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贫乏之忧的三个维度考量
□安晓东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 语言贫乏不仅仅是当下的“网络病”，从某种意义上讲，语言表达之贫乏也是现代社会发展逻辑下的内在隐忧。语言贫乏之表现如：精神荒芜而无话可说、话语缺乏修辞与文化内涵、话语缺乏创意、话语单一而致平庸、丰富的心思难以下笔成文等，既体现在一般性语言运用层面，也体现在创造性语言运用层面。解析语言贫乏机理可从语言能力内部分化、技术与媒介造就的语言惰性、精神贫困这三个维度入手。信息传播媒介对大众语言亦有改造，大众语言表达呈现惰性特征，个体化的语言贫乏成为集体表征。精神贫乏被认为是语言贫乏的内在机理，反语言贫乏即反精神贫困。
[关键词] 语言贫乏；美感语言；网络语言；精神贫困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曾发起一项社会调查，这项针对2002名受访者的调查最终显示：76.5%的人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了。2019年3月21日的《中国青年报》刊文对调查结果进行了解析。3月25日《光明日报》也刊发了《青年“语言表达日益匮乏”不能都让网络背锅》的评论文章。随后系列谈论语言贫乏之忧的文章频现，“语言贫乏症”这样的术语走进公众视野。语言贫乏之思被放置到网络文化语境之中，大体上指的是公众在运用口语和书面语进行交流时常常会感到词汇调集乏力、语言表现力弱等现象，网络信息大量充斥于耳目之间，网民阅读占有时间多、阅读量大，但创造性运用语言能力却被很多人自省为相对退步。新的语境下，群体性的语言能力弱势境况令人担忧，公众语言表达能力之提升再次引发了我们的深思。语言贫乏之担忧何以引发共鸣效应？网络时代语言的丰富使用与语言贫乏之间是否构成矛盾？语言贫乏到底是个体现象还是社会群体“事件”？如何反语言贫乏？等问题值得深思。
一、语言能力内部的分化
语言贫乏引发社会共鸣，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语言贫乏感的存在。因为对于一个并不生产知识、利用知识、转化知识的主体而言，他仅仅做到谙熟日常语言并流利使用就已经足够。知识分子以及更广泛的当今社会从业人群却对此有着敏感的认知，因为他们更需要创造性的语言表达。当后者进行知识的表述时，也会发现其所使用的语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被职业、领域“训化”了的。而他们在进入到更广泛的大众范畴时，会遇到表达瓶颈，修辞性的美感语言在此缺席。这表明一个事实，语言运用主体本就存在且必将发生分化。对于艺术创作主体而言，他们最能直观感受到艺术语言的重要性价值；对于科学家而言，精确的科学语言表达能力至为重要；医生的工作需要更多的医学术语；对于日常生活的大众而言，实用性的日常话语就已经足够。这是理解语言能力分化的第一层。语言能力分化的第二层指的是听语言的能力与操作语言的能力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也在改变。学者赵颖在《语言能力对劳动者收入贡献的测度分析》一文中经过实证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相比较听取命令执行工作，“善于表达的劳动者更有机会增加其收入”[1](p42)。这表明，在当今社会残酷的就业、从业竞争中，创造性的语言表达能力比一般性语言表达能力更重要。语言能力的贫乏就不再简单是关乎个人形象的问题了。
