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研究
帛书《二三子问》篇“顺五行”与《管子·五行》篇的思想联系
赵 涵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 帛书《二三子问》篇有“理顺五行”“必顺五行”之语，其中具有时令含义，核心内容是“顺天”，顺应天时之意，具体指顺应五行、四时以及寒暑之代序。此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农事活动中有重要作用，即《管子·四时》所云“圣王务时而寄政”之意。可以说，《管子》“知四时”与《二三子问》篇“顺五行”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皆源于对四时的关注，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播五行于四时”。对此，帛书《易传》没有给出具体方案，而《管子·五行》篇对此有详细的阐述，这涉及君主行政的具体措施，其中透露出天地人一体的宇宙整体思维模式。
关键词： 帛书《二三子问》；“顺五行”；《管子·五行》
帛书《易传》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面世以后，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纷纷对其中一些重要概念进行解读，其中就包含对“五行”的讨论。“五行”是《周易》中的重要概念，《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可见司马迁将“五行”概念归入《易》之义中。但“五行”不见于今本《易传》，而历代学者在解《易》时却往往用五行说，这就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所幸帛书《易传》中频繁出现“五行”，《二三子问》篇更有“理顺五行”“必顺五行”之语，这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可供参照的研究材料。
关于“理顺五行”，学界多有讨论，如邓球柏先生曰：“理顺五行(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的关系。”(1)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增订本)，长沙：湖南出版社，1987年版，第358页。 赵建伟先生则根据《要》篇“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指出“五行”谓地道(2) 赵建伟：《出土简帛〈周易〉疏证》，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12页。 ，丁四新先生赞同此说(3) 丁四新：《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儒藏》精华编二八一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9页。 ，但二人均未对“理顺”做出解读。连劭名先生进一步对“理顺”有所解读，其曰：“理顺五行同于《周易·说卦》所云：‘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4) 连劭名：《帛书〈周易〉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18页。 此说引用《说卦》思想来解释“理顺五行”，从道德、理义、性命层面进行理解，恐不符合帛书的原意。不过连先生在解释“必顺五行”时，指出：“五行金木水火土，布于四时。”(5) 连劭名：《帛书〈周易〉疏证》，第223页。 这一点很重要，所谓“必顺五行”便是将五行与四时相配，但对于五行如何布于四时，却没有进一步的解释。直到金春峰先生将“理顺五行”与《管子·五行》篇进行联系，才对如何理顺做出回答，其曰：“这样的‘五行’，无疑是金木水火土的五行。什么叫‘理顺’，如何理顺？按《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管子》之《五行篇》的说法，是君主的立政和时令五行相顺应，如春(木)不行夏政秋政，夏(火)不行秋冬之政。”(6) 金春峰：《〈周易〉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释》，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 此说提供了一种理解思路，刘彬先生按照此思路，把“理顺五行”进一步阐释为“时令”思想，其曰：“‘理顺五行’，即圣人施政，要顺从木火土金水运行之理，此涉及古代‘时令’思想。所谓‘时令’思想，是一种重视天时，强调顺天时以行政令的观念，认为顺时行政则有祥瑞出现，而如果违背时令，则会发生灾异。”(7) 刘彬、孙航、宋立林：《帛书〈易传〉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页。 刘说指出“理顺五行”的关键在于顺从木火土金水运行之理，并对五行如何与四时相配进一步做出解释：“其‘五行’内涵，是以春为木，以夏为火，以秋为金，以冬为水，以土分布于四时，佐助木、火、金、水，以化育成就万物。”(8) 刘彬：《帛书〈二三子〉“理顺五行”“必顺五行”解》，《国学学刊》，2016年第1期，第40页。 刘先生的解决之法，是将土分布于四时，以克服五行与四时不相配的难题。
