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叙事中的城市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形象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城市形象与当代城市叙事
美国城市学家凯文·林奇在研究城市的整体特征时提出了一个概念“城市意象”(image of cities，亦可译为“城市形象”)，也就是指市民心目中的视觉形象。她认为要想全面系统地认识一个城市，就需要把握形成凝聚形态的整体特性。在她看来，城市意象的意义就是使城市获得“可读性”，即“容易认知城市各部分并形成一个凝聚形态的特性”。为了使城市的这种“可读性”更容易被读解，她还提出了构成城市形象的主要元素，如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等等。她的城市形象分析就由这些元素入手。
林奇关于城市形象的观念对于城市文化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她作为一名专业的城市学家而非文化研究学者，对于城市形象的物质和地理性质更为关注，因而关于城市形象元素的分析似乎过于偏重物质空间的形态特征，给人的印象是只要科学地认识了城市各种物质空间的形态就认识了城市形象的意义。这种观念显然忽略了城市形象的文化内涵，而离开城市的文化内涵，所谈论的整体形象特征就成了僵死空洞的外观。其实林奇在《城市形态》一书中提到的另一个说法更值得注意：“城市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故事，一个反映人群关系的图示、一个整体和分散并存的空间、一个物质作用的领域、一个相关决策的系列或者一个充满矛盾的领域。”在这里，对城市形象的研究被引入到人文和心灵关怀的深度。“城市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故事”，认识城市就是阅读城市，读懂城市这个故事。
罗兰·巴特对于读解城市的看法同样值得关注。他在《符号学和城市》一文中说：“城市是一种谈话，其实这种谈话是一门语言：城市用它和居住者对话，我们通过居住在这里、徜徉其间、观察它来使用这门语言，使用这座城市——这个我们居住的城市。”怎样理解这段话呢？或许可以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方式解释城市生活：客观存在的城市是一种“语言”，而生活活动则是“言语”，人们与城市相关的一切构成了人与城市交流的“话语”。那么所有的城市文化形态和活动就构成了城市的全部意义生产。
把城市看作“故事”和“谈话”，意味着对城市作为具有意义内涵的文化文本或“叙事”进行理解、阐释和研究的可能性。事实上在叙事作品中出现的关于城市的叙述就是人们想象和释读城市的经典方式，也是构成社会主流意识和一般公众心理中城市想象的典型方式。
当代中国的城市和城市文化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现代城市发展的延伸和变革的产物。中国的现代城市发展起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即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开始繁荣的现代都市，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现代文化与传统发生冲突和断裂的焦点。现代文学中的城市叙事所构造的城市形象中，茅盾的《子夜》是一个经典的范本，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不仅表达了作者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观念认识，同时也展现了当时的大都市文化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关于文化冲突和断裂的想象。现代都市给人们带来的诱惑和恐惧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典型社会心理征兆，也是1949年以后进入当代社会的中国关于城市想象的背景。当代中国的城市叙事可以说是继茅盾《子夜》叙述之后“接着说”的历史，不仅体现了当代文学的一般意识形态背景，而且包含着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和一般公众心理中关于城市的想象。对这种城市想象的研究是认识中国当代城市文化内涵的重要途径。
二、光明城市想象
