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全球化中国家的被动防护作用与积极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全球化论文,积极作用论文,防护论文,作用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全球化作为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带来正负双重的影响，国家要想在全球化中趋利避害，国家的作用至关重要。全球化条件下，最重要的竞争是国家间的“政策竞争”。然而，由于国际经济体制（如WTO、IMF等）的存在和他国的报复威胁，传统的国家绝对主权受到了抑制，国家无法不受限制地使用传统的防范措施（如关税、外贸与外汇管制等消极管制手段）来使自己免受外来的冲击，保护和促进自己的利益。与此相反，在全球化中要赢得主动，国家必须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发展科技与教育，制定积极的产业政策，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合理地创造出比较优势，增强自己的竞争力，这才是在全球化中占据主动的根本。
一、全球化的双重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的正负双重影响可以从全球化的支持者与批评者之间的相互论战中得到应证。全球化的支持者认为：全球化可以把过去受抑制的经济力量释放出来，能最有效地利用世界稀缺资源，导致全球财富最大限度的增长，使各国经济都受益。全球化的批评者认为：全球化导致全球性的经济不平等，工业化国家失业率上升，福利水平下降，把残忍的资本主义统治、帝国主义剥削和恶化的环境强加给世界各国人民，大跨国公司、不受约束的资本市场以及像WTO和IMF这样的国际组织按资本家的意志行事，破坏了民族独立和民主自治。[1]（P297—298）
应当承认，全球化的支持者与批评者对全球化的观点都存在着合理性的成分。支持者看到的是：全球化带来的市场扩大，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配置，经济活动实现了更大的集约性；全球化导致了更大的竞争，强迫生产者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从而可以增强经济实体的活力。总之，全球化的支持者认为，国际市场可以使参与者改善效率，比参与国际合作之前增加了财富，提高了社会福利（注：这种观点的经济学解释见诸于从斯密、李嘉图到今天西方国家大学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之中，其核心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Robert Gilpin,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297.）。但是，全球化支持者没有看到或不愿承认，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而这些负面效应正是全球化批评者们所指出的。
在国际市场中，缺乏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的弱势个人和国家承受了全球化过程中的成本。具体表现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劣势的地位，在国际分工交换中处于被动的依赖地位，全球化产生的经济利润大部分被发达国家获取，造成了某些发展中国家没有享受到贸易带来的积极结果；发达国家由于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和转移生产，导致失业率上升；企业和国家为提高竞争力、削减成本、减少税收，降低了整体的国民福利水平；而且各国为了保护企业的竞争力，或更多地获得外来的投资，纷纷接受由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要求的放松经济管制、社会保障措施和环保要求，这都导致了国家主权在一定程度受到削弱，国内民主受到了经济全球化外部竞争的挤压，世界性的两极分化加剧；另外，各国对国际市场周期性的波动或投机性干扰处于无法单独控制的状态，生产专业化和由此导致的依存关系加剧了各国遭受这种市场冲击的脆弱性，破坏了各个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的稳定与秩序；最后，经济全球化造就了社会内部和国家之间形成一种权力关系（注：全球化的批评者来自各种不同的政治派别，既有传统的左翼，如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也有右翼的民粹主义；既有工会劳工组织，也有环境保护者和人权团体；甚至还包括教会团体、无政府主义者。这些批评声可以在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一书第298—311页中见到。），因为，市场不是政治上中立的，它可以从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权力，使一个行为主体控制另一个行为主体，不同发达程度的经济体的相互依存可以在不同社会集团和国家之间或多或少地形成一种等级式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导致一些集团或国家对另一些集团或国家的政治控制关系。[2]（P23）
然而，全球化的批评者往往也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物质基础，往往忽视了他们所说的全球化负面效应并非完全是全球化导致的。如果我们认真听一听对这些全球化批评声的反驳，也许可以发现问题所在。关于经济不平等的问题，有人认为，正是由于参与了全球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一些亚洲和拉美国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一些全球化没有触及的地区（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却是世界最贫困地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是世界最发达的地区，[1]（P304）因此，全球化不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而是发展的必由之路。关键是国家如何发挥作用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发展自己。从二次大战后一些国家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得到较好的发展的经历可以说明，闭关自守的国家不可能迅速发展。
