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种价值诉求（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4-0024-07
作为生活需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哲学作为植根于生活深处的理论自觉，来自于生活的需要才是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正动因。关于作为生活需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主要有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当下的生活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世界；二是当下的生活世界究竟需要怎样的哲学。
(一)当下生活世界的基本样式
生活世界主要是指由每个公民参与并获得价值与意义的个体活动和集体行动，以及由活动、行动和关系构成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活动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肯定会受到政府的政策、制度的影响，但也有其自身客观的逻辑，这种客观的历史逻辑才是哲学产生的真正地基。客观性和公共性是哲学意欲把握生活世界之真理的两个主要方面，前者表现为客观的历史逻辑，后者表现为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公共舆论。发现并呈现它们乃是哲学家的事情。“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所作的是时代的内心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谁在这里和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藐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的事业来。”[7](P334)
关于当代生活世界的基本样式，至少可以有三种致思范式：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个体生活世界；物质生产、交往、生活—精神生产、交往、生活；公共生活—私人生活。若将这三种致思范式整合起来，构造出一种最能够接近当代生活世界的“理想类型”，那么，这个“理想类型”就是当代生活世界的摹本，这个摹本必须与原型相匹配。这个“理想类型”或“摹本”就是：经济—政治—科技——社会交往—网络——家庭—身体—精神。其中，经济—政治—科技构成当代生活世界的意识形态化领域；社会交往—网络构成当代生活世界的社会形态，集公共交往、公共生活与私人交往、私人生活于一体；家庭—身体—精神是当代生活世界的个体形态或人的形态。在笼统的意义上说，这三种形态都是人的当代生活世界的显现领域和显现方式，但从前提、条件和终极意义上说，个体的或人的当代生活世界，即以家庭—身体—精神形式存在的生活世界才是终极意义上的生活世界。其一，当我们描述人的生活世界时，总是在描述描述者的生命体验，人可以想象地说出他人生活世界的样式，但也仅仅是想象而已，以想象者的体验去比附他人的生活体验，他永远是他自己，而不是别人；其二，当我们陈述人的生活态度时，只是在陈述陈述者的生活态度，而不是别人的生活态度；其三，每个人在表述对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的价值态度时，通常是基于自己的生命体验而作出的，是表述者对与之有关的一切事物有无价值、有多大价值的感悟；其四，在人的生活世界的两个向度——物理空间和意义空间中，物理空间只是人的生活的物理边界，它是流动的，人可以与这个物理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知识、情感和意志的交流，但永远不能把这个物理空间变成与自己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而意义世界才是与人的存在形影不离的事项。意义世界就像一个灵敏的触角，不断地伸向物理世界的各个角落，然后带着各种各样的触觉回到不为他人知晓而仅为自我所感知的世界，亦即由体验和经验构成的主体世界。这些触觉就像是原始材料，不断堆积、累积到自我的主体世界中，变成了记忆和想象的元素。在未来的时日里，物理世界可能改变甚至消失，然而元素却没有消失，它们已经植根于人的生命之中。人们总是把作为记忆和想象的元素不断翻起，或回忆过去，或感知当下，或想象未来。人生活于其中的意识形态化世界(经济—政治—科技)、社会交往世界(社会交往—网络)的变化及其效应，要通过人的主体生活世界的变化及其效应来说明，或者说，人是借着述说外在世界的变化来述说自己内心世界变化的。
