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国内外严峻形势新挑战，国民经济进入局部动员状态（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经济论文,严峻论文,局部论文,动员论文,形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前国内外严峻形势的新挑战
今年我国扩大基建投资的政策初见成效，在出口下降和消费不振的不利情况下，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出现了明显回升。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仅仅是初步扭转了严重滑坡趋势，同摆脱经济困难还相距甚远。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外形势的一系列新变化，向我们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迫切要求我们摆脱常规思维的束缚，认真思考采取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面临的国内外严峻形势挑战，包括通货紧缩加深和市场持续低迷，乡镇、私营企业纷纷陷入困境，金融体系和社会失业的风险加大；美国悍然侵南和轰炸我国使馆，公开提出谋求全球霸权的新战略，严重威胁着我国主权与领土完整；近年来我国连续遭受洪涝灾害，水利设施严重滞后于抗洪需要，今年各地再次频繁发出洪汛警报；出口下降可能长期持续甚至深化，世界各地频繁爆发严重金融危机，预示酝酿一场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危险。
一、国内通货紧缩形势的挑战
从1997年以来，我国已出现连续20几个月份的物价下降，今年经济增长虽然出现回升势头，但是，通货紧缩并未缓解反而出现了深化趋向。今年1月—5月，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下降3.2%，比去年加深了1.3个百分点；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下跌了7.8%，比去年同期加深了4个百分点，出现了历时30个月持续下降后的最大跌幅。通货紧缩波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全国几乎所有省市和地区，以及各个行业均出现物价下降。通货紧缩呈现出惯性般自发深化的趋势，必然加剧生产过剩和市场萎缩的状况，削弱扩大基建投资启动内需的效果，导致企业开工不足甚至纷纷破产，增加社会失业的不稳定因素，形成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甚至可能导致国民经济陷入全面萧条。
当前，各种类型企业的经营困难不断加深，也是酝酿经济危机的潜在隐患和症兆。其实，近年来经营困难早已不仅限于国有企业，如19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现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1998年沪、深上市公司业绩进一步普遍下滑，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也面临着严重困难，但是，由于统计不严格和浮夸掩盖了问题严重性。南方某些地区私人乡镇企业相当发达，前几年工业产值增长似乎良好，但据当地人反映，工业及消费用电量均呈现下降趋势。当前，国有企业效益在投资拉动下初步好转，但是，乡镇、私营中小企业的困难却不断加深，已经发展到难以遮掩的危机程度。据南方某发达省份的一位私人企业家称，1999年形势比以往更为严峻，前几年各类企业也很困难，但现在仿佛就要“油枯灯灭”了，10家私营企业中有七、八家亏损，大多数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但因担心债主追债或银行拒贷不敢声张，当地上市公司也普遍作假账隐瞒亏损。现在不少人对公有制企业丧失了信心，将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于非公有制企业，但据各地反映，由于当前市场需求不振和效益不佳，私营和外资企业正纷纷撤资。
当前，我国应特别重视大规模三角债的蔓延的趋势，因为，这种现象不仅具有巨大的危害性，而且是酝酿经济危机爆发的重要先兆，能导致企业缺乏相互信任和经营风险上升，甚至导致正常的经济联系陷入混乱和中断，仿佛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洪水猛兽”，一旦在生产、流通领域中蔓延、扩散，无论经营效益好或差的企业都会受到波及，企业无法作出正常的生产、销售和投资决策，甚至被连锁债务拖累得精疲力竭和举步维艰。当前我国的三角债规模已迅猛增长到上万亿元，相当于1991年三角债危机拖欠规模的数倍之多，债务拖欠积累导致了商业信誉普遍下降，企业资金周转的成本和风险显著增加，市场疲软和产品滞销的状况更趋严重，倘若政府不采取干预政策及时进行治理，必然牵连到众多企业和整个银行体系，导致生产、流通交换关系陷入混乱甚至瘫痪，最终因银行不良债权积累爆发全面金融危机。
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许多病症，同俄罗斯经济前些年的病症很相似，如连环三角债数额巨大，各类企业普遍陷入亏损，社会失业不断扩大，但是，这种状况并未引起俄罗斯政府和经济学家的重视，反而轻信西方宣扬的规范化经济理论，将其归咎于“改革阵痛”和产权界定不明晰，误以为加快市场改革和私有化就能度过难关。俄罗斯经历了连续多年经济萎缩，尽管私有化企业普遍陷入严重亏损，大量资金却涌入股市引起股份暴涨，暂时缓解却埋下了更大隐患，结果股市虚假繁荣而实质经济长期萎缩，三角债在生产、流通领域迅速蔓延，最终爆发了全面的财政金融危机，政府的财政税源枯竭无法支付雇员、军队工资，银行体系因不良债权积累陷入全面瘫痪，社会民众无法提取存款大规模挤兑银行，虚假繁荣的股市陷入全面崩溃，甚至新兴资产阶级的股票、存款也一扫而空，戈尔巴乔夫损失了全部私人财产。中国应该充分吸取俄罗斯的教训，切不可麻痹大意，才能避免重蹈复辙。
我们必须正视的严峻现实是，倘若政府不采取果断的干预措施，通货紧缩还会产生自动加速的惯性作用，导致市场疲软和生产过剩状况恶化，加重企业和银行的三角债拖欠危机，加剧社会失业和市场需求萎缩，形成恶性循环的经济连锁反应。许多人重视金融风险而轻视企业困难，但实际上，生产企业的厂房、设备和待销产品，恰恰有很大部分来自银行的贷款，企业陷入亏损或破产造成的任何损失，都直接意味着银行贷款和居民储蓄的损失，企业长期大面积亏损必然导致金融危机，促使银行不良债权迅速转化为死账。有人认为通货紧缩意味着物价稳定，但实际上，通货紧缩导致生产企业纷纷衰败，最终会造成更大的通货膨胀压力。由于政府必须对人民储蓄承担无限责任，因此，敞若认为将国有企业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政府就能对其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是危机的，一旦企业困难长期积累触发了银行危机，政府将面临左右为难的痛苦决择，听之任之将造成银行、股市陷入崩溃，所有在银行存款的企业和居民均蒙受损失，进而导致国民经济陷入全面萧条之中，但单纯注资以挽救银行也难以奏效，因为失去物质生产支撑只会造成通货膨胀。