当代中国大陆叙事作品中的城市叙事从50年代初就有了，但把50年代作为一个具有特色的历史时期来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出版于1958年的周而复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这篇小说写的是从刚刚解放到公私合营这样一个对于工业城市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上海这样一个最典型的现代大都市中发生的重大历史变革的故事。故事的题材和主题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对于研究当代中国城市想象的发展演变历史而言，这部小说也是一个典型的具有50年代色彩的城市故事。
小说中故事的主线是在上海解放后，资本家与工人、与共产党政府之间的冲突，以及在冲突过程中资本家和私营企业逐渐被改造的过程。小说名叫《上海的早晨》，显然包含着一个政治隐喻：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的上海，从过去的黑暗时代走向了光明。
其实在小说的叙述中，“黑暗/光明”不仅是一种抽象的政治隐喻，也是关于一个城市形象的审美想象。故事的开始是从资本家的生活写起，意在表现关于还未进入社会主义改造的这个大都市的想象。
一辆黑色的小奥斯汀汽车远远驶来，在柏油路上发出轻轻的咝咝声。马路两边是整齐的梧桐树，树根那部分去年冬天涂上去的白石灰粉已开始脱落，枝头上宽大的绿油油的叶子，迎风轻微摆动着。马路上行人很少，静幽幽的，没有声息。天空晴朗，下午的阳光把法国梧桐的阴影印在柏油路上，仿佛是一张整齐的图案画。小奥斯汀穿过了横马路，降低了速度，在梧桐的阴影上开过来。
这是小说开始时对纱厂老板徐义德住宅环境的描写。这里倒没有刻意丑化的痕迹，只是在绘声绘色地表现改造前上海资本家的生活环境。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描写的时间是白天，但突出的是静谧幽暗而优雅的氛围。
这种描绘有什么意义吗？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同样是豪华公馆的描写：
在长宁路旁有两幢老式的英国洋房，进门那条柏油路两边种着半人高的冬青，像是翠绿的栏杆似的，直伸到尽头。从冬青上面朝两旁望去，是大片的草地，已经枯黄了。两边草地的尽头，靠墙是一排高大的楠树，虽然在严寒的冬季里，枝叶仍旧很茂盛。
……会客室里的陈设十分简朴：壁炉上端挂着一幅复制的毛泽东主席的画像，像旁钉着两幅五星红旗。面对古老壁炉的是两张弹簧已经松了的破沙发，紫红布的沙发套子已经破了，特别是扶手那里破的厉害，露出黄嫩嫩的草。近窗那边放了三张柚木的靠背椅子和一张小圆桌子。桌子上摆着一个竹壳的大热水瓶，上面写着七个红字：中共长宁区委会。它前面扣着七八个玻璃杯子。从玻璃窗向外看去是美丽而又幽静的花园，下午绚烂的阳光照耀在墙边那一排高大的楠树梢上。
这里描述的仍然是花园洋房，但因为变成了中共长宁区委的办公楼，氛围就完全不同了：观察周围环境的视线从幽暗的梧桐树影转向冬日阳光照耀下的草地和高大的楠树。客厅的描写也挺有意思：“面对古老壁炉的是两张弹簧已经松了的破沙发，紫红布的沙发套子已经破了，特别是扶手那里破的厉害，露出黄嫩嫩的草。”这种描写的寓意是表现共产党的艰苦朴素，其实在人员杂沓的政府会客厅里家具磨损也很正常。但问题在于这个办公地点是共产党接手不久的英国洋房，很难想象沙发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磨损得这么残。
可以想象，这里的破沙发与其说是当时情景的写实，不如说是后来或其他情景印象的移植。移植的目的就是要在相似的地点构造出不同的空间想象——从幽暗而雅致转变为光明而朴素。从整部小说来看，写到资本家的生活空间时，典型的时间是在晚上：晚宴，舞厅，夜总会是主要的活动场所。即使是白天，比如在家里的客厅或聚餐会上，也会遮挡住光线营造幽暗氛围。写到工人时，主要的活动空间是嘈杂喧闹而生气勃勃的工厂。而共产党的公务人员活动空间则是光明而朴素的公共活动场所。故事中讲到一位从苏北公署来到上海采购药品的张科长被奸商拉下水的情节，一个关键就是把张科长从小旅馆引到七重天的夜上海空间：
他们两人坐电梯上了七重天。夏世富先领他站在七重天的窗口，让他欣赏夜上海美妙的景色。天空夜雾沉沉，给南京路上那一溜大商店的霓虹灯一照，那红红的火光就像是整个一条南京路在燃烧着。远方，高耸着一幢一幢高大的建筑，每一个窗户里发射出雪亮的灯光，在夜雾茫茫中，仿佛是天空中闪烁着的耀眼的星星。张科长感到自己到了天空似的，有点飘飘欲仙。
在张科长尚在抗拒可能的物质和肉体诱惑时，空间的转换把他抛入了另一个世界。
