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重建之信仰的人的发展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转型期论文,维度论文,中国社会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转型时期的信仰重建问题是人们颇为关注的理论问题。信仰重建既可以是对原有信仰（包括信仰对象）的否定；也可以是对原有信仰根据时代的条件和要求作新的理解和解释；更可以是对过去所持有的信仰状态本身作更为科学的理解、规范乃至于重新构架。
信仰的本质是人们在知识的基础上用以把握和持有人生最高境界和社会最高理想的自我超越（科学信仰）。这种超越不同于一般的超越，它是一种二级超越结构，即先由“原发点”向“一般超越目标”超越，再在此基础上向“终极超越目标”超越。可以把这种二级超越理解为“立足于现实的终极关怀”。构成这种二级超越结构必然有三个环节：原发点、一般超越目标、终极超越目标；两个过程：原发点——一般超越目标、一般超越目标——终极超越目标。前者可称为“一级超越过程”，后者可称为“二级超越过程”。任何一个完整的信仰，必须具备完整的二级超越结构。
信仰作为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是现实生活在人的精神意识中的内化。它蕴含着丰厚的社会文化内容。一般地说，打开任何一个信仰系统，莫说它必然蕴含着诸如人生、命运、个人、社会、现实、理想等一些较为“具体”的内容，至少它也蕴含着关于特定社会之经济、文化、人三大领域或三大发展维度的基本思想观念。换言之，对于任何一个信仰，都可以从经济的发展（表征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三大维度上去具体地探察它的内蕴。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重建的信仰，虽然不是放弃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但也须展示它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意涵。限于篇幅，本文只论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重建之信仰的人的发展维度这一问题。
二、马克思人的发展的三阶段理论
人的解放理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最富有科学信仰意义的理论。
在1857—1858年所写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第一，关于人的发展的第一阶段的理解。马克思只是指出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的“最初的社会形态”，却没有说明是对什么的依赖。学界有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在对第二阶段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误解的基础上，把“人的依赖关系”笼统而含混地理解为“对人的依赖”。这种理解并不十分准确。在马克思看来，在个人尚未成熟的“最初的社会形态”中，人与人之间自然血族关系的脐带尚未割断，或以直接的统治与臣服的关系作为基础，“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在这一形态的初期，人的关系主要还是“自然发生的”关系，在区域性的血族群体，单个人是靠简单的血缘关系来维系的，“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而到再后来，特别是在中世纪，“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在其上建立的各个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的依赖关系形成这个社会的基础”，而这种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则主要表现为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以马克思之见，这主要是由于此时的生产组织还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关系，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2—110页。）由此可见，这里的“人的依赖关系”，是指个人在自然状态下的血缘伦理以及政治上的统治与服从关系。这是人的孤立地、片面地、尚不具备独立性的人的发展状态或阶段。它不能被抽象地、笼统地理解为“人对人的依赖”阶段。
第二，关于人的发展的第二阶段的理解。马克思指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阶段。那么，这里的“物”指的是什么？“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又该做怎样的理解？
关于对“物”的理解，学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把这里的“物”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人的创造物，甚至理解为一般的物质财富，并在此基础上和所谓第一阶段的“对人的依赖”对应起来，形成所谓的“对物的依赖”的第二阶段。应该说，这种理解与马克思的原意相差甚远。在马克思看来，在第二阶段的社会形态中，经济的发展由自然经济到了商品经济，社会分工进一步地发展，交换进一步地普遍化，原来那种“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10页。 ）在这种情况下，“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3—104页。）显然，这里的“物”是社会关系的物化，主要的就是作为社会财富代表的货币。物的能力就是货币的能力即货币的力量。马克思指出：“货币存在的前提是社会联系的物化；这里指的是货币表现为抵押品，一个人为了从别人那里获得商品，他就必须把这种抵押品留在别人手里。在这种场合，经济学家自己就说，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但为什么人们信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互相间的物化的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任何别的抵押品本身都可以直接对抵押品持有者有用，而货币只是作为‘社会的抵押品’才对他有用，但货币所以是这种抵押品，只是由于它具有社会性的（象征性的）属性；货币所以能拥有社会的属性，只是因为各个人让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作为物同他们自己相异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6—107页。）可以看出，马克思这里的“物”有它的特定的涵义和指向，并不能把它理解成一般意义上的人们的创造物。
