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协同视角下共青团社会管理创新与草根志愿组织发展辩证关系之叙事考察——以河北402爱心社为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青团论文,社会论文,河北论文,个案论文,草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119(2013)01-0001-06
中国共青团是联系党与广大青年群众的桥梁纽带，被赋予了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职能，而在整体呈现出青年化倾向的当代中国公民社会中，中国共青团所具有的组织特征与优势，都使其在建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积极社会管理格局方面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其与以青年为主体的草根志愿组织形成协同治理的伙伴关系，成为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的一大亮点，亦为其他社会管理和服务领域中新局面的开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基层实践经验。本文将以河北402爱心社这样一个典型案例为线索尝试运用一种解剖麻雀式的个案研究方法分析还原共青团社会管理创新与草根志愿组织发展辩证关系的实践逻辑。
一、共青团与草根志愿服务组织实现社会协同之探因
协同理论最初是由德国物理学家哈赫尔曼·哈肯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并与1990年兴起的治理理论相关研究相耦合，形成了社会协同治理理论，这一理论跳出了传统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关系的认知模式，进而深化了对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甚至第三部门失灵的深刻认知，它“试图通过协商、对话、承诺，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体公民等组织和行为者各自资源、知识、技能等的优势，承担各自责任，使系统在不断生成和转化的过程中达致更高级的平衡，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整体功能大于局部之和的治理功效”[1]。当然在这样一个协同治理过程中，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具有一定差异性，政府作为元治理的提供者，应当顺应社会管理大形势而主动变革革新，以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为契机，提供更优质更积极的社会管理政策创新。社会组织则需要在现有“嵌入式”社会政治结构框架下，不断强化自身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和自律机制的完善，积极的发展与政府、政府主导的社会组织的伙伴关系，承接政府、政府主导的社会组织改革过程中转移出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功能，并在此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这一理论提供了中国共青团与草根志愿组织以及各类志愿组织之间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协同关系模式的分析框架。
河北402爱心社，是河北省较早成立的草根志愿服务组织之一，曾经先后使用过402爱心帮助小组、河北网友慈善402爱心社、河北省慈善总会402爱心社、402爱心联合会等名称，因为社团成立的那一天是2006年04月02日，而“402”在方言中的谐音为“自动爱”，因此便被作为组织的标志性名称。其实际活动及作用发挥主要集中在捐资助学、敬老爱老、扶残助残、环保宣传、社区服务、公益宣传、特大疾病救助、亲子教育、心理疏导等政府鞭长莫及的社会管理与民生服务领域。
二、共青团与草根志愿组织社会协同的双向维度分析
(一)共青团之于草根志愿组织维度分析
1.建构“枢纽型”志愿组织，提供合法身份和社会资本。“枢纽型”组织的孵化器功能，就在于“不仅包括物理性支持、资金支持、行政办公辅助等一般意义上的基本服务”[2]，其功能亦应包括综合保障、能力培养、专业服务、资源整合、跨界合作和引导规范等方面。“枢纽型”志愿组织是共青团组织强化青年社会组织工作的重要政策工具，尤其作为一种中介的缓冲力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共青团社会管理创新可能的政治风险，使得一些有益的探索得以开展和延续。2007年4月，402爱心社经过考察被河北省慈善总会吸收为分支机构，以一种类似于政府主办社会组织内设机构的方式实现了身份合法化。然而很快这一局面被打破，根据2008年4月民政部出台的《救灾捐赠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为规避由此可能带来的政治和政策风险，河北省慈善总会决定不再授权任何分支机构开展活动。