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巴基斯坦关系的嬗变：1962-196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基斯坦论文,中国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①这个有着79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和1.6亿多人口的“四好”国家却不为中国人所熟知，中国学界对中巴关系的研究少之又少。中巴到底有着一种什么样的“独一无二”的关系？②分析一下1962-1965年间中巴关系的嬗变以及变化的动力有助于理解为什么经历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巴间“全天候”的友谊历久弥新。
一、结盟时代：中巴分属不同的阵营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和巴基斯坦就已是结盟政策积极的实践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亲往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开启了中国同盟外交的先河。此外，中国通过“抗法援越”和“抗美援朝”先后与越南和朝鲜建立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③
印巴分治后，两国因克什米尔等问题而长期对立。巴基斯坦无论在人口还是在土地面积上都大大弱于印度。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分为东西两部分，印度横亘其间，成为楔入东、西巴基斯坦之间的一个硕大的充满敌意的楔子。面对如此险境，巴基斯坦前外长乔德里坦言：“巴是个小国，它需要依靠外力帮助”。④在经历过短暂的外交中立后，巴基斯坦迅速倒向美国，成为美国主导下的两个军事同盟条约——《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的重要成员。
50年代初，中巴两国分属相互竞争的阵营，与中印关系相较，中巴关系冷淡有余而热情不足。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952-1954年的年度工作总结报告无一例外地抱怨巴基斯坦政府很少邀请中方人员参加他们的宴会，并把这种冷遇归结为“巴基斯坦统治阶级进一步投靠美帝，政治上越来越反动的必然”。⑤尽管巴基斯坦在朝鲜战争、中国联合国席位等一系列涉及中国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亦步亦趋追随美国，尽管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巴订立军事同盟，但是中巴两国都期望保持正常的国家间关系。从中国方面来讲，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不仅可以实现“安定四邻”的紧迫任务，⑥而且也可打破美国军事包围，真正实施“走出去”的新战略。⑦对巴基斯坦而言，同时与两个强大的邻国为敌绝非良策，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无疑会使巴基斯坦集中精力与最主要的对手印度博弈。有鉴于此，中巴建交后，尽管政治上冷淡，但经贸关系发展比较迅速。1951年中国成为巴基斯坦棉花的第二大买主，1952年跃居第一位。⑧1953年3月，中巴签订了关于棉花和煤炭的贸易协定。这个协定与其说有助于打破美国对华的经济封锁，毋宁说是中巴两国建立信任、改善关系的重要举措。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穆·阿里。阿里表示，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并不是为了反对中国，巴基斯坦也不相信中国有侵略的意图。⑨1956年1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访问巴基斯坦。同年3月，为拉近与行伍出身的伊斯坎德尔·米尔扎总统的关系，中国政府委任耿飚将军出任中国驻巴大使，并派出身经百战的贺龙元帅作为中国政府的特使莅临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的庆祝典礼。贺龙元帅的访问开创了中国“打猎外交”的先例。通过多次与巴基斯坦总统米尔扎打猎，贺龙、耿飚与巴基斯坦领导人建立了较为密切的个人关系。1956年10月，巴基斯坦总理苏格拉底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在欢迎宴会上宣布：“在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利害冲突，我们两国有着很多的共同点。”⑩同年12月，周恩来总理回访巴基斯坦，并热情宣布：“中国人民和巴基斯坦人民一定要一天比一天更加友好地相处下去。”(11)