此处论述的语言分化并非指某种语言内部存在多种方音、字形分支而是语言内部因社会功用不同存在风格和形态的差异。语言之分化在传统的时代里表现得并不明显，文人诗文写作、文人实用文写作、史官著述所使用的语言有大量交互之处，文人通过对经典的诵读、模仿作品习得语言表达习惯，语言的诗性在文化创造领域被得到普遍的呈现。不过，现代社会除了要求公众修习和具备一定文化背景的基础性言语表达能力，更是基于行业分工细化了相关规定性和操作性，现代社会的语言运用要细致得多、复杂得多、精密得多。由此出现了以下现象：作家未必能写好公文；诗人未必会讲故事；文学学者写不出好的文学作品；科学家能发表顶级论文、使用严谨的科技语言，但在公共表达中可能犯念错字、写错词的低级错误；哲学家精于智慧但著作却晦涩难懂。专业化分工促使专门化语言的出现，专门化语言表达推进了各自领域的进步。不过，专门化语言的纵深发展、隔离传播限制了美感语言的开发。当分化了的语言持有者进入到拒绝分化的话语语境时，谈吐词穷的囧况便可能出现。恰恰以文学艺术语言为代表的美感语言具有极强的穿透力，美感语言穿越时空、跨越门类，具有人类共通性。
教师的课堂用语是非常自然地英语语言环境，不仅给学生创设了英语学习的氛围，也能提升学生的听力水平和反应能力。在教授新单词的时候，教师可以利用新旧单词造句，既学习了新单词，又达到了温故而知新的效果。可以使新旧知识融会贯通，也可以使分散知识系统化，书本知识交际化，课堂活动生活化，在“润物细无声”中，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可以得到提高。
美国文艺批评大师、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一书中对人类知识书写语言分化之问题进行过反思，他的很多观点为我们反思语言贫乏提供了理论资源。他认为，17世纪以后，人类知识书写语言的习惯已经开始发生变迁，大体上来说，17世纪以前的时代，知识表达所使用的语言是描述性的，而在17世纪自然科学取得飞速猛进成就以后，自然科学领域知识表达越来越倾向于一种数学思维。也就是说，那种带来阅读美感体验的、接近于文学表达的描述性语词逐渐为公式演算、图表所替代，乔治·斯坦纳认为：“在西方，自17世纪以来，精神生活进程中最具决定性的变化，是越来越大的知识领域接受了数学的模式和做法……随着数学深入一门科学的精髓，这门科学的概念，其创造力和理解力的习惯，也就逐渐难以还原为我们的普通语言。”[2](p22-23)乔治·斯坦纳认为，今天知识表达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语言危机，这种语言的危机伴随着人文学科的萎缩。两种语言得以区分，一种是语词语言，一种是数学语言。前者在人类漫长的书写实践中一直占据主导性地位，这种语言靠近语言的本质，是语言生动的表现，是生命力所在，这种语言带有美学的风格，它曾经被运用于日常交流，也被用来书写文学作品，用来造就和传播知识。不过，随着科学门类的逐渐细化，语言的分门别类现象出现了，虽然，不同的科学领域内部仍然在借用所谓的语词语言，但语词语言此时徒有形式，更多的数字化（以及逻辑化）语言替代了生动的语词内容，其后果是专业化的数学语言不容易为非专业人士所理解。
史蒂芬·平克是科学家，同时也是科普作家，他深知数学语言的弊病，大力倡导改造语言表达革新。他试图唤醒知识主体语言表达的能力，尤其是年轻学生和年轻的社会从业者。在美国，高校学生普遍接受创意表达或创意写作方面的通识训练，这样做的好处是学生的语言表达功力能够与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和知识捕捉结合到一起，促进成果的产出、思维的创新。网络知识信息的异常丰富为某些学生拼接式写作提供了资源库，网络“污染语言”更是对很多人造成了不良影响，有不少人以为面对海量信息和发达的检索、分析技术，自己就具有了表达和写作的自信，但其实，这不过是一种语言使用的“假象”。