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科建设：在科学与公共话语之间——西方政治学成长经验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政治学论文,启示论文,话语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我国人文学科发展的范式和合法性问题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政治学领 域也不例外。在近几年召开的中国政治学系主任联系会议暨政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上， 有一个话题一直戳着代表们的痛处，即政治学科在恢复发展了20余年后，依然被广泛地 误解为基础政治课。持误解者既有刚入门的学生，也有其他学科的学人，更有学界之外 的公众。这表明此前的政治学科建设存在范式危机，也就是将科学范式与公共话语范式 割裂的倾向。一方面，为弥补学科的科学性缺损，忽略了与公共社会的沟通；另一方面 ，为凸显学科的功能，充斥着大量的注释性内容。政治学科建设时常陷于这种“科学性 ”与意识形态纷争的两难困境中。如何摆脱这种困境?西方政治学成长的经验就是实现 科学范式与公共话语范式对话
一、科学范式：公共话语范式与学科的合法性来源
任何学科的生命都要靠合法性来支撑。学科的合法性无外乎来源于学术认同和社会认 同两大方面，而学术认同和社会认同又都是以规范性和事实性标准为基础的。规范性的 合法性涉及学科研究的概念、术语、方法、路径、理论模式及知识体系等内容是否得到 认同；事实性的合法性涉及学科研究的主题、意义、方向、后果及社会基础等内容是否 得到认同。
1、科学范式与学科的合法性
一般认为，“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而“ 学科是按照学问的性质划分的门类”。显然，科学是学科存在的基础，学科是使科学明 细化的模式。根据著名科学学学者冯之浚的归纳，科学体系包括超级结构、门类结构( 一级)、学科结构(二级)和知识结构四级。学科是附着在科学体内成长的，离开科学性 学科就没有合法性。那么，什么是科学范式?科学范式是如何为学科提供合法性支持的 呢?让我们从科学的成长阶段说起。一门科学从酝酿到成熟，要沿着准科学(Para-
science)——前科学(Pre-science)——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后科学(Post-
science)之路历尽勘磨和检验。在准科学时期，科学研究表现为一些不成熟的思想和不 确定的概念相互碰撞的运动，它们为科学向高一层次的发展积累营养。准科学的成形以 思想片段的富集和科学概念的逐步稳定为标志。前科学时期主要完成概念综合向知识单 元过渡，再将知识单元组合成定理或定律。前科学的显著特征是学派争伐，驳辩纷起。 常规科学是在前科学争论后期逐步达成相对的共识基础上，形成稳定的科学规范和理论 体系，其主要特征是知识体系的高度积累。后科学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对已有的科学规范 和理论体系进行美化、固着和捍卫，它是科学发展的僵化和沉寂时期，也是新科学革命 的前兆。[1](P61—66)概括科学演化的历程，可以发现一条科学规范成长的清晰脉络： 思想片段——科学概念——知识单元——定理或定律——知识体系——理论体系——科 学规范，亦即学科研究的科学范式。科学范式所要求的这些学术要素正是学科竖立所不 能或缺的规范性支持，也就是说如果不着力建构上述要素，学科发展就得不到学术认同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范式仅仅为学科提供规范性支持。众所周知，在社会科学研 究中，科学范式也称为实证范式，是行为主义理论追求的学科建设目标。它强调“科学 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也注重研究内容在事实上的可靠性。[2]无疑，严守科学范式 也将令学科发展建基于事实之上。
2、公共话语范式与学科的合法性
公共话语一向被认为是非科学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与之挂上钩就会有损学科的权威。[ 3](P109)换言之，公共话语不仅不能为学科建设提供合法性，而且会消解学科的合法性 。其实，这只是行为主义的一面之词。要准确阐释公共话语的含义，不能不从C·赖特 ·米尔斯和于尔根·哈贝马斯说起。米尔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对抗帕森斯以宏 大的结构-功能主义为核心建构的科学社会学，把社会学看成公众从事的社会话语，建 构起一门公共社会学(public sociology)。他认为公共话语就是来源于公众社会冲突的 公共的知识分子话语，其目的不是追求宏大而超验的真理，而是“把个人的不幸转变成 向理性敞开的公共事件和问题……帮助建立和加强自我培育的公共社会”。[4](P186) 哈贝马斯在建构其著名的批判性公共领域理论时，将公共话语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他 说所有人类行动都涉及语言，公共话语是其中的“有效性声称”(validity claims)， 它立足于公共文化之上，对所有的人开放，成为达成以理服人的共识(reasoned