显然，1956年中巴领导人之间的互访为双边关系营造了一个高潮。米尔扎总统曾不加掩饰地对贺龙说：“亚洲需要有一个领袖国家。我们认为中国便是这样的国家……中国就好比是亚洲的鼻子。”(12)在5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为“打开西面的大门”，曾尝试主动改善与巴关系，但却面临两个政治障碍：(1)巴基斯坦投票支持“搁置讨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从1953-1960年，巴基斯坦连续八年跟随美国反对中国入联。虽然巴基斯坦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换取蒋介石政府在安理会支持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并再三向中方解释他们这种做法的种种难处，但中方并不买账。(2)中国对巴美同盟以及《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忧虑。虽然巴基斯坦曾向中国领导人保证不会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也不会侵略中国，但中方的疑虑一直没有释怀。中方坚持认为，东南亚军事联盟是“美国在亚洲继续推行其敌视中国人民和亚洲的侵略政策、准备新战争的工具”。(13)除此之外，热络的中印关系无疑也抑制了中国与印度的对手巴基斯坦进一步发展关系。有鉴于此，中巴关系在1956年后又开始转冷。1959年7月，中国外交部就巴基斯坦外长接见蒋介石的“朝觐团”以及纵容该团在巴基斯坦进行反大陆的活动向巴基斯坦提出强烈抗议。(14)同年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署名文章，严厉抨击巴基斯坦政府采取“更加亲美和更加投靠美国的政策，已进一步走上了引狼入室的危险道路”。(15)
二、中印交恶：巴基斯坦的“印巴联防”
1959年西藏出现叛乱，达赖出逃，随之而来的是中印边境相继发生流血的“郎久事件”、“空喀山事件”。(16)中印关系出现逆转。到1962年底，两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17)双边关系从此跌入谷底。
中印关系的恶化并未使中巴两国立刻相互靠近，原因有三：
首先，中国不愿因改善中巴关系而使中印关系进一步恶化。1959年中印关系恶化后，中国领导人并没有打算与印度决裂，毛泽东主席在1959年4月表示：“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而不是印度……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18)1960年2月10日，阿尤布总统第一次表示愿同中国进行边界谈判，但中方对巴基斯坦的提议没有做出回应。1961年3月28日，巴基斯坦政府正式建议谈判“标定”中巴边界，中国政府反应冷淡，直到1962年2月才正式同意与巴基斯坦商谈一项临时性的边界协定。从巴方提出边界谈判的意向到中方正式回应，经历了两年之久，个中原因虽多，但最重要的是中方担心中巴边界谈判会使中印关系进一步恶化。
其次，巴基斯坦两面下注的做法阻碍了中巴接近。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在1958年军事接管政府后，一方面着手内部改革，稳定政局，另一方面谋求改善与印度的关系。1959年西藏动乱升级后，巴基斯坦外长卡迪尔在4月23日放言，西藏事件“证明”缔结区域性条约的必要性，“令人觉得有可能”把印度拉入东南亚组织集团和使它“靠近”巴基斯坦。(19)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则在次日称，一旦印度遭到“外来威胁”，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应该彼此合作，共同“保卫”这一地区。(20)然而印度对巴基斯坦“巴印联防”的建议并无兴趣。5月4日，尼赫鲁总理明确指出：“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打算与任何国家订立军事同盟，我要非常清楚地说明这点。”(21)尽管“巴印联防”的主张无果而终，但巴印关系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改善。1959年9月1日，阿尤布和尼赫鲁在新德里进行了会晤，并发表联合公报，同意在合理和有计划的基础上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22)1960年1月11日，巴印两国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就解决两国西部边界问题达成协议。(23)同年9月19日，尼赫鲁应邀访问巴基斯坦与阿尤布和世界银行的代表签署了《印度河用水条约》，结束了延续12年之久的印巴河水争端。(24)巴基斯坦在寻求改善对华关系的同时，试图利用中印矛盾，通过“巴印联防”拉拢印度以使印度在印巴有争议的问题上让步。这一举动引起中方的不满。1961年初，中国驻巴使馆认为：“阿尤布为了取得美援，进一步投靠美帝，并密切配合美帝，不惜重大让步，积极拉拢印度，以图达到联防反华的目的；对中国基本态度不友好，害怕中国影响扩大，对中方更多限制。”(25)尽管巴基斯坦政府在1961年3月后不再鼓噪“印巴联防”，中巴关系仍保持不冷不热的状态。在印度河水分配上巴基斯坦虽然与印度达成了协议，但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却变得遥遥无期。
最后，因为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从1960年起巴基斯坦与另一邻国阿富汗的关系开始紧张。巴阿交恶进一步恶化了巴基斯坦的外部安全环境，巴基斯坦腹背受敌，不得不寻找摆脱困境的新途径。更为重要的是，巴基斯坦与自己的盟友美国的关系也出现裂痕，而且裂痕越来越难以弥合。
三、巴美矛盾：美国的“重印轻巴”政策
巴美分歧发轫于美国“重印轻巴”的政策。中印交恶后，印度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迅速蹿升，美英两国加大了拉拢印度的力度：一是劝说印巴两国捐弃前嫌，联手对付中国；二是加大对印度的援助。
早在1959年5月8日，前纽约州州长哈里曼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极力主张“我们应当设法使这两个国家(印巴——作者注)的军事力量联合起来共同保卫这个次大陆，而不要让它们使用这些力量来互相作对。”(26)美国政府谙熟其中的道理，其政府官员访印必然访巴，竭力撮合两国关系。