在此种教育文化语境中，不能进行清晰的逻辑表达、没有表达的意愿和内容等构成了语言贫乏的表现。高校通识创意写作教育主要目的并非训练新的数字语言，而主要是在召回语词语言的魅力。正如史蒂芬·平克所分析的那样，他认为当今我们语言表述能力的欠缺尤其表现在思维混乱和语言的随意使用上，他在《风格感觉》一书中倡导当代人的语言表达当跳出随意的表达习惯，重思古典语言风格魅力。古典语言风格意味着我们将打破乔治·斯坦纳所说的17世纪以来的数学语词使用，我们将充分发掘创造性的语言运用能力，运用修辞，擅长讲故事，明晰语言结构，重塑美感语言的魅力。摒除抽象逻辑束缚，修正通俗化、平庸化语言使用的不利后果。
采用SPSS 18.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此，我们仍以乔治·斯坦纳的观点切入分析。他提到，当今语言贫乏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语言资源并未得到有效使用。他分析到：“钦定《圣经》尽管只用了六千词汇量，但却暗示了那个时代所盛行的文化素养观比我们现在更加全面。关键不在于潜在可用的词汇有多少，而是语言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际利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理解，现代大众传媒已经使英语退化到半文盲状态……今日作家用的语词往往更少、更简单，既是因为大众文化淡化了文学观念，也是因为能够由语词给出必要而充分阐释的现实数量在锐减。”[2](p33)乔治·斯坦纳提出大众传媒时代新语言半文盲现象出现了，伴随着信息传播的便捷化、文艺的娱乐化，大众读者日常所需要的语词也越来越简易化。回溯文艺创作实践，文艺的语言出现了平易化、生活化的趋势，作家可能再也不是玩弄语言文字的高手，而变成了玩弄故事、摆弄趣味的高手（或曰写手）。以前的伟大作家之伟大既在于作品的深刻，也在于语言的突破与创新，甚至有一些作家的作品为丰富语言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作品中的某些文学语言被转化为日常语言，成为表达成例。不过，伴随着传统媒介向新媒介的转型，技术以及审美趣味的变迁也不断改造着我们的语言。内奥米·S.巴伦（Nao⁃mi S.Baron）在《读屏时代：数字世界里我们阅读的意义》中说道：“有时候是因为时间有限，人们选择浏览而非真正阅读。”[6](p57)由此，网络语言变成了被浏览的语言、被检索的语言、被复制的语言，而不是被思考的语言、被品味的语言。网络语言虽然异常丰富，但其流动性也强，审美趣味达成的时间跨度被缩短，所见即所解成为常态。网络语言依赖网络文化语境，是网络化生活方式的体现。然而，人的日常生活并不总是被网络化的生活方式所主宰，人仍然需要冲脱网络新媒介语境的快节奏，回归现实生活的日常闲憩。然而，网络语言却难以代替现实日常趣味化语言，所以，网络语言有其丰富性、表现力，但也有局限性。
二、技术、媒介与语言表达惰性
媒介与话语传播息息相关。在传统纸媒时代，我们比较尊重审美性话语的存在，语词的潜力仍能得到开掘。但是，随着媒介以及技术的变迁，话语表达和话语接受范式逐渐发生某种改变。尤其是在大众化的网络文化时代，语言的使用出现了一些复杂的境况：网络为语言交际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人们阅读语言的速度在加快、捕捉信息的能力在提升；网络媒介令语言的运用更具丰富性，新词层出不穷，新的用语习惯出现；人工智能令机器语言有取代人智能语言的可能，指令式写作已经在新闻等领域被实现；大众语言运用受到网络信息和网络文艺作品用语的影响，但是，海量的网络阅读不但没有提高网民文字表达水平反而促使其“降格”。一面是语言的鲜活，一面是语言的苍白，一体两面的独特现象当何以解释？