依照这样的逻辑，可以把当代生活世界的基本样式描述如下：由经济—政治—科技构成的意识形态化生活领域，是指国家可以通过政策和制度所直接控制的领域，这是当代生活世界的直接前提。尽管政治和经济作为最大的公共权力是向每一个公民开放的，但制定政策和制度的权力却决不会市场化，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它们都要保证其优先性、优益性和强制性。就每一个体的生活而言，他可能与政治、经济的政策、制度没有直接的关系，或者对重大的政治和经济事件没兴趣，但这并不妨碍经济与政治对其生活世界的基础性影响。因为每个人都不能预先选择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相对于个人的生活世界而言，经济和政治都具有先在性，人们只能在既定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下生存与生活；每个人对经济与政治的作用微乎其微，相反，经济和政治对个人却具有强大的话语权。市场社会中的政治与经济已于先前社会中的政治与经济完全不同了：在政治上，民主化和生活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在经济上，资本的运行逻辑势不可当。与意识形态化的生活领域相联系，资本运行逻辑以及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的生活世界愈来愈陷入被政治和科技“殖民化”的危险境地：一方面，人们愈来愈疏远政治活动，试图摆脱政治的干预；另一方面，政治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却愈来愈重要。在科学技术方面，科技的祛魅功效在为人们的生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在侵蚀着人们的生活，它使生活中的一切神秘的东西难遁其身，而神圣性和神秘性却是人的生活所不可或缺的东西，是植根于人的心灵深处的需要。于是，由经济—政治—科技构成的意识形态化生活领域与个体的生活领域便处于悖论乃至冲突的状态：人们试图不问政治而过一种自在自为的悠闲生活，这是个体试图摆脱政治干预的一种心态和努力；另一方面，每个人又在密切注视着国家的每一个重大的政治过程，因为在市场社会，政府承担着提供绝大部分公共物品的重任，而这些物品又是为每一个公民所必需的。力求远离政治而又挥之不去，这就是人的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具体样态。
在市场社会中，普遍的和经常性的交换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公共交往空间，由全面的经济依赖性所引发的普遍的交换和交往，造成了公共交往与公共生活领域的扩大，并为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着日益扩展的条件和机会。而网络的快速发展则为人们借助这种普及化的媒介进行虚拟交往提供了至为重要的条件。可以说，无论是直接的公共交往还是不曾谋面的虚拟交往，都是一个风险与信任并存的生活空间。尽管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公共交往的可信度，但公共交往特别是通过网络进行虚拟交往而频出问题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政治活动的生活化和公共交往的加速与扩展对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着各种各样的影响，包括对性与家庭的影响、对个体心态的影响、对个体精神结构的影响、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等等。
在终极的意义上讲，与人有关的所有生活最终都要归结到或还原到个体的生活上来。社会生活的所有矛盾都要以直接或变相的形式压缩到个体的私人生活中来；社会的进步与和谐也要通过个人生活的数量和质量来体现。这是一个逻辑的循环过程：起自于个人生活，表现于社会生活，回归于个人生活。而每一次转换都增加了内容，也丢失了内容。这是一个仅向自己开放而无须向他人言明的私人空间，如果我们不能澄明人的内心世界，便不能说我们对当代生活世界有了一个接近真理的说明。关于这种说明，我们不能用科学的逻辑与语言，而只能依照体悟的、经验的，甚至是直观的方式加以陈述。家庭、性、身体、精神都是我们力图说明的对象。
(二)植根于当下生活世界深处的哲学
能够说明、解释和指导眼下生活世界的哲学肯定不止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因之，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需要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在三个层面上展开：
1.对已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假如不是在纯粹生活的意义上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至少应该区分两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是作为知识论的；二是作为价值论。中国近三十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上是知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论的哲学提供给人们的是哲学的一般概念、范畴和话语，这些概念和话语对于训练人们的哲学思维极为重要，根本主旨是使人们获得一种体会终极价值、把握社会之基础性、根本性、普遍性和全局性问题的致思方式。作为知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分析的，其目标是发见、呈现客观的历史逻辑，这种分析的哲学范式可以称之为哲学素养，没有这种哲学素养便不可能从事哲学研究。在不涉及规范性问题时，哲学方法和本体论问题可以借助知识论的哲学来进行思考。但哲学不可能不涉及规范性问题，因为人是价值性的存在物，人们不仅追问“是”，还要追问“应当”。追问“应当”的哲学是价值哲学。