随着故事的进展，共产党领导的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体现为城市发展的想象，就是逐渐从资产阶级的消费文化城市被改造为工人城市。这种改造通过城市形象的想象表现出来，就是把上海改造成驱除了夜生活的光明城市。到了故事结尾时，一方面是市民们在旭日东升中迎接公私合营，另一方面是徐义德们打着哈欠说：“我们该休息了。”
光明城市的想象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乐观主义精神在城市想象中的体现，也是现代城市发展中形成的一种理想主义观念。现代建筑和城市设计大师柯布西耶早在1930年就提出了“光明城市”的规划方案，就是按照他的“城市是居住机器”的理论设计的完美城市。当然，他的“光明城市”和周而复所歌颂的“光明城市”不是一个东西，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都包含着对未来城市乃至未来社会走向完美的理想主义憧憬。
三、都市恐惧症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城市发展中的乐观主义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灾难中消失了。“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崩溃导致了企业大批“下马”，职工大量“下放”，一般城市居民则被动员支边；支撑城市发展的第二、三产业急剧萎缩使得城市实际上处于破产状态。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过后，那种对现实幸福的追求也被批判。意识形态教育从共产主义生活的现实化转向批判“封、资、修”的继续革命教育。在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批判中，城市想象成为若隐若现的背景，而在这种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城市想象中，50年代式的乐观主义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批判性思潮背后的都市恐惧症。
这个时期的城市叙事中有许多是关于上海的故事。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当然也就成为这个时期城市危机中的典型案例。其中一个影响很大的作品叫《霓虹灯下的哨兵》。这是1962年开始上演的一部话剧，随后又被拍摄成电影。故事讲的是解放军刚刚进入上海后的一段时间和《上海的早晨》时间近似。但叙述者是站在60年代的立场和视角来观察、叙述这个城市的故事，因而展现的想象也与周而复的作品有了很大的差别。
故事开始于1949年5月，解放军某部八连在参加解放上海的战斗之后，随即接受了警卫上海南京路的任务。三排长陈喜在进驻南京路后，放松了警惕，受到资产阶级“香风”的熏染，忘记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扔掉了有补丁的布袜，还说班长赵大大“黑不溜秋靠边站”。妻子春妮从乡下来部队探望他，他却嫌弃妻子太土气，跟不上潮流。新战士童阿男学生气十足，不请假就与同学到国际饭店吃饭，连长批评他“不配穿这套军装”，他一赌气，留下一张字条，扬长而去。此时国民党特务正在酝酿一场破坏行动。就在童阿男离开连队，准备和他过去的同学林媛媛去南京投考军政大学时，她的姐姐童阿香却遭到特务分子的谋害。幸亏路华、鲁大成及时搭救，逮捕了特务阿七，阿香才转危为安。通过这件事，战士们认识到南京路上绝非“太平无事”。半年以后，特务老K和曲曼丽不甘心失败，继续策划破坏活动。在上海人民举行春节联欢的时候，他们利用林媛媛的表哥、一贯不问政治的罗克文，将装有定时炸弹的鲜花带入庆祝会场。关键时刻，童阿男抢过将罗克文手中的鲜花，避免了一场爆炸事件。经过南京路上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八连的战士们经受了锻炼。不久，朝鲜战争爆发，陈喜、赵大大、童阿男参加了赴朝作战的志愿军。
这个故事从思想主题来看与《上海的早晨》似乎差不多，都是叙述在共产党接管大都市之初的政治斗争，以党的胜利为结局。但其中隐含的关于上海这个大都市的想象却不相同。《霓虹灯下的哨兵》中上海的黑暗面并非仅仅由特务、资本家等敌对势力构成，而是由整个都市氛围产生的“香风毒雾”，渗透在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和习惯意识之中，潜移默化地侵害着刚刚进入都市的解放军。排长陈喜的堕落是从社交式的挥手替代军礼开始的，情感的高潮不是与敌人的破坏而是他扯断了妻子春妮给他缝袖口的线；新战士童阿男与连长的冲突关键不是违反了纪律，而是漫不经心地说“不过去了趟国际饭店而已”，连长大为光火：“什么？去国际饭店还‘而已’？”诸如此类的叙述构造出的想象可以简单概括为：都市——道德陷阱。故事的结尾是特务的阴谋失败，大家都受到了教育。然后便是参军去朝鲜。而关于上海的叙述却不再有光明城市的结尾。