当前，我们必须正视国民经济中的潜伏隐患，不失时机地采取足够力度的干预措施，不是有限地扩大需求以缓解经济困难，而是根本改变上述经济恶性循环过程，扭转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的局面，解开困扰企业、银行的三角债拖欠，改善企业效益和增加社会就业。我们必须有消除重大经济隐患的紧迫感，稍有犹豫、迟缓都可能耽误战机，都会有大批企业陷入破产倒闭，导致银行不良债权的迅猛增长，给社会生产力和人民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二、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挑战
美国具有悠久的对外扩张、谋求霸权的历史传统。19世纪，美国战略家马汉主张效仿英国建立海上霸权的战略，参与重新瓜分世界的殖民掠夺竞争，并且深深影响了了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抗战炮火未熄之前，美国就拟定了重点遏制盟友中国的战略方针，将中国视为向亚洲扩张的重大战略威胁。二战硝烟尚未散尽，美国曾野心勃勃地企图独吞中国市场，但因中国革命胜利挫败了其美梦，就对中国进行了20年冷战封锁遏制。越战失败后美国被迫放弃了冷战战略，有些人误以为美国老实了或弃恶从善了。实际上，美国从未放弃追求单级世界霸权的目标，只是综合国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采取了更为阴险、隐蔽的“软战争”手段。70年代，美国精英制订了“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的战略，打击范围甚至从前苏联扩大到了昔日盟友，特别重点遏制第三世界国家力量的崛起。近20年来，美国发动的全球隐蔽经济战频频得手，利用垄断财团控制的大众媒介作为舆论武器，大肆宣扬灾难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先是成功地将拉丁美洲拖入债务陷阱，通过贸易金融自由化控制了当地经济，再以“软战争”成功地搞垮、瓦解了前苏联集团，兵不血刃地削弱了其工业、军事实力，1997年美国金融资本为亚洲金融风暴推波助澜，又沉重地打击了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经济，还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经济组织，强迫这些国家开放工业、金融等战略行业，牢牢勒住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1999年美国统治集团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国际实力对比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于是美国才露出了险恶的真面目，毫无顾忌地提出了北约新战略，悍然轰炸南斯拉夫和我国驻南使馆，明目张胆地追求建立单极的世界霸权。
美国曾同中国反复交手遭到失败，出于战略考虑采取了对华怀柔政策，先集中力量对付超级大国前苏联，以及有重大经济利害关系的第三世界。近年来，随着美国摧毁了俄罗斯的工业军事实力，重新征服了一度积极斗争的第三世界，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欲望日益膨胀，再次将中国视为建立霸权秩序的威胁，导致国内右翼的反华声浪日益高涨。广为流传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反映了美国右翼已将中国视为重点战略目标，蓄谋铲除威胁其全球称霸的任何障碍。美国蓄意向日本和台湾施加压力，将其纳入针对中国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对我国的国家主权构成了重大威胁。正是受到美国一系列反华行动的怂恿，李登辉悍然提出了分裂中国的“两国论”，以及更为阴险恶毒的“七块论”，大肆制造台湾海峡紧张局势。据香港《亚洲周刊》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正暗中谋划分裂中国，已确定分裂地点为中国的新疆省，1997年还曾斥资20多万美元，资助某大学教授研究分裂中国途径，以为中央情报局的谋划进行学术包装。
美国发动侵南战争和轰炸我驻南使馆，提醒我们应重新审视世界政治战略格局，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保持清醒的认识，丢掉幻想做好充分的斗争准备。我们不应善良地认为不惹美国人，美国就会放弃颠覆分裂中国的图谋。美国战略家虽然有谋求霸权的贪婪欲望，但也非常精明擅长成本利益分析，倘若看到中国人抱有善良幻想，很可能会毫无顾忌地侵犯中国利益，而看到中国人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决心，才会对采取反华行径三思而行。美国战略家信奏的是“实力政策”，我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粉碎外国反华势力的颠覆分裂图谋，必须以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为后盾，尽快建设起强大的国防工业体系，拥有足够数量的洲际导弹和核潜艇，以及先进的飞机、巡航导弹和海军舰艇，形成对美国的强大威慑和制衡力量，这样才能保卫和平的经济建设，鼓舞世界各国人民反对霸权的勇气，争取“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美国的新闻媒介纷纷报道，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即将爆发严重危机；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之后，美国人在互联网上还公然声称，“中国的银行体系即将崩溃，必须靠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来挽救，中国人大吼大叫没有什么了不起，用不了多久还得去求美国”。由此可见，美国敢于悍然轰炸我国使馆，同我国经济中潜伏着许多隐患，很可能存在着一定联系。不管美国人的说法是否夸大，我们都应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擅长利用、攻击别人的弱点，我国经济安全的潜伏隐患，包括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社会失业的不稳定因素，银行体系的坏账风险，都会被精明的美国人加以利用。美国即使暂时不愿冒军事对抗的风险，却不会放弃以隐蔽方式破坏中国经济。美国人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不断施加压力开放战略行业市场，也是为伺机攻击弱点控制我国经济命脉。当前，无论是为了应付台湾海峡紧张局，还是为了增强我国经济军事实力，抗衡美国霸权的长期威胁，我们都必须超越和平时期的常规思维，刻不容缓地采取果断的重大举措，动员充足力量加强国防工业建设，迅速消除经济金融安全的重大隐患，谨慎审视开放市场的潜在战略风险，像备战一样构筑经济安全的防御体系，这样才能迎接国内外严峻形势的挑战。
