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的明治维新观及其思想表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治维新论文,思想论文,黄遵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实现国家的近代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作了艰苦不懈的追求，到19世纪后期，他们几乎都将学习西方的目光转向了日本，希冀从东邻岛国的维新事业中得到启迪。在这一过程中，黄遵宪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对于明治维新的认识和评价及其思想表现，影响和激励了近代中国人。
（一）
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明治政府以“富国强兵”为总目标，实行资产阶级改革，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接着又订立通商章程，互开口岸，进行贸易，为两国的相互往来和增进了解提供了便利。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给中国人的震击超过了两次鸦片战争，“蕞尔小邦”竟敢侵侮“天朝上国”，中国人对此缺乏心理准备，因而，人们不禁想再次睁开眼睛看看日本、看看正在进行的明治维新。中国驻日使馆的设立，为中国人东游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联翩东流，耳闻目睹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情况，留下了一批介绍日本情势的、代表中国人对明治维新最初认识的著述。如陈其元的《日本近事记》、金安清的《东夷考》、李圭的《东行日记》、何如璋的《使东述略》、王韬的《扶桑游记》、王之春的《东游日记》以及李筱圃的《日本记游》、陈家麟的《东槎闻见录》等等，据统计，自明治初年到甲午战争前，在中国出版的有关日本情况的书有23种①。尽管他们所注重的是日本风土人情习俗，但是给“来日的中国人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吸取西欧文明，推动富国强兵的政策”，“注目于日本的近代化”②，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明治维新的最初态度：或为保守的持否定的批评态度，以陈其元、李筱圃、轶名氏等为代表，他们从顽固的立场出发，对明治维新横加指责；或为欣慰的持同情、赞扬的态度，以金安清、李圭、王韬、王之春等为代表，认为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日本自此由弱变强；或为对明治维新既赞扬又批评，持怀疑的态度，以驻日公使何如璋、陈家麟及初到日本的黄遵宪等为代表，认为明治维新变革有利有弊，在肯定维新所取得成绩的同时，预料到变法会遇到阻力，因而对明治维新的前途持怀疑态度。虽然他们只是对明治维新作了一些表象的了解和介绍，然而他们的行动对于近代中国人了解明治维新起了积极的先驱作用。
19世纪后期，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忧虑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安危，他们不满清政府的腐朽卖国，积极寻求中国独立富强的道路，产生了代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维新改革的改良派。他们希望了解明治维新的经验、日本人学习西方的方法、明治维新的实际改革情况、成功得失以及是否值得中国仿效等等，以前的知识已不能满足他们的迫切愿望，时代要求能适时地出现一部系统介绍明治维新详情及日本现状的书籍。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了黄遵宪的肩上。
（二）
黄遵宪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人，清光绪三年（1877年冬）至光绪八年（1882年春）出任清日缔交后首任驻日使馆参赞，其居日期间正值日本进行明治维新改革，于是稍习其文、读其书，发凡起例，创成反映其明治维新观及其思想表现之宏篇巨著《日本国志》，并网罗旧文，参考明治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串之以成《日本杂事诗》，记叙日本风土人情民俗，错综事迹，感慨古今。
黄遵宪对明治维新的认识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当他于1877年随何如璋出使日本的时候，正值日本进行明治维新变革，但封建地主阶段的立场和观点制约了他，又加上他所交往的多是一些不满变法、怀旧颇深的旧学者，因而在其抵达日本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对明治维新持怀疑的态度，正如他在《日本杂事诗》定稿本自序中所言：“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论者……纷纭无定论。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因而“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然而黄遵宪毕竟是一个颇为开通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当他作了更广泛深入的考察后，他便改变了其原先所持的怀疑态度，转而对日本的维新大加赞叹，“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其后，他又通过在欧美的所见所闻使他真正地信服日本维新的成功，“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彻底抛弃了以往对明治维新的成见，赞扬日本维新所导致的“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③。