综上可知，学界对“理顺五行”“必顺五行”的解读，主要集中在如何顺应五行这个问题上面，帛书《易传》对此没有给出具体答案，而《管子》一书有“顺五行”的详细行政方案，即春行木政，夏行火政，秋行金政，冬行水政。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借助《管子》中的“时令”思想来理解“理顺五行”的思想含义。经过笔者考察，《管子》一书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时令模式，君主行政既可以与四时相配，也可以与五行相配，内容十分丰富。所以，本文试图对帛书《二三子问》篇“顺五行”与《管子》书中的“时令”思想进行梳理，以求教于方家，不周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一、“顺五行”与其时令含义
帛书《易传》提及“五行”主要在《二三子问》和《要》这两篇解《易》文献中，《衷》篇也提及“五行”，但因文义断裂不明，故可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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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十月之交》中也有记载，其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这是一首政治讽怨诗，抒写了对周幽王时期朝政混乱的讽刺和怨恨，《毛序》云：“《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中，此诗的创作者将日食现象与国无善政、不用贤良联系起来，反映出西周末年的自然灾异和政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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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二三子问》篇中，孔子为什么能从中阐释出“理顺五行”“必顺五行”的时令含义呢？这与其本身的卦爻辞有关，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理顺五行”之语由《晋》卦卦辞阐释而来，其云：“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关于康侯，一说泛指安康的侯爵，一说为周武王的弟弟卫康叔，以前者为是。《周易本义》云：“康侯，安国之侯也。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言多受大赐，而显被亲礼也。”《程传》云：“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顺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宠数，锡之马众多也。”赵建伟先生曰：“虞翻训‘康’为‘安’，盖与此‘安世’相关。”(11) 赵建伟：《出土简帛〈周易〉疏证》，第211页。 此处讲的是康侯被赏赐的马很多，一日之内被三次接见，这就涉及到圣王安世的主题。统治者具体要怎样安世呢？《二三子问》篇对此提出“理顺五行”的行政措施，认为统治者要顺从五行运行之理，尊重四时之代序，遵循农业生产的规律，这样百姓就能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不会有灾祸降临，故孔子曰：“此言圣王之安世者也。”
第二处在第十四章，孔子释《坤》卦初六爻辞“履霜，坚冰至”时，其曰：
这种对四时的重视，最终发展出“时令”思想。所谓“时令”思想，核心在于“顺天”，即顺应天时，以为民生日用之资，具体内容是顺应五行、四时以及寒暑之代序。这种“时令”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历政文化，梁韦弦先生认为：“历政文化，是指自尧时的观象授时之‘政’形成的一种管理社会生产的治道，及其中包含的人们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传统。”(15) 梁韦弦：《汉易卦气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218页。 可以说，这种“时令”思想或历政文化是先秦最重要的文化之一，由此形成的政治模式强调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以及如何处理好天人关系。《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正是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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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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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有三处地方提及“五行”，可见帛书《易传》十分重视“五行”。其中《二三子问》篇“理顺五行”“必顺五行”言及天道，重视天时渐变之理，而且与君主行政有关。所以我们认为其中具有时令含义，涉及圣王安世莅政，并与《管子》思想多有契合，故是本文所论的重点所在。而《要》篇以三才之道言及“五行”，以“五行”配以地道，与《说卦》的记载相似，因其不涉及时令含义，故暂且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易》曰：“康矦(侯)用锡(赐)马番(蕃)庶，昼日三接。”孔子曰：“此言圣王之安世者也。圣人之正(政)，牛参(犙)弗服，马恒(极)弗驾，不夏乘牝马，□□□□□□□□粟时至，刍稾不重，故曰‘锡(赐)马’。圣人之立(莅)正(政)也，必尊天而敬众，理顺五行，天地无菑(灾)，民□不伤，甘露时雨聚降，
(飘)风苦雨不至，民悤(总)相