但价值哲学倘若没有分析的工夫，“价值应当”和“价值承当”的问题也就难以得到哲学意义上的澄明。以此观之，单纯知识论的哲学和单纯价值论的哲学均不能承当哲学的重任。马克思哲学是伦理动机与科学分析相统一、规范与分析相相结合的典范，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规范方面有所偏失。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做到与时俱进，特别是没有从根本上反映中国现代化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没有把时代精神把握到理论中。我们不妨把政坛哲学与讲坛哲学和论坛哲学作一个相对区分，而至少要在讲坛哲学和论坛哲学中较为充分地反映现代性语境下的人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构建生活哲学便是这种努力的一个表现。
2.对西方哲学的改造和借鉴。在中国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既有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科学发展观研究等等，又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或译介，或研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然而，正如一位资深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强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文明土壤中、西方现代性语境下生长起来的哲学，我们不能把在一些“西马”研究者的眼里被奉为绝对真理的观点直接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因为他们只能帮助我们更全面、更客观、更自觉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的问题，而要解决好中国人的问题只能用中国人自己的头脑和智慧。
3.构造当下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研究如下一些问题：
(1)现代性问题。对于现代性，当下有三种态度，即全身心拥抱、全面拒斥和谨慎使用。哲学是用最接近于事实的语言呈现真理的一种理论把握世界的方式，哲学呈现真理的基本方式就是构造具有足够解释力和指导力的关键词，“现代性”就是这种关键词之一。无论是拥抱还是拒斥，“现代性”都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我们走来，这就是历史的逻辑。起初，我们可能是以观念的形式启动了一个历史过程，但这个历史过程一旦被发动起来，就会沿着自身的逻辑运行下去，而不再听任人们的观念了。由现代化运动所开启的现代性过程就是如此。尽管“现代性”概念受到多方责难，但它仍不失为一个颇有效力的概念。关于现代性至少有三种书写方式，即作为思想形态的现代性、作为社会设置的现代性和作为生活方式的现代性。在思想形态的现代性中，哲学是最为深刻和彻底的一种。它包括由笛卡儿开启的主体哲学，由马基雅维利、卢梭、霍布斯、洛克所推动的政治哲学，由伽利略、牛顿所肇始的自然哲学。资本的运行逻辑是现代性得以发生的原始根基，也是现代性的经济形态。今天的现代性不过是马克思所处时代之现代性的扩展形式，尽管资本原始积累以及初始阶段的资本与扩展形态中的资本在广度和深度上有着很大区别，但资本的魔力并未发生根本改变。马克思虽然从未使用过“现代性”概念，但却揭示了现代性之原始发生的历史逻辑。只不过今日的现代性更广泛、更复杂而已。其一，作为现代性之经济形态的资本，已经不限于商品和货币，还包括科技资本、人力资本、制度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诸多形态。特别是社会资本概念的产生，标志着只见物不见人的纯经济目的的交往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基于认知、情感和意志之上人的全面的交往需要了，一种超越原子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更富人性化的交往方式正在产生。其二，资本已经不再简单地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了，而变成了一种复杂的社会设置。作为一种社会设置，现代性由三个支点构成：欲望的神圣激发和最大满足解决了现代性的动力问题；市场的建立与完善为资本的有效运行提供了社会安排；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供了支持。今日现代性之复杂性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基于经济依赖性之上的人的独立性，要求着政治上的民主和文化上的自由，更进一步地，现代性已经不限于资本这样一种社会设置，而演变成一种理论的和日常的意识及观念，转换成为日常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便是作为生活方式的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一种现代的消费价值观和消费行为。这种创造价值就是积累财富、占有和消费财富就是获得幸福的价值观已经成为主流形态的价值观。