随后，402与河北慈善总会解除了挂靠关系，再次陷入了合法性困境，然而此时恰逢全团重视及加强青年自组织工作的契机。2009年初，为应对河北省青年自组织蓬勃发展的现状，河北团省委推动成立了枢纽型、公益性青年社会组织——河北省青年爱心联盟，该组织成立之初就吸纳了社会青年组织、学生社团组织、公益类事业单位和企业内部爱心组织192个，并吸纳了18位专家、学者、新闻工作者、社会爱心人士作为个人成员，依托其覆盖的青年约3万人，涉及全省11个城市。之后，河北团省委进一步成立了民间志愿者联盟、网络志愿者联盟。河北402爱心社加入了河北青年爱心联盟，成为其团体会员。首先，河北青年爱心联盟具有典型的准官方组织背景，在客观上起到了业务挂靠与主管单位的功能，通过类似于备案、团体会员的方式被青年爱心联盟所认可得以规避并突破了“双重管理体制”的束缚，在客观上起到了建构与扩大合法性基础的作用。402爱心社的负责人曾经表示：自从加入河北青年爱心联盟后，402爱心社举办活动就可以持有共青团组织提供的证明文件，甚至有些活动还有共青团组织的领导出席，城管和公安部门也都能认可，公众的信任也增加了。第二，枢纽型组织的出现拓展了草根志愿组织的社会资本。一批知名的草根志愿组织都成为了“两盟”的团体会员和理事单位，使得分散的公益资源得以有效整合，各组织之间的合作共享和信息交流日益频繁，因争夺爱心资源引发的恶性竞争逐渐得以遏制。402爱心社在共青团组织、河北青年爱心联盟的支持下，多次参加了草根组织领袖及志愿者培训，提高了专业水平，并与保定市、行唐县、隆化县等地的草根志愿组织建立了联系，互相学习，交流经验，汲取了组织发展的有益经验，这些草根组织之间也尝试互相沟通信息、资源共享，推动了共同发展。
2.提供目标诉求整合，搭建协同平台与合作经验。草根志愿组织有序参与到政府和共青团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项目中来，使得草根志愿组织与共青团的关系由过去的上下级的主从关系转变为协同合作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的实现方式更多的是通过各种具有共同目标诉求的政策工具而非简单行政命令，草根志愿组织活动的功能空间和话语权利得以实现。这里的目标诉求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看。一是合作，集中体现在平台搭建。可以说，共青团组织搭建的大舞台大平台所带来的广泛社会影响是单个草根志愿组织难以达到的，而能够承办或参与这些标志性活动对于草根志愿组织来说将是获得社会认同、提升组织能力的重要渠道。2009年，402爱心社积极参加了由团河北省委推动的“百万青年志愿者助力三年大变样”的各项工作，之后，402爱心社还多次承办和参与了共青团组织倡导的关爱农民工子女大型活动。通过“服务三年大变样”、“关爱农民工子女”、“社区转基因”等项目的实施，402爱心社在“服务党政中心工作”的旗帜下进一步找准了自身的角色定位，扩大了社会认同，并尝试在操作层次和技术层次学习如何与官方、高校志愿组织和其他草根志愿组织共同合作完成一些重要项目，积累了这方面的宝贵经验；而对于基层组织建设与资源较为薄弱的共青团来说，将草根志愿组织的力量凝聚于重大项目平台上来，有效整合了社会资源。二是分工，共青团把主要精力和资源得以集中于青少年需求与权益的重大政策和项目上来，在微观领域的小众化、分散化、多元化的青少年需求上则支持草根志愿组织扮演提供者的角色，共青团给予间接支持。
3.建立社会服务购买基金，提供资金支持和组织指南。共青团具有完整的组织框架体系、完善的组织工作制度，共青团及其所属官方志愿组织建设的经验本身就为草根志愿服务完善、规范自身的组织和组织建设提供了指南。其通过规定资助草根志愿组织资金资源的条件等也提供了草根志愿组织注重自身科学发展的另一诱因。在河北青年爱心联盟成立后，河北省共青团进一步出台了资助政策，建立了“河北省青少年事业社会服务购买基金”，为通过评审的社会组织及其特色青少年公益项目提供资助，这一基金由团省委、青年爱心联盟、网络志愿者联盟等共同负责评审，规定了申报这一基金的资质条件，例如“具备较完善的管理制度及程序，可供社会索阅；能够公开组织内过往活动的资料，体现活动的真实性和效果；了解与其服务内容相关联的所有法律、法规，内部具备监察制度，以确保本身能够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聘请活动法律顾问，能够及时征询有关意见；没有触及法律或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活动记录”等；并明确了主要的资助方向为“百万青年志愿者助力‘三年大变样’，关爱留守儿童，帮助‘三失’(失学、失管、失业)青少年健康成长，关爱流浪乞讨未成年人、孤儿、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关注贫困生”等方面。资金资助在引导社团明确组织功能定位、强化自身管理、提升活动效率、创建特色品牌过程中起到了积极诱导作用。2009年，402爱心社在实施接待石家庄对口四川汶川大地震灾区孩子来石参观访问活动时就通过规范化的项目运作方式申请了这一基金的资助，社团负责人李雪来曾表示这次申请基金经历还是多有益处，对于社团强化内部科学治理、规范财务制度、办公室制度等工作制度和流程起到了引导和督促作用。