consensus)的前提[5]。公共话语的社会基础在学院制度之外，社会运动、教会、社会 团体、大众传媒、政治组织、会议、公共论坛是公共话语的社会建制，并为公共话语提 供生存资源。所以，公共话语并非简单的大众语言，更不同于意识形态，而是有其系统 化的内涵。其内在的衍生逻辑是：公共生活——社会冲突——公共文化——公共知识分 子——社会建制——理性的共识。以公共话语为主线组织学科研究，就形成了公共话语 范式。它要求学科研究的主题应在社会生活中寻找，其中能引致社会变迁的社会冲突在 公共文化价值观的筛选和提炼下成为研究的核心，学科研究的过程和结果由公共知识分 子借助大众传媒、公共论坛等社会建制与社会公众对话，并接受社会的监督和评价，最 终形成理性的共识。公共话语范式下的研究是一种开放的研究。它通过社会诉求向学科 研究输入有社会意义的主题，在社会对话中检验并认可研究的成果，从而为学科发展提 供事实性的合法性。同时，它还通过道德诉求在社会建制的监督下，提防学术腐败，强 化着学科发展的规范性的合法性。
当然，以上所述只是科学范式和公共话语范式为学科提供合法性的一般模式，就不同 学科而言，当会有殊例。科学范式更强调规范性，而公共话语范式多与社会现实相关联 ，但它们都可为学科研究提供规范性和事实性的合法性，这是不容置疑的。偏重科学范 式容易使学科建设陷于狭隘的程式化的胡同，沉迷于“假使和概念的基础或合理性等元 理论问题、发现一般规律或建立概念体系和宏大理论等问题”，令学科研究自我封闭、 与世隔绝，不能与社会公众对话，失去公共发言能力。[3](P103)反之，偏重公共话语 范式又会将学科发展引入断想之中，甚至为意识形态所左右。因此，学科建设(尤其是 人文学科)的正确方向就是架通科学范式与公共话语范式连接的桥梁。
二、科学范式与公共话语范式融通：西方政治学成长的经验
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展开研究，肇始于古希腊时代。现代政治学科则是以1880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招收政治学专业博士生为发韧标志。综观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发展， 按核心方法论来甄别，大体可归为传统政治哲学、行为主义政治科学和后现代多元主义 政治学理论三种风格，它们分别以“应然”、“实然”和“或然”的研究为特征。[2]( P18)由此可见，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在范式上也并非一以贯之的，同样时常陷于科学和公 共话语两难选择的困境中。对这种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割裂的威胁，英国科学家兼人文 作家C·P·斯诺在其著名的《两种文化》一文中有过深刻的揭示。[6](P17)不过，西方 政治学发展中的每一次范式失偏总是伴随着矫正而来，使之始终处于科学范式和公共话 语范式的对话之中。这种对话机制就表现在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哲学化、科学化和平民化 三个层面交叉共进之中。
1、政治哲学化
重视挖掘政治目的、政治价值，把政治学研究建基于理性的考量上。在古希腊、罗马 人涉足政治问题伊始，就不断从哲学的高度提出关于政治本体的命题。柏拉图以其著名 的“哲学王”思想将政治、知识、理性和德性融为一体。亚里士多德则从“人是天生的 政治动物”出发，开启了人们对政治生活在人生中的意义和责任的思考。他们对政体类 型的探索以及一致将德性视为甄别政体好坏的主导标准，不仅进一步肯定了政治与“完 成某些善业”的关联，而且为后人的政体研究与建设初定了框架。西塞罗率先对最重要 的政治主体——国家的目的和性质进行了界定，他说：“国家乃是人民的事业，但人民 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 集合体。”[7](P39)斯多葛学派提出自然法是世界秩序的基础的命题，开创了用正当性 和正义的眼光来打量政治的先河。近现代以来，有关政治本体的哲学思考更是接踵而生 。诸如：国家主权、法的精神、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分权制衡、正义论、意识形态论 、民主与自由、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与产权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守夜人” 、福利国家、反国家等等，几乎涉及到政治的方方面面。同时，在对政治问题的认识方 法上也体现出高度的哲学理性。一条由道德理性主义向自然理性主义、逻辑理性主义、 历史理性主义、科学理性主义和现实理性主义演展而来的脉络跃然于人们的眼前。政治 哲学化是政治知识化和科学化的前提和基础。正是由于从不同视角对一个个政治基本问 题的思辨，政治才像“金渔缸”一样被人们看得透彻，人们对政治的理解才得以深刻而 稳定。
2、政治科学化
