔-洛基奇等研究者提出了“传播基础结构论”，力求揭示常被忽视但却非常重要的传播配置构造（communication configuration），研究者们称之为“传播基础结构”。该理论旨在揭示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的传播基础结构，考察何时何地传播基础结构是强大的或弱的，并弄清传播基础结构的强弱产生什么影响。在“传播基础结构论”的框架下，鲍尔-洛基奇等人提出了微观层次的“联接性”的术语，细化说明个人同各种传播资源之间形成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态学关系。与“媒介系统依赖关系”概念相比，“联接性”概念的所指对象包含了范围更广的传播资源，从人际传播到新、老传媒，到大、小媒介，均涵盖在内，而“依赖（性）”一词主要聚焦于个人同大众传媒的关系。其次，与“依赖（性）”一词相比，“联接性”这一术语的优势在于其在概括个人同传播资源的关系特征的概念中较为中性化，“联接性”仅蕴含关系本身，而没有暗示施动者的特征。再者，个人与传播媒介的联接性被描述成由多种维度（即接近性、范围、强度和中心性）界定的质化关系。（注：参见Ball Rokeach et al.（2003）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o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A Re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MSD Theory and a Proposal for a New Concept.2003年12月在于上海大学召开的“全球化、市场化和高科化时代的大众传媒”国际学术会上提交.25～30页。）
三、《传媒转型》研究的特点及对我们的启示
作为一项历时数年的大型研究项目，《传媒转型》颇有特色并对我们深有启示作用。在《传媒转型》于1998年开始之前，鲍尔-洛基奇即已带领一些研究人员进行过关于洛杉矶的一些非主流语言传媒的研究等相关研究，《传媒转型》的展开有较充分的前期成果作为铺垫。该项目既有实证研究的扎实特点，又对质化概念予以高度重视。在方式方法上，该项目虽然是以具体指标进行测量的经验式研究，但同时重视定性分析，可以说为多种方法交叉使用、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实例。
《传媒转型》项目的又一个特点是研究人员深入形形色色、特征各异的城市社区，并根据其不同的环境展开调查。在洛杉矶这样一个种族、文化、语言多样化的城市中，为了真正深入了解不同的居民点的情况，研究人员在研究中采用了多种语言，在焦点小组座谈讨论中更是使用了调查对象的语言。这种做法体现了研究人员对这项研究的认真态度和对非主流语言、文化的尊重。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日益融入国际社会，我国城市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体现多样化态势的现象：城市人口中流动性人口增加，大城市众多的就业、个人发展机会带来了农村人口进城、外地人才竞相进入一些大城市的现象，境外投资的增多和中外合作的日益扩展，使外国人来华工作乃至定居在一些城市成了人口变迁中的新景观。凡此种种现象，也使多样化背景下的城市社区建设成为当今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中应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此外，信息传播新技术的社会应用在我国近年来也发展迅速。在北京和上海，网民在本市人口中所占比例均已超过25％（北京：27.6％；上海：25.8％），（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5/1》，获自该中心的网站（http：// www.cnnic.net.cn）。广州等城市的数据因包括在其所在省的数据之中，笔者此处无从推测。）已超过创新扩散达到预期效果所需的足够数量。这意味着在中国，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中，传媒转型的态势已出现。在这种背景下，《传媒转型》作为考察全球化、传播新技术和人口多样化因素影响下的社区建设、社区纽带的一项研究，对我国传播学界的启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其研究者尊重调查对象的语言、文化等背景的态度，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此外，《传媒转型》具有一个精心根据研究目的设计的理论框架，鲍尔-洛基奇为首的研究者并且在项目展开过程中对理论假设进行了检验，对研究发现作了理论概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源于“媒介系统依赖论”又在理论高度上更推进了一步的“传播基础设施论”，从而做到了以理论指导实证研究、以实证研究促进理论发展。这种发展，体现在，“传播基础结构论”在四个方面与“媒介系统依赖论”的不同。首先，“传播基础结构论”更广泛地将所有传播形态包括进去。“媒介系统依赖论”的主要所指对象是大众传播系统，但“传播基础结构论”则不仅包括宏观层次的大众传媒，也包括中观层次的当地媒体和少数民族群体的媒体，并将新老传媒、人际传播网络一并涵盖在内。其次，“传播基础结构论”提出的趣闻轶事/故事讲述系统的概念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的所指对象，明显地将叙事分析和社会学分析融入一个理论框架。在“传播基础结构论”的视角下，个人和传播媒介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种权力依赖关系，而且还是一个持续进行的创作和分享轶事信息/故事的传播过程。再次，与“媒介系统依赖论”不同，“传播基础结构论”把个人视为更为积极的趣闻轶事/故事讲述系统的参与者，同宏观和中观层次的传播渠道发生互动。该理论尤其把中观层次的传播网络（如当地公共媒体、少数民族群体的媒体及人际网络）涵盖在内，作为联接个人和宏观层次的大众传媒系统的纽带。这一理论告诉人们，当获自主流大众传媒的信息不够充分时，中观层次的传播网络就成为个人可能与之发生联系的潜在的被选机制。再者，在概括“媒介系统依赖论”中称为人们的个人和社会环境的概念中，“传播基础结构论”采取了更为扎实和具体的思路。它提出了“传播行为背景”的概念，细化说明了可能促进或限制趣闻轶事/故事讲述系统的活力的物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背景。该项目的理论性成果和以决策建议为导向的成果并列的情况，对于我们有机地整合应用性研究和理论研究也是一种启示。
中国大陆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引进介绍国外传播学研究以来；其传播学研究已走过27个年头。理论性的研究和应用性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分离的情况始终存在。大型研究项目，尤其是整合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理论框架清晰、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的项目数量还不多。这就使来自《传媒转型》的启示对我国传播研究界尤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