(惕)以寿，故曰‘番(蕃)庶’。”(9) 刘彬、孙航、宋立林：《帛书〈易传〉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第29页。
“必顺五行”之语则从《坤》卦初六爻辞引申而来，与时节有关。《坤》卦初六云：“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此言《坤》卦初六之时，阴气开始凝结，反映出四时之阴阳变化。意思是说在冬天踏霜时，应预知坚冰不久便会到来。《周易本义》云：“霜，阴气所结，盛则水冻而为冰。此爻阴始生于下，其端甚微，而其势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则知坚冰之将至也。”《程传》云：“阴之始凝而为霜，履霜则当知阴渐盛而至坚冰矣。”可见，《坤》卦初六爻辞与节气有关，故《二三子问》篇对此爻辞的解释是：“此言天时
(渐)，戒葆(保)常也。岁始于[东北]，□于西南。温始于□，寒始于
德，与天道始，必顺五行，亓(其)孙贵而宗不傰(崩)。”此言天时渐变的道理，如四季轮回之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必顺五行”的行政措施，认为如此可使子孙后代永久延续而不中断。《文言》云：“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此言坤之道乃顺承天而与之时行，正是顺天时之意。此处“必顺五行”强调的是顺天时而行政之意，具体就是顺应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的运行规律而行政。
需要注意的是，《二三子问》篇“五行”所指并不明确，是否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金、木、水、火、土，学界多有讨论，一般认为其与《要》篇“五行”的含义应是一致的，即水、火、金、土、木。但《要》篇“五行”属于地道范围，而此处“五行”显然更接近于天时的内容。邢文先生即认为：“这里所谓‘五行’与‘水火金土木’并非一事。”(12) 邢文：《帛书周易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页。 此说有理。所谓“理顺五行”“必顺五行”，就是要君主在行政的过程中顺应天时，即四季之时，强调顺时而动，尊天而敬众。
以上可见，《二三子问》篇认为统治者在行政过程中要尊重天时，按时而动。而这种对春夏秋冬之四时的重视由来已久，于先秦古书常见。《逸周书·周月》最早有记载，其云：“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13)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79页。 可知古人十分重视四时之序，春夏秋冬的循环往复，不仅影响万物的生长，而且与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其他先秦典籍对天道和四时也有充分的记载，如《国语·越语下》云：“(范蠡)对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谓之始。’”《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云：“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管子·形势解》云：“天生四时，地生万材，以养万物。”又云：“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孔子家语·问玉》云：“天有四时者，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无非教也。”以上文献都体现出古人对春夏秋冬、日月星辰、寒暑冷暖的关注，均属于圣人之教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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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本《易传》亦十分重视四季之时，《观·彖》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程颐云：“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迁改也。”(14) 程颐：《周易程氏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3页。 又云：“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文言》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其中既有对天文之日月星辰的观察，也有对四时循环运行的关注，并以此贯通天道与人道。再如《说卦》“帝出乎震”章，以震、离、兑、艮四卦对应春夏秋冬之四时，震卦代表东方和春天，象征万物萌生；离卦代表南方和夏天，象征万物长高而相见；兑卦代表西方和秋天，象征谷物丰收；坎卦代表北方和冬天，象征万物休息。可见传世本《易传》对自然界万物，特别是植物的生长过程，以及四季气候的变化，都有特别的关注。
《卦》曰：“履霜，坚冰至。”孔子曰：“此言天时(渐)，戒葆(保)常也。岁始于[东北]，□于西南。温始于□，寒始于德，与天道始，必顺五行，亓(其)孙贵而宗不傰(崩)。”(10) 刘彬、孙航、宋立林：《帛书〈易传〉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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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顺五行”与早期灾异思想