注重对政治问题的科学分析，并在实践中验证政治理想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如果说对 政治的思辨和推演还多是建立在假设意义上的话，那么政治科学化就是将政治学研究建 基于现实的可性途径。西方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的做法也滥觞于亚里士多德， 关于政治的学问也因此而成为西方最古老、最受重视的几门社会科学之一。他说：“世 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 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8](P148)为 了寻找实现这一“至善”的最佳政体，在他的带领下，吕克昂学圆对希腊半岛158个形 形色色的城邦政制进行了实证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西方政治研究最经典的成果《 雅典政制》和《政治学》。这种以实证归纳代替假设推理来对待政治现象的方法在20世 纪中叶发展到了颠峰。虽然，行为主义的“实验”、“技术”、“量化”和“纯科学” 等信条被后人视为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他们所倡导的冷峻和科学态度，无疑增添了西方 人对政治的非人格化理解。将政治理想直接付诸于政治实践中反复检验，是西方对政治 问题形成科学认识的又一法宝。例如，在对民主政治模式的认识和选择中，英、美、法 、德等主要的早发型国家就没有囿于理想的设计，而是设身处地以本国的历史与现实为 变量，分别尝试了渐进——妥协模式、激进——革命模式和改良——保守模式，使民主 制度得以在各自的国家扎根下来。在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上，先后经历了一元国 家——有限国家的数次反复，才最终形成了国家与社会互动共存的格局。[9](P136)在 形成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机制中，也是有了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凯恩斯主义及福 利国家——新自由主义及反国家的实践比较，才厘清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 ”各自的优劣。把政治话题建构成科学的知识体系不仅有助于人们认清政治现象的真面 目，把握政治发展的规律，还为政治学科进入公共空间，树立社会权威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3、政治平民化
注重从社会诉求和道德诉求中发掘政治学研究的方向、主题，使政治学研究贴近社会 冲突，并将政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民众的语言，推向社会，让民众得以分享政治学者的 睿智，参与政治活动，增长政治技能，形成政治学学科研究与公众之间的制度化对话。 这就是政治平民化的内核。西方政治学繁荣的几个主要国家在这方面都积淀了丰厚的思 想资源和制度安排。从思想资源看，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动物”的命题、马基亚维里 的“世俗政治说”、卢梭的“天赋人权”理论无疑是推动西方政治平民化的理论基石。 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完整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建立之后，大学开始成批地招收政治 类学生，政治学一度被喻为“公民学”。大学理所当然地成为西方政治平民化的思想策 源地和实际推动者。从制度安排看，早在古希腊、罗马政治文明时期就开创了广场民主 的政治模式。那种用“贝壳流放”的方式监督执政官、用“抓阄”的方式确定陪审员的 做法，虽然不近情理，但它让民众感受到了最初的政治快感和亲切。其中所折射出的政 治开放性、民主性和透明性构成了西方政治平民化的传统制度资源。在君主和贵族垄断 政治资源的时代，英国的大宪章运动、英法等国的等级会议制对平民问政来说虽显得匮 乏而单薄，但它们体现出的政治平民化精神是显而易见的。近现代以来，民主政治的三 大制度支柱，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为西方政治平民化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而有“无冕之王”之称的传播媒体向社会深度渗透、自由旁听议会会议、政策辩论转 播、重大决策事前听政、频繁的民意调查、广泛的政治结社、社会组织的网络化以及形 形色色的街头政治活动等，则成为沟通政治科学与公共社会的坚实的社会建制。须特别 指出的是，在西方政治学发展的舞台上，除了专事学术研究的学院派政治学者外，还活 跃着一个庞大的政治学术研究和政治传播两栖的公共知识分子群。其中有著名的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马基亚弗利、卢梭、孟德斯鸠、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福轲、利奥塔 等，他们都曾专为公众而写作，贯穿以公众为核心的社会话语传统，是科学政治与社会 政治贯通的桥梁。[3](P300)那些经世流传的西方政治学名著都是科学范式和公共话语 范式完美结合的范例。
同样，哲学化、科学化和平民化也只是体现西方政治学发展保持科学范式和公共话语 范式对话的一般模式，就不同国家而言亦会有殊例。比如，在美国政治学发展中，科学 范式是主流，英国、德国则以理性思辨模式见长，法国的公共话语范式最受欢迎。
三、在科学与公共话语之间：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路径
