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 促进妇女的进步与发展——入世后妇女发展的机会、空间及其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女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对策论文,入世后论文,潮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政府经过15年的努力，终于2001年11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政府15年不懈的努力说明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和自信，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则说明中国经济正式开始汇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国人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然而，经济全球化已经出现的弊端和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全球化运动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总会发生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我们现在已经充分地认识到，汇入经济全球化浪潮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希望，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和掩饰其可能潜藏在弱势群体中的失望抑或是绝望。实际上，我们在选择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肯定是已经预料到这件事情能够带来更多的希望才去选择的，所以无论是论证选择的时候还是确定了选择以后，更应该注意的是其潜藏的危机，以便适时有效地避免危机，使我们的选择得到更健康的发展。历史还告诉我们，社会的每一次发展，往往是以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代价的。而妇女包括儿童则是发展中最易受到冲击的薄弱部分，因为他们不善于也很难有机会在主流社会表达意愿以至于实现自己的利益。所以，当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如何帮助妇女的进步和发展，如何保护妇女，并帮助她们在全球化带来的分工格局的变化和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是中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一、加入世贸组织及经济全球化对妇女的影响
在讨论妇女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把妇女归于弱势群体的范畴，这个划分是世界通用的。然而就妇女这个群体而言，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她们也有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分（注：因为没有全面科学的调查，文中对妇女群体中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的表述，是一个根据社会表象而得出模糊概念。在今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上，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出“弱势群体”，并提出对他们的支援。）。之所以这样区分，是因为面对社会转型，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的竞争力，其所承受的正负面影响的压力也不同。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援当然也不尽相同。
1.“国民待遇”规则，有可能使更多的女性人才脱颖而出
国民待遇是世贸组织的最重要规则之一。国民待遇有着极其广阔和深刻的内涵。我们在这仅就人才竞争在理论上谈谈国民待遇对女性人才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如果我们能把握社会进步的方向的话。当然这取决于我们对进步的、有人性的（注：在经济全球化，资本追求升值的情况下，“有人性”显得非常重要。）规范的遴选能力。
加入世贸组织并实行国民待遇以后，会有不少国际性的优秀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这些企业不仅有先进的管理经验，更有先进的理念，特别是在尊重人才的人权包括妇女人权方面。曾有对大学毕业生的调查表明，在外资（主要是欧美）企业、国有企业、民营和私营企业中，大学生的首选是外资企业，其次是国有企业，然后是民营和私营企业。究其原因，真正的外资企业工资高，福利待遇好，其中包括各种完备休假制度，以及相对平等的发展机会。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即多年的妇女运动对这些企业的理念的影响等等。而这一切对于女性人才的脱颖而出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市场竞争的根本是人才的竞争，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想在竞争中不被淘汰出局，只能接受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理念。那么在企业进步发展的情况下，中国女性人才的才智和特有的坚韧将会赢得更大的发展。当然，广西怎样才能为妇女创造更多的进步和发展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西如何吸引和打造更多的优秀企业。否则，“弱势”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便会以掠夺弱势群体的方式增强自身产品的竞争力，投机取巧于市场。