与此相适应，“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也有其特定的涵义和指向。这种“独立性”是指货币持有者是独立的、自由的，即他可以用货币去换取任何一种必需的商品，但这种“独立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又必须以对货币（物）的依赖为基础，可以想见，离开了货币（物）这种“独立性”则无从谈起。因此，对这里的“独立性”也应作准确的把握，并不能把它理解成一般意义上的人的“独立性”。马克思指出：“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的联系要好”，特别是这种物的联系比之于第一阶段的“人的依赖关系”，已经不是“自然发生”的东西，而是人们创造出来的“历史的产物”。但是，人在这种物的关系中，获得的也并不是个人的真正的独立，而是一种新的异化于人的外在关系。“这些外部关系决不是‘依赖关系’的清除，它们只是使这种关系变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说它们为人的依赖关系造成普遍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11页。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虽然第二阶段的人的状态比第一阶段的人的状态“要好”，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于人的社会制度，人并不能真正地“独立”，更不能全面地发展。他说：“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这种独立一般只不过是幻想，确切地说，可叫作——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10页。 ）比之于第一阶段的“人的依赖关系”状态，第二阶段的人仍然处于受“限制”的状态。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在前一场合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种规定性。在后一场合则在发达的形态上表现为物的限制即个人受不以他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10页。）
当然，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论思考，即把马克思的关于人的发展的三阶段的思想，尤其是第二阶段的人的“独立性”的思想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状态这种“特殊性”中抽象出来。事实上，马克思也正是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作为研究的典型例证，揭示了人类发展第二大社会形态所呈现的一般特征。在历史上，是资本主义最早进入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段的。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在一般的意义上，把第二大社会形态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完全划等号。也只有这样，马克思的人的发展的阶段理论才对现实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第三，关于人的发展三阶段说所持的立场和方法。学界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的人的发展的三阶段说的立场和方法都是“经济学”的。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马克思虽然写的是“经济学”手稿，但决不是为经济学而经济学。马克思的经济学背后潜藏的都是活生生的“人”；学界也有一部分认为，马克思这里的立场和方法都是“人学”的。这种理解也是抽象的。从具体的方法上看，马克思采用了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采用了客观真理向度与主体价值向度相结合的方法。他非常明确地结合和对比了资本主义以前和以后的状况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里人的状况作了考察。对比过去，他肯定了资本对人的发展的贡献；对比未来，他又批判了资本对人的状况的局限。这里无论是对过去的批判，还是对现实中资本的正面作用的肯定以及对其局限性的批判，在马克思的心中都有一种理想和信仰，正是这种理想和信仰，使他构建了人的发展的“第三阶段”，或可说，“第三阶段”正是他关于人的未来状态之理想和信仰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三阶段说的总体立场和方法不仅仅是人学的，也不仅仅是现实的批判的，而且是诉诸于他的关于人的理想和信仰的。这就为我们确立重建之信仰的人的发展维度，提供了依据，奠定了基础。
三、重建之信仰的一级超越结构：从人的依赖关系状态到人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状态
就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人的发展状况而言，重建之信仰的人的发展维度的“一级超越目标”，还应是着力于把人从“人的依赖关系”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使人朝着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自主的状态发展。目前人们的信仰只有立足于这样一个现实并为这种现实的合理发展提供充足而坚定的信念支撑，才能在此基础上想望、关怀或持有更高的目标——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状态。
第一，中国是一个长期以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在这种社会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化是典型的以血缘宗法为核心的保守和落后的封建主义文化。这样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氛围所造就的人的总体状况，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以血缘伦理关系和宗法政治的统治与服从关系为联系纽带的状况。封建主义的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不但没有消声匿迹，而且不时在适宜的条件下抬头并实际地影响着一些人。特别是当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面对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优胜劣汰的浪潮的冲击，一些人则十分地眷恋那种“非常富有安全感和安宁感”的人的生存状态，甚至把对那种人的生存状态的“回归”当作努力想望（信仰）的目标。一些人宣称，在市场经济的追名逐利的滚滚尘烟之中他们宁愿舍弃功名利禄，也要做一朵“生命的莲花”。可以毫无夸张地说，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为数不少的人，他们的现实的思想和观念停留在这种“人的发展状态”上，他们的向往或信仰的目标也是这种“人的发展状态”。
第二，不同于西方那些国家和民族是从自然经济社会直接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中国是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首先进入“计划经济”而后才进入市场经济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发展轨迹造就了特殊的人的发展道路。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政治”在社会的发展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如果认为，在自然经济时代，人是处于血缘伦理的依赖关系之中，没有独立性，那么，某种意义上说，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人相对地跳出了那种血缘伦理关系的前定性束缚（其实并没有真正地跳出），却进入了特定的政治关系（具有相当的前定性，可以说是政治关系和伦理血缘关系的结合或建立在血缘伦理关系基础上的政治关系）的束缚之中。人同样没有真正地独立起来。现在虽然进入了市场经济，但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却仍然停留在那种状态之中。
第三，市场经济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把它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殊形态中“抽象”出来），是一个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理想形态即他所说的“第三阶段”“创造条件”的过渡性社会形态。但是，它要达到能为理想社会“创造条件”，在这一社会形态中则必须达到“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这样成熟发达的程度，而完成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人”，只能是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具有独立人格和自主精神的人。