《二三子问》篇孔子提及“理顺五行”时，有“天地无菑(灾)，民□不伤，甘露时雨聚降，(飘)风苦雨不至”之语，这是圣人莅政之后的治理效果。此要求圣人在具体行政过程中，尊重天时，敬爱百姓，且理顺五行，这样天地之间便不会有灾祸降下，不会出现如飘风淫雨等异常天象，百姓也不会因此受到损伤。不仅如此，若是“理顺五行”，还会有春天应时之雨降落，滋润正在生长的秧苗，可见此处展现为一幅良善的政治图景。
笔者认为，以上这段话含有古代灾异思想，此是我们所说“时令”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早期灾异思想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有降灾和不降灾两种情况，目的均为警示统治者要顺应天时，不能妄为。以上引文即属于不降灾的情况，原因是圣人做到了顺应天时，敬重民众，且理顺五行。此常见于先秦文献，属于当时共同的思想背景，如《礼记·乐记》云：“子夏对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管子·四时》云：“柔风甘雨乃至，百姓乃寿。”正是此意。反之，如果不能理顺五行，甚至是违背天时而动，天地则降下灾祸，飘风苦雨等异常天象纷纷出现，农业收成得不到保障，百姓遂无法安居乐业。
这种早期灾异思想由来已久，《国语·楚语》即载：“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将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此言民有忠信，神能明德，故“民神异业”。对神要“敬而不渎”，因为神既能降下“嘉生”，也能不降下“嘉生”。所谓“嘉生”，即茂盛的谷物，古人认为这是祥瑞的象征。“嘉生”降落的表现首先是四时有序，风调雨顺，《国语·周语》即云：“阴阳次序，风雨时至，嘉生繁祉。”神若降下“嘉生”，谷物即得以茂盛的生长，百姓得以永久享用而不匮乏，灾祸也不会到来。神若不再降下“嘉生”，则几乎没有谷物可以收获，百姓没有东西可以享用，灾祸也随之而来。可见，古人认为神可以通过谷物的丰欠，影响百姓的生活，这是早期灾异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
《要》篇提及五行一次，其曰：
《二三子问》篇有两处地方提及“五行”，有“理顺五行”“必顺五行”之语。第一处在第八章，孔子释《晋》卦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时，其曰：
而以“飘风苦雨”为特征的灾异思想最早见于《尚书·金縢》，孔颖达正义曰：“武王有疾，周公作策书告神，请代武王死。事毕，纳书于金縢之匮，遂作《金縢》。”此介绍《金縢》篇的由来，乃源于周公告神请求代武王死。但是周武王死后，成王即位，由周公辅佐，管叔等人忌恨周公，遂在邦国内散布谣言，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成王听信谣言，于是疏远了周公，周公遂主动请求去东方征伐叛乱。而在成王疏远周公之后，天降异象，这是上天对成王的警示，《金縢》详细记载了这次异常情况，其云：“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此言周公被成王疏远后的这年秋天，百谷已经成熟，但尚未收获，天空突然雷电大作，狂风肆虐，把庄稼都吹倒了，大树也都连根拔起，国人非常恐慌。随后，成王发现周公告神的册书，感动于周公的为人，心生愧疚，遂将周公接了回来。此时天象亦有所表现，《金縢》云：“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此言成王出郊外迎接周公归来，天仍然下着雨，但风却反向而吹，倒伏的庄稼又全都立起来了。太公、召公遂命令国人把大树压倒的庄稼扶起来，重新把根培植好，于是这一年的庄稼收成特别好。可见，这种灾异思想其实是将人事与天象结合起来，目的是警示君主及下民。
这样的灾异现象在《墨子·尚同中》中也有记载，其云：“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则天灾将犹未止也。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孰，六畜不遂，疾灾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其中有“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孰，六畜不遂，疾灾戾疫，飘风苦雨”之语，此言若不能尚同乎天，天则降下灾祸，譬如寒暑、雪霜、雨露不能按时出现，五谷不能按时收获，牲畜不能按时生长，以致出现疾病、灾害和疠疫，旋风淫雨也伴随而至。这是属于降灾的情况，《二三子问》篇“飘风苦雨不至”则属于不降灾的情况，很明显，二者有相同的语境。关于天不降灾的和谐图景，《墨子·天志中》有记载，其云：“是以天之为寒热也，节四时调阴阳雨露也，时五谷孰，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饥则不至。”因此我们可以说，《二三子问》篇“理顺五行”的含义应该就是“节四时调阴阳雨露”，即顺应时节的运行规律。
糖尿病患者由于血糖水平较正常人高，因此尿液中含有大量的葡萄糖，这种环境给细菌的繁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随着细菌繁殖能力的增强，且患者自身的免疫力比较差，机体功能有所衰减，杀菌功能减弱，是非常容易发生尿路感染的。该研究以2016年3月—2018年4月期间该院收治的86例2型糖尿病合并尿路感染的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分析，对其临床资料进行整理总结。探讨分析了2型糖尿病患者尿路感染的临床特点，为尿路感染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为，降低糖尿病合并尿路感染的发生率提出了措施，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总结。