中国政治学恢复发展至今已有25年，先后走过了四个成长阶段：恢复学科(1979—1985 年)、转换范式(1985—1988年)、确定价值(1988—1992年)和发展学术(1992—)。[10] 期间，主要围绕政治学理论重建、挖掘传统政治学术资源、政府与政治及基层民主政治 等四大领域展开研究，应该说在学科建设、学术水平以及政治发展咨询方面都有较大的 进步。但其中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也是有目共睹的，主要表现在理论创新的资源空间狭 窄、现实性研究缺乏系统性、研究成果充斥着浓重的注释性质、学科的公众关注程度低 等方面。这些问题的引因繁烦复杂，政治学科是个敏感的学科，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较 多。但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需要特别指出，那就是政治学科与公共社会的对话过于稀缺( 此类缺陷恐怕是人文学科的通病)。为此，中国政治学在进一步加强学术规范建设的同 时，还需开辟跷径，打开学科之门，让政治学术走向公众，吸引公众走进政治科学。
1、建构并传播“公民政治学”的知识体系
无论从“政治动物”的古老命题，还是从“众人之事”的现实阐释，都可以找到政治 话题与普通民众的密切联系。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更是离不开公民社会基础的支持，需 要以政治社会化为先导。因此，政治学要为学者而设，更要为公民而设。“公民政治学 ”是相对于“科学政治学”而称的，它释出“科学政治学”的学理，又不离“公共话语 ”这一中轴，它从社会诉求中走来，又脱去市井的俗套，是一个让公民在学习、工作和 社会生活中体悟政治理念，掌握政治技能的知识体系。这一体系起码应包涵以下三块内 容：公民政治理念与常识、公民政治权利及其维护、公民政治参与及与政府对话的基本 技能。“公民政治学”的传播不可能采取学院的模式进行，需要依仗学院以外的社会建 制。政治学科可以结合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探索送政治知识及技能下乡的机制， 在媒体中开办“政治学漫谈”之类的节目，出版政治学常识普及类的书籍(尤其是以案 例的形式)、更积极地介入政策咨询及听政等为公众广泛关注的活动、举行专题培训班 等。这样既有利于推动政治社会化进程，又可以改善政治学科建设的外部环境。
2、挖掘民间政治科学资源
政治话题是民间饭后茶余的主要谈资。尽管民众谈论政治的心态不一，也多为零言碎 语，缺乏科学规范，不成体系，但其中蕴涵着主流政治学者在学院内难以捕捉的思想资 源和灵感。因为，民间科学具有主流科学所没有的一些发展优势：他们直接感受社会冲 突，处于提出问题的源头，在思考问题时“没有外加任务压力，不受职务和考评的约束 ，有最大的思维自由度”。[11]但目前的民间科学即便是自然科学类的也十分脆弱，更 不用说社会科学类的。他们时常处于缺资金、少交流、无组织引导的自发发展状态，既 得不到社会制度的扶持，也不为学术制度所包容。不过，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大调整 ，公共领域的壮大为大势所趋，包括民间政治科学在内的民间学术研究也会有越来越大 的空间。从网络、社团，到市井、茶楼、四合院，都可为民间政治议论的场所。在这些 议论中，会逐渐成长地方性的政治舆论领袖，他们是民间政治意向的一方代表。政治学 科挖掘民间资源就是要倡导主流政治学者多下基层采风，把握民间政治诉求，收集政治 学研究素材，多与民间政治问题爱好者交流对话，帮助他们建立政治学研究兴趣组织， 为他们提供思考政治问题的科学方法，使主流政治科学和民间政治科学相得益彰。保持 与民间政治科学的对话是主流政治学拓展理论创新空间和汲取学术营养的重要途径。
3、造就政治学术研究和政治知识传播两栖的公共知识分子
科学转化为生产力需要以知识的传播和技术应用为中介。在自然科学工作者队伍中， 向来都是由基础科学研究人员、科学技术普及人员和工程技术应用人员组成的。科学技 术普及人员用朴素的语言向社会传播科学知识和道理，在提升国民科学素养方面赢得了 稳固的地位。而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中，这种划分尚不明显。个中原因除了两大 领域的性质差异外，我国大多数人文学科恢复发展的时间都不长，学科研究的范式还不 稳定，为争夺在学科内的发言权，学校、研究单位及学者都不敢轻言游离在学术研究之 外。政治学科由于脱离学术背景容易被扣上意识形态的帽子更是如此。其实，这恰恰是 制约我国人文科学发展的一大结症。学科的发展越是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越是有积极的 (有时甚至是尖锐的)社会回应，就越有前景。而这离不开该学科普及人员的传播和沟通 的努力。众所周知，法国的人文文化及人文科学研究一直处于世界的前潮。一个重要的 原因就是在那里有敬仰公共知识分子的知识环境，“人们心目中的学者就是‘普遍的知 识分子’；他们追求的是向超出学术界的广大公众阐发他们的独到见解”，他们因介入 当代社会发展潮流而会受到普遍的礼遇。相反，学院身份不会给知识分子带来荣誉。有 人曾断言：“在法国，凡在人文研究方面有重大突破时，我们都不必把眼睛盯在社会科 学的狭窄学科范围，而应在更为广阔的思想运动领域去寻找其轨迹，这些思想运动都具 有跨学科性质和公众性”。[3](P137—138)我国的政治学科建设应该说主要还处于积累 科学性和规范性的阶段，但不能因此而忽略学科的公关工作和普及工作。应该在学科内 部营造一种鼓励学者从事公民政治教育的氛围，至少不能贬低他们的地位。如果说在学 科建设尚不成熟的阶段，从学术队伍中分流出一个专事政治学普及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 有困难，也要提倡政治学学者兼业政治科学的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