如果说这个叙事仅仅涉及刚刚解放的时期，还不能展开对都市发展的更多想象；那么另外一个叙事恰恰可以作为补充。这就是1964年由话剧改编的电影《千万不要忘记》。这同样是一部关于上海的叙事，但故事时间已经到了60年代。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上海某电机厂车间主任丁海宽的儿子丁少纯原来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自从他与姚玉娟恋爱结婚后，便同经营过鲜货铺子老板的丈母娘住在一起。这位丈母娘善于钻营投机占小便宜，还常常向丁少纯灌输吃喝享乐的思想，逐渐地使丁少纯的思想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丁少纯开始看不惯自己家纯朴的作风，生活上追求享受，借钱买了皮夹克和毛料裤等时髦的服装，还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旷工去打野鸭子。他离开岗位时，慌乱之中把家门的钥匙掉在了正在装配的大型电动机里，险些给工厂酿成重大事故。幸亏丁少纯的父亲丁海宽及时发现并帮助找回了钥匙，才避免了事故的发生。这件事情使丁少纯终于醒悟，在父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决心痛改前非。他妻子姚玉娟也从中吸取了教训，提高了觉悟，在思想上与母亲划清了界线。
这是60年代典型的阶级斗争叙事，值得研究的是其中包含的城市想象的意义。在这个故事中，没有典型的“阶级敌人”，道德对立面是主人公丁少纯的丈母娘，一个善于经营又会享受的典型的都市小市民。这位丈母娘所施展的全部坏影响其实不过是都市小市民特有的生活智慧和生活方式。因此在这个叙事中，城市想象的含义就是：具有消费文化特性的商业都市生活本身就是恶，因此整个都市生活方式都是应当被批判的。
与这个故事可以相互参照的同时期另外一部作品是《年青一代》，同样是关于60年代上海的叙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大学毕业生当中。一位毕业于上海地质学院被分配到新疆工作的知识青年林育生，因为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而贪恋上海生活。他伪造病历证明从新疆逃回上海寻找工作，还拉他对象夏倩如的后腿。而他的老同学萧继业却坚持在边疆工作，甚至当他的腿因救人受伤需要截肢的时候，仍然不愿回到大城市。后来林育生在大家的教育帮助下，终于认识了错误，决心继承革命精神回到原来工作岗位上去。夏倩如也吸取教训，服从祖国需要奔赴边疆。
与这个故事相关的一个政治背景是当时已开始倡导的生活理想：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数年后全国铺天盖地展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运动的前奏。这个故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大都市的态度：想留在大都市还是离开大都市，成为道德判断的试金石。尽管故事情节为林育生应当离开上海设置了许多理由，但萧继业的选择则不容置疑地把离开大都市作为证明忠诚的关键条件。这也是60年代一直延续到70年代前期的一个基本理念。这个理念可以简单概括为：放弃都市。事实上，这个时期的意识形态教育也是贯穿着这样一个趋势：从“狠斗私字一闪念”、“割资本主义尾巴”到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系统地在社会发展中清除商品经济和消费文化成分，打造纯粹的计划经济制度和相应的生活方式，这种社会改造的实质就是放弃以工商业集聚和消费文化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商业城市。
城市想象至此似乎走到了末路。