以上早期灾异思想体现的是人与天(或神灵)的相互感应和相互作用，有时可能感应的很好，有时也可能感应的不好，感应的不好上天便会出现“灾异”以警示之。灾异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四时错乱，即在春天出现夏天的景象，在夏天出现秋天的景象，在秋天出现冬天的景象，在冬天出现春天的景象。譬如“六月飞雪”，最早说的是邹衍的故事，后来民间将此情节演绎到《窦娥冤》中。《后汉书·刘瑜传》引《淮南子》云：“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系之，(衍)仰天而哭，五月为之下霜。”此言燕王请齐国的邹衍等贤人来帮助治理国家，燕国有一部分人对邹衍不满，在燕王面前进谗言，让邹衍蒙冤入狱，当时正值盛夏六月，天降大风雪。燕王意识到邹衍的冤屈，就释放了他。这是一桩冤案，后来终得昭雪，遂后世用来形容莫大的冤情。关汉卿《窦娥冤》所写窦娥含冤被斩之后，“血溅白绫，六月飞雪，三年大旱”，与此一致。其实“六月飞雪”的真正原因是由自然的变异引起的，产生这种现象多半是由夏季高空较强的冷平流造成的，并不神秘。
总得来说，这种早期灾异思想来源于对时节的观察，这在《逸周书·时训》里有充分的体现，其中记载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的时令物候及其反常所导致的灾祸，即是将“时令”与“五行”“灾异”结合起来。譬如：“雨水之日，獭祭鱼；又五日，鸿雁来；又五日，草木萌动。獭不祭鱼，国多盗贼；鸿雁不来，远人不服；草木不萌动，果蔬不熟。”《逸周书》认为，在雨水这一天，獭如果不祭鱼，国家就会有盗贼；鸿雁如果不归来，远方就会不归服；草木如果不萌动，果蔬就不成熟。如“獭不祭鱼”“鸿雁不来”“草木不萌动”之类，均为不合时节的异常现象，古人认为这是灾祸之兆，预示着人事的反常。《武顺解》云：“天有四时，不时曰凶。”又云：“天道曰祥……知祥则寿。”可见顺时则吉，逆时则凶。《时训解》所记载的二十四节气，每一节气都是同一模式书写，所表达的意思即是，若不按照时令节气行事，必有灾祸发生。笔者认为，这种早期灾异思想是我们所说“时令”思想的一部分，与《管子》中的“时令”思想十分贴合。
每个正常成年人都能运用自己的母语进行交际以满足生活的各种需要，虽然绝大多数人未必能完整地了解母语的结构和各种要素，学界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语感”，即人们对母语所拥有的语言直觉。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需要把握语感的一般知识，才能更好地开展语文教学。根据王荣生等学者的研究，语感具有如下特性：
三、《管子》中的“时令”思想
《二三子问》篇“理顺五行”的前提是“圣王安世”，此涉及君道思想，关注的是君主行政的措施，即“圣人之立(莅)正(政)也，必尊天而敬众，理顺五行”之意，与《管子·四时》所云“圣王务时而寄政”含义一致。其中反映出“时令”思想，要求五行配合四季来进行政治运作，实质是四时之教令。这种“时令”思想在战国之时十分盛行，各家著作中均有体现，当时的“时令”模式主要记载在《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和《管子·五行》中。《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是其书中的纲领所在，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内容与《礼记·月令》几乎一致。
我们来看《礼记·月令》中的时令模式，其中记载有四时十二月所行之政，以立春之月为例，强调要“春行木政”，其云：“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齐。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毋失经纪，以初为常。”此言天子在立春之时迎春于东郊，返国后乃命三公发布德教，施行恩惠，又命大史之官掌管天文及日月星辰之事。又云：“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保介御之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又云：“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其中列举了很多在立春之月该做之事和不该做之事，该做之事如教民稼穑，命乐正入学习舞，祭山林川泽之类，均是顺应生气之事。不该做之事也有很多，如禁止伐木，不要掀翻鸟巢，不许杀害幼虫，不可兴起战事之类，都是为了防止逆生气而动。在立春之时，“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此时阴阳调和，必要顺应初春之盎然生气，呵护大地之蓬勃生机，断不可有杀伐之事发生，这才是“一年之计在于春”。