4.通过传播渠道拓展，提供了草根志愿组织传播自身理念、树立社会形象的权威渠道。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并存的条件下，传统媒体或大众媒体依然具有权威性和群众性基础。因此，能够在传统权威话语中得到认可对于增加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在得到河北省共青团的认可和支持后，402爱心社的各类志愿公益活动便通过《河北青年报》、河北青年网等团属媒体得以报道，团省委甚至还在其设立的河北社会志愿服务网开辟了专门栏目宣传报道各个草根志愿组织的活动进展，并建立了与多个草根志愿组织网站的相关链接。这种合法性资源的累积叠加也使得402爱心社的社会资本日益丰腴，其与其他官方媒体合作关系的建立也变得可能。2010年，在共青团河北省委的推动下，402爱心社与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所属的作为河北省四大主流媒体的重要门户网站的长城网建立起了紧密合作关系，并成立了长城网402爱心俱乐部，“大树底下好乘凉”，俱乐部成立后，402爱心社的传播渠道更加开阔，其社会影响力日趋扩大。当然，共青团组织也会借助于“两会”、“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等传统参与场所将402爱心社等草根组织的积极作用反映进入政府政策议程，形成了其在体制内的影响力及发展的良性环境。
(二)草根志愿组织协同共青团社会管理服务的实践维度分析
1.民间青年意见领袖、青年自组织提供了共青团组织对青年全覆盖的组织维度。“二级传播理论”深刻揭示了信息、政策的传递通常要通过意见领袖这样一个中介实现间接传递这样一个规律，因此，共青团“不仅要考虑与不同类型青年之间遵循具有差异性的逻辑建立联系，而且还必须思考如何有效整合其他组织化力量，实现共青团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的主导性地位”[3]，这就要求共青团要实现“从以支配性为诉求的单维权力运行模式的平面化的同心型组织形态，向以引领性为诉求的多维权力运行模式的立体化的枢纽型组织形态转变”。因此，共青团组织的社会管理更应依托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的公益意见领袖、青年志愿组织的中介功能来实现联系青年、凝聚青年、服务青年、引导青年的宗旨。这也就是说，通过与草根志愿组织的社会协同，共青团得以延伸了自身的工作触角，将工作对象从过去的仅仅有效影响、有效覆盖体制内青年拓展为可以有效影响、有效覆盖体制外青年及青年组织，同时这种影响和覆盖方式由过去的类似于“B2C”模式的直接面向青年个体向着“B2C”、“B2B”模式的同时面向青年个体和青年社会组织并重的形态转变，呈现出共青团组织建设与理念创新的趋势，也实现了组织化动员与社会化动员并重的志愿服务工作形态。过去，很多地方、很多方面青年人有需要，但是共青团难以触及，青年会感到共青团距离他们很远，如今活跃于不同领域、不同地方，尤其是农村、体制外、网络等领域的草根志愿组织、草根意见领袖，将共青团对青年人的关怀以及青年人的利益诉求进行了有效的沟通和衔接，让这些曾经在共青团覆盖范围之外的青年人也能够感受到共青团的存在，这种存在不是过去科层制下的表面文章或形式主义，而是深入到他们的生活领域、深刻把握住他们的实际诉求，共青团对他们来说是鲜活、真切的。
2.草根志愿组织拓宽了共青团倡导的志愿服务运动的操作层次。志愿服务对青年对社会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如何把有意义的事情做得有意思，始终是共青团领导下的志愿服务运动探索的一个问题，过去官方志愿服务运动在实践中呈现出以高校学生为主要目标群体的倾向性，社会青年的志愿服务参与渠道相对有限；现有官方志愿服务组织与制度框架，由于受到官僚科层体制与文化的制约，难以超越自上而下的动员逻辑，存在一定的形式化、同质化、单一化的局限，在实践中也呈现出难以满足青年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局限。而草根志愿组织的一些探索对于志愿服务的微观层次、技术层次的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解答，或许这份答卷将对于志愿服务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个例证是“微公益”理念及其操作化。以河北402爱心社为代表的草根组织也采取了“做实事、平民化、扎根基层、不涉及政治以及实现低成本操作”[4]等策略应对自己所处的草根困境。2011年，河北全省共青团组织均倡导开展了“一日捐”的活动，这些活动也都是“微公益”理念的借鉴和发展。另外一个例证在于爱心对象界定方面策略的改进。402爱心社为代表的草根志愿组织因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更加灵活，因此在与探索有效界定需要道德帮助的志愿服务对象方面具有更显著的敏感性和优越性。402爱心社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出一条“一对一帮扶孩子成长教育”计划。一方面通过公众推荐、实地调查等方式明确爱心帮助对象的真实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口帮扶”提高了效率，实现了透明化和公信力。