关于发达国家由于全球化导致失业率上升、福利下降，有人反驳说：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在其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少部分，而且这种投资相当大比例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也只占发达国家GDP的极少部分（2％）；技术进步和科技发展降低了对低技能工人的需求和福利，这种状况是工业化升级发展和竞争的产物，任何一个不断发展的国家内部都存在，难以断定这主要是全球化所导致的。[3]（P73）由于全球化加剧了竞争，导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比较优势转移的加快，发达国家必须加速技术革新的步伐，发展新的比较优势，否则必然导致比较优势的丧失，因此，国家内部的因素在此起重大作用。
关于全球化促使各国经济体制屈从于全球化力量的问题，有人认为，尽管国家的经济政策或多或少地受制于全球化力量，但国家并非被动消极者，国家也在积极寻求管理全球化，国家单方面的措施如在领土管辖内采取单边行为，降低脆弱性（如马来西亚在东亚金融危机后对国际流动资本采取的限制措施），强国或发达国家集团采取单边行为影响领土之外的国家、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如西方国家对进口产业施加的技术标准限制）（注：基欧汉和奈列举了五种国家管理全球化的形式，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相互依赖和全球主义》，载《战略与管理》，2002,（4），我在此文中引用前两种形式，因为这是国家目前较有效地管理全球化的形式。）。因此，国家是否是国际跨国力量的消极承受者取决于国家的能力、行动与意愿。
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内在的正负效应都是源于市场的正负效应。市场经济作为目前最有效的经济运行方式，是目前国家实现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福利无法替代的模式，但它同时带来了社会经济与政治负效应，而国家管理、疏导、控制和驾驭国际市场的能力是国家对全球化进行趋利避害的关键。国家作用的不当会导致全球化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影响，相反会使国家充分利用全球化的益处，把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的程度。因此，全球化对国家是“福”是“祸”，国家的作用是决定因素。
二、国家的被动防护作用及其局限性
国家面对国际市场时，其作用不像调控单纯国内市场一样。对于单纯的国内市场，国家是惟一的权力垄断行使者，它可以通过国家权力手段不受限制对市场进行调控。但面对国内与国际市场结合的全球市场，由于主权原则的存在，国家在全球市场上遭遇到的是隶属于平行的权力主体下的经济实体，国家管理、控制、疏导和驾驭市场的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这种条件下，国家面临着一种两难：既想从全球化中获得好处，又希望能控制全球化对国内经济社会秩序的冲击。在限制外来的冲击的同时，可能会丧失外部市场带来的好处。因为越来越多的经历证明，闭关自守式的发展相对于开放式的发展其效率要低得多，成本要大得多，特别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一般而言，国家在控制与驾驭国际市场时有两种作用：一种是传统的被动防护作用，一种是积极作用。传统的被动防护作用主要是通过限制措施来防止外部市场力量对国内经济社会的冲击。积极作用是国家培育比较优势，使得本国经济面对国际市场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国家的防护作用大体上可以通过这样一些措施来实现：对资本流动施加限制，外汇管制（包括外汇不能直接兑换、有条件的兑换以及操纵汇率防范外来的冲击），高关税，各种形形色色的不合理的非关税壁垒（配额、进口许可证、政府购买、进出口国家垄断、进口押金制、进出口管制、国内税、复杂的海关手续和估价，以及种种不合理的技术、卫生检疫标准等，还有绕过现行国际贸易体制的做法，如自愿出口限制和有秩序的销售安排）；对外来投资施加“出口限额要求”、“零配件本土化比例”，以及把外来投资排斥/限制在某些领域之外/内；或组织国际生产卡特尔，形成卖方/买方寡头市场，防止新生产者进入或弱化市场竞争；通过直接补贴保护本国的有关产业免受外部的竞争压力或者出口；培养一种衷情于本国制造的“商业文化”（如日本与韩国的商业文化）；除此之外，还有通过移民和签证政策防止外来劳动的流入（注：这些国家的消极保护措施总结于下列文献：张二震，马野青：《国际贸易学》，第七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J.David Richardson,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s,Ma.,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80,pp.352—373；时殷弘：《论互相依赖的有限性与国家政策对全球化影响的限制》，载《国际问题研究》，2002,（4）。）。总之，国家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时，可以采取各种难以计数的措施对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以限制，例如就非关税壁垒而言，各种措施数以千计。
尽管国家对国际市场所施加的传统的保护作用有时存在着一定的合理之处，例如，它可以缓解国家在外部经济冲击下带来的阵痛，维护社会稳定；可以保护本国新兴的产业，有助于培育新的生产能力，为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赢得时间。特别是对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国家的传统防护手段是工业化阶段不可或缺的过程，这是由欠发达的国家经济竞争力相对薄弱、科技和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的状况决定的。这些经济落后国家要实现工业化惟有通过暂时的国家保护才能实现经济的结构变革，否则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将会在外来的强大竞争中被窒息。这种传统的国家防护手段只能是过渡性的，不能作为国家面对国际竞争的长久手段。特别是在目前的经济全球化中，面对各国的开放与竞争，面对国际经济规则，作为长久的政策手段，国家传统的防护手段越来越呈现出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如下：