党的十五大，再次强调了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虽然我们已经自觉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但“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决定了我们的市场经济尚是一个很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也是一个比之于其它发达国家和民族实现市场经济任务更为艰巨的漫长的历史过程。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培育和发展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的独立人格如自主精神仍然是当务之急。
马克思当年提出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及与之相应的人的发展的三个阶段时，曾非常明确仔细地论证过这个问题。他说：“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联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的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8—109页。重点号系引者所加。）
以上几点使我们应该认识到，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培育和发展具有独立人格和自主精神的人这一点上，我们有着比当年资本主义更为艰巨的双重任务：既要冲破传统自然经济时代所造成的血缘伦理关系对人的束缚，又要冲破计划经济时代所造就的政治性人为关系对人的束缚，使人真正地成为能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大显身手的人。大家可以体会到，这是何等的任重而道远。目前我们距此目标还相差较远。所以，必须冲破一切与之相悖的观念误区，树立坚定的信仰，使我们的社会主体首先在真正独立的意义上丰满起来，成熟起来。
当然，这里还须把我们所确定的作为重建之信仰人的发展维度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与马克思所讲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稍加区别。从纯粹的理论形态上讲，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是必然的，即便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是如此。因此，“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人的发展过程中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段或形态。但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给人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应，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其社会制度已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它可以最大可能地遏制这种社会关系物化对人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四、重建之信仰的二级超越结构：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状态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状态
培育和发展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自主性，为我们提供了重建之信仰的人的发展维度的现实的基础。这种现实的基础，相对于过去我们所拥有的信仰中人的发展维度的意涵而言，它是崭新的，是一种信仰的升华和发展。仅此而言，它已经深刻地意味着一种信仰的“重建”。因为，我们过去从来也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的历史阶段，因而也没有真正体验过在社会生活中相对独立自主的人的滋味。在过去，我们或许有过关于独立自主的人的意识或观念，但更多地是把它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产”，作为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进行批判。在这一点上，传统的那种以“人的依赖关系状态”为立足点的自然经济时代所造就的信仰与计划经济时代所造就的那种对共产主义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的状态的虚假性信仰，二者虽然由于时代不同而形式不同，但其实质却是一样的，它们都没有在人的发展这一维度上找到适合于时代发展的准确的位置，因而也无法很好地发挥信仰对社会发展的积极的作用。
但是，正像市场经济并不是人类社会最理想（富有终极意义的）的经济样态，因而终将被更理想的经济样态所超越一样，由市场经济所造就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人，也只是从人的发展这一维度上构成了重建之信仰的现实基础。从完整的信仰结构上来讲，它只是提供了信仰的现实性之维或曰一级超越目标。信仰是人类关于应然的“应然”的一种价值追求和价值形式，面对社会，面对人生，在任何时候它都向往和追求一种最理想的境界。因此，构成重建之信仰中人的发展的理想性之维或曰“终极超越目标”，是超越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自主阶段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人”。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7页。 ）他还说：“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0页。）可以看出，关于人的发展的最理想状态的理论，再也没有比马克思这种共产主义的人的理论更加完善、更加科学、更加令人向往、更加令人信服的了。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过去自然经济时代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中人的状况作为其信仰结构中理想性的一维这一点并没有什么错误，问题只是出在这种理想性之维与其赖以立足的现实基础的关联方式上。犹如在经济样态上我们过去总是希图从自然经济起步跨越市场经济而直接奔向共产主义一样，无论是自然经济时代的信仰，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信仰，它们在人的发展这个维度上的一个共性表现，就是希图超越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阶段，而直接奔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阶段。因此，过去信仰中的人，基本上是缺乏个性、发育不全的人。重建的信仰，就是要着眼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培育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自主性，并在此基础上朝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终极目标而努力。这样的信仰将是一个具有完整二级超越结构进而对人的发展产生积极效应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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