1959年12月，艾森豪威尔访印时正式向尼赫鲁表示，美国将给予印度一切可能的援助。(27)1960年5月4日，美印签署协定，美国同意在今后四年向印出售价值12.76亿美元的剩余小麦和大米。印度政府将以印度货币卢比支付这笔货款，而美国政府将把货款的85％，即约10.76亿美元作为给予印度的经济“援助”，其中一半是贷款，另一半是赠款。(28)1961年6月，“援印俱乐部”决定向印度提供22亿美元贷款，其中美国在1961-1962财政年度提供7.2亿美元。(29)1962年5月，美国参议员外交委员会通过决议，将在1962-1963年度继续给印度大量援助，其援助款项保持与1961-1962年度相当的水平。(30)根据中方的统计，从1960年5月到1961年11月，美国及其控制的国际机构已提供和承诺给印度的援助就达40亿美元以上。(31)
美国援印的初衷虽然是拉拢印度抗衡中国，但却引起盟友巴基斯坦的不满。巴基斯坦抱怨美国重印轻巴，给印度的援助太多，而给盟国巴基斯坦的援助太少。巴基斯坦媒体从1961年1月至6月密集抨击美国“重印轻巴”政策。有媒体甚至主张巴基斯坦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32)尽管为缓和美巴矛盾，肯尼迪向阿尤布保证美国会筹措足够的经费以便使巴基斯坦有效地执行新的五年计划，但这种承诺是口惠而实不至。显然，美国已不再是一个值得完全依靠的盟友，巴基斯坦转而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从1961年3月以来，巴基斯坦官员和报刊基本上未再发表正面攻击中国的评论，要求改善中巴关系的言论渐成气候。为回应1961年12月13日陈毅提出的要求，(33)12月16日，在第十六届联大表决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苏联提案时，巴基斯坦投了赞成票。在中国关切的西藏和台湾问题上，巴基斯坦成为美国盟友中唯一公开同情中国的国家。(34)
四、边境谈判：中巴接近
1962年5月4日，中巴同时发表新闻公报，确认两国进行边界谈判。这一公报向印度和美国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克什米尔问题以及中印边界争议也是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中巴边界谈判或许是中巴接近或中巴结盟的开始。1962年10月12日，就在中印边界狼烟四起之际，中巴举行了第一次正式边界会谈。11月14日，巴基斯坦军方向中国驻巴使馆武官通报了印军调动情况，并请求中国援助那加族以便进一步分散印度的兵力。(35)
毋庸置疑，中巴边界谈判是巴基斯坦对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中国驻巴使馆在分析1962年上半年巴基斯坦形势时已经看到阿尤布政府对外关系的新变化。中国使馆认为：(1)1962年上半年“中巴关系有显著的改善”，巴与我谈判边界问题，“其目的在于拉我打印，对美讨价还价”；(2)“帝国主义(美国——作者注)对巴控制努力虽深，但这种势力正在日益削弱”；(3)“巴、印矛盾是扩张与反扩张的矛盾，大国欺负小国的矛盾，是不易调和的”。(36)基于上述分析，中国驻巴使馆认为：“巴与我搞友好关系，取得对印斗争、对美讨价还价以及对内统治的资本，这是主流。”(37)
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美国进一步强化了重印轻巴政策。在高调宣布向印度赶运12架“C-130”运输机后，(38)美国政府宣布给予印度2510万美元的新贷款。(39)1962年12月27日，肯尼迪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拿骚会晤，讨论援印问题，(40)双方就大约4500万英镑的对印武器援助计划达成一致意见，美英各提供一半。(41)美英等国对印度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加剧了巴基斯坦的不满。巴基斯坦外事秘书阿齐兹·阿默德称：“印度获取美援进行武装，名义上反对中国，实际上是反对巴；中国有力量照顾自己，但巴处境不同，越来越不安全。”(42)
尽管巴基斯坦对美“重印轻巴”政策十分恼火，但它没有与美闹崩的决心和打算。面对美英要求巴印和解的重压以及印度在中印冲突中新败的虚弱地位，巴基斯坦凭借其与中国边界谈判中所获得的新筹码，在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和英国联邦关系大臣桑迪斯的斡旋下就克什米尔问题与印度进行谈判。阿尤布与尼赫鲁在1962年11月29日发表公报，双方同意早日开始讨论并“做出新的努力来解决他们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和其他有关问题上悬而未决的分歧”。(43)印度做出了明显让步，一改过去不肯与巴基斯坦谈判克什米尔问题的顽固立场。作为回应，巴基斯坦迅速刹住了国内反美反印运动。为进一步给印度施加压力，就在巴印第一轮部长级会谈开始之际，巴基斯坦率先公布中巴已原则达成边界协议的消息。
总之，1962年底至1963年初巴基斯坦虽继续两面下注的做法，但此时中国对其外交走向已不再那么担心了。中国驻巴使馆在1963年1月就认定：“1962年下半年，巴基斯坦的形势，主要是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在中印边界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以后，更加明显……巴出现了阿尤布上台以来空前的反印、抗美和要求发展中巴友好关系的高潮。这对我反印斗争，实际上起到了配合作用。”(44)
五、中巴结盟初露端倪