黄遵宪的明治维新观及其思想表现主要反映在1895年出版的《日本国志》中。此书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日本、研究明治维新的著作，全书分为12类40卷，洋洋洒洒50万言，反映了日本的历史、地理、风俗民情等事项，虽通记日本自古至今三千多年历史，但黄遵宪编撰《日本国志》之动机是向中国人介绍日本的现实情况，尤其是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诸项措施及维新后的变化等，以为中国的变法维新提供借鉴，因而可以说是一部明治维新的早期历史。
（三）
为了便于把握黄遵宪的明治维新观及其思想表现，下面就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四个方面加以分析和论述。
政治思想方面
首先，黄遵宪非常注重明治维新体制的变革，讲求变法。《日本国志》采用“志”的体裁也足以说明，这部书所偏重的是典章制度。作为其明治维新观在政治思想上的表现之一，黄遵宪主张变法，要求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变法自强，这是贯穿于《日本国志》和遵宪本人政治生涯的主线。在《地理志》中，黄遵宪指出日本是一个岛国，过去也象中国一样，“绝门自守，无见无闻，朦然未之知也。直至坚船巨炮环伺于门，乃如知梦之方觉，醉之甫醒”④。黄遵宪进而探究了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下，亚洲各国先后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唯独日本不仅能保持独立地位，而且还欲“以英之三岛为比”，“颇有以小生巨，遂霸天下之志”⑤，究其原因是日本能变法自强。黄遵宪的变法思想有一个转变过程，他说：“余读历代史西域北狄诸传，每称其行简令行上下一心，妄意今之泰西诸国亦当如是。既而居日本，见其学习西法如此之详，既而居美国，见其用法施政，乃至特设议律一官，朝令夕改，以时颁布，其详更加十百倍焉，乃始叹向日所见之浅也。”⑥这说明其变法思想的转变是出使日本之后的事，而他对明治维新的认识，则加速了这一转变。针对中国封建顽固派的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反动理论，黄遵宪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制度亦应越趋严密，而且必须根据形势因时制宜加以变革。他赞扬了日本学习西法的成就，对于日本明治维新“全盘西化”所引致的不良效果也以辩证的目光看待，认为凡有利的事情必亦夹带着一丝弊病，“抑天下之事利百者弊十，势必有相因而至者乎？”日本正是由于讲求西法才走入了近代国家的行列，“骎骎乎进开明之域，与诸大争衡”⑦。不过，黄遵宪毕竟属于地主阶级改革派，封建教育及思想意识束缚了他，尽管他认识到日本明治维新所取得的成果，但却也未能变易其对于封建礼仪风俗等的看法。因而对于日本的易服改俗甚为不满，“日本自开港通货以来，其所得者在力劝农工、广植桑茶，故输出之货骤增；其所失者在易服色、变国俗，举全国而步趋泰西”⑧。这里如果我们将他与同时期的洋务派头目李鸿章对明治维新态度相比较，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黄遵宪的这种明治维新“得失”观与洋务派是颇有联系的。象黄遵宪一样的明治维新“得失”观在当时的中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因为人们还未能真正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强盛的原因，只是由于多次的战争，中国人吃够了“坚船利炮”之苦，因而在主观意识方面便觉得中国在器械之艺上落后于西方，因而便产生了发展军械工业的意愿，洋务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产生在这种基础之上的。
其次，黄遵宪十分向往资本主义社会，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他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描写了一幅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情景：“余闻东西之人，盛称泰西者，莫不曰其国大政事大征伐皆举国会议，询谋佥同而后行。其荐贤授能，拜爵叙官，皆以公选。其君臣上下，无疾苦不达之隐，无壅遏不宜之情。其人皆乐善好施，若医院，若义学，若孤独园，林立于园中。其器用也务以巧便胜。其学问也实事求是，日进而不已。其君子小人，皆敬上帝，怵祸福。其法律详而必行，其武备修而不轻言战。”⑨这些话虽过分美化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专制制度这一历史必然去看，那么可以说黄遵宪的认识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思想。