三、抗洪救灾和兴修水利的挑战
1998年，我国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特大洪涝灾害，洪水流量之大，涉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诚为历史罕见。这次洪涝灾害波及了全国29个省区，受灾面积3亿多亩，受灾人口2.23 亿人， 造成死亡人数达3000多人，直接经济损失达2000多亿元。上百个日日夜夜，整个长江流域洪峰不断，险情环生，百万军民固守长堤，顽强拼搏、严防死守，牵动了全国10亿人民的心弦，此情此景虽是往事，至今仍仿佛记忆犹新。
转眼又到入夏时节，长江流域暴雨集中，洪水警报再次频传，太湖流域发生特大洪水，长江中下游水位仅次于去年，湖北、江西、安徽等省区，均投入了紧张的抗洪斗争。尽管主汛期尚未来临，长江流域已有十多万解放军投入抗洪，组织民兵预备役部队168万人， 排除险情6478处，抢运物资58.5万吨。
其实，90年代以来，我国几乎年年遭受严重洪涝灾害，而且每隔两、三年就发生特大洪水。人们不该忘记，1991年我国也曾发生过特大洪水，波及到长江流域、淮河和东北地区，受灾面积多达1.3亿亩， 死亡人数多达847人，灾区无数军民也曾英勇抗争， 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支援灾区，海外侨胞慷慨相助令人感动。1996年，我国南、北方均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受灾范围波及福建、湖南、浙江和河北等省份，河北人民为保卫京津，顾全大局自我牺牲，有数百万人民的家园被毁。
我国频繁发生洪涝灾害有很多原因。根据科学家的分析，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将导致更多异常，洪涝灾害的发生也会越来越频繁；长江中上游过度砍伐森林植被，破坏生态导致水土流失和河道淤积，以及水利建设严重滞后于抵御洪灾需要，毫无疑问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令人遗憾的是，尽管1991年全国特大洪灾发出严重警报，但是，我们并未将水利建设提高到特殊战略位置，反而在1992年盲目的开放区热中，无谓地浪费了大量资金、钢材、水泥。1994年采取了治理泡沫经济的正确政策，但是，未能大力扶植实质经济和基础建设，严厉的紧缩限制了固定投资规模，大量机械、钢材、水泥严重滞销，大批水利建设队伍陷入停工状态，葛洲坝水利建设队伍曾有2／3闲置。
我国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兴修水利等社会基础建设亟待加强，缺乏足够的长期投入，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一方面大量宝贵的社会资源处于闲置状态，钢材、水泥、机械、建材等物资大量积压，职工下岗和社会失业现象严重，这无疑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当前，我们应考虑采取超越常规的思维方式，将洪涝灾害视为我国面临的重大威胁，动员全国资源加快水利建设的步伐，在各大江河水系广修水库增加蓄洪，修堤筑坝、清挖淤泥、疏通河道，在长江上游植树造林改善生态，在农村地区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变60%农田水利设施严重老化失修局面，这样一方面能大大提高抵御洪灾的能力，将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另一方面能充分闲置的人力、物力资源，尽快摆脱紧迫的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困境，减少职工下岗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还有利于克服各类企业的经营困难，消除银行惜贷、坏账等金融隐患。世界各国的许多成功历史经验证明，扩大水利建设有利于克服经济危机，如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期间，兴修了著名的田纳西河流域工程，不仅大大提高了抗洪能力，还有效缓解了严重的经济萧条。
四、防范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挑战
在全球经济动低迷的形势下，今年以来我国的出口出现了明显滑坡。第一季度 出口大幅度下降了7.9%，4月份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7.3%，降幅虽比第一季度趋缓，比上月却扩大了3.7个百分点。1 月份至4月份累计贸易顺差为52亿元，比上年同期锐减了97亿元，与此同时，进口出现了较大幅度增长，今年下半年我国可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有些人认为，随着东南亚经济的复苏，我国出口将会出现回升势头，但实际上，这种估计过于乐观了，东南亚国家巨额外债缠身，挤压国内资源和生产消费，拼命出口以偿还欠西方的外债，因此，出口和国际收支状况略有好转，并不表明经济恢复了健康状况，此外，全球经济动荡仍在深化之中，我国外贸出口必将面临长期的困难形势。
值得警惕的是，全球经济长期阴霾密布，可能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风暴来临。美国为谋求霸权发动全球隐蔽经济战，推行“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已将全球经济拖入了风雨飘摇时期。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经济组织，强迫俄罗斯和拉丁美洲推行自杀性改革，这些国家饱受蹂躏身体极为虚弱，1997年又遭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内外交困也相继爆发了金融危机，频繁的金融风暴挟着飓风般的巨大威力，横扫过亚洲、俄罗斯和拉丁美洲，形成相互激荡和四处蔓延之势，所到之处工业纷纷破产，银行坏账成堆濒临崩溃，失业猛增引发社会动乱，全球已有2／3的地区陷入了衰退。
更为令人担心的是，美国的泡沫经济也出现了渐趋破灭的迹象。90年代以来，美国的股市泡沫出现了迅猛的膨胀，从1990年的3.5 万亿膨胀到1998年的14.5万多亿，而同期国民生产总值仅仅增长了3 万亿左右，换言之，大约76%的股市总市值的增长，是缺乏实质财富支撑的虚拟价值，每4美元股市升值中就有3美元是泡沫。美国股市一枝独秀的持续高涨，与其说是新经济的繁荣景象，不如说是泡沫经济膨胀已病入高肓。难怪道·琼斯股指突破6000点时，格林斯潘就一再警告说这种现象不正常，但现在道·琼斯股指已一路飘升，异乎寻常地突破了10000 点大关。