1963年是巴基斯坦外交的关键年，巴基斯坦与印度、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发生战略性转变。巴印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谈判在经历三轮部长级会谈后陷入僵局。印度坚称，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不搞公民投票、不分割克邦河谷以及不同意第三方参与谈判。巴基斯坦则坚持印度“必须放弃领土”。(45)
就在巴印谈判举步维艰之时，中巴关系却迅速升温。1963年1月3日，外贸部林海云副部长率领的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访巴成功，不仅签订了贸易协定，而且还同意给巴低息贷款。此后，中巴双方开始探索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巴外长布托在1963年2月多次会见中国驻巴大使丁国钰，反复询问丁“对中巴两国根本关系的看法如何？”(46)丁大使向布托保证：“我们对巴友好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是权宜之计……我们两国的关系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今后仍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47)1963年3月2日，布托突然现身北京，同中方高调签署了边界协议。尽管布托在北京高姿态地表白：“我们不是因为你们和我们都同印度有争执而成为你们的朋友”，(48)但在7月的一次议会演讲中，他明确宣布：“(巴的)国际地位一如既往，巴基斯坦将不会孤独。(与印)冲突将不只有巴基斯坦卷入。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攻击将不再只危及巴基斯坦的独立与领土完整。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攻击也将危及亚洲最大的国家的安全和领土完整。这个新因素非常重要。在目前情况下，我不想说得太清楚……因而，一个被打败的被征服的巴基斯坦不仅意味着我们的灭亡，而且也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最大的国家构成严重的威胁。”(49)
布托在他的演说中差不多公开宣布印度对巴基斯坦的进攻将被中国看作是对自己的进攻。这表明巴基斯坦领导人已意识到“只有中国主持正义，力量日益壮大，国际威望日高，对巴真诚友好，也只有发展中巴关系才能反抗美，对付反对派并取得人民的支持。看来，巴保持和加强中巴关系的方针已更加坚定”。(50)1963年8月，巴基斯坦顶住美英等国的压力与中国签订了《航空运输协定》。同月，中国驻巴大使趁热打铁以周恩来总理的名义向巴基斯坦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修建一条从中国新疆到巴基斯坦吉尔吉特的公路，中国可给予巴基斯坦援助。(51)但中方的建议没有得到巴方的积极反应，巴基斯坦在这个敏感问题上顾虑重重。
如果说边界协定签订前，印度是中巴接近的主要障碍，1963年3月后，中巴结盟的阻力主要来自美国。早在1962年12月，为阻止中巴接近，美国拒绝给西巴基斯坦的塔贝拉水坝工程和东巴渔业发展工程提供贷款。(52)中巴签订边界协议后，美国公开表示“不安”。中巴签署《航空运输协定》后，美国马上停止向巴基斯坦提供扩建达卡机场所需的430万美元的贷款。
除了上述美国的重压外，巴基斯坦对中巴公路的顾虑还有另外两个不可忽视的因素：(1)巴基斯坦国内亲美派的反对。在对外关系上，巴基斯坦领导层有着“亲华派”和“亲美派”之分，外交部部长布托、前外事秘书德拉维、商业部部长法鲁克、空军司令努尔汗等人竭力主张中巴友好，而亲美的财政部长、计委副主任、外事秘书则主张优先发展美巴关系。(53)1965年7月，布托本人就曾向中国驻巴大使坦承：“现在巴有两种势力在活动，并将进行无情的斗争。一种是要使巴走上正确道路，即主张亚非团结和同中国友好的势力。另一种是要巴投降的势力。美国将给使巴走向错误道路的势力以物质和政治上的支持。”(54)(2)美国领导层的更迭。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入主白宫。此时，巴基斯坦不愿中巴关系走得更近，以免进一步刺激美国新政府。
为此，巴方放慢了巴中关系发展的步伐，并对中方提出的修建中巴公路的建议以技术难度高、经济价值低、印美反对等理由予以婉拒。(55)尽管如此，中方对巴基斯坦政策上的摇摆并不担心，认为：“在相当时期内美重点援印方针不会变……巴美矛盾不可能解决，甚至还会发展尖锐……今后巴总的趋势是更多脱离美国。”(56)
六、中巴结成事实同盟：中巴联手抗印
1964-1965年，中巴关系在美国的重压下稳步发展并升华到事实同盟的高度。
巴基斯坦再次顶住压力，盛情邀请周恩来和陈毅在1964年2月访巴。在与阿尤布的密谈中，周恩来表示：(1)中巴两国友好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出自我们两国的需要；(2)当一方遭到外来侵略和威胁的时候，这种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57)周恩来呼应了1963年7月布托的讲话，把中巴结盟这个话题放到桌面上谈。周恩来与阿尤布讨论了中国向巴提供军事援助的可能性。(58)1964年8月31日，中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访巴，他与巴空军司令努尔汗商谈了中国军援以及购买中国飞机等事宜。(59)