而《管子》书中的“时令”模式与《月令》篇有所不同，内容十分丰富，核心内容是如何解决五行与四季相配的矛盾。对此，有两种解决方案：第一，以春季配木，夏季配火，秋季配金，冬季配水，而将土分布于四时之中，事实上是将土消散于四季之中；第二，在四季之外增加季夏，以季夏配土，实际上形成五时，即五季。由此，五行在运行中便与五季、五方、五味相配使用，是以木配东方为春季，火配南方为夏季，土居中央为季夏，金配西方为秋季，水配北方为冬季。这两种配对方案在《管子》一书中均有体现，下面将进行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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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一书涉及四时与五行思想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四时》《幼官》《五行》与《轻重己》四篇文献中，这四篇也被认为是《管子》书中代表阴阳五行学说的作品，其中涉及不同的时令模式。《管子》中的《四时》《幼官》为一系统，都是政令与春夏秋冬之四时相配。《五行》中的时令模式为另一系统，乃将政令与五行相配，并将一年分为五时，每一时为七十二日，天子行政即以此为准。而《轻重己》的行政模式更为细致，将一年定为三百六十八天，春夏秋冬各为九十二日，又将四季分为八个四十六日，以此作为君主行政的参照。
先看《四时》中的时令模式，其云：“管子曰：‘令有时，无时则必视顺天之所以来。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唯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不知五谷之故，国家乃路。’”“知四时”，即知春夏秋冬四时所行之政，此乃国之基业也。其中有关君主所行四时之政，试略举如下：
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宗正阳，治隄防，耕芸树艺，正津梁，修沟渎，甃屋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然则柔风甘雨乃至，百姓乃寿，百虫乃蕃，此谓星德。星者掌发为风。是故春行冬政则雕，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发五政。
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夏行春政则风，行秋政则水，行冬政则落。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发五政。
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秋行春政则荣，行夏政则水，行冬政则耗。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发五政。
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冬行春政则泄，行夏政则靁，行秋政则旱。是故春凋、秋荣、冬雷、夏有霜雪，此节气之贼也。刑德易节，失次则贼气遫至，贼气遫至，则国多菑殃。是故圣王务时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焉，作祀而寄德焉。此三者，圣王所以合于天地之行也……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发五政。
在《四时》这一篇的理论体系中，春季与星、风相配，夏季与日、阳相配，秋季与辰、阴相配，冬季与月、寒相配，可见君主行政与四时有关，并不涉及五行。其中有“春行冬政则雕，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欲”，“夏行春政则风，行秋政则水，行冬政则落”，“秋行春政则荣，行夏政则水，行冬政则耗”，“冬行春政则泄，行夏政则靁，行秋政则旱”之语，这是四时所不能行之政，如果逆时行政，如春行夏、秋、冬政之类，便会出现一些如欲、霜、雕之类的异常现象。而且在春季行政这一条中，有“柔风甘雨乃至，百姓乃寿”之语，与《二三子问》篇“甘露时雨聚降，(飘)风苦雨不至，民悤(总)相(惕)以寿”之语类似，可见二者有共同的思想背景。总而言之，《四时》篇是以春、夏、秋、冬配以东、南、西、北和星、日、辰、月，一一列举每季该行之政与不该行之政，强调顺时行政则吉，逆时行政则凶。
《幼官》亦云：“春行冬政肃，行秋政雷，行夏政阉。……夏行春政风，行冬政落，重则雨雹，行秋政水。……秋行夏政叶，行春政华，行冬政耗。……冬行秋政雾，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幼官》篇对逆时行政所造成的灾异之象有更详尽的描述，如春天之“肃寒”“多雷”“掩闭”，夏天之“多风”“雨雹”“霖雨”，秋天之“生叶”“生华”“虚耗”，冬天之“阴雾”“多雷”“烝泄”，此均由不行四时之政所造成。可见四季有其生养休息的规律，一步错乱，则步步错乱。
再看以《五行》篇为代表的时令模式，其将一年划分为五个阶段，每一阶段为七十二日，以此配木、火、土、金、水之五行，不再以四时作为区分单位，而是以五进行区分，以便能更好的配合五行之运行。其云：“日志，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师内御，总别列爵，论贤不肖士吏，赋秘赐。……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内御，令掘沟浍，津旧涂，发臧任君赐赏。……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内御，不诛不贞，农事为敬，大扬惠言，宽刑死，缓罪人。……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选禽兽之禁，五谷之先熟者，而荐之祖庙与五祀。……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内御。”
此将五行作为基本的划分单位，从甲子日开始，要按照木的德性来行事，此时天子命令士师之官以治事，总别列爵，整治官吏；从丙子日开始，要按照火的德性来行事，此时天子命令行人之官以治事，修理沟洫，发放赏赐；从戊子日开始，要按照土的德性来行事，此时天子命令司徒之官以治事，敬慎农事，宽刑缓罪；从庚子日开始，要按照金的德性来行事，此时天子命令祝宗之官以治事，选禽兽与五谷，敬祀祖庙；从壬子日开始，要按照水的德性来行事，此时天子命令使人之官以治事，制造弓箭，以备狩猎。以上是“五时”该行之政。