今年以来，有人误认为世界金融局面趋于平静，其实不然。1999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发表的报告宣称，美国经济活动过于依赖股市繁荣， 一旦暴跌必然严重冲击美国和世界经济。1999年5月以来， 美国的高科技网络股票暴跌了一半，有人分析是股市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兆，6 月份，美国老虎对冲基金投机失误爆发债务危机，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冲击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事件，正因如此，美国政府请求日本银行联手暗中干预，8月份， 瑞士最大银行又出现巨额投机亏损，为了避免社会舆论恐慌情绪，西方新闻媒介有意进行低调报道，貌似平静的海面下暗流汹涌。
美国金融资本家索罗斯也承认，美国的泡沫经济已像日本80年代一样严重，边缘地带的金融危机正向中心扩散，可能触发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美国经济学家拉鲁什警告说，今天西方制造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的规模，远远超过了20年代末的股票市场泡沫，达到了超过百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如仅有22亿资本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1998年濒临破产时涉及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额，竟然高达1200多亿美元，美国所有大银行从事金融衍生品投机的规模，均超过了自有资本的一、二百倍，一旦美国因经济泡沫破裂爆发危机，很可能导致整个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的崩溃。
美国股票和金融衍生品投机狂潮，仿佛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不断迅速膨胀，这样才能不断吸收营养防止泡沫破灭，显而易见这一过程是无法永远维持下去的，一旦整个泡沫中止了不断膨胀的过程，逃避灾难的情绪很快就会变成大恐慌，这种金融恐慌将以计算机运行的电子速度，沿现代化的光缆和卫星通讯网络，以“核爆炸”般的“逆转的金融杠杆”机制，转瞬之间就扩散到全球的范围，导致世界金融货币交换体系陷入瘫痪，西方沉溺于投机的众多金融机构坏账累累，社会经济秩序因坏债危机陷入混乱，大批企业和银行濒临全面破产的边缘，市场供求一片萧条而社会失业急剧攀升。
有些人认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能促进出口，实际上，由于深深卷入了西方经济体系，就会大大增加全球大萧条的冲击程度，现在全球已出现工业生产的全面过剩，包括汽车、化工、钢铁甚至电脑芯片，一旦全球大萧条来临竞争将趋于白热化，实力不强的中国企业将无情地被淘汰吞并，1929年世界大萧条中，旧中国遭受的冲击远远大于危机发源地美国。墨西哥1986年加入关税贸易总协定后，进口大量涌入而出口却反而下降，出现了持续多年的巨额贸易逆差，开放资本账户虽然有利于弥补逆差，但导致了外债雪球越滚越大，1995年最终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索罗斯曾预言，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崩溃，将尾随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而至，导致世界各国发生社会政治动荡。东南亚金融危机已严重冲击了我国经济，造成出口下降和企业效益滑坡，而美国泡沫经济破灭将触发全球大危机，对我国的潜在冲击必将几倍于东南亚危机。由于我国出口更多依赖于美欧市场，出口可能面临30%—50%大幅度滑坡，国民经济很可能随之陷入严重衰退。为了构筑防范全球大萧条冲击的防御体系，我国应考虑进入国民经济局部动员状态，这样一旦天有不测风云爆发全球大萧条，或者台湾海峡危机升级出现战争威胁，我国就能灵活而敏捷地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迅速启动充足的国内需求弥补出口下降，有效地防止经济衰退和维护社会稳定，剥夺美国利用出口市场威胁我国的筹码，还可能反客为主增强我国市场的吸引力，遏制西方垄断资本和台独势力的反华行径，争取世界各国共同反对美国谋求霸权。
二、国民经济应进入局部动员状态
国内外的种种严峻形势，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人善于辩证地看待“危机”，善于化“危险”为“机遇”。自古以来“多难兴邦”，100年来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曾经将中华民族逼到危难关头， 但是，反而激发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无数先辈抛头撒血拚死抗争，终于建立了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今天，当我们面对通货紧缩和社会失业的隐患，美国妄图以霸权威胁我国的和平经济建设，凶猛洪水频繁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金融危机几乎横扫了世界的所有角落，酝酿着更大的全球经济风暴的来临之际，我们应该勇敢地迎接国内外严峻形势的挑战，以科学严谨而又谨慎求实的态度，超越常规思维方式构思新的发展战略，果断地进入国民经济的局部动员状态，迅速缓解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的局面，消除社会失业和金融体系的重大隐患，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制衡美国霸权威胁，构筑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有效防御体系，作好防范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充分准备。时代呼唤着“富国强兵”的宏伟谋略，我们应不辱时代赋予的艰巨使命，将国内外种种严峻形势的重大威胁，再次化为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机遇。
一、扩大基建投资政策不负众望