从这个维度看，反语言贫乏既在于要从日常实用语中跳出来，也要从专门化的语言中抽离出来，从分化的细枝末节处溯源至美感语言，以此提升诗性言语表达能力和言语叙事能力。美国学者塞缪尔·早川（Hayakawa.S）和艾伦·早川（Hayakawa.A）合著的《语言学的邀请》一书中指出：“我们要想增进自身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就不能专门加强我们对语言的说明性含义的认知，而是还得依靠社会经验，在不同的情形里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和阅读文学作品等方法，使自己对语言的情感性成分能有更加深切的了解。”[5](p101)该观点看到了日常实用性语言和职业化语言的弱点，这些语言强调说明性，利于信息的交流，但缺乏情感和美学成分，这些语言的实用性极强，但审美性又极弱。语言美感的培育可以增强现代汉语表现力，可以促进日常表达的审美化、创造化，弥合语言能力分化带来的某些不足。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的语言贫乏现象调查有一个网络文化语境的基本设定。其实，按照我们上述的分析，公众语言能力某种程度上的“贫乏症”也来源于语言能力的分化。这项调查显示受访者自认为语言贫乏症状集中于美感语言运用能力的缺失，“受访者认为最明显的表现是基本不会说诗句（61.9%）和基本不会用复杂的修辞手法（57.6%）。”[3]这些受访者何以不懂得运用诗句和修辞？难道他们在接受基础和更高层次教育的阶段没有学习基本的古诗词和接受文学作品的熏陶？大多数人其实接受过传统文化与文艺作品的熏陶，但很可惜职业化和专门化的用语倾向抵消了部分熏陶之效。由此也可以看出，公众迫切需要提升自身语言运用能力，人们最终将语言能力建设的焦点聚于文学语言能力的锤炼与获得，即参照出口成章、言语得当的美感语言运用能力。有不少人认为现代汉语使用能力的某种欠缺当被归因于网络文化的深度影响，如何勇海在《语言贫乏的“网络病”得治》一文中指出：“语言贫乏是一种‘网络病’”[4]。这种认知被广为接受，其认知起点在于将语言贫乏之症归结于网络语言的侵袭，这种观点有其非常大的合理性，我们下一部分将会具体论述。但需要指出的是，语言贫乏难道仅仅只是“网络病”吗，在网络信息时代之前的时代里我们难道没有“失语”的隐忧吗？乔治·斯坦纳的观点对我们反思这样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视角。语言贫乏往往被单一视为“网络病”亦未曾抓住“语言贫乏症”产生之根源。现代知识社会对数字语言的必然使用和某种崇拜以及对美感语言的某种漠视是造成语言贫乏感的潜在原因。可以想见的是，未来，随着语言使用随职业和技术的进一步分化，这种语言贫乏感在更加职业化和专门化的从业者那里仍会存在。进而，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小学教育已经接受了大量古典诗词语句的熏陶，但我们仍然难以感到传统语言在成人个体身上的“复活”。其因终究在于职业化的人并不一定以诗词语言这种美感语言为日常语言，而是以数字语言、程序语言、技术语言等语言为日常操作语言。只有当一个人试图在通俗情境下进行创造性表达的情况下，美感语言才会被紧急召唤，然而，逝去的、临时的美感语言调集显然捉襟见肘。
The coldest temperature（温度）in the world was-89.2 degrees（度）in Antarctica（南极洲）.