四、城乡之间的迷惘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城市发展来说具有特殊意义。自1966年夏天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当年全国所有大中小学的学习和升学、毕业活动都中止了下来“停课闹革命”，造成从初一到高三各三届中学生都到了毕业年限而未能毕业，全囤积在社会上，史称“老三届”毕业生。1968年下半年开始“复课闹革命”，从此时到69年开始了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上山下乡插队运动。城市因大批青年人瞬时离去而突然被淘空，形成了空巢城市。王朔后来写的小说《动物凶猛》和姜文根据这部小说拍摄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可以说是对这一时期城市的记忆。
七十年代中期，这个城市还没有那么多的汽车和豪华饭店、商场，也没有那么多的人……除了几条规模不大的商业街，多数大街只是零星几间食品店和百货铺子，不到季节，货架上的商品也很单调，大多是凭票供应的基本生活用品。街上常见的是四轮驱动的军用吉普车和一些老式的苏联、波兰轿车。
上班上学时间，街上只有一些外地出差干部在闲逛，路边公共汽车、无轨电车都乘者寥寥。热闹的场面只有特殊的日子能看到，游行的群众队伍把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
城里没什么年轻人，他们都到农村和军队里去了。
小说中的这段描写虽然是后来的追述，却是对那个时期城市生活状态的难得记忆，从一个当时的都市少年眼中看到的城市形象和想象。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叙述中再现了一类具有特殊意义的人物：“我”和自己的那群朋友——空巢城市中的少年游荡者，他们终日无所事事，于是打架、“拍婆子”、偷窥便成了主要的生活内容。这是中国当代城市从衰落到复兴之前形成的特殊城市社会群落，随着他们的成长和城市的再度复苏，这类群落便成为后来都市中或多或少具有叛逆性格的青少年亚文化圈。在20世纪80年代，当王朔成为这个群落的叙述者时，他的这类小说、小说中的人物以及他本人得到了一个称呼“痞子”。
当《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马小军们在空荡荡的城市中晃荡时，他们的哥哥姐姐以及大部分同辈都作为插队知青的一员离开了城市走进农村和生产建设兵团。从1968年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到1978年知青插队运动最终落幕，十年间几千万知青下乡插队城市因此而空巢化，除了80年代“痞子文学”留下的记忆外，这个时期的城市叙述也几乎消失了。70年代和关于70年代的叙述，最重要的内容多与知青有关，叙述的背景主要在农村、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但这些知青生活的叙事中，缺席的城市却如同幽灵般漂浮在故事的心理背景上。著名知青作家梁晓声的小说《今夜有暴风雪》把这种城市情结凸显得非常鲜明。在这部中篇小说讲述的是1979年发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事：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要结束了，知青们的返城情结突然爆发。小说中仍然如作者此前的知青小说那样叙述了北大荒知青从开始起的生活历程，包括种种矛盾、恩怨和激情。但在突然接到限期申请返城的那一刹那，过去的一切就突然破碎了：
车站内，站台上，候车室里，几百名知识青年在等待着列车。他们随身所带的手提包、行李捆，像小山，这里那里堆在站台上。焦急、茫然、惆怅、沉思、冷漠、凄凉、庆幸、肃穆、严峻……各种各样的神色和表情，呈现在一张张男女知识青年疲惫的脸上……托运处更加混乱。吹毛求疵的手续，认真过分的查看，咒骂，哀求，抗议，威胁……
角落里，在破碎了镜子的立柜旁，一个知识青年和一个身份不明的旅客正做着一笔买卖：
“三十元……”
“三十元？！我从连队辛辛苦苦折腾到这儿，要不是无法托运，我才舍不得……”
“三十五！再多一元也不加！”
“好，好，三十五就三十五！”
卖了立柜的知识青年，接过钱就走。刚走了几步，又转回来，还给对方钱，大声说：“不卖了！”抬腿一脚，大头鞋将立柜踢了个窟窿。接着又是一脚，又一个窟窿……
在放弃城市走进广阔天地十年后，当回到城市的机会来临时才发现，那些年对都市的恐惧、疏远和批判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地破碎了。在持续的萧条破败中，城市仍然是隐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梦中家园。