1999年初以来，我国扩大基建投资启动内需的政策已初见成效，经济增长的速度有所加快，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改善。尽管存在出口下降、消费不旺等一系列不利因素，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出现了显著回升，扭转了多年来效益持续滑坡的局面。据国家经贸委有关人士说，1999年上半年，国有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5538亿元，增长了7.6%， 同比提高了4个百分点；实现利润243亿元，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8 倍，一举扭转了持续多年的净亏损。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效益好转尤为突出，重点国有企业的亏损户数，从230户下降到175户，减少了55户，亏损额减少23亿元。据翻，今年第一季度，全国30个省区中，有7 个省区盈利增长，11个省区扭亏为盈，25个省区实现了减少亏损。企业效益改善促进了政府税收增长，今年上半年税收增长了19.6%，大大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超额完成了财政上半年的税收计划。
据国家经贸委人士指出，当前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回升，属于从低谷中的恢复性差，但是，同持续多年的严重滑坡相比，已是实属来之不易的良好趋势。尽管这种效益改善的趋势尚不稳固，但是，已经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有益启示。多年来，人们一直将国有企业的效益滑坡，归咎于所有制原因和产权不明晰，但是，尽管近年来推行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各种形式的产权重组和破产兼并，“下岗分流”和“减员增效”，“抓大放小”和以提高效益为核心，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始终未能好转，还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滑坡趋势。1995年和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分别下降了20%和38%，亏损额却分别上升了32%和23%。随着国有企业的职工纷纷下岗，不断削减企业承担的各种社会义务，人们缺乏安全感致使社会购买力下降，市场需求不振加重了生产过剩，反而导致各类企业效益进一步滑坡。1998年国内景气同亚洲金融危机交织在一起，国有企业的效益出现了惊人的急剧下滑，实现利润大幅度下降了433%，而亏损额却大幅度增长了40 %。
有人将1998年效益恶化归于亚洲危机影响，但是，实际上1998年出口额还有所增长，而1999年一季度出口额却下降了7.9%， 为何国有企业却能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条件下，一举扭转持续多年的严重滑坡趋势呢？这充分说明，国内市场需求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政府扩大投资启动内需政策非常正确，正是抓住了当前经济矛盾的关键症结。前几年采取了各种产权改革措施，而且在出口大幅度增长的有利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效益却持续不断地滑坡，1999年出口虽然首次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国有企业却在基建设投资需求的拉动下，克服不利因素扭转了效益滑坡。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74亿元，同比增长了22.7%（不包括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 关于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效，《经济日报》一位记者的评价是，“开局良好，不负众望”。
当前，我国迫切需要进入经济局部动员状态，其原因是扩大基建投资政策虽然成效显著，但是，由于投资启动的规模、力度明显不足，仍难以带动国民经济走出通货紧缩局面，更无法适应国内外严峻形势提出的新挑战。今年上半年，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虽然显著回升，比去年同期大幅度增长了2.8倍，但是，这是在1998年急剧下降后的初步回升， 倘若同1997年同期相比则仍为下降，更未恢复到80年代的正常水平，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仍有惯性加深的趋势。尽管扩大基建投资政策仅仅初见成效，但是，毕竟一举扭转了持续多年的效益严重滑坡，其难能可贵之处并不在于成效大小，而在于多年探索未见成效之后，为国有企业克服困难指明了正确方向，只要我们沿着这一正确方向不懈努力，加大投资启动力度进入局部动员状态，国有企业摆脱困境不仅指日可待，还可充满信心地迎接国内外的新挑战。
二、借鉴罗斯福新政和动员经济
当前我国克服紧迫的经济困难，迎接国内外严峻形势的新挑战，值得借鉴国内外的成功历史经验。我们不仅应借鉴罗斯福推进新政的经验，更应借鉴他实施战备动员经济的经验，因为，新政政策虽然缓解却并未摆脱萧条，正是从1939年推行的战备动员经济，促使美国经济从长期萧条中一举崛起，从此奠定了二战后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
20年代，美国经历了若干年繁荣发展之后，1927年就出现了生产过剩危机，社会过剩资金纷纷涌入股票投机市场，1929年股市崩溃触发了经济大萧条。当时美国总统胡佛，坚信市场经济自发调节的教条，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私营企业家面对严重的生产过剩，纷纷裁减工人以降低成本，私营银行则压缩信贷以避免坏债，结果国民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出现了通货紧缩和物价持续下跌，私营企业减员非但未能增效，反而导致需求萎缩和亏损状况恶化，三角连环债务引起了企业银行破产风潮，工人失业猛增导致了社会动荡。罗斯福当选总统后推行了“新政”政策，大力兴办社会基础建设如水利、铁路和市政设施，政府部门增加了一千多万人就业，刺激了对钢材、建材、机械等生产资料的需求，并通过产业联系扩大了整个社会的市场需求，增加了企业开工率和就业机会，一度严重的通货紧缩得到控制，物价长期下跌后重现回升势头，从而缓解了经济萧条和失业危机。
但由于遭到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强烈反对，罗斯福扩大公共投资规模受到很大限制，因此，新政政策未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复苏，1939年—1938年美国经济再次陷入了严重衰退，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6%， 失业率在逐年下降之后，又大幅度上升了35%。1937年出现严重经济衰退有许多的原因，其中之一是保守派反对扩大政府支出，受根深蒂固的传统预算平衡教条的影响，人们对增加政府财政赤字深怀内疚和恐惧，政府对扩大公共投资始终十分谨慎，不敢为完全消灭失业而大量增加开支，1933年—1936年扩大公共投资初见成效之后，1937年—1938年政府又迫不及待地增税减支，连续两年大幅度减少了财政赤字。但是，由于美国经济长期陷入大萧条，其破坏作用持续多年影响深远，企业银行的三角债长期积累过多，困难缓解之后仍难以消除债务拖欠，一旦政府的公共投资稍微减少，信心脆弱的市场景气顿受冲击，私营企业纷纷重新陷入困境，三角债务拖欠再次迅速膨胀，银行不良债权也随着急剧增长。1933年—1936年间，新政扩大公共投资的政策初见成效，长期肆虐的通货紧缩一度受到控制，消费物价水平开始逐年略有回升，但由于受1937年政府增税减支的影响，1938年—1939年通货紧缩又死灰复燃，私营企业投资急剧下跌了55%。