网络信息的惯性索取会养成主动语言表达的惰性。网络时代下，新潮的网络新词汇变化万千、层出不穷，新的表达很快会成为过去时，更新的网络热词替代了“旧”词占领了网络文化，“旧”词则会被选择性遗忘掉。如果我们总是沉浸于追赶语言的时髦而不去从更深的层次上提升自己文化内涵的话，我们很容易陷入网络信息的洪荒之中而难以自拔、难以自持，失却了以文化为根基筑就的话语。乔治·斯坦纳此前已经批判过数字语言对语词语言的侵袭，其实网络语言对语词语言的侵袭可能在大众那里表现得更加显在。在这里，我们的分析几乎将目标同时引向一个关键点，那就是语言贫乏也是话语的贫乏，是文化素养的缺失，媒介文化、网络文化可能在负面上助长了这种“气焰”。
网络信息的生产者通常会采取两种方式来应对大众的精神诉求：其一，大量使用视听语言，视听语言不一定是文字语言，可能是图表、视频、符号等，视听语言的彩色性、多维性、生动性契合了网络接受群体的需要。不过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网络语言并非完全以文字为表现形式，而是多维系统化的视听语言，网络语言也确实能够良好地实现传情达意的效果，我们决不能忽视网络语言的这种巨大优势。只不过，剥离了网络传播语境的纯文字化或语音层的语言没有了视听优势，因而显得略有枯燥。其二，大量使用通俗易懂的表达话语。也就是说，网络信息提供的是便于浏览的文字，一切可能延滞阅读兴趣的文字都为有利于制造兴奋点的语词所替换。当我们回想一下自己阅读网络小说的场景就能明白，页面被不停地划过，文字阅读不断地带来快感，这样的“爽性”表达理念被奉为至上。网络作品的长度、厚度在增加，然而，作品的深度似乎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网络技术对语言的改造是明显的，令我们担忧的是文学语词语言被降格。尽管网络语言花样迭出，总是能够给人们带来语言创造的惊喜，但这些网络新词汇很快就会随风而逝。其后果是：读者“消费”他者的信息供应；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惯于从已有的网络公共信息中进行索取、拼接；无属于自我的语言。更有甚者，网络语言亦会“出格”和“失范”，语言随意使用的失范现象势必会对语词语言造成不利影响。正如学者赵世举所说：“语言异化、语言行为失德和语言信息虚假等问题日益突出，具体表现为词语乱造滥用、语言低俗、语言暴力、‘标题党’等。这不仅侵害了语言健康，污染了网络空间，还蔓延至现实社会，甚至可能颠覆人们的基本道德和价值观，对青少年的影响很大。”[7]赵世举使用语言健康、语言异化等术语对负面性网络语言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网络语言的混乱使用将可能对青少年和网民进行语言负向塑形，对充斥于手机、屏幕网络语言之模仿将可能上升到改造价值观的维度。《中国青年报》语言调查对象主要为青年群体，其实也是基于青年群体深受技术与媒介影响这一事实。由此看来，语言贫乏背后也暗藏语言不健康、语言失范、语言异化、思想浅薄化之虑，承载语言内容之技术与媒介的日益发达与语言的反向退化引发了新的悖论。
地径生长较好的种源是四川广元市、江苏盐城市、广东广州市等7个种源，地径生长超过0.70 cm；其次是江苏南通市、福建龙岩市、江西丰城市等9个种源，地径生长在0.5～0.7 cm；地径生长较差的江西乐安县和吉水县，分别为0.44 cm和0.46 cm。家系地径生长较好的是广元市023、广元市025、张家界市009等6个家系，地径生长在0.80 cm以上；其次是南通市001、厦门市018、瑞昌市029等34个家系，地径生长在0.60～0.80 cm之间；张家界市008、龙岩市016、乐安县038等12个家系地径低于0.60 cm。
美国认知科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风格感觉——21世纪写作指南》一书指出当代人的“烂写作”之由是“‘学校不再教孩子图解句子成分’‘互联网毁了我们的语言’‘人们故意写些胡言乱语’”[8](p94)。后两个理由可以说是与网络语言的扩散有直接关联，网络信息时代，人们的阅读行为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阅读素来与表达和写作紧密相关，阅读活动的快速化、泛化也最终导致表达能力的缺失。