中巴在军事上的接近与巴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不无关系。约翰逊掌权后，对中巴关系的发展不满。布托在参加肯尼迪葬礼期间，约翰逊向他提出：巴基斯坦要么选择美国，要么选择中国。两个朋友，不能都要，要选择一个。(60)1964年1月，美国政府决定给巴“最低限度”的五年期军事援助，且军援还与巴基斯坦是否履行其盟国义务挂钩。(61)尽管1963年10月美国领导人曾向布托表示援印是小量的，(62)但在1964年6月，约翰逊政府不顾巴基斯坦的强烈反对，批准在1964年7月至1965年6月的财政年度中，继续向印度提供大约6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同时，美国还答应在同一财政年度内向印提供一笔额外的军事销售贷款。贷款和赠款累计达1.1亿美元。(63)面对美国新的援印决定，阿尤布抨击道：“如今美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机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全无道德和品质可言。”(64)
在美巴关系进一步疏远之际，为进一步加强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地位，中国政府除决定加强对巴军队的友好工作，除了争取巴部分中、上层军官访华外，(65)还在1965年2月与巴基斯坦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方给予巴基斯坦贷款6000万美元。(66)1965年3月，阿尤布访华并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中国领导人达成共识。刘少奇向阿尤布承诺：(1)中国不希望巴基斯坦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巴在内部能起到牵制美英的建设性作用；(2)如果印度侵略巴基斯坦，中国将支持巴方，支持的方式到时可听巴方的意见；(3)如果发生世界大战，印度打巴基斯坦，中国就可以抄印度的后路去德里。(67)显然，刘少奇的态度要比1964年周恩来的承诺更加明确、具体。中巴针对印度的事实同盟已经确立。
中巴同盟在1965年8月的印巴战争中经历了第一次真正的考验。战争爆发后，阿尤布写信向中国求援，要求中方出兵援助，使印度处于两面夹攻之下。(68)中国政府在9月7日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谴责印度武装进攻巴基斯坦。(69)9月8日，刘少奇主席回信给阿尤布，表示中国政府愿意给予巴基斯坦以可能的支持和援助。中国政府启动了对巴军事援助。在外交上继续对印施压的同时，毛泽东最终同意为支持巴基斯坦，中国政府给印度最后通牒，如果印度不妥协，中国将对印度进行军事打击，以支持巴基斯坦。(70)9月16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驻华使馆递交最后通牒，要求印度政府必须在9月22日午夜前撤除其在中锡边境中国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侵略工事，并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的一切入侵活动。在同一照会中，中国政府强调中国不介入印巴争端不等于不问是非，也决不等于中国可以同意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遭到剥夺，也决不等于中国可以同意印度借口克什米尔问题侵略巴基斯坦。(71)尽管因为印度满足了通牒的各项要求，中方没有动武，但中国的武力威慑加速了印巴战争的结束，从而支持了处于危难之中的巴基斯坦。9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限令印巴双方在三天内实现停火。9月22日，印巴双方同意于当日停火。布托称联合国安理会9月20日的决议是“中国决议”，因为中国对印最后通牒引起大国的恐慌，迫使他们在联合国采取行动中止印巴战争。(72)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中印交恶却使中国和巴基斯坦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尽管“中巴友好有天然的原因”，(73)但两国结盟的进程并不顺利：从1962年两国彼此示好，到1963年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到1964年同盟初露端倪，再到1965事实同盟的最终建立，历时三年，经历了不少的沟沟坎坎。
影响中巴关系走向的因素很多，但印度和美国是两个最为重要的外力。
印度是大国，也是中巴的邻国，尽管中印交恶，但在整体安全环境险峻的情况下，中国无意联手巴基斯坦而与印度彻底闹翻。中印关系逆转带给巴基斯坦两个选择：一是与中方交好抗衡夙敌印度，但却冒险得罪美国；二是与印度联手反中，趁机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美巴同盟关系仍能得以维系。巴基斯坦最初选择了后者。只是在中印大规模边界冲突迫在眉睫，克什米尔问题解决无望的情况下，中巴才调整彼此的政策，越走越近，成为盟友。
中印交恶为美印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动力，美国一方面启动大规模援印计划，另一方面又竭力撮合印巴联手防中，但这一政策本身有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美国“援印抗中”使巴印之间业已失衡的力量对比更加向印度倾斜，从而损害了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并使“印巴联防”变得更加困难。美国政策上的缺陷不仅加剧了印巴之间根本的利益冲突，而且惹火烧身激起巴基斯坦的不满和抗拒，并促使巴基斯坦通过改善对华关系寻求新的可以倚重的“抗印”力量。中巴接近使美不快，华盛顿通过“削减援助”等办法向巴施压，企图阻挠中巴进一步靠拢，但美的高压政策适得其反、收效甚微。1962-1965年，在巴中越走越近的同时，美巴关系越来越疏远。