幸运的是，1939年第二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使美国为准备战争进入了经济动员状态，才终于摆脱了经济大萧条的阴影。1939年9月， 希特勒对波兰发动了闪电战，战争在欧洲全面爆发的威胁，促使罗斯福总统和国会修改了中立法，大幅度增加了的国防预算开支，进入了战备的局部动员状态。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沙伊贝写到，“联邦政府的庞大国防开支，以彻底地应用凯恩斯药方，终于结束了经济大萧条…这副药方的剂量远远超过了和平时期，把美国从1937年大萧条陷入的经济困境中解救出来”。美国右翼保守政客强烈反对新政，主要担心扩大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将会限制垄断资本的谋求私利自由，包括利用萧条廉价地吞并中小资本，随意解雇工人强迫降低工资等等。因此，倘若是和平时期，罗斯福总统很难获得国会的支持，采取更大规模的政府干预政策，即使这种政策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
从1939年起美国进入了局部动员状态，政府专门成立了“战时物资局”，以协调庞大的国防工业生产计划，1940年又成立了“紧急管理局”，下设两个重要经济管理机构，一个是“生产管理局”，统一协调军工、民用物资的生产，负责优先调拨、合同、采购、劳工等等业务，另一个重要机构是“物价管理局”，负责管理和稳定物价的工作。从1939年至1942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增长了近1倍，消费品生产也增长了25 %，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均迅速消失，不仅彻底摆脱了持续10年的萧条，而且实现了难以想象的高速增长。大萧条时期，众多工业企业严重亏损并坏账缠身，大量生产能力过剩设备闲置不用，现在只要能生产战时需要的物资，不管以前状况如何都能获得贷款支持，转眼间纷纷开足马力投入了生产，这种违反往常市场经济规律的做法，帮助企业银行迅速摆脱了经营困难，出人意料地解开了坏账缠身的包袱。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直接对日本、德国宣战，经济从局部战备动员状态，转入了全面战争动员状态。由于局部动员时期积累了丰富经验，为美国全力以赴投入二次大战，奠定了良好的工业生产基础。战争期间，至少5／6的新建工厂，都是由政府的战时生产局投资兴建的，而且这些工厂拥有最先进的设备。战争末期，政府拥有了飞机、船舶生产设备的90%，铝、镁、合成橡胶生产设备的70%以上。几乎各个工业行业，都出现了难以想象的生产奇迹，工业机器设备的生产增长了3倍，汽车、船舶、铁路设备则增长了7倍。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美国海陆空三军仅有1000多架飞机，此后的5年中，美国生产了297000 架飞机，坦克、大炮和枪械也大幅度增长。
美国长期驱之不散的失业难题，转眼间变成了劳动力短缺。即使在推行新政后的1936年，失业率虽然比1933年显著降低，但仍然徘徊在16%的高水平，随着经济进入全面动员状态，工业企业开工充足，劳动力需求迅速增长，1944年失业率下降至1.2%， 美国不仅终于实现了充分就业，还广泛动员妇女、退休者参加生产。美国鉴于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成立了“战时物价管理局”，专门负责稳定物价的工作，政府还定量分配重要军工、民用物资，有效地避免了通货膨胀的痛苦，节省了大量战争费用开支。正是依靠战争动员经济创造的奇迹，众多企业银行不仅摆脱了巨额坏债的阴影，美国经济也从持续10年的衰落中一举崛起，从此奠定了世界上经济最强大国家的地位。
三、实行局部动员经济的意义
我国政府曾借鉴30年代罗斯福的新政，提出了扩大社会基础建设的方针，主张实行“有中国特色的新政”。事实证明这一政策主张是非常正确的，取得了迅速扭转国有企业效益滑坡的显著成效。尽管多年来，我国不断强调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推行了各种形式企业产权改革，限产改造、下岗分流和减员增效，企业效益并未改善反而却持续严重滑坡，但是，1998年政府推行了扩大基础建设政策，很快就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充分说明“中国式新政”的成功，真正抓住了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
尽管“有中国特色的新政”成效显著，但是，仍然难以充分启动国民经济走出疲软困境，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仍在不断深化，国内外严峻形势还提出一系列新挑战。这种形势下，我们应再次借鉴罗斯福执政时期的新政和动员经济，吸取新政因力度不足重新陷入衰退的教训，借鉴动员经济迅速摆脱萧条的成功经验，果断地进一步扩大社会基础建设的启动力度，推动国民经济进入局部动员的状态。
我们所说的局部经济动员状态，意味着在面临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局面，国内外严峻形势提出新挑战的特殊时期，政府采取一切必要的经济和行政手段，动员大量闲置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包括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工厂设备，大批下岗职工和企业的富裕人员，金融体系缺乏投资机会的闲置资金，有选择地投入国民经济的战略领域，围绕着紧迫的社会战略任务有效运转起来。
我们所说的局部动员经济，是有中国特色的动员经济体制，不同于罗斯福的战争动员经济，首先，它不进入全面经济动员状态，仅仅涉及某些行业、领域和地区；其次它不是单纯围绕准备战争的需要，而是围绕着重大的综合性战略目标，包括大力兴修水利和加强国防建设，消除国家经济安全的种种潜在隐患，等等。再次，它不是搞“大跃进”，重犯建设规模超过实际国力的错误，而消除实际国力资源的闲置浪费现象，促使建设规模与实际国力相适应。
实行局部动员经济的重要目标，是调动市场经济无法利用的闲置资源，为此有必要采取计划调节的手段，但是，局部动员经济绝不是恢复计划经济，它有选择地采取计划调节的手段，目的是矫正市场经济的严重失衡，非但不是排斥市场经济的作用，而且能挽救和巩固市场经济。动员经济本身并不意味着计划经济，即使罗斯福实行的战争动员经济，仍然保留了大部分市场经济，是一种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