正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往，黄遵宪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在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并存着两种政体，即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和君主立宪政体，前者以美法等国为代表，后者以英德日等为中心。当时的中国人由于缺乏对这两种资产阶级政体的了解，并且受封建的忠君思想之影响，几乎都主张君主立宪政体，因为这样可能更符合于中国的现实情况，从而在谋求中国变法维新、寻求近代化的道路上减少一点阻力。黄遵宪崇尚君主立宪，尤其赞赏明治维新后作为日本君主立宪政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府县议会制度，认为日本“府县会议之制仿于泰西，以公国是而伸民权，意甚美也”，“是制之建，人之皆谓政出于民，于地方情弊宜莫不洞悉，坐而言起而行，必有大可观者”⑩。只是他不了解资产阶级议会的本质，而且仅将议会当作筹费的机构，“且府县会之所议，专在筹地方之税以供府县之用，官为用筹费而民疑，民为民筹费而民信，民自以为分官之权，谋己之利，而官无筹费之名”，因而在黄遵宪看来，议会是“得因民之利，以治民之事”(11)。他的这种向往君主立宪政体的意愿，在日后的维新变法中得到了实际运用。在湖南，由于他的辛勤奔波和不懈努力，新政运动有了良好的开端和社会效果。作为君主立宪政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于湖南倡立了府县乡的地方自治。为了推动新政运动的进一步展开，他又仿效日本的警察制度设立了保卫局，由此湖南成为中国新政最激进和最有成效的省份。他在《日本国志》中所表露出来的维新思想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实现。然而好景不长，戊戌维新仅仅百余日便告失败，他本人也因此受到这种冲击，其晚年对清政府失去了信心，而渐渐趋向于用革命手段来谋求中国的变革。
又次，强调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并寄希望于最高统治者。在探讨日本明治维新发生的原因时，黄遵宪认为是“霸政久窃，民心积厌，外侮纷乘，内讧交作”，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危急情况下，仁人志士“乘时而起，覆幕府而尊王室，举诸侯封建之权拱手而归之上，卒以成王政复古之功，国家维新之治，蒙泉剥果，勃然复兴”(12)。因而他认为在历史转变关键之时，个人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由此他赞扬了幕末维新志士们的奋斗精神，并认为日本“幕府之亡实亡于处士”，而“日本今日之兴，始仆幕府，终立国会，因天时人事相生相激相摩相
而后成此局也，然而二三豪杰，遭时之变，因势利导，奋勉图功，卒能定国是而固国本”(13)，突出强调了幕末志士在明治维新时期的作用。这对于当时站在地主阶级改革派立场上的黄遵宪来说毫不为怪，历史唯物主义同样承认在历史的某一特定的时期个人的巨大推动作用。不过，为了使变法维新事业更加顺利地向前推进，为了减少维新变革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阻力，黄遵宪进而认为较好的解决方法是最高统治者必须纡尊降贵、带头维新。为此，他引用了明治时期杰出的维新志士大久保利通的上疏：“夫普天率土，莫非王臣，此而以帝号自娱，以示天无二日之尊，犹之可也。今天下万国，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乃盛仪卫饰边幅，与井底蛙何异？又何以联情谊而使指臂耶。诚欲合全国君臣上下为一心，必自天子降尊始。自今以往，请尽去拜跪俯仰之仪，一切简易质实为主，国有大事与众同仪，我天皇必亲临太政官而取决焉”，进而他认为日本“维新以后，废旧仪改新法，一切政教大旨，皆基于此”(14)。在这里黄遵宪不仅暗示了中国的变法维新要自天子降尊始，而且暗喻了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坐井观天”的自大心理。如果我们联系自中国被迫打开国门的历史，那么黄遵宪的这种暗喻既不失为一个绝妙的比喻，也不失为一个精辟的论断。历史事实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为了取得事业的成功，最高权威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往往总是起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以专制为其特征的封建社会更是如此。日本明治维新如此，再前推一点来考察历史，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农奴制度的成功也是如此。因而在这里可以说，日后中国戊戌变法，光绪皇帝免尊屈己下国是之诏，也是与日本明治天皇纡尊降贵有联系的。因为戊戌变法的历史告诉我们，光绪皇帝对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非常重视。
经济思想方面