木、火、土、金、水之“五时”各有所行之政，若是逆天时而行，就会有灾异，以甲子日为例，其云：“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赋，不赏赐，而大斩伐伤，君危。不杀，太子危，家人夫人死，不然则长子死。七十二日而毕。”此时天子若是不赋不赏，大斩伐伤，国君就会有危险，甚至危害及太子、家人、夫人和长子。
以上是《四时》和《五行》的时令模式，下面我们来看《轻重己》的配对方式，其云：“以冬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冬尽而春始。……以冬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春至。……以春日至始，数四十六日，春尽而夏始。……以春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夏至，而麦熟。……以夏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夏尽而秋始，而黍熟。……以夏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秋至，秋至而禾熟。……以秋日至始，数四十六日，秋尽而冬始。……以秋日至始，数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坛，服黑而絻黑，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号曰发繇。”
《轻重己》与《四时》《五行》不同，此是将一年定为三百六十八天，春夏秋冬各为九十二日，又将四季分为八个四十六日，分别为春始、春至、夏始、夏至、秋始、秋至、冬始、冬至，天子要按照时节进行祭祀并且发号施令。但实质上还是四时的模式，四时是基本的划分单位，由此扩充为八，为十二，越来越详尽。
可见，《四时》《五行》《轻重己》三篇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时令模式，实际上可归纳为两种，《四时》和《轻重己》两篇是以四时相配，《五行》则以五行相配。《二三子问》篇“理顺五行”“必顺五行”所反映出的“时令”思想当最接近《五行》篇中的行政内容，表现的是木火土金水之“五行”与历法、政治的结合。但帛书《二三子问》篇只是简单提出“顺五行”的思想，要人们顺应天时以行事。而在《管子》中，五行与四时、五方相配，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时空体系，以春季、东方与木相配，夏季、南方与火相配，土与中央相配，秋季、西方与金相配，冬季、北方与水相配。这种木、火、土、金、水的五行排列方式已显示出五行相生的理论，这都是《二三子问》篇“顺五行”思想所没有涉及到的。由此可见，《管子》中的时令思想比《二三子问》“顺五行”思想要成熟一些，这不仅是古代节气的汇编，而且渗透着浓厚的政治思想。
综上可知，“时令”思想的核心是天子行政的思维模式，强调统治者在行政中要顺应四时之代序、五行之生克，并与天干地支等配合起来，认为每一季节有当时该行之政，顺之则吉，逆之则凶，而所谓的灾异之象就是由于逆时而动造成的。具体内容就是四时之教令，即依靠天时运行而在人间设立“教令”，认为人事要合于天道，体现在君主行政上就是“令有时”。圣王治理天下，必当知四时，顺四时，这是帛书《易传》所要表达的。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春夏秋冬之四时以及木、火、土、金、水之五行的运行能够影响政治，并且逐渐成为一种成熟的思维模式，人需要因天之时展开农事活动，其中透露出的是天地人一体的整体思维模式。在这样一种人与自然万物相联系的整体中，政治生活与农事活动均需按照四时的运转来进行，这就是“人与天地参”。
但是帛书《易传》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思想特征呢？以《二三子问》篇“顺五行”的思想特征来看，不排除其中有齐学的特征，朱伯崑先生认为：“楚地帛书本《周易》经传文，多半来于齐学。”(16) 朱伯崑：《帛书本〈系辞〉读后》，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陈来先生则直接认为：“帛书所见的战国时期的儒家易学应有三个主要流派，这三派不一定同时，可能发展有先后。三派在解易、学易方面的宗旨互有不同，即鲁儒易学、齐儒易学、楚儒易学，这在帛书《易传》中都有表现。”(17) 陈来：《帛书易传与先秦儒家易学之分派》，《孔子研究》1999年第4期。 而《管子》一书中的大部分作品又是完成于战国中后期的稷下学宫，具有鲜明的齐学色彩，当时最为流行的就是阴阳五行学说，因而《二三子问》篇“顺五行”与《管子·五行》篇存在思想上的联系也是可以理解的，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应是由当时特殊的时代和环境造成的。
中图分类号： K877.9; B22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 3828( 2019) 03-0025-07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DOI：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9.03.03
收稿日期： 2019-05-23
作者简介： 赵涵,女,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易学与儒家哲学。
(责任编辑：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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