五、新都市想象的发生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的再城市化发展。由于过去几十年的持续衰退使得曾经的大都市失去了大部分功能和重新发展的基础，因而以开放引进为契机展开的城市化是从沿海与境外关系密切的城市和地区开始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境外发达国家和城市的生活方式还不可能以合法有效的途径进入中国大陆，因此最初对西方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引进其实主要是以走私的非法途径开始的。从牛仔裤、太阳镜到邓丽君的歌曲磁带，这些最初令国人眼花缭乱的当代城市文化生活内容伴随着越轨恐惧的诱惑开始生成新的城市想象。
那是一个炎热潮湿的中午，我坐在南方一座大城市的一家豪华饭店顶层的金红色餐厅里……我昨天乘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今天上午才到达这个城市，身上还穿着厚厚的皮夹克。由于刚才在灼热的阳光下从车站走到这里，内衣已经汗湿得像块浸满酒汁菜渍的抹布，又酸又臭。可我又不能脱下夹克凉快一下，因为餐厅大量放出的冷气又让我一下感到阴冷。这个季节做纵贯全国的旅行，可以交替领略冬、春、夏三季的气温，不管穿什么衣服都不舒服。封闭严密的环形巨幅玻璃窗下面，一个典型的南方城市沉浸在阳光中；一片片米色和黄色的高度一致的居民楼区缓缓穿越城市中心的土黄色江水和江上笨重的铁桥；近处一坐占地面积很大的著名的贸易中心；周围矗立着白色的大酒店，剧场和写字楼，遍布全市数不清的绿地，有着小镜子般湖泊的公园和仗这个城市充满活力的奔跑在大街小巷的几十万辆各种颜色的大小汽车——再就是充斥着所有街道、广场、房屋的几百万衣衫斑斓的人群。我像一只栖息在悬崖上的飞铺一样无动于衷地鸟瞰着人类引以自豪、赖以生存的这一切以及人类本身。
这是王朔“痞子文学”代表作之一《橡皮人》中关于城市的一段描写。都市中的“痞子”们是最先领略新城市文化的一群人。故事中的“我”在北京和广州这两个城市中间跑，穿着皮夹克来到炎热潮湿的南方，这种冷热对比正是这个时代关于新城市想象的主要特征：北方还处在相对闭塞的环境中，人们关于新城市文化的想象都来自生机勃勃而又杂乱喧嚣、充满暧昧的诱惑和恐惧的南方。
这种新的城市想象的发生伴随着带有叛逆色彩的“痞子”亚文化群落的出现，成为中国再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而在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中，与“现代化”想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主流城市想象也在发生中，最能体现这种主流想象的代表作之一是刘心武的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这篇写于1981年的小说几乎可以看做是一篇纪实文学作品。故事中讲述了一家普通的北京人侯锐、侯勇、侯莹以及他们的父母，还有侯锐的爱人白树芬等。由于城市的衰败，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些普通的市民生活不仅得不到改善，而且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知青返城每况愈下，甚至缺少能够维持起码尊严的生活空间，全家人挤在十六个平方米的房屋中生活。拥挤窘迫的居住条件不仅影响了生活，而且扭曲了人们的心灵，泯灭了家人的亲情：弟弟为了能够占住这间屋子结婚而与不肯搬出去的哥哥大动干戈，甚至想把嫁不出去的妹妹送进精神病院……在写实的灰色人生叙述的背后是对未来的“现代化”城市的想象。这种想象是从传说这里要拆迁建立交桥而发生和展开的：
快建成立体交叉桥吧！不，就算一时半会儿建不成，也快点拆迁吧！
立体交叉桥，这意味着将有限空间向宽阔处开拓，意味着将拥挤的人流向开阔处疏导，意味着给人们提供更多的空间，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供更多必要的回避机会，因而也就意味着抚慰、平息大量因空间壅塞而感到压抑与痛苦的灵魂！
作者在小说叙述的最后赘入了一段充满激情的议论和感慨。这里展现出的是关于改革开放的宏大图景与个人幸福契合的梦想，一个新的现代化大城市理想的期待。
这种关于现代化城市的想象和期待是历史和时代造成的合理需要。然而，立交桥所象征的新城市想象带着太强烈的现代乌托邦色彩，对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城市发展中的大跃进和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这一时期的城市形象建设走向千篇一律贪大求洋的“现代化”同质化模式。