近年来，社会学领域反思了社会“加速”浪潮，德国学者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在其《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著作中对社会加速理论进行了阐释，他指出随着经济加速和技术加速，社会整体上进入了加速时代，这对人类文化产生了影响，互联网使用的语言其实就是一种加速化语言。语言使用的加速导致的后果是传统语言结构面临技术重构，利于快速阅读的语言、机械化的语言大行其道。俄国形式主义学者什克洛夫斯基曾经提出过日常语言和艺术语言的分别。日常语言相对来说是机械语言，因为人们只需流利说话、交流见解，日常语言、大白话可以未经思索脱口而出。这些潜在的语言已经进入到人们的记忆层面，只待同样的表达情境出现，人们即可调用惯用语言进行交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侃侃而谈的人，从他们不停涌出的语词来看，他们的语言似乎充实无比，但当我们需要他们创造性表达知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侃侃而谈顿时化为“失语”，“侃大山”异于创造性表述（如美感语言）。文化创意时代，语言的创造性表述之诉求明显强于“侃大山”式的表述诉求。在这里“语言贫乏”并非意味着无话可说，而是无“意味”的话可说。据此，什克洛夫斯基提出，艺术语言是一种反常语言，艺术语言带来陌生感，增加了感受难度的同时，丰富了感受维度。这种语言其实就是有“意味”的语言，是乔治·斯坦纳所说的语词语言，是描述性语言、美感语言。
这就是乔治·斯坦纳所说的“言词语言和数学语言之间的分野日渐扩大。两边都站满了人，在对方眼里，都是文盲。”[2](p24)这种分析是精辟的，这在当代分类的科学知识表述体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表达与写作变成了内部传授，跨界阅读变得越来越难。这样做的好处是专业化领域内部形成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客观语言表述，推进了专门化研究的纵深，其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对于越来越多的大众而言，了解专门化领域内部知识的难度越来越大，这种难度在有的情况下倒不在于大众缺乏专门化知识的前期累积，而在于专门化的语言表达愈加晦涩难懂。于是，从整体上观照我们的知识领域，我们会发现，职业、技能的专门化越向纵深化发展，分类语言持有者的专门化、精确的“数学语言”运用就越强。金融语言、法律语言、计算机语言、艺术语言等各自滋养着相对独立的领域，相对而言，分类语言持有者的美感语言的运用能力就在“退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人越来越觉得在日常的生活交流、创意表达与书写中语言创造性使用的能力日益匮乏。我们应该认识到，这里所说的语言贫乏很有可能并非指的是职业语言能力的欠缺，而是美感语言的退失。语言的职业分化使得语言的社会性功能得到彰显，也使得语言呈现出丰富性特征。不过这种丰富性与文学性语言的丰富性不同，前者倾向于否定语言的表现性。对专门领域从业者而言，美感语言训练往往是微乎其微的，除非在文艺相关部门内，美感语言的训练才被重视。
三、精神贫困
逃离言词曾是佛教、道家等思想中的一种主张，如禅宗“不立文字”，“不立文字”并非完全排除语言表述，而是指形成语言表述并非目的，只是借用语言表述等形式完成精神的完整性契合，在这里，语言文字反而成为精神契合的障碍，因为文字总是有表达的局限性。此时，对言词的逃离不是精神贫乏之征兆，恰是精神富足之表现。同时，也存在另外一种语言贫乏现象，即童蒙言语能力之不足。本文所说的语言贫乏与儿童初习语词之缺乏现象也有不同，童蒙语言缺失虽然也是一种语言贫乏，两者也确有一些类似，然而，儿童对语词的修习仅为满足识别之需、交流之用，暂与精神思虑无过多关联。上述两种语言贫乏一种是生理发育客观结果，一种是精神的积极超越，很难算得上精神贫困。我们这里所讲的“语言贫乏症”被很多人认为与精神贫困有关。那么，何为精神贫困？精神贫困何以导致言语不彰？