资本主义近代化包括经济近代化和社会近代化两个方面，而主要指经济的近代化。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的，到19世纪中后期，西方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实现近代化的进程，并由此开始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在东方，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走上近代化道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标线，也基本上走完了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即是说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主要是指明治时期。因而当黄遵宪踏上日本国土之时，映入他眼帘的便是一派发展资本主义新气象，日本的经济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致使他去研究、分析其个中缘由，于是产生了他对日本明治维新经济发展的最初印象。
作为黄遵宪明治维新观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表现之一，就是他特别注重政府在发展民族工商业中的作用。明治政府在发展民族工商业中的作用表现在保护、奖励和扶持三个方面。在黄遵宪看来，其措施主要表现在保护关税自主和扶持民族工商业两个方面，在《日本国志·食货志》中，黄遵宪探讨了关税的来龙去脉，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的实质在于保护本国的工商业，而中日两国迫于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才被硬性规定了税率。然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初年就意识到他阻碍本国资本主义发展，于是积极谋求废除包括关税税则在内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日本于外交利弊考求颇熟，于明治四年即遣使周历各国，欲免输出税而加输入税，所有收税之权改归日本自主”(15)。尽管明治初年的努力也没有成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统治阶级比清朝统治者明智，并且在不久以后，通过与西方列强的谈判，日本终于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样才有可能使日本在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花费了两百年才走完的近代化道路。在这里黄遵宪虽然未敢明确地向清朝统治者提出劝告，但却也暗示清朝政府应象日本一样去积极谋求关税的自主。
明治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扶持，主要表现在诸如政府以“国家工厂”的名义兴办模范工厂，用以指导私人的经营，并以法律手段给以优惠特权保护和扶持民族工商业等。日本三井、三菱等财阀的发迹史都昭明了这一点，它们都是在明治政府的卵翼下发展起来的，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三菱轮船公司了。黄遵宪注意到这点，“日本通商以后，本国轮船如三菱会社之类日渐扩充，王令富商巨贾醵资集力，复以国家公款筹谋津帖”，为此他慨叹道：“其维持商利、扩充船务可谓至矣。”并且当其与外国公司竞争激烈时，政府便以法律手段加以保护，如颁行海外旅券等，“然外国船舶往往互争揽载，甚有亏本减资以相竞夺者，日本欲示禁而势有不能，欲斗力而力有不敌，乃为此（海外旅券）领凭规则，必须本人到官领凭。不领者查觉有罚，欲使附载外船之人，畏其烦难退而阻止，则其利仍归于本国船也。”对此，黄遵宪认为“意固不在税也”(16)，而在于保护和扶持本国的工商业。正是从这点出发，黄遵宪认为清政府也应采取措施保护工商业的发展，“凡创为之事，根本甫立，外人争揽利权者，又往往倾资以争竞，设策以摇撼，故得利甚难，国家出资助之亦势之不得不然者也”(17)。近代社会，在发展民族工商业之时，政府的保护措施固然是它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企业体制及经营方式的作用，这三者可谓相辅相成。洋务运动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清政府曾给予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洋务企业以扶殖，但是由于其体制繁杂和经营不善，终未成气候。黄遵宪只看到了一个方面，不过，从其提请当权者注意保护本国民族工商业这点出发，应该认为是有利于中国正在兴起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作为黄遵宪明治维新观在经济思想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他特别注重铁路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当世界迈入蒸汽时代以来，铁路的地位和作用便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尤其是对于以商品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更是如此。黄遵宪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这一点，认为“铁路之利，于漕务矿务赈务税务为益无穷，而于用兵一事尤为万不可少之举，必不可缓之图，”他批评了那种认为铁路损民生计的保守顽固的观点，认为“铁道之便生民兴国产，盖利之尤大者。”为了帮助统治者认识铁路的作用，他以日本为例断言中国如兴铁路必获大利，“余尝考日本铁道建筑之费用与夫岁入之利息，而知中国铁路并可获大利。”“华民见利争趋，经营恐后，如是数十年，铁道交遍于国中，计日可待也”(18)。因而他主张在中国遍修铁路。