中巴关系之所以能够得到顺利的发展，除巴基斯坦积极的对华政策外，还与中国进退有据的务实策略不无关系，主要体现在：(1)一直影响中国同盟外交的意识形态因素在中巴关系上难觅踪影。20世纪60年代正是意识形态在中国外交中大行其道的时代，中国与苏联、阿尔巴尼亚、朝鲜和越南的关系因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都大起大落过。(74)中巴关系的发展却特立独行，在没有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下平稳发展。意识形态考量在中巴关系中的缺失显示出中国外交务实求真的一面。(2)中国在发展对巴关系中只追求有限的政策目标，这个目标既不强人所难地迫使巴基斯坦退出美国主导的两个军事条约组织，也不要求巴基斯坦断绝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而是寻求与巴方建立一种针对印度的事实同盟的关系。中国有限的政策目标建立在对美巴关系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中国人知道，巴基斯坦在军事、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根深蒂固，中国无法替代，如1963-1964年巴基斯坦从美国进口额达4.2亿美元，占巴进口总额的45.7％，而同期中国对巴出口额只有1250万美元，(75)仅为前者的零头；又如，巴基斯坦第三个五年计划需外援32亿美元，(76)中国所给的6000万美元根本无法满足其每年6亿美元的外援缺口。为此，中国在世界各地坚决反美的同时却容忍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巴基斯坦从而成为20世纪60年代绝无仅有的与中、美两个势不两立的国家都保有同盟关系的国家。
注释：
①孟祥麟：《巴基斯坦领导人会见杨洁篪》，载《人民日报》，2008年4月27日。
②《巴基斯坦总统赞“巴中关系独一无二”》，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
③1962年7月，中国与朝鲜正式签署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④《贺龙特使与巴基斯坦总统米尔扎、巴总理阿里和巴外长乔德里的谈话纪要内容》，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105-00322-16。
⑤《驻巴基斯坦使馆1953年工作总结》、《驻巴基斯坦使馆1954年工作总结》，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117-00261-05。
⑥耿飚：《耿飚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⑦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1954年7月提出“必须走出去”的战略决策。该战略强调中国应该派更多的同志去做外交工作，着手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加强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和睦邻关系，旨在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7～1148页。
⑧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
⑨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174页。
⑩《在欢迎苏格拉底总理的宴会上，周恩来总理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0日。
(11)新华社：《卡拉奇市民举行大会欢迎中国客人》，载《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3日。
(12)《贺龙特使与巴基斯坦总统米尔扎、巴总理阿里和巴外长乔德里的谈话纪要内容》，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105-00322-16。
(13)高集：《东南亚军事联盟是美国准备新战争的工具》，载《人民日报》，1954年10月8日。
(14)《对巴基斯坦涉外政策的看法：关于巴基斯坦与中国、美国、印度、苏联关系材料》，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105-01186-05。
(15)铎生：《引狼入室的危险政策》，载《人民日报》，1959年8月4日。
(16)1959年8月，中方军事人员在“麦克马洪线”勘查时，在郎久误入印军哨所附近，被执勤的印军发现并遭到射击，中方人员自卫还击，打死打伤印军各一人，这就是“郎久事件”。1959年10月20日，印度武装人员3人在空喀山口地区进入中国边防哨所防地，中国边防人员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予以扣押。次日，另一支约70人的印度部队在同一地方侵入中国领土，双方发生冲突，7名印军被中国俘获。这就是“空喀山事件”。
(17)有关毛泽东决计要打的详细理由，见雷英夫：《在最高统帅部当参谋——雷英夫将军回忆录》，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208页；《王尚荣将军》，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507～509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657页。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377页。
(19)新华社：《巴基斯坦外长利用西藏事件献计，叫嚣要把印度拉进东南亚侵略集团》，载《人民日报》，1959年4月25日。