语言贫乏在很大程度上也导源于经验的贫乏，如读书经验、生活经验、思想经验等，语言贫乏的背后可能是人文素养、创造能力的缺失，即精神家园的荒芜。语言运用有日常实用性语言运用、创造性语言运用等层面，日常语言的运用可能只是涉及将语言表达流畅、清楚就可以了，但创造性语言运用就不仅仅如此了，它既可能涉及语言，也可能涉及思想。方孝孺在《三贤赞》中指出：“气不充，则言不章。言不章，则道不明。”[9](p610)韩愈、刘勰等均明确提出过为文养气之说。中国文人非常注重个体表达应以立“文气”为先，此处，“气”指的是个体的精神内涵，既包括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包括饱满的个体情感、文化觉悟、道德修养、学识等。个体不同，“气”的清浊程度不同，“气”令个体具有了差异性，个体之“气”千差万别，因人、因时、因地而不同。有“气”，则情动而欲发，发言为声或者为文，且所出之言有气力。那么，如何去培养这些“气”呢？古人认为，读书、行走、思考可以很好地成就个人之“气”，个体的气质最终外化为语言的气质。这对我们的启示是，即便是信息获取已经非常便捷的时代，我们也应该多注意增强原创性思考能力，勇于掌握新知识，毕竟富有原创性的表达才能吸引人和感染人。语言是思维的外化，思维清晰、敏锐、成熟的主体其内在也将顺利地外化为流畅、精准的表达。此时，我们可以看到语言的贫乏可能就是精神的贫困，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曾提及当今世界消费文化主导下人的精神贫困现象，他所认为的精神贫困主要指个体创造力在丧失，“消费主义已把人完全控制于股掌之中，不由得他不言听计从了”[10](p180)。依照贝尔纳·斯蒂格勒的观点，消费主义至上观念之下，艺术生产呈现为机械复制化倾向，个体的艺术欣赏被套路所控制，原创性思想能力被桎梏，个体的知识探求和创新之路被阻挡。实际上，笔者以为，语言的贫乏也是精神贫困的一种表征。缺乏创造性思考、缺乏文化素养显然是精神贫困的集中代表。造成精神贫困的原因很多，肤浅化、同质化的网络信息刺激着大众眼球，精神被填满，但独立思考的内涵却未得到提升，人们乐于煞有介事评论作品，但却难以创造作品，因为大量的娱乐化信息是在强迫受众接受而非刺激独创。
卡尔维诺也曾经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他也指出我们的日常交流语言逐渐泛化，逐渐变得“反语言”，语言背后无个体的精神内涵，令语言贫乏。卡尔维诺说道：“每一天，尤其近一百年来直到今天，出于一种已经变得无意识的过程，我们千千万万的同胞每天都在头脑中以电子设备的速度将意大利语转化为一种不存在的反语言……在反语言中，意义与我们的距离越来越遥远，被流放到一系列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意义模糊不清而又不可捉摸的词语的最远端。”[11](p192)卡尔维诺提出“反语言”的基本逻辑是追求客观表达，尽量减少歧义和争议，使用“规范”和“程式化”的语言重于一切。这在社会从业者那里显得较为明显，新闻工作者使用新闻语言，新闻语言有其内在的限定性，法律工作者所使用的表述语言追求严谨性，人们绝不希望法律合同变成个性语言自由演绎的场所。这种交流语言的运用本没有什么过错，但在卡尔维诺看来，这也最终导致了语言运用的贫乏，即语言文本看起来无可挑剔，所缺乏者唯有“思想”“意义”“意味”。然而，我们日常工作中的人恰好所使用的就是“反语言”，这种语言成就了其日常表述。2019年3月，《新民晚报》刊载林少华《语言贫乏意味着精神贫乏》一文，文中有这样的观点：“语言的苍白，意味着内心的苍白；语言的贫乏，意味着精神的贫乏。”[12]林少华在这里基于对村上春树文体修辞的肯定提出当前中国故事讲述更应该注重语言修辞。他认为，村上春树的文学修辞是有效的，是因为修辞的背后隐含着强烈的主体意识，而当一个人摆脱了这种文学主体性和精神主张而单纯使用修辞形式的时候，修辞即为败笔。林少华对当前中学生考试作文书写模式与评判标准进行了批判。实际上，不少的当代作家也对此进行过反思，表达与写作仅仅重视修辞之美并非是真正意义上创造性运用语言，语言创造性内核是精神富足，语言创造性的外核是语言修辞之美。当我们说一个人没有精神内涵而仅有华丽的辞藻时，他就会被认定为语言贫乏，此处，语言的外在形式充裕，但内涵不足。