主张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土地改革，是黄遵宪明治维新观在经济思想方面的又一个重要表现。我们知道土地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之实质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因而明治维新后，刚掌握政权的新生资产阶级，就迫不急待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产阶级土地改革。首先进行“废藩置县”和“奉还版籍”，接着拟定《田租改革建议草案》，尔后核定全国地价，确定新的租税制度，并统一全国的土地税，1873年颁布地税改革令等等。通过地税改革，日本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在《日本国志》中，黄遵宪对此作了详实记录，并充分肯定了明治政府“废藩置县”和“奉还版籍”的举措，认为此两项改革影响巨大，“呼天不见群龙首，动地齐闻万马嘶。甫变世官封建制，竞标名字党人碑”(19)。此外，他对于地税改革也作了积极的评价，指出地税改革的基础在于核定和平均全国的地价，认为地税改革的结果是使国家征收租赋“易米以钱”(20)，实行货币地租。黄遵宪还分析了明治维新前日本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与特点，并将它与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进行比较，得出中日古代土地和租税制度相同的结论，从而指出在中国实行土地改革是历史的必然，“今日值多事之秋，履至艰之会，则不变其何待”(21)。主张在中国亦应实行资产阶级土地改革。
军事思想方面
黄遵宪生活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代，国际情势决定了“兵不可一日不备，”“虽使神圣复生，必不能闭关而治”。因而他主张发展军事，建立巩固的国防以抵御日益严重的外来侵略。正是基于这种理念，他大声疾呼：“今日之事，苟欲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非讲武不可矣。”(22)他以日本明治维新后致力于军事为例，希望中国也能有所仿效。黄遵宪还提出了“非练兵无以弥兵，非备战无以止战”(23)的战略思想，尽管在《兵志》中他表现出和平的愿望，但是通过对世情的了解和考察，他也认识到这种和平愿望只是美好的幻想，因而他力主今日世界“非讲武不可。”针对清朝统治者闭关锁国、于世情懵然无知、麻木不仁和夜郎自大的心理及意识，黄遵宪呼吁当局要加强战备观念以巩固国防，指出：“夫今天下万国，鹰瞵鹗视，率其兵甲，皆可横行，有国家者，不于此时讲求兵制，筹一长久之策，其可乎此。”(24)在《兵志》中他称颂了日本仿照西法实行的义务兵役制，认为“非数百年穷研实践，未易得此精密之法也”，实行义务兵役制可使“粮无虚糜之患”、“国无虚耗之恐”(25)。日本仿行此法已初见其效，并认为是“善变”的结果，因而主张中国要仿效西法改革落后的封建的军事制度。尽管如此，黄遵宪对日本汲汲于武事也表露出担心，他预言了日本可能向外侵略扩张，表现了他对日的警惕性。这种预言和担心也同样表现在《地理志》中：“吾诚恐其鼎举而膑绝、地小而不足彀旋也。”(26)日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亚洲进行疯狂的侵略、扩张和殖民，正是其预言的实际写照。在那个时代，能够洞察到这一点并作出大胆的预言，确属难能可贵，这也就是黄遵宪明治维新观及其思想表现的超人之处。
文化思想方面
黄遵宪特别欣赏日本明治维新的普及教育及师范教育，主张以西学代替中学。明治维新时期，考虑到文化教育在发展国家中的作用，政府特别重视文化教育的改革，并为此而开展了以教育改革为先导的“文明开化”运动，主张“牢不可破的国基……唯真正在于教育而已”(27)。对此，黄遵宪不惜以大量笔墨去描述和介绍，其目的是希望清朝统治者能了解日本的教育改革，并为中国的取法提供参考建议。在《学术志》中，他详细记述了日本国民在学制颁布后大办教育的情形，“明治四年(1872)，设立文部省，寻颁学制，于各大学区分设诸校”，“有小学校，其学科曰读书曰习字曰算术曰地理曰历史曰修身，兼及物理学博物学之浅者，益以挂图唱歌体操诸事”。“有中学校，其学科亦如小学，而习其等级之高者术艺之精者。有师范学校，则所以养成教员以期广益者也。有专门学校，则所以研究学术以期专精者也。”由于“朝廷既崇重西学，争延西人为之教师”，到明治六七年间，“各官省所聘、府县所招，统计不下五六百人”(28)。日本民族勤奋好学谦虚，对于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他们都会不失时宜地加以学习。中古时期，他们不畏艰险横渡大海，向具有高度封建文明的中国唐宋王朝学习典章制度、封建礼教等，到了近代，他们又不辞辛劳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社会制度，态度谦虚诚恳，没有丝毫心理包袱。为此，黄遵宪批判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西学所持的态度，认为“百年以来，西国日益强，学日益盛”本应为中国所学习，然封建顽固派“不考夫所由来，恶其异类而并弃之，反以通其艺为辱、效其法为耻”，“诚恐一学西法，有如日本之改正朔易服色殊器械以从之者”(29)，指出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偏见。