首先，丧失全球化带来的益处。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存在着正负双重性的影响，如果国家通过传统的保护把自己与国际市场割裂开来，尽管它可以消除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它同时也把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正面益处排斥了。“历史的经验证明，尽管存在着种种缺陷，市场比其他经济组织形式有效率，”[2]（P31）任何闭关自守的国家，其发展速度都相对缓慢和具有高成本，排斥国际市场意味着丧失了一个更大的经济资源配置场所。特别是在当今，各国都在为国际资本、技术和管理的流入进行“政策竞争”时，国家的传统保护措施意味着放弃在国际市场争夺经济资源的竞争，这对国家的发展与安全都会带来长远的消极后果。
其次，与国际经济体制相违背，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破坏世界和平与稳定。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体制（包括国际货币体制和贸易体制）都是以促使各国的经济开放为目的。尽管目前的国际经济体制存在着不公正、不合理的成分，但它在一定程度规范了国际市场，保证了国际经济的相对有序，客观上促进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在目前的国际经济体制下，如果一国完全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实行经济保护主义政策，一则不为国际经济体制所容，二则会遭到其他国家抵制与报复。如果各国完全从国内一时需要出发，企图通过限制的方式，采取经济保护主义政策，其结果很可能是各国“以邻为壑”，相互拆台，最终导致现存国际经济体制的瓦解和经济秩序的混乱。这对国际关系将是一个大灾难。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各资本主义大国为了缓解国内经济社会矛盾，纷纷转嫁危机，采取极端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此，国家的传统保护措施只会增加国家间的经济磨擦，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甚至会破坏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最后，消极的保护有时只能保护落后，无助于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提升。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际竞争，加快了国家间比较优势的转移。国家的传统保护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企图限制竞争烈度，迟滞比较优势的转移，它在某种情况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国家如果不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加强竞争力，发展新的比较优势，而是一味希望通过限制性措施来保护无竞争力和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只能是保护落后，无助于国家竞争力的提高。长此以往，国家实力必然落伍于世界先进行列，丧失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机遇与动力，导致国家的国际地位最终衰微。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家不能永远地、持久地维持限制对外经济交往的政策，它无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与竞争力的提升，最终会危及国家的安全和长远繁荣。
因此，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传统的保护作用会受到外部政策竞争压力、外部抵制与报复以及目前国际经济体制等因素的限制（或者说外部限制），也会限制了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安全（或者说不利于长远的“富民强国”），它不可能具有长久的有效性，只能是国家在全球化中短期的权宜之策，而不能是长远而持久的政策选择。
三、比较优势的创造与国家的积极作用
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取胜的根本之道在于培养与发挥比较优势。惟有比较优势，才能使国家具有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的基础；惟有不断地加强与优化比较优势，才能实现贸易带来的利益，才能实现国际资本、技术与管理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移；惟有不断地创造与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抵御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冲击，充分吸收全球化带来的正面收益。
现代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强调比较优势的人为创造性。如果我们认真研究这些理论会发现，这种人为创造的比较优势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