2018年9月，清华大学向本科新生开设“写作与沟通”必修课程，此举引发了热议。随后也有高校也注意到重建大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重要性，进而开出类似的通识课程。鉴于各种原因，当前大学生可能会出现的表达失语现象引人深思。显而易见的例证是，一些大学生在进行日常写作时常常会犯难或犯错误，学生文字性作品结构混乱、语法不通、文辞乏善可陈、叙事能力弱等弊病往往为导师抱怨，作业和论文写作失信现象更是不在少数。2018年，中国科学院大学一位选修课程老师更是判定班上22名学生的作业为抄袭。近些年，名校博硕士学位论文剽窃行为频频被曝光。除去学生的投机心理，抄袭行为亦另有他因。学生缺乏有效的、属于自己的表达内容是重要原因，无原创性选题可做、无新颖的内容可充实、无探索之心等等促成了表达的“失语”和“失信”。作为社会未来的高知群体，部分大学生表达的“失语”现象是当下社会更多群体处于“失语”尴尬境地的侧面写照。这将激励我们反思当前的教育模式和教学理念，知识教育重要，创造力培养更重要。创造力的基础是个体精神的再度发现、个性精神的张扬以及独立思考能力的增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蕴藏丰富的文思须得“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13](p249)。以读书、思考、实践、写作等方式充实个体之“气”，对社会属性的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积学、研阅为先，利于丰富精神，驯致、怿辞辅之，可以促进精神的外化。毕竟优秀的口语和文字表达能力之获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既依托内在深厚的文化涵养，也需要外在的技能演练。由此，治疗“语言贫乏症”需内外共同塑形。
语言贫乏之隐忧显而易见，按照卡尔维诺“反语言”之说，数学语言对知识书写的渗透、数字技术对语言的改造、程式化语言的使用等都是“反语言”的。“反语言”的对立面是“正语言”，是令语言恢复语词之美、表达自我之愉悦。我们也注意到，当今时代亟须“富足”“创意”的语言运用，改变语言贫乏之愿望强烈。汉语具有强大的系统性和生命力，依托古汉语和现代汉语表达，大量的经典作品在世界文艺花园绽放光彩，汉语这种语言本身并不贫乏，所贫乏者乃个体和社会部分的用语能力不足。语言之运用是一门艺术，即便是日常生活也需要富有新意的语言表达加以调节，更不用说人际交往、工作对接和文艺创作了！贫乏的语言苍白无力，无法唤醒听者、读者。语言之贫乏将阻碍知识书写话语表达，尤其是在建构中国知识话语的时代大背景下，知识话语要善用中文表达，将中国思想和中国智慧用最鲜活的中文话语表达出来至关重要。文艺话语更要强化“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网络信息时代更加拥抱富有审美气息、创新气息的语言，因为“内容为王”的世界，语言表达不可或缺。我们今天的时代也越来越变成了一个注重创意和创新的时代，创意和创新常常会借助于创造性的表达来实现我们的交流目的，“陈词滥调”为人所不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需要借助于富有新意的语言运用来改变自身的形象、创造文化语境，乃至于生产文化作品。在有的情况下，语言的贫乏不仅仅关乎个体的语言风貌，它会决定外部更多实践效度。
男性一般不喜欢啰嗦，因此，从形式上看，这则广告语简单利索，直接用语言信息明示了其目标对象——男性受众。Burberry在1992年上市第一款香水，根据受众的百科信息，用很少的认知努力就能明白该则广告的传言意图：这是一款男性香水。这则广告具有很强的交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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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9.10.018
[中图分类号] C91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9）10-0146-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美国高校文学教育中的创意写作参与研究”（17YJC751001）；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创意写作理论研究”（18JK0747）。
作者简介： 安晓东（1986—），男，山东菏泽人，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