(2)复杂性和风险问题。简约而不简单，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鲜明特征。效率意识的确立，使得人们之间的生产和交往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环节，但利益关系的交割却比过去复杂得多，股票、期货、基金等，把人们带进了一个虚拟的、更为复杂的经济世界。复杂性不止是在空间上，如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还表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方面。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超过了以往：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怪病丛生；人与之间的复杂性直接表现为偶发事件增多，信任危机造成人为风险大大增加；人与自身的复杂性表现为财富与幸福相背离，创造了幸福的前提却没有创造幸福本身，自我认同危机，孤独感、无意义感时刻相伴左右。如果说，现代化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使人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那么，如何造就日益丰富的精神生活则成为现代化运动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并且这个难题已经客观地摆在世人面前。风险与预期、手段与目的、俗物与圣像、消费与幸福的悖论，将成为当今哲学研究中必须正视的问题。
(3)公共性问题。可以说，只要有人存在，只要人们愿意生活下去并希望过上好生活，合作就不可避免。因为个体需要的多样性与其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人是类存在物，解决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合作。通过合作，合作者不但实现了各自的目的、满足了各自的需要，而且产生了一个可以共同分享的“公共物品”，这个“公共物品”可以称之为“合作剩余”。作为“合作剩余”的“公共物品”在性状上体现为“公共性”，即是说，合作活动中的任何人都无权独占或享用“公共物品”，必须把“公共物品”依照正义的原则在全部合作者中间进行合理分配。“公共物品”在类型上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生活资料、公共设施，也可以是一组或数组游戏规则，还可以是反复使用且越使用越增值的精神活动(如各种仪式)和精神产品(如书籍、音乐、绘画、舞蹈)。这类“公共物品”的量与质是衡量合作活动之效率的重要维度。那么，由合作活动所产生的“公共物品”是如何发生的呢？就其原始发生的途径而言，主要有两种：第一种途径是由权威集团供给“公共物品”，包括物质和精神生活资料、信仰、制度、禁忌、惯例。此种供给方式是最有“效率”的，因为它是直接的，无须论证和反思，无须中间环节，供给者与接受者之间无须协商、博弈。第二种途径是诸行动者之间要在合作之前预先讨论、协商，继而求得一个普遍有效的根据和标准，可以称之为“合意”、“重叠共识”。这一游戏规则一定出于各行动者的意愿，但不要求一定合于所有行动者的意愿。出于意愿但不一定合于意愿，只求普遍有效，这就是集体行动(合作行为)的逻辑。就主要路径来说，前者主要是传统社会的供给方式，后者属于市场社会的供给方式，但不排除在传统社会存有平等协商、反复博弈的事情发生；同样也不能排除在市场社会有权威集团供给“公共物品”的事情发生。供给的主要类型决定于社会基本的、反复的要求，而不是次要的、偶然的需要。
在市场社会公共性的原始发生中，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它们是以历史的方式展开其逻辑的：基于资本运行逻辑之上的公共性，就是一般等价物的产生，这个等价物从一个一个的物最后演变成一个符号，这就是“纸币”。货币的首要功能是价值尺度，因为货币，不同的产品才得以交换，才得以通约和让渡，等价交换实质上是用一个价值尺度确立交换价值比例的过程。这是马克思所着力分析的问题。然而，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是可以通约的，拥有经济话语权力的人会有将经济话语权力兑换成政治话语权力的动机，其结果是产生了要求合理分割和有效使用行政权力的强烈愿望。政治形态的公共性实际上是指作为公共资源的行政权力的大众性和公益性，以及作为政治活动之“合作剩余”的公共政策与制度，前者关乎的是根本利益(政治则是根本利益的一个名称)的合理分配，后者关乎的是如何分配和如何补偿。政策和制度是可以反复适用的游戏规则，本质上是面向未来利益的分配，可称之为“政治的剩余价值”。基于资本运行逻辑之上的公共要求必然引发基于民主之上的政权权力的公共性要求。然而，从人类活动的终极价值看，经济形态的公共性和政治形态的公共性只是构成了人追求快乐及幸福的基础与保障，因此，要真正获得幸福就必须构造文化形态的公共性。这具体表现为作为活动的伦理价值，如惦记、过问、想念、关怀，可称之为关怀伦理，它有别于作为手段的规范伦理或操作伦理；还包括可供需求者享用的精神产品。研究基于经济形态的公共性，进而是政治形态的公共性，最后达至文化形态的公共性，乃是当今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人们用以构造各种形态公共性的人性基础是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公共理性与公共精神的主旨在于创造各种形态的公共价值。然而，关于公共性问题的研究，人们多半侧重于产生公共价值的条件和环境以及公共价值本身，包括公共精神，而对关于意义形态的公共性问题则关注不够。其实，作为意义总体的公共性才是终极性的，人们只有在创设意义总体并享用意义总体时才会感受到生活的真谛。