为了引起统治者对西学的重视，黄遵宪以日本学习西学渐臻富强为例，奉劝清朝统治者改正态度、学习西学，创办新式学校，“日本蕞尔国耳，年来发愤自强，观其学校，分门别类，亦骎骎乎有富强之势”(30)。与此同时，黄遵宪把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旧学中的“辞章”、“宋明理学”等斥之为无用之学，是“刍狗焉耳，糟粕焉耳”，认为“夫辞章之末艺，心性之空谈，皆儒者末流之失”(31)，从而主张予以抛弃，希望中国能学习日本，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来改革中国传统的旧学，用西学代替中学。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黄遵宪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改革派，他在提倡西学的同时，也未能摆脱早期改良派“道本器末”、“西学东源”说的羁绊，认为“夫物穷则变，变则通。吾不可得而变革者，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凡关于伦常纲纪者皆是也。吾可得而变革者，轮舟也，铁道也，电信也，凡可以务则训农通商惠工者皆是也”(32)。也即是说，他也认为器可变而道不可变。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和减少封建顽固派的阻碍，也出于其自身“中华文化优越感”的一种自负心理，黄遵宪也认为西学东源，“余考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其谓人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汝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无明鬼也；至于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备攻备突削鸢能飞之绪余也；而格致之学，无不引其端于墨子经上下篇”(33)。在他看来，我们现在学习西学也只是重新学习和继承我们祖先的东西，丝毫用不着大惊小怪。尽管这种认识牵强附会，带有浓厚的“中国之学，万国之宗”的心理，也与其介绍西方资产阶级西学的目的相矛盾，但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是力图在中国推行西方资产阶级西学的，只不过托墨子之名行西学之实而已。
综上所述，黄遵宪的明治维新观及其思想表现的特点是比较全面、系统，其明治维新观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他是近代中国系统研究明治维新之第一人，为日后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认识日本、学习日本提供了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和详实的思想资料，从而在探求中国近代化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黄遵宪的明治维新观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局限于其对社会情势的了解和阶级观点，在对明治维新的评价和阐述方面，他也受到了洋务派“中体西用”论和早期改良派“道本器末”说的影响，不过，我们考察历史人物的功绩，总是以其比前代提供了多少思想材料为标准的，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黄遵宪真正是一位近代中国认识和研究日本明治维新的先驱者，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务人物，其明治维新观及其思想表现不仅承继了前期“走马观花”者的一些观念，而且深深地影响着后来者，其历史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注释：
①②参见实藤惠秀著、陈固亭译：《明治时代中日文化的连系》，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印行。
③(19)(20)《日本杂事诗广注》第571-572页、第74页、第7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④⑤(26)《日本国志·地理志一》，光绪戊戌秋汇文书局刊行（下同）。
⑥《日本国志·刑法志》。
⑦《日本国志·邻交志》。
⑧(17)《日本国志·食货志六》。
⑨(28)(31)(33)《日本国志·学术志》。
⑩(11)(18)《日本国志·职官志二》。
(12)《日本国志·国统志一》。
(13)(14)《日本国志·国统志三》。
(15)(16)《日本国志·食货志二》。
(21)《日本国志·食货志一》。
(22)《日本国志·兵志一》。
(23)(24)(25)《日本国志·兵志》。
(27)石家裕道：《日本资本主义成立研究》第100页，东京吉川弘文馆1973年版。
(29)(30)《日本国志·学术志一》。
(32)《日本国志·工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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