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我们的回顾和展望——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王凤超答本报记者问（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务院论文,副主任论文,香港论文,记者问论文,港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报记者：“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是我们的国策，并且已经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保障，以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对此请加以阐述。
答：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对来访的香港总督麦理浩就指出，我们将以特殊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已经勾画出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香港问题的雏形。在这以后，为了进一步探讨其可行性，小平同志亲自找了一批又一批的香港人来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作了很多重要指示。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当时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小组首先分析了使香港经济获得成功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形成的条件，然后研究了这些因素能否存在下去。答案是积极的。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一国两制”方针为核心的12条基本方针政策，并被完整地写入了中英联合声明。其主要内容是：香港回归祖国以后，建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保持香港现行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法律基本不变，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等。这里，我想说明一点的是，这些基本方针政策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什么中英谈判的结果，是英国替香港人争取来的，或是屈服于西方压力的结果，而是早在中英谈判开始前就已经形成了方案。谈判伊始，我们就把这一方案摆到了谈判桌上。
我们不但确定了一系列有利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方针、政策，我们还用了四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法律的形式，把上述的方针政策确定下来，并对基本法的修改程序作了严格的规定，使基本法保持长期的稳定性，不会因形势的变化和人事的更迭而随意作出修改。基本法的制定，为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提供了法律保障。
本报记者：请对解放以后我国政府对港政策作一个大致的回顾。
答：新中国成立后，在解决香港问题上，我们一贯主张既要考虑过去的历史背景，又要照顾到现实情况，采取务实的态度。当时，我们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医治战争创伤，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如果当时采用武力方式解决香港问题，不仅会延缓我国经济建设的步伐，而且会影响港、澳、台地区的稳定，不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同时，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是内地通向西方世界的桥梁和纽带，在我们发展内地经济中起着重要的窗口作用。总的来看，我国政府对香港的工作方针，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政府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在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下，我国政府除致力于增进同亚非拉国家的友谊外，也重视加强对西欧国家的工作。这一时期，香港作为中国外汇收益的重要渠道，开展进出口贸易的窗口，沟通中外民间往来的桥梁，发挥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1963年，针对外国有人对我国的港澳政策提出责难，说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容许殖民地存在”，中国政府曾公开声明，“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问题”，对于这类问题，中国政府的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不承认3个不平等条约；对这一历史遗留的问题，中国政府将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适当方式解决；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
1972年初，中国政府代表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重申了中国政府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港澳问题的立场，指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民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于同年6月15日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上述的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1972年11月8日，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批准了该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确认了中国对香港、澳门的立场和要求。这样就避免了香港问题国际化，排除了其他国家插手香港问题的可能性，为我国政府最终解决香港问题铺平了道路。现在还有人称“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这种提法是错误的。殖民地的出路是独立，而我们对香港是恢复行使主权。我们从来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3个不平等条约，我们从未丧失对香港的主权。因此，目前有些提法，如“收回香港主权”或“主权回归”等都是不正确的。
与上述政策相适应，我们对香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体现出祖国人民对香港的关心。这些措施主要有：一、实行有别于内地的政策，不容许内地的一些做法波及香港，影响香港的社会安定。二、以优惠的价格大量供应香港必需的食品、日用品、淡水、燃料、工业原料和半制成品等，为香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提供了一定的协助。即使我们在经济上遇到困难，这种供应也未中断。所有这些措施，不仅为香港的繁荣稳定，而且为以后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阶段，从1979年到现在，我国政府关于祖国和平统一的主张逐步形成“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思想，并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成功解决香港问题，展开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各项准备工作。
自70年代末开始，国际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在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下，解决国家和平统一的问题。
随着“新界”租期日趋届满，英国方面不断试探我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打算，香港的中外投资者对香港的前途也表示关心。这样，香港问题就提到了日程上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1979年初，邓小平同志就考虑用一个国家容许两种社会制度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来解决香港问题。此后不久，他同来访的港督麦理浩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到了1997年，香港问题不管如何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各国投资者放心。此时，我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思想轮廓清晰可见，“一国两制”思想已具雏形。1982年，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向英国明确表示要在1997年收回对整个香港地区的主权。自此，揭开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