(20)新华社：《巴基斯坦总统想乘机拉印度一把叫嚷巴印将共同对付所谓“外来威胁”》，载《人民日报》，1959年4月26日。
(21)《印度许多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拒绝同巴基斯坦进行“共同防御”》，载《人民日报》，1959年5月9日。
(22)新华社：《阿尤布同尼赫鲁商谈印巴关系》，载《人民日报》，1959年9月2日。
(23)巴基斯坦放弃对恰克德克的主权要求，而印度放弃对特萨贾马贾、拉克哈迪特辛格和帕坦克三个村庄的主权要求。见《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进行协商，就解决两国西部边界问题达成协议》，载《人民日报》，1960年1月15日。
(24)1947年印巴分治后，印度河及其支流的灌溉系统被认为割裂开来，主要的灌溉区在巴基斯坦，但水源却来自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旁遮普邦。根据《印度河用水条约》，巴基斯坦获得印度河水系80％的河水。为补偿印度所做的让步，美国和世界银行同意分别贷款给印度1.57亿卢比和1.1亿卢比用来支付印度比阿斯水坝的外汇费用。参见新华社：《以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的建议为基础，印巴签订印度河用水条约》，载《人民日报》，1960年9月23日。
(25)《驻巴基斯坦使馆1961年工作规划》，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105-01055-01。
(26)新华社：《美帝国主义分子挑拨印度同中苏关系，想拉印巴建立反共同盟》，载《人民日报》，1959年5月11日。
(27)新华社：《艾森豪威尔结束在印访问，会谈了中印边界局势并公然讨论西藏问题》，载《人民日报》，1959年12月16日。
(28)新华社：《美印两国签订协定，美国向印度出售“剩余”农产品》，载《人民日报》，1960年5月7日。
(29)新华社：《企图缓和美巴之间紧张关系，肯尼迪和阿尤布举行会谈》，载《人民日报》，1961年7月16日。
(30)新华社：《美国将继续给印度大量“援助”》，载《人民日报》，1962年5月28日。
(31)《尼赫鲁策动的印度反华运动的真相》，载《人民日报》，1961年12月7日。
(32)新华社：《“援巴俱乐部”提供援助太少，巴基斯坦政府人士表示失望》，载《人民日报》，1961年6月21日。
(33)陈毅批评巴基斯坦在如下三个问题上的错误做法：第一，追随美国，在联合国多次反对恢复中国的席位；第二，领导人叫嚷“印巴联防，针对中国侵略”；第三，在台湾及西藏问题上反对中国。为使边界谈判得以进行，陈毅要求巴基斯坦予以改正。参见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34)王泰平：《新中国外交五十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页。
(35)《巴基斯坦军方向我通报印度调动情况和印巴关系再趋紧张》，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105-01115-01。
(36)《驻巴基斯坦使馆1962年工作总结、1963年工作规划和外交部批复》，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105-01113-01。
(37)同上注。
(38)新华社：《美国宣布赶运军用运输机助印反华》，载《人民日报》，1962年11月23日。
(39)同上注。
(40)该计划分三个阶段：“首先是恢复印度的装备差、组织不善的防御部队最近受到的损失”；“第二阶段将包括全面改组印度的防御部队，使它有较好的管理，较精锐的部队和较有才能的指挥官，并且提供战术和武器使用方面的技术援助”；最后是“最花钱的阶段，就是用真正新式的武器装备”印度军队，并且建立军事工业。参见新华社：《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在拿骚会谈中策划阴谋，美英拟定长期援印反华计划》，载《人民日报》，1962年12月27日。
(41)同上注。
(42)《1963年巴基斯坦和中国关系动态：我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表态、巴总统及外交部官员同我驻巴大使谈话、巴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105-01186-01。
(43)新华社：《阿尤布和尼赫鲁发布公报，双方决定将举行会谈》，载《人民日报》，1962年12月2日。
(44)《驻巴基斯坦使馆1962年工作总结1963年工作规划和外交部批复》，外交部解密档案：105-01113-01。
(45)《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会见巴外长布托谈话纪要》，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105-011187-05。
(46)同上注。
(47)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86页。
(48)《在首都各界人民庆祝中巴签订边界协定大会上，布托外长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63年3月3日。
(49)Pakistan National Assembly Debates,Vol.Ⅲ,No.26,p.1666,quoted from Mujtaba Razvi,The Frontiers of Pakistan:A Study of Frontier Problems in Pakistan's Foreign Policy(Karachi:National Publication House,1971),p.188.