3.草根志愿组织自律机制的完善提供了共青团引导青年社会组织的现实经验。402爱心社在接受共青团河北省委的直接领导之后，更加注重维护这种与共青团组织的默契关系，他们借助于对共青团组织及其领导的各类青年志愿者组织规范化的机构设置、制度建设、工作程序等组织建设范本的观瞻和学习来反思自身的社团内部治理，无论是在活动内容和活动形式上都更加注重自律建设，强化分设机构及成员的管理，努力避免任何越轨行为可能带来的政治社会风险对这种合作的破坏。402爱心社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曾经历了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在2007年遭遇网络公信力危机后，加入河北慈善总会，并首先完善了捐资来源以及资金使用去向为主的财务公开制度，着重实现了财务信息、捐赠信息的透明化，社团活动的公开化；第二次飞跃则是在加入河北青年爱心联盟并接受团省委指导后，在组织机构设置及职能分工、人力资源配置及培训考核、社团相关工作制度健全规范、公共关系策略完善等各方面齐头并进的提升，这次飞跃并非源自行政命令，而是借助于共青团组织的志愿服务培训研讨、各地各类型草根组织领袖交流学习活动、申请青少年购买资金的社团自身条件要求等间接方式，在一种循循善诱的鼓励和引导下得以实现的。这为共青团组织引导更多的青年自组织、网络自组织通过强化自律建设促进在社会管理和服务领域的有序参与提供了典型案例和示范样本，共青团组织可以将这种经验和规律尝试运用到一些新成立的草根青年组织的管理和服务中来，更好的实现共青团与草根青年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治理关系。
三、共青团协同之下各类志愿服务组织之间社会协同实践维度分析
(一)草根志愿组织与社区志愿组织的社会协同
402爱心社提出的“地头慈善”理念，与河北共青团倡导的社区转基因项目具有较强的契合性，同时也满足了社区层次公民参与与自我治理之需求。早在2005年，河北共青团就雄心勃勃地提出在五年时间内每年创建省级扶老助残示范性社区40个，并且在这些示范性社区“实现有需求的老年人和残疾人能得到青年志愿者100％的服务覆盖”。为了配合这一目标，河北共青团还从2006年起将其能够掌握的“三支一扶”志愿者纳入了社区志愿者，使其进入这些扶老助残示范性社区开展工作。2009年起，河北团组织发起了社区“转基因”工程，旨在一方面借助民间志愿服务资源和优势引入团组织，以改造行政力量主导下的传统志愿服务，破解其发展瓶颈，探索社区志愿服务的新机制；另一方面也使得共青团的优势资源为草根志愿组织施展影响力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和空间，实现优势互补，因为社区工作尤其是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始终是“基本立足点和着眼点”。而进入社区，与社区志愿组织的协同发展事实上也为402爱心社各项助学、扶残等业务在社区的开展，设立爱心社在社区的据点提供了更多便捷，其活动受到了许多爱心人士的关注，获得了诸多爱心捐赠资源，并且逐渐提升了志愿服务的质量，逐步实现了志愿服务由“救助性服务”向“公共性服务”延伸，活动的组织由“体能型”向“专业型”转变，活动的方式也由“运动式”向“经常化”拓展。
(二)草根志愿组织与官方、高校志愿组织的社会协同
以青年志愿者协会为代表的官方志愿服务组织具有与生俱来的资源和制度天然优势，然而自上而下的组织框架与动员逻辑的行政化倾向，又使其活动的社会基础与吸引力存在不足。共同的价值诉求和互补的优势结构，使得两类组织在实际志愿服务活动中既具有一定竞争性，也具有合作联合的强烈内在冲动。草根志愿组织在共青团话语与工作体系中得以认可，使得双方合作的政治风险担忧得以降低，而枢纽型志愿组织的建立又提供了两者协同发展的开阔平台，高校青年学生长期以来以个人身份参与草根志愿组织活动的现实又构成了协同发展的天然纽带。2009年初，402爱心社与河北共青团组织建立直接联系之后，其与高校、官方志愿服务组织的合作协同亦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402爱心社与河北师范大学、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石家庄经济学院等高校的志愿者与志愿者组织时常联合在石家庄附近开展以关爱老人、扶贫济困、捐资助学为主要内容的慈善公益、社会实践、宣传推广活动，特别是在寒暑假期间，高校志愿者与草根志愿组织合作以社会实践等形式在家乡开展广泛深入的志愿服务活动。这些活动一方面促使了高校志愿服务对于自身被广为诟病的“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模式的动员式志愿服务活动的缺陷有了反思，促进了高校共青团组织思考如何跳出形式化的桎梏，探索发挥高校的科学研究重镇、智力资本人才资源集中的突出优势深入系统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也提供了草根志愿组织更为丰富的人才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身人才资源缺乏、专业化不足的短板。值得注意的是，草根志愿组织与高校志愿组织的社会协同为共青团探索复合型团青关系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启迪。按照传统的组织建设逻辑，高校的青年志愿者已经由高校的共青团组织和志愿组织进行了覆盖，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认定高校青年志愿者已经被覆盖了，但是青年人的生活领域日益分化，青年生存状态也呈现出单位化青年和自组织化青年相互交叉，青年的现实社会存在与虚拟社区存在并存的局面，这样，共青团对青年的覆盖、“整合”就不是单一线性关系，而应该呈网络化复合化的关系范式。