(4)文化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文化包含与人类社会创造价值和享用价值有关的一切方面。在市场极不发达的条件下，文化很难演变成一种权力。只有在市场比较发达且知识也可以作为商品以一定规模进行生产和传播时，作为文化核心的知识才有可能转化为权力。并非所有的文化都可以转化为权力，一种风俗、禁忌、惯例、价值观很难成为可以批量生产与传播的商品，本质上不能成为权力。在工业化基础上，知识愈来愈成为文化体系的核心，而能够进行知识生产的集团或个人，都存在着将知识变成某种力量和影响并利用这种力量获得回报的可能性。一如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垄断会造成统治与支配那样，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也可以造成垄断与支配，而且这种垄断和支配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作用。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某种力量从而产生某种作用。当这种力量和作用不具备如下两个条件时便构不成权力。其一，文化主体既无利用文化这种力量和影响的动机与兴趣，也没有实际的行动；其二，文化主体有使文化产生力量与影响的意愿和行动，却未得到其意愿施之者的认同和认可。于是，只有被嵌入到社会关系中而期望获得回报的思想、知识、观念、制度等才构成权力。它必须是文化主体故意所为，也必须是接受和受影响者所实际接受的那部分。一切文化都有可能成为社会资本——被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投入，这些资源是潜存在社会关系中的，如信誉、声望、信任、认同等。然而，由文化进达权力的过程却是极为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不仅表现为文化主体需要付出足够的智力、体力和意志力，还表现在文化进达权力的多样性上。我们可以在非常简约的意义上把它分成弱意义和强意义两种类型。
弱意义是这样一种类型：文化的接受者基本上是自然而然接受文化的力量与影响的，其特征是，只问其要求如何而不问其正当性基础为何。以非反思、非批判地接受而造成了一种“机械团结”，它靠着传统的禁忌、风俗、习惯、惯例、政治而完成，在类型学上类似于韦伯的传统文化型治理和个人魅力型治理。其优点是，因无须博弈，省去了讨价还价的过程，其交易成本较低，甚至为零。在过程与结果上，由于游戏规则是由权威者预先给定的，文化的接受者通常在观念、情感和行为上表现为一律化、模式化、相似性，甚至相同性。强意义上的进达是这样一种过程：文化的接受者基本上具备了质疑的理念和品质，文化拥有者不能借助传统文化和个人魅力而使之接受，而必须给出正当性基础以及对这个基础的说明。只有在此种情形下，一种基于各自意愿、可以相互提出有效性要求的行为才有可能发生。因此，强意义上的由文化进达权力的行为之发生需具备三个条件：①平等性。文化的供给者和接受者在资格、尊严、话语权力上是平等的。②相互性。单边主义的文化战略会遇到强烈抗拒，只有相互可以提出有效性的要求，才能保证作为“合作剩余”的游戏规则从商谈、讨论中产生出来。③普遍有效性。只有在平等基础上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才能使这种要求具有普遍有效性。
(5)意义问题。由质料到价值再到意义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在实际的生活中，价值的原始发生与意义的原始发生并非是一一对应关系，进而言之，它们不是函数关系。两个变量x、y，对于某一范围内的x的每一个值，y都有一个或几个值与它相对应，y就是x的函数。这种关系一般用y=f(x)来表示，x是自变量，y是因变量。我们可以把附着在价值物之上的某种功能、效用称之为自变量，因为只要有某种价值存在就有可能产生某种意义，尽管不一定总是产生某种意义，但没有价值肯定不会产生某种意义。要而言之，意义不是价值的函数，对于某一范围内的价值的每一个值，意义不一定都有一个或几个值与它相对应。这是由于价值是单项事实，而意义则是两项或多项事实。然而，无论在理论推理和实践推理中，人们总是这样设想：创造价值的过程就是创造意义的过程，价值愈丰富，意义也就愈饱满。其实不尽然，作为功效、效用、功用之体现的价值，只是产生某种意义的前提和条件，由价值进到意义须有主体的意义构造。意义的构造与意义的体悟是价值能否实现以及实现到何种程度的关键，意义的构造和体悟低于价值总量，就会产生意义小于价值甚至无意义的后果，但有价值却无意义的现象并不少见；意义的构造与体悟大于价值总量，有可能从少量的价值中创造出饱满的意义来。然而，在实际的生产、交往和生活实践中，人们常常忽略了意义的构造和体悟，而专注于价值的创造活动和占有活动，而且在人们的日常意识中，创造价值就等于创造意义，积累财富就等于追求和获得幸福。这是一个尤其需要予以批判的价值观。
阻隔、通约与超越