我们所说的局部动员经济，绝不意味着压缩社会消费，让老百姓勒紧裤带，而恰恰是解决职工下岗的难题，消除社会失业的不稳定因素，提高广大人民的收入水平，缓解消费品生产的严重滞销，从而能大大增加社会消费水平。即使罗斯福实行战争动员经济时期，由于实现了社会充分就业，工资增长远远高于物价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获得显著改善。我们所说的局部动员经济，主要是为了增加社会就业，促进落后地区的均衡发展，帮助消费品工业摆脱滞销困境，加强国防建设抗衡美国威胁，保卫和平经济建设和人民幸福生活，因此，恰恰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而不会勒紧裤带、减少消费。
有些人会提出疑问，“进一步扩大投资力度钱从那里来”实际上，扩大基础建设靠的不是纸做的货币，而是靠实实在在的人力物力资源，靠大量的工人、物资和机器设备，而现在所有这些资源非但不缺乏，而且还大量过剩陷入了闲置状态。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许多落后地区还有大量贫困人口，企业闲置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才，都是广大人民辛勤劳动的血汗成果，都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财富积累，我们绝不应让这些宝贵资源被白白浪费。
倘若我们听任这些资源陷入闲置，不仅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浪费，而且还会形成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因为，工业生产是复杂的社会化再生产，倘若小部分企业出问题影响不大，市场经济有自发的调节矫正功能，但是，众多企业出问题就会通过产业间联系，影响相关企业的产品销路和债务关系，单纯市场调节非但难以矫正严重失衡，还会产生乘数扩大般的连锁负面反应，导致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严重萧条之中。因此，政府有必要采取适当的计划调节手段，纠正大规模的社会资源闲置现象，调动闲置资源用于紧迫经济建设目标。历史经验证明，实行局部动员经济扩大计划调节，是克服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的特效药，能迅速消除严重的社会失业危机，帮助债务累累的企业银行摆脱困境，有效防范连锁债务演化成金融危机。
有些人认为资源闲置是重复建设造成的，应该让市场调节自发地淘汰掉。实际上，这些闲置资源并非没有利用的价值，而是市场盲目调节造成了供求失衡，属于相对的过剩而不是绝对的过剩。例如，美国大萧条时期，各产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增多严重过剩，但是，罗斯福实行战备动员经济之后，这些生产能力不仅开足马力运转，而且增长数倍后仍不能满足需要。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虽然相对过剩，但是，人均拥有量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滞销产品对落后地区仍是奢侈品，因此，我们不应总是限制产量和淘汰设备，而应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促进均衡发展。例如，日本仅有1亿人口，钢铁产量长期高达1亿吨，弹丸之地公路铁路纵横交错，水利设施发达有效防止了洪灾。我国是10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钢产量刚达到1亿吨水平，就陷入了严重过剩的困境， 而许多江河堤坝仍是沙石筑成，这难道是正常现象吗？
当年罗斯福推行新政并非优柔寡断，主要是垄断资本强烈反对形成了阻力，以及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教条束缚，才导致新政因实施力度不足效果欠佳，美国经济1937年再次陷入了严重衰退，直到实行局部动员经济才摆脱困境。对于中国来说，显然不存在垄断资本利益集团的阻扰，但是，由于受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对市场机制产生了迷信，对于市场经济的严重弊端无动于衷，而对政府干预和计划调节则讳莫如深，情愿座视三角债和社会失业不断蔓延，也不愿采取政府干预经济的措施，利用计划调节矫正经济失衡现象，这种片面的思维方式是非常有害的。
对于罗斯福总统来说，利用政府计划调节存在着许多困难，不仅会遭到垄断资本的强烈反对，还存在着牵涉私有产权的法律障碍，因此，直到美国1939年进入了战备动员状态，政府才成立了“生产管理局”，敢于大胆地运用计划调节手段。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存在着众多的国有、集体企业，以及经验丰富的政府计划管理部门，因此，实行局部动员经济不存在体制障碍，而且公有制企业本身具有的独特优势，正是能服从政府的产业政策和计划指导，形成彼此密切合作的强大集团作战能力，防止和矫正比例失调造成的经济危机，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高速发展。
邓小平同志曾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与市场都是必要的经济手段，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的确，西方资本主义吸取了大萧条的惨痛教训，以及新政和动员经济的成功经验，二战后曾广泛实行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模式，其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和范围，甚至远远超过罗劳动保护福新政的探索时期，直接继承了动员经济时期的许多经验，正因如此，西方经济才能从二战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了相对平稳的较快增长，经济周期和社会失业明显缓和，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黄金时期”。法国总统戴高乐特别重视经济计划，日本和南韩政府也都成立了计划部门，经济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其它国家。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存在着许多体制僵化的弊病，还多次犯了“左”的严重错误，但是，新中国经济建设依然取得了辉煌成就，从解放初到1980年的30年间，钢、煤、化肥、电力等主要工业生产量，同英、美、法国的差距缩小了数百倍，机器制造业几乎从零起步，机床产量迅猛增长了千百万倍，从汽车、飞机到各种机械设备均能制造，一跃成为拥有“两弹一星”的工业大国。