以上所说的女性人才，包括文中没有专门提到的意欲自己创业的女性人才，显然是妇女中数量比较少的强势群体。由于她们所具有的才智和能力，往往可以使她们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乘势前进。当然，她们并非不需要帮助，帮助她们增强竞争力，譬如倾斜政策；帮助她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战胜男权社会陋习的侵害，譬如解决男女同工同酬、性侵害、性骚扰乃至于无奈的性贿赂等等问题。因为在男权社会的氛围中竞争，女性有其社会性别所造成的“天然的”脆弱性。然而相对妇女的弱势群体来说，这一切还是强势妇女生存质量的问题而非紧迫的生存问题，虽然它会由量变到质变发展为生存问题。我们更加不能低估的是经济全球化对妇女弱势群体的冲击。换一个角度说，在中国，帮助了妇女的弱势群体，就是帮助了整个妇女，包括帮助了强势群体的妇女。
2.重视经济全球化给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弱势群体可能带来的贫困化、底层化和边缘化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趋势，是一个不可阻挡，还有点“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意味的趋势。但它绝非完美的趋势。1998年，美国经济学博士戴维·科顿的文章《全球化资本主义导致人类日益贫困》在世界上引起极大反响。他说：“全球化‘新资本主义’把金钱与财富混同起来，只关注盈利和创造金钱，而世界的真正财富则迅速受到破坏，如世界的自然生存资本（环境、资源），人力资本（人的素质），社会资本（家庭体系、社会体系）和制度资本（制度的公平、有效、廉洁）均受到金融资本扩张的冲击和破坏。”（注：转引自庄礼伟《全球财富地图》，《南风窗》2000年第2期第55页。）
专家的分析论证很快得到了反响和印证。1999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WTO)期间，来自世界各国的5万示威者首次举行抗议经济全球化的游行；2000年，在欧洲、北美、亚洲、大洋洲爆发的大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就有7次之多。2001年7月20日，八国首脑会议在意大利热那亚开幕那天，来自各国的十万之众掀起反全球化运动高潮，酿成流血事件；2001年11月初，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虽然平静，但在印度新德里，3万农民集会，指责WTO的既定规则是为发达国家牟利的。这些参加反全球化运动的人们基本上来自各国的社会弱势群体或弱势群体的代表、土著居民、工会组织、性别平等主义者、环保组织和社会主义者等等。这一切都说明，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带来资本流动、人才流动和发展效益的同时，也给弱势群体带来了贫困和相对贫困，带来了环境的恶化和生活的不安定；扩大了人与人和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我国国际关系和经济全球化问题学者庞中英认为：“这些示威游行是弱势与受害群体对全球化黑暗面的微弱抗争，提出与揭露了种种急迫与严重的世界问题。”他说，“虽然无组织、观点混杂、甚至偏激的反全球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但它将促使人们深入反省与重新对待全球化。”“反全球化运动已经而且将继续对当今世界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注：庞中英，《“反全球化”：另一种全球化——对“反全球化”现象的调查与思考》，人民网，2001年1月11日。）而在这些被冲击的弱势群体当中，首当其冲的是妇女和儿童。有幸的是，中国刚刚加入WTO，而且已经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有许多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对于广西而言，首先是广西业已存在的农业女性化问题将要面临入世的强烈冲击。而在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问题上，农业的女性化和女性的贫困化是联系在一起的。
广西农村妇女对广西农业发展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她们对农业的贡献素有“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美誉”。这种习以为常的生产方式如果没有社会变革的冲击，或许还要按照既有的模式继续运行下去，尽管她们十分辛劳。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土地相对减少和男性农民外出打工数量的增加，广西农村妇女主要是已婚妇女对农业生产及其家庭生活的责任更是有增无减。她们中的许多人还承受了中国农民由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化（或曰城市化）转移这一蜕变过程的痛苦。譬如“出嫁女”问题，家庭结构不稳定，社会地位下降等等问题。如果说她们在各级妇女组织的帮助下，还能在中国农民“农转非”的蜕变过程中惨淡经营的话，那么面对入世，她们所要接受的则是大农业和现代农业的挑战（更确切地说是“吞噬”）。目前，中国的水果正在接受外来水果的严峻考验，接下去便是蔬菜、肉类和粮食。这些在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文盲半文盲的已婚妇女能够接受这样的挑战吗！我们将如何帮助她们与国家一起迎接这个挑战？
其次，面对世界优秀的、成熟的大企业的竞争，国内区内一些竞争力不强的企业将再一轮被淘汰出局。原先业已存在的城市女性就业问题将承受更大的压力，相当数量的女职工将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被推向技术含量低的岗位，甚至失去工作岗位。在激烈的竞争面前，她们中的一部分人“被迫”退回家庭，而家庭结构的不稳定，使得一部分人包括孩子被推向生存边缘和社会边缘，他们将进一步底层化和贫困化。
在许多场合，笔者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这些人素质太低”，“这些人不努力”，“这些人不勤奋”等等。从严格的意义说，这是歧视主义的说法。因为弱势群体的边缘化、底层化和贫困化是由多重原因，包括个人所不能抗拒的原因造成的。正如安南在联合国千年报告中所说：“全球化对许多人已经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这些力量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经济不稳和社会失调。”（注：科菲·安南，《我们民众：秘书长千年报告》，第2部分“全球化和治理”。）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激发和提高人的素质和竞争能力，不能仅仅只有把人推到生存边缘这一种办法。更重要的是，人到了生存的边缘，也不可能把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当成唯一选择。如前所述，美国学者认为，全球化破坏了社会的真正财富。