首先提出比较优势理论的是李嘉图。但李嘉图没有解释英国与葡萄牙为什么在生产呢绒与酒两种商品上产生生产效率的差异（比较优势的基础）（注：因为李嘉图说，“支配一个国家中商品相对价值的法则不能支配两个或更多国家间相互交换的商品的相对价值”，“一切外国商品的价值，是由用来和它们交换的本国土地和劳动产品的数量来衡量”，见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1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到了20世纪上半叶，经济学家把比较优势看成是国家的经济资源禀赋状况与产品所耗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这里，比较优势的人为因素和动态性已经开始受到了重视。经济学家强调，国家应该把经济资源的禀赋状况与生产什么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比较优势，并且暗示国家经济资源的禀赋结构是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的培训加以改造的。在战后解释各种新贸易现象的经济理论（如产品周期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和跨国公司内贸易理论）中，经济学家更加强调比较优势的人为性和创造性。在产品周期理论中，产品创新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的科技研发实力；产业的规模生产期是由于一些具有工艺、工程制造经验与能力的国家能够把产品生产成熟化，这里的比较优势在于这些国家具有大批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产品的标准化生产期，生产国的比较优势在于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和相对好的外来投资环境。产业内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在于企业的规模、独特的技术和设计而产生的产品差异。跨国公司内的贸易理论则强调公司结构适应市场需要的合理组织，是一种应对不同市场的适应能力。[4]
从上述这些理论中得出，国家的科技创新和研发能力、人力资源的好坏、国家的产业政策优劣和国家塑造的投资环境是决定比较优势的关键。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与研发能力、人力资源的优劣是一国科技教育政策的产物。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从教会手中夺取了知识的控制权，并且利用科技教育产生的力量来服务于国家。[5]（P121—123）以后各国基本上都强调国家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大力普及义务甚至是高等教育，培养各种人才，传授科技知识，促进与资助科学技术研究。因此，没有好的国家教育体制是无法培养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无法促进人力资源的改善；没有国家对基础性和重大性的科学技术研究的资助，以及国家对科研上的财政优惠政策，企业是难以在国际上取得技术上竞争优势的。“科教兴国”是所有国家面对国际竞争必然的政策选择，它是国家比较优势的根本。除此之外，国家的产业政策也是国家培养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环节。特定产业的扶持是国家利用国家的权力有意识地创造相关产业比较优势的做法；同时考虑到国际市场的寡头性（即非完全竞争性），只有相当规模的企业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生存，没有政府的引导和扶持，新兴企业是很难立足于国际垄断性市场。企业在国家的扶持与主导下的兼并重组是一些后起大公司相当普遍的模式，如日本在上世纪崛起的一些大公司，韩国的大公司，甚至欧洲空中客车公司都是政府产业政策扶持的结果，有的甚至是政府背后直接支持的结果。企业要能在国际市场上“做大做强”，除企业自身的努力之外，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另外，政府在塑造投资环境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的效率、法治的环境、市场规模的培养都是吸引外来投资，加速比较优势转移的重要因素。由于现代比较优势越来越注重竞争能力，而非自然资源；强调动态的要素禀赋，而非静态的要素结构。有的经济学家干脆认为，比较优势就是竞争优势，认为竞争优势在于国家的积极创造，政府的积极作用。[6]
有人说现在的国家经济竞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先进技术不断增长的重要性，谋求国家对现代经济“制高点”（commanding heights）的控制以及政策竞争。[2]（P34）先进技术就是企业、国家不断地提高创新能力，培养优秀的人力资源，人为制造竞争优势的结果；国家要能控制现代经济的“制高点”离不开先进的技术，创造良好的环境，大量的人材；而这前两点又是国家制定与贯彻优于别国政策的结果。离开国家好的政策，企业不可能不断地发明新的先进技术，也不能控制现代经济的“制高点”。因此，这里国家的积极作用是现代世界国家间经济竞争关键。
国家的积极作用不似传统的保护作用那样受到外来竞争、国际经济体制的限制；它导致国际磨擦的可能性较少，符合国内长远的“富民强国”需要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要求。如果国家能真正发挥积极作用，失去传统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可以不断地发展新的比较优势，而不必为自己的比较优势丧失或国内的失业不断地寻找“替罪羊”；还没有找到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创造出比较优势，或加速比较优势向有利于本国的方向转移，提升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扩大自己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收益。因为不同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收益是不同的，以产业周期理论为例，接受外来投资进行标准化生产的发展中国家其收益远远低于创新国由于具有创新的优势所获得的垄断利润，也大大低于使生产技术成熟化而获得工艺制造专利的其他工业化国家。
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不像传统的保护作用那样，在经济学教科书有大量的列举。但从根本上说，国家的积极作用在于大力培育国家的科技实力，培养大量的各类高素质人才，在于政府能够审时度势地不断调整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甚至是政府管理体制，营造各种有利于企业合理规范竞争，有利于人才辈出，有利于科技创新，有利于政府廉洁有效，有利于吸引外来资本、技术和管理的环境与机制，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竞争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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