在这三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呢？为说明问题，我们不妨通过下列图形直观地表现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如图所示，A作为政治诉求面对三个事项：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西方社会思潮与西方社会理论)、哲学(包括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价值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同样，B作为学科要求、C作为生活需求也面对三个同样事项。在实际的运行中，三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其相对应的中国化内容之间可能具有三种关系：阻隔、通约与超越。判断三种关系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三种形态之间的合理边界是否被取消、放大，抑或保持。
(一)阻隔
阻隔的关系状态是三种中国化之间的合理边界被放大后的结果。一如前述，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种形态，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任何一种形态都有其存续的正当性基础，这种正当性基础构成了各自存在的合理边界。在其边界内，每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要求都是正当的，完成这种中国化的工作也是合理的、必要的。当人们把各自的边界作为唯一的标准，从而把自己限制在自己的领域内，对别一种中国化诉求采取坚决拒斥的态度，其结果便是相互阻隔的状态。
1.作为政治诉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阻隔现象。这种阻隔现象的直接表现就是对其他两种中国化的要求置若罔闻，而单单出于政治的需要。对出于政治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从性质上加以区分：一种是权力者集团为巩固自身的权力地位而提出的要求，这种价值诉求并非真的是通过社会的良好运行而追求社会整体的善，通常是出于维护权力者集团个人或集团的利益而以追求整体善的名义提出中国化。这种中国化的实质不在乎是否能够找到支撑社会发展的信仰与信念基础，而在乎被找到的理论或说法能否证明他们的言论。在此种动机下，被中国化的内容常常不是那些值得中国化的对象，中国化的方式也不是反思、借鉴和超越，而是批判和拒斥，或者是六经注我。另一种中国化，是出于历史的客观逻辑，体现了这一历史客观逻辑的代表性人物知道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并用历史的方式把它说出来。
2.作为学科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阻隔现象。这种中国化，如果固守已有的哲学体系，不能倾听时代的心声，不能研究作为政治诉求和生活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那个体系本身了，固守那个体系的哲学工作者已经没有意愿和能力从纷繁复杂的生活中寻找哲学的素材。我们过去的哲学研究，基本上属于体制哲学和哲学体制的范畴。所谓体制哲学，是指要么为一种新体制进行辩护，要么站在体制的边缘说一些无关宏旨的话，哲学言说问题的方式和程度不取决于发现历史的逻辑并陈述这种逻辑的程度，而取决于被体制所接受的程度。所谓哲学体制，是指近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形成的思维、概念、话语、命题、结论，这些话语和结论形成了一种稳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那些可以自如、流畅地使用这些话语和结论的哲学工作者常常不允许他人对其“绝对真理”提出任何质疑，他们是真诚的马克思主义派。当他们用所掌握的“绝对真理”同传播学术与思想的社会资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垄断的马克思主义派就产生了。他们似乎不再关注社会的重大问题，也忘记了哲学所具有的反思与批判的品格，他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在欣赏“绝对真理”时求得灵魂的安宁和身体的无纷扰。实践证明，哲学体制比体制哲学更可怕。真正的哲学，是向历史的必然性开放的哲学，是向每一个意欲表达其意志的公民开放的哲学。一个不能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完善自我的哲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
(二)通约
三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间的通约，既可以在超越的意义上使用，也可以在独断论的概念下表达。对于前者，拟在下一个问题中讨论。独断论的通约表现为政治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学科形态和生活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律化要求，这种一律化的政治哲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话语、概念、命题、原理转变成为人人都能背诵的经典话语，用来指称事物、现象，以及表达自己的价值立场和生活态度。这种大众哲学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的直接后果，是每个人都学习哲学，但每个人都没有提高自己的哲学思维，反而丧失了哲学的特有品格：反思性与批判性。