在热那亚八国首脑会议前夕的八国外长会议上，意大利外长卢吉亚罗提议，与会各国应关注街头抗议民众的诉求，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要保证那些没有得到照顾的人们不至于被抛在一边。（注：参见《八国峰会外长会议开幕，各国关注民众诉求》，千龙新闻网，2001年7月19日。）经过"9·11"事件以后，美国政府进一步地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帮助发展中国家战胜贫困的重要。今年2月初，在纽约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注：由于"9·11"事件的影响，世界经济论坛会议由达沃斯转移到纽约。），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敦促各国领导人与贫困作斗争，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他说：“我们必须战胜贫困，战胜失望，战胜绝望。”“我们要对那些可能走向恐怖主义的人们表明，还有其他更好的路走。”（注：路透社2002年2月1日报道，转引自《参考消息》2002年2月3日。）其实，作为社会弱势群体中最薄弱环节的代表——妇女组织早就深刻认识并已积极想办法解决弱势群体的问题。
二、用社会性别视角关注入世后的妇女问题
1995年，联合国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通过的《行动纲领》指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加深，对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机会，但对世界经济的前途也造成风险和动荡。”“世界经济的变革正在深刻改变所有国家的社会发展参数。一个重要趋势是妇女更加贫穷，而贫穷的程度因区域而异。”（注：参见联合国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第4章第A项“妇女与贫穷”，第47段。）然而，经济全球化的弊端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才突出地表现出来的，而大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开始于1999年年底。妇女组织何以在多年以前就能感知到经济全球化对妇女发展的负面影响，并积极地行动起来，努力消除这些负面影响呢？除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妇女最先受到冲击这一现实感受以外，还在于她们拥有了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方法。即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审视世界上发生事情对妇女群体产生的影响。
1.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消除对妇女的歧视
联合国自成立以来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做出了很大的努力，通过了各种宣言与公约。但过去的文件都是从“人人”的角度或社会的角度出发，未能从现实特殊性和深层次关注社会中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197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0年，康克清同志代表我国政府签署了这个公约。这是第一部从社会性别视角去审视和实现男女地位平等的国际公约，也是世界保护妇女人权、促进妇女发展的思维的转折点。
基于过去涉及男女平等的公约和国际文件，包括《男女同工同酬公约》、《妇女政治权利公约》等等没有体现社会性别意识，联合国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自省：“关心到尽管有这些不同的文件，歧视妇女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在公约的第5条，联合国要求“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改变男女的社会和文化行为模式，以消除基于因性别而分尊卑观念或基于男女定型任务的偏见、习俗和一切其他方法。”（注：参见王铁崖编的《国际法资料选编》，第224页～227页，法律出版社1982年3月第一版。）
社会性别理论的基本论点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男女不平等、性别歧视现象不是男女生理上的差异造成的，而是社会文化、传统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性别角色、评价标准、资源占有（包括权力／权利关系）的差异造成的，也是可以改变的。亦即是说，妇女的素质低下、不努力和不勤奋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的。另外，联合国认为，“两性在分享经济权利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妇女贫穷的一个重要因素”。联合国还认为，“迁徙和因而产生变化的家庭结构也给妇女特别是要负担数个被抚养人的妇女带来了额外负担。”（注：参见联合国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第4章第A项“妇女与贫穷”，第47段。）正是由于社会性别理论，使得妇女组织更早、更透彻和更鲜明地提出了经济全球化对妇女贫困化趋势的影响。所以社会没有任何理由歧视妇女和弱势群体的贫困。实际上，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我们只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会十分明白。
2.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审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事务是否有益于妇女儿童的进步与发展
经济全球化对妇女贫困化造成的影响表明，社会性别理论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关注现实社会中妇女地位低下的深层次原因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所以，社会性别视角也应成为审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事务是否真正有利于男女平等的重要的分析方法之一。