六、回归与失落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的城市化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年代，而就在这个时期，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发表了。这是一篇关于逝去的旧都市的想象和咏叹，书中通过女主人公王琦瑶半个多世纪的经历，讲述了一种关于上海文化演变历史的想象，表达对已成为时尚的现代化大都市想象的对抗。
站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那暗看上去几乎是波涛汹涌，几乎要将那几点几线的光推着走似的……太阳是从屋顶上喷薄而出，坎坎坷坷的，光是打折的光，这是由无数细碎集合而成的壮观，是由无数耐心集合而成的巨大的力。
这是小说开卷的几句话。在这里，作者用一种由衷地欣赏的语气娓娓展开了对那个在旁人看来不过是陈旧、浮夸和小市民气十足的上海市民生活的描述。在这个文化背景下，作者塑造了一不同于时尚的特殊都市人形象“老克腊”：
所谓“老克腊”指的是某一类风流人物，尤以五十和六十年代盛行。在那全新的社会风貌中，他们保持着上海的旧时尚，以保守为激进。……
人们都在忙着置办音响的时候，那个在听老唱片的；人们时兴“尼康”“美能达”电脑调焦照相机的时候，那个在摆弄“罗莱克斯”一二零的；手上戴机械表，喝小壶煮咖啡，用剃须膏刮脸，玩老式幻灯机，穿船形牛皮鞋的，千真万确，就是他。找到他，再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去看目下的时尚，不由看出这时尚的粗陋鄙俗。一窝蜂上的，都来不及精雕细刻。又像有人在背后追赶，一浪一浪接替不暇。一个多和一个快，于是不得不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然后破罐破摔。只要看那服装店就知道了，墙上，货架上，柜台里，还有门口摊子上挂着大甩卖牌子的，一代流行来不及卖完，后一代后两代已经来了，不甩卖又怎么办？“老克腊”是这粗糙时尚中的一点精细所在。他们是真讲究，虽不作什么宣言，也不论什么理，却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自己做，让别人说。
王安忆对旧上海的想象意在用品位对抗时尚，试图构造一种回归内涵的城市形象。
在《长恨歌》出版前后，李欧梵在《上海摩登》、《城市漫游者》等书中也关注了上海这样的现代商业都市文化内涵问题，特别对这种大都市的主流文化圈“白领阶级”所应具有文化品位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在《上海，时尚和品味的“新启蒙”》一文中提到的“白领阶级文化品味的十项题目”之类。
《长恨歌》的叙述和李欧梵的议论可以看作是对新城市想象的一种反省或反拨。而从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城市化建设逐渐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乃至危机，表现在城市叙事中，则正在形成批判性的城市想象。如贾平凹的小说《高兴》，讲述的实际上是城市想象破灭的故事。
我说不来我为什么就对西安有那么多的向往！自我的肾移植到西安后，我几次梦里见到了西安的城墙和城洞门扇上碗口大的泡钉，也梦见过有着金顶的钟楼，梦见我就坐在城墙外一棵弯脖子松下的白石头上……自从改了名，高兴的事也真的很多。开头的几天，我们每天拾破烂能收入十五元，至后就可以升到十七十八元，我竟然还连续着突破了二十元。这让池头村那条巷道的同行都不肯相信，五富说：谁哄你是猪！更让我也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常常心想事成，比如我们得自己做饭，正要去买个锅的，偏巧拾破烂时就收到了一个铁锅，虽然锅耳坏了一个，但不漏，做出饭正好够我和五富吃。还有，五富嘟囔烧饭用煤太费了，我就想到了盘土灶烧柴火。西安人没有烧柴火的，而拾柴火那太容易了，只要每天从兴隆街回来，随便在池头村转转，便可拾到许多木条子和干树枝。五富的鞋太破太脏了，我说几时给你收一双半新不旧的，第二天果然就收到了，是胶底的。
这是关于城市拾荒者的故事，很多人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的存在以及存在方式。然而他们的确是城市的一部分，而且开始成为叙事想象中城市形象的一部分。读了刘高兴的故事，人们该怎样理解“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似乎成了一个问题。
城市叙事正在构建现代化想象之后的城市形象，这种关注未来的想象或许会对城市文化建设起到某种警醒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