新中国取得的巨大工业化成就，恰恰是发挥了计划经济的独特优势，广泛动员社会力量集中有限资源，投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性产业，特别是钢铁、机器制造、能源、交通等部门，利用这些“主导产业”的形成的广泛辐射作用，推动国民经济加速发展进入“起飞阶段”。计划经济还具有统筹社会资源的优势，能减少企业破产和职工解雇的风险，创立初期就实行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明显优越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应该客观评价计划经济的优缺点，不应抹杀新中国前30年的辉煌建设成就。我们不应忘记，正是靠前30年建立的强大完整工业体系，新中国才战胜了美国的冷战封锁遏制，才为我们赢得了改革开放的良好国际环境。我们对前30年的许多“左”的失误，不应耿耿于怀全部归咎于计划经济，如“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等错误，恰恰同破坏计划经济体制有很大关系。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相比，它的优势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缺点在于市场运用的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经济的弊病并不是效率低下，导致新中国同西方的经济差距扩大，而是完全排斥了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致使未能利用一切有用的经济手段，以及微观经济的大量信息和资源，更好地促进农业和消费品生产发展，从而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我们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完全排斥市场变成完全排斥计划，这样也会无法利用一切有用的经济手段，以及宏观范围的大量信息和资源，更好地发展战略产业和社会基础建设，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严重弊端，甚至会陷入困扰西方数百年的经济危机。
邓小平同志还说，“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期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历史经验证明，计划与市场都是有用的经济手段，而且各有其独特的优缺点，两者之间既有矛盾性也有互补性，只有将两者取长补短结合起来，才能更好适应不同时期的具体需要。例如，解放初期，新中国面对西方冷战遏制的压力，必须将实现工业化放在优先位置，因为这关系到民族独立与生存，因此，实行集中计划经济有历史合理性，缺点是完全排斥了市场调节的作用。80年代，由于国际环境的改善，我们有可能推行改革开放，更多利用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但是，仍然坚持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协调高速发展。由此可见，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恰恰来自计划与市场的成功结合。
80年代，美国为了遏制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扭转不利于自己的世界实力均衡变化，有意宣扬二战后经济重建的经验过时了，蓄意贬低计划调节的合理性、必要性，大肆鼓吹恢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人为制造瓦解别国的经济金融危机，用于打击威胁其建立霸权的国际竞争对手。俄罗斯改革盲从了西方专家的误导，采取了完全抛弃计划体制的激进方针，结果陷入了长期衰退的巨大灾难。由于美国大肆宣扬新自由主义的误导，日本、南韩也放弃了本国的成功经验，落入了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陷阱。美国著名教授查默说，当前日本、韩国正对金融危机进行反思，酝酿恢复以前政府干预经济的成功经验，包括恢复政府计划部门和产业管制政策。
我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同俄罗斯的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同俄罗斯完全抛弃计划调节相比，我国能有效防止经济转轨的混乱，计划调节发挥了容忽视的作用。相反，90年代以来，由于片面强调过渡到市场经济，下放企业的投资权和资产处置权，忽视了政府计划调节的必要性，1992年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盲目投资造成了巨大损失。当前，我们应正确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推动国民经济进入实行局部状态，克服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矛盾，回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成功道路上来。当然，我们应灵活调整局部动员经济的实施力度，以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范围，在通货紧缩时期扩大计划调节，恢复经济均衡后又扩大市场调节，从而更好适应不同时期的具体需要。
我国实行局部动员经济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深谋远虑的长期发展战略，因为，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伴生物，我国未雨绸缪长期保持局部动员状态，才能防止爆发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威胁，有效抵御世界经济萧条的冲击。此外，美国谋求世界霸权是长期战略，洪水等自然灾害也是长期的威胁，进入21世纪，随着自然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石油等自然资源日趋消耗待尽，国际竞争可能导致紧张局势和战争，我国必然面临更严峻的生存挑战，必须动员充分资源实施科技兴国战略，通过科技创新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新资源，才能避免自然资源耗尽导致人类浩劫。由于未来世界能源矿产资源将趋于紧张，当前我国趁能源矿产资源价格较低之时，加强国防、科研和社会基础建设，有利于21世纪我国的可持续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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