面对经济全球化中妇女贫穷的“重要趋势”，联合国95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要求：“需要重新考虑和修订宏观经济政策，以应付这些趋势。”因为“这些政策往往只关注正规部门。它们往往阻碍妇女的主动行动，并没有考虑到这些政策对男女的不同影响。因此，对涉及方面广泛的各种政策或方案进行性别剖析，对于制订减少贫穷的战略十分重要”。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妇女贫困的重要原因是社会性别分工的角色——家庭和母亲这一角色不能参与主流社会的资源分配所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少性别平等主义者主张，妇女应该走出传统的角色分工。应该说，从离开束缚妇女的社会角色做起，无疑是一个妇女解放自己的好办法。但是面对入世以后的激烈竞争，具有数千年历史的社会性别分工赋予中国女性的脆弱性会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2001年9月4日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女性中，有50.4%的人赞同“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传统（即社会）性别分工模式。在被调查的人群中，有34.1%的人赞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是一个无奈和危险的选择，因为在中国，这一选择既无主流社会的认同，又无政策法律支援，更无这方面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承载。其选择的原因大多为社会竞争过于激烈。但同时这又是一个无害于他人的选择，然而如果没有法律的支援，伤害的只能是她们自己，还有社会更弱势群体——她们的孩子。可以这么说，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在中国妇女选择“家庭”还是选择“社会”的问题上，不仅仅是妇女，包括社会已经开始陷入两难境地。（注：我已经不止一次看到报道，中国妇女的自杀率居世界之首。最近一次2002年4月3日人民网，记者陶毅敏报道《自杀成我国15～34岁人群第一大死因》：“由中国加拿大两国科学家研究的最新结果表明，世界范围内男性的自杀率是女性的3.6倍，而在我国，女性的自杀率比男性高25%，其中农村妇女比城市高3到4倍，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许多妇女在两难选择面前迷失了心性不能不是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妇女的艰难特别是母亲的艰难并非她们自己的艰难。在较大范围意义上讲，母亲的贫困，就是孩子的贫困，母亲的痛苦就是孩子的痛苦。根据笔者跟随广西区政协的调查发现，在某地区十个县市，2000年在被法院判决的刑事犯罪中，未成年人犯罪占了63%。根据笔者对少年管教所的调查，犯罪少年大多来自不幸福的家庭，包括父母不负责任和不负责任导致的贫困，无人管教或管教不当的家庭。而数据表明，未成年人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和低龄化趋势。联合国95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指出：“妇女在家庭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应当予以加强。家庭有权得到全面的保护和支助。”（注：参见联合国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第2章“全球框架”第29段。）绝非笔者把孩子犯罪的责任归于母亲，真正的悲剧在于负责任的母亲缺乏必要的支援。在市场经济中、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们可以淘汰劣质企业，但是不能淘汰弱势群体，更不能淘汰母亲。孩子的一天天长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父母是否负责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人生。为了孩子，我们的政策和法律必须从更广阔的空间，超越男权社会的思维空间去引导这个问题——全方位认识和肯定母亲的社会价值，支援母亲。
综上所述，从经济全球化过程和国际公约、国际文件及安南的报告可以看出，社会转型，结构调整以及迁徙，都会对弱势群体对妇女的生存及生存质量造成危机。其实，我们国家已经经历过了一次社会转型性质的改革开放。我国政府对转型期出现的社会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其重视程度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少有的。正因为此，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才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面对入世，我们又将经历一次可能更为剧烈的社会经济转型。希望能在这次转型中实现妇女更大的进步与发展。
三、支援和促进妇女的进步与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入世和汇入经济全球化浪潮后，妇女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都将受到严重挑战。我们不可能阻止它，但是却可以能动地适应它。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很少有人、团体或政府反对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悬殊差异。”（注：科菲·安南，《我们民众：秘书长千年报告》，第2部分“全球化和治理”。）为了反对和缩小“悬殊的差异”，妇女的发展需要支援。这些支援包括对妇女的强势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及母亲进行支援。支援的方式包括竞争能力和政策法律方面的制度性支援。这也是迎接经济全球化到来的妇女工作的重点——新一轮“发展与维权”。
1.政府应支援妇女提高竞争能力
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十分重视妇女的发展与进步，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他还说“妇女只有积极参加建设自己的国家，积极投身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才能达到妇女地位提高的目的。”（注：引自杜正春主编，《非政府论坛在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第110～111页。）