(三)草根志愿组织与农村志愿服务的协同发展
由于我国城市农村二元结构格局以及青年人口向大中城市聚集，农村青少年工作、农村团组织建设一直是团工作的薄弱环节。过去农村的志愿服务活动更带有典型的“植入式”、“外嵌式”色彩，也就是农村周围大中城市的志愿者、国际志愿者等外来力量进入农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402爱心社所关注的重点正是位于太行山脉沿线的灵寿、行唐、平山、赞皇山区里的青少年及其他弱势群体。而在一次次的山区志愿服务活动中，402爱心社在一些山区村落的善举激发了当地民众的公益慈善理念与热情，一些协助402爱心社的当地志愿服务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不仅包括原有农村居民、返乡农民工，还包括了农村籍大学生、大学生村官以及“三支一扶”志愿者等)逐渐建立了一些小规模的志愿服务圈群，这些圈群有些成了402爱心社的分设机构、联络点等，有些则成立了新的草根志愿组织。他们模仿402爱心社的志愿服务模式，尝试独立开展或者与402爱心社联合开展农村社区的经常性志愿服务活动，这就使得农村“外嵌式”志愿服务逐渐向“内生型”与“外嵌式”并存的方向发展，加上高校志愿服务模式的新探索以及共青团组织一直以来的“三支一扶”志愿服务力量，农村的志愿服务得以逐渐呈现出新气象。草根志愿服务组织及其启迪的农村内生性志愿服务圈群的发展，弥补了共青团组织志愿服务工作的短板，为共青团强化农村青少年工作提供了抓手。
(四)草根志愿组织与NGO化大众媒体的协同发展
对于草根志愿服务组织来说，如果能够巧妙的借助于媒体，尤其是具有较强公信力、受众广泛、影响普遍的大众传媒行销组织的正面形象，对于其所依托的自媒体、新媒体生存策略与传播策略形成重要的互补效应。而对于大众媒体来说，如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达到平衡进而确立自己的定位与价值一直是其努力探索的重要目标。在此过程中，一些主流媒体逐渐探索出了一套类NGO化的生存策略，他们在主流话语所能够接纳的范围内发挥自身的自主性，并将关注领域向着社会生活、民生领域倾斜。其策略模式与草根志愿服务组织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彼此惺惺相惜，这构成了两者合作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一些记者等媒体从业人员本身就是一些草根志愿组织的发起人或骨干，他们直接组织参加草根组织的活动或对其进行跟踪报道，构成了合作的天然纽带。草根志愿组织无法达到双重登记注册，然而其大量出现以及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其主流不仅没有带来社会动荡、政治风险，反而成为了政府的帮手与伙伴，使得高举主流话语与自主精神两面大旗的主流媒体得以与草根组织广泛接触，对其活动给予积极报道，并使其成为自主性的重要体现。2007年前后，当402爱心社遇到由“你怎么看待402爱心社”投票帖子所引发的信任危机的时候，河北乃至全国主流媒体对这一事件并非众口一词的责难，而是基于客观、理性的反思，在一定的实际调研基础上对402爱心社志愿服务活动的困难与生存的制度环境进行了一定的深入思考。在402爱心社加入河北青年爱心联盟后，共青团组织亦积极创造条件让爱心社的志愿服务事迹通过主流媒体得以弘扬。402爱心社负责人更是经常接受媒体专访、直面公众。2011年，在河北团省委的大力支持联络下，402爱心社得以加盟河北省委宣传部分管的全省第四大主流媒体长城网，成立了“长城网402爱心俱乐部”，爱心社亦十分珍视这次合作，将“走基层，为群众；讲文明，树新风”列入社团的宗旨之一，从此之后，双方先后合作开展了“善行天下，爱满人间”等主题活动，此种合作模式是一次积极的创新。
总之，与草根志愿服务组织建立协同伙伴关系的实践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共青团组织社会管理服务创新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积极尝试，亦将为社会组织管理部门完善社会组织管理服务的顶层设计以及全面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供一些可供研究借鉴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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