政治形态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律化使得学科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停滞不前，其直接结果就是形式至上、体系至上的哲学代替了问题哲学和发展哲学。更为重要的后果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那种形式化和体系化的话语、范畴、命题与原理，未经任何省察便直接移植到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法学、伦理学等其他学科中，哲学对其他学科的“殖民”过程既损害了他者也使自己失去了优势。最终，这些被“殖民化”了的其他学科连同哲学本身都因远离了历史的逻辑和生活的真谛而被历史及生活边缘化了。那么，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契机并非来自哲学内部，而是来自于历史的呼唤和生活的要求。这种契机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随之发生的改革开放实践。当代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要求我们的不再是往日的体系哲学和垄断式的话语，而是发展哲学和开放哲学。它们是建基于通约之上的超越哲学。
(三)超越
要在三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间实现超越，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社会历史的发展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二是理论工作者领会到了这种要求并愿意实现这种要求。事实证明，前一个条件已经具备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要求三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相互借鉴和通约的基础上构建自身的特色。当前的关键是锻造一批具有历史责任感和足够思维能力的工作者，使他们有一种理论自觉。
1.政治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超越问题
首先，政治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定位问题是必须加以考虑的。倘若政治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为着某个所谓“绝对真理”，而是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寻找哲学根据，为一种好的生活提供意义支持，那么，政治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吸收学科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必须面向生活这本大书，揭示生活的真谛，告诉人们怎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指导人们怎样过一种好生活。其次，政治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明了自身的使命在于：为一种运行良好的社会履行责任伦理；为人民过一种好生活履行信念伦理；构造一种总体上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治体系，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头脑和智慧解决好中国人自己的问题。
2.学科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超越问题
冲破体制哲学与哲学体制的藩篱，通过植根于生活世界之中的哲学反思与批判，把时代精神把握在思想中。将作为政治诉求、学科要求和生活需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边界上的区分，明了各自的对象与使命。真正能够以哲学的方式研究现代社会的根本性、基础性、普遍性和全局性问题。
3.生活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超越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生活哲学的兴起以及生活哲学的价值诉求，都清楚地表达了历史的逻辑、人民的心声和哲学的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基本方式主要有如下两点：第一，转变已有的哲学思考方式，一如黑格尔所说，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所作的是时代的内心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只有说出时代精神的哲学，才是真正的从而有生命力的哲学。第二，哲学工作者要殚精竭虑地去体会、领会生活的真谛。哲学需要智慧，更需要体验，尤其需要一种深沉的、悲情的历史体验。没有历史体验的哲学是空的，而缺少哲学智慧的体验是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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