妇女参加自己的国家建设和投身于和平发展事业，需要相应的能力。面对经济全球化，需要一种更强的竞争力。为了增强妇女的竞争能力，95世妇会《行动纲领》提出了妇女终身学习的概念，即“应使妇女能够除因年轻时所掌握知识和技能外不断学习知识和技能而受益”。这种学习包括“在正规教育和培训中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和非正规方式学习”（注：参见联合国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第4章第B项“妇女的教育与培训”，第73段。）。《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也在“妇女与教育”部分提出了“提高妇女的终身教育水平”的目标要求。
中国妇女对终身教育具有强烈的认同感。《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对“10年间（即90年代以来）全国分城乡、分性别继续教育的资助单位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表(%)如下：
继续教育
城镇 农村
出资单位男 女 男女
单位51.4 46.2
33.1 31.6
政府部门
10.1 9.8
29.5 36.2
国际项目
0.1 0.00.9
1.8
自己出资
36.9 41.6
32.8 25.7
其他 1.5 2.43.7
4.7
调查表明，全国城镇和农村女性在自己出资参加继续教育方面只比男性低了2.4个百分点，而城镇女性自己出资参加继续教育的，占了出资比例的41.6%，比男性高出4.7个百分点。这说明妇女对提高自身能力有着强烈的愿望，当然也体现了她们强烈的危机感。
为了增强妇女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竞争能力，提高妇女的终身教育水平，首先应该给予妇女处于世界发展前沿的知识。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感知，防止女性贫困化的妇女发展论理本身已处于这一理论的前沿位置。那么，给予妇女经济管理、管理结构和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也应该是前沿的。这是需要整个社会特别是政府努力才能够做到的。
其次，为妇女的弱势群体建立公共培训制度，即政府公积金方式的培训制度。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人口非农化进程的发展，在我们的妇女群体中，有很大部分是就业不稳定，经常要转变工作岗位，非正规就业包括女性流动人口等等。我们不能忽视，在这个群体中，有很多人是母亲。她们的生存质量影响着她们的孩子。为了提高和增强她们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有必要为她们建立公共培训制度。上述调查表明，过去10年政府部门对继续教育出资的比例不高（特别是在城镇），说明我们的公共培训制度离妇女弱势群体的要求还有差距。另外根据广西的具体情况，政府部门与国际项目在妇女继续教育方面的出资比例也存在一定的差距。
第三，为在职妇女争取平等的培训机会。从调查表看，单位出资继续教育的男女比例的差距不大。但是随着竞争的加剧，这是需要继续保持的。
2.实现妇女儿童权益需要政策法律的支援
最近有一个畅销的童话故事《谁动了我的奶酪》，中心意思是，作为人要有危机感，要在吃着这块奶酪的时候，就想着四处去寻找另一块奶酪，不然一天早上有人拿走了这块奶酪，你就没得吃的了。然而即便如此，你也不要发牢骚，赶快去找新奶酪。从理论上说，有一定的危机感是无害的。但是既定的危及个人生存的“奶酪”是无论如何不能随便拿走的。而且即便是因为更大的发展拿走了“奶酪”，也是必须补偿的。这是社会公平，也是法律。
95世妇会《行动纲领》指出：世界经济的变革使“有些妇女成功地进入了劳动队伍并向上晋升，改善了她们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然而，妇女特别容易受到经济情况和结构改革进程的影响，因为结构改革改变了就业的性质，有些情况导致她们丧失工作机会，有些甚至是专业妇女和技能熟练的妇女”（注：参见联合国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第4章第F项“妇女与经济”第151段。）。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千年报告》中也指出：“最近几十年出现了一种不平衡现象：成功地制定了促进全球市场扩展的有力规则并予以良好实施，而对同样正确的社会目标，无论是劳工标准，还是环境、人权或者对减少贫穷的支持却落在后面。”（注：科菲·安南，《我们民众：秘书长千年报告》，第2部分“全球化和治理”。）
为了在社会经济变革中维护社会公平、男女平等，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实施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建议参照《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国和广西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通过政策和法律的引导，逐步消除对妇女的一切形式歧视。首先，禁止性剥削，反对以妇女身份为代价的“卖春经济”（主要是潜意识中的“卖春经济”），禁止买淫和卖淫行为；其次，消除受教育的歧视，包括终身教育中的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第三，消除就业歧视，其中包括性别歧视、年龄歧视，保证母亲特别是单亲母亲的就业权利；第四，消除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对妇女的歧视。在上述维权问题上，应该特别注意社会性别盲点，即假定政策是公正的，对男女是一视同仁的，忽视了社会变革对弱势群体更具威胁的冲击而造成的不平等。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举行的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这句话的年代虽然久远了一点，但其意义是十分深刻的。因为“如何看待妇女特别是儿童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的精髓所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共识。而经济发展的进步性标志和最终目的亦在于此，这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所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