(50)《对巴基斯坦涉外政策的看法：关于巴基斯坦与中国、美国、印度、苏联关系材料》，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105-01186-05。
(51)《1963年巴基斯坦和中国关系动态：我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表态、巴总统及外交部官员同我驻巴大使谈话、巴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105-01186-01。
(52)塔贝拉水坝是《印度河用水条约》的重要项目之一，修正后的造价为8亿美元，计划10年建成。
(53)《对巴基斯坦涉外政策的看法：关于巴基斯坦与中国、美国、印度、苏联关系材料》，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105-01186-05。
(54)《美国对巴基斯坦施加经济压力和我支持巴对付美国压力的斗争》，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105-01356-01。
(55)《1963年巴基斯坦和中国关系动态：我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表态、巴总统及外交部官员同我驻巴大使谈话、巴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105-01186-01。
(56)《对巴基斯坦涉外政策的看法：关于巴基斯坦与中国、美国、印度、苏联关系材料》，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105-01186-05。
(57)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86页。
(58)《刘亚楼空军司令员访问巴基斯坦情况及访巴工作总结》，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105-01255-02。
(59)同上注。
(60)《关于1963年巴基斯坦对“东南亚条约”、“中央条约组织”态度及巴与美国、印度、中国外交关系材料》，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105-01187-04。
(61)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from Dean Rusk,"Military Assistance to India and Pakistan:General Taylor's Report," January 16,1964,NSF,Int.Meetings and Travel,Taylor Trip,and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NSAM)279,"Military Assistance to India and Pakistan," February 8,1964,NSF,NSC Histories,South Asia,LBJL.
(62)《关于1963年巴基斯坦对“东南亚条约”、“中央条约组织”态度及巴与美国、印度、中国外交关系材料》，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105-01187-04。
(63)新华社：《夏斯特里表示要继承尼赫鲁衣钵，美国又给印度一亿多美元军事援助》，载《人民日报》，1964年6月8日。
(64)Embassy Karachi telegram to State Department,Jun.24,1964,NSF,Pakistan LBJL.
(65)《1964年以来巴基斯坦内政和外交的基本动向》，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105-01253-02。
(66)《巴基斯坦对外贸易和中巴贸易情况》，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105-01709-06。
(67)《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访华(七)：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同阿尤布会谈记录》，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105-01927-08。
(68)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页。
(69)黎家松、廉正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1965年1月至1971年12月)》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70)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第283页。
(71)黎家松、廉正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1965年1月至1971年12月)》第三卷，第53页。
(72)Zulfikar Ali Bhutto,The Myth of Independenc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113.
(73)《刘少奇主席、陈毅副总理同巴基斯坦阿尤布总统和外长布托的谈话要点》，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203-00541-04。
(74)有关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的详情，参见成晓河：《意识形态在中国联盟外交中的作用：中国—阿尔巴尼亚关系剖析》，《外交评论》，2008年第5期；有关20世纪60年代中国和朝鲜关系的详情，参见成晓河：《“主义”与“安全”之争：60年代朝鲜与中、苏关系的演变》，《外交评论》，2009年第2期。
(75)《巴基斯坦对外贸易和中巴贸易情况》，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105-01709-06。
(76)《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访华(十一)：周恩来总理同阿尤布会谈记录》，外交部解密档案：105-0192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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