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后现代研究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对于中国而言，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自1980年首见于学界以来，在三十余年的传播中，这一术语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从误解到客观评价、从一个领域跨越至多个领域的过程，并在中国本土语境的阐述下被不断重构。这使得要想完整构筑一座中国后现代主义思潮大厦并非易事。尤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的后现代语境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内涵：从中可以窥得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汉语阐释学、新国家主义、新民族主义、新民粹主义、生态主义、女性主义等等思潮的涌动；同时还可以看到一种基于“复兴”话语的新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正在形成——这对于以“摧毁”和消解主体性为己任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而言，无疑提出了新的任务。 一、对“后现代主义”一词的考察 1934年，西班牙作家费德烈可·德·奥尼斯（Federico De Onis）在马德里出版的《西班牙及西属亚美利加诗选》一书中使用了“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o）一词，用以表示对鼎盛于二三十年代正统现代主义内部一股反拨的逆流。[1]此后，历史学家汤因比（Amold Toynbee）在其著作《历史研究》中也使用了这个词，用以指代普法战争之后西方文化史的一个阶段：在“后现代”年代中，主导社会的中产阶级失去了对社会的掌控。[2]尽管这一时期各类学者阐释的旨趣相去甚远，但人们依旧能够捕捉到“后现代”的某些特征：至少在词源上，这个用以表示“后”（post）的前缀在很长时间内都表达了一种反讽的姿态。 此后，后现代主义逐渐被视为是同后工业社会密切相关的一种意识形态。它以强调知识的流动性和祛魅性为基本特征，通过一种互通性的语言网络瓦解了作为现代主义标志的各种“结构”（包括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结构）。在这样的后现代图式中，“所谓真理优于我们所习惯的叙述风格的知识，隐藏了它自身也是一种叙述形式的正当性基础。”[3] 正如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所言：“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4]大而化之，后现代主义宣告了现代主义的衰竭，并通过批判其赖以生存的理性主义、本体性、在场的形而上学等，旨在创造一个尊重多元价值的差异世界。其特点是：作为一种意识，它可以渗透进现代社会的诸多层面，并形成对现代性的“反动”（defense）。可一旦要求将它在这些层面的——美学的或哲学的——“肢体”进行综合，人们就会发现它身处在消解自身的危机中，构成了对自己的否定。 也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诗意的栖居”[5]——现代人超越现代社会的最高追求——因而对其描述也应当是诗意性的：一种介乎于存在与生成之间的“阈限”（limited）状态。这样的观点回到了后现代主义首先作为艺术形式被阐发的本源，体现着一种“前现代时期”的浪漫主义色彩。但显然，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远远越出了艺术的范畴。 因此在这里应当避免采用绝对化的观点来理解后现代主义：它虽引导人们反思关于现代性的形而上学立场，却并非另一种形而上学；它也不是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一译“杰姆逊”）所认为的那种作为晚期资本主义和现代主义简单反动的二元对立产物。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两种观点均违背了后现代主义精神。后现代主义有着不易察觉的内生共性，在思维方式上坚持一种流浪者的思维，一种专事摧毁的否定性思维，且并不表现为对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的线性继承。这也表明了，从广义上讲，不存在一条“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延续之流，后现代主义可以出现在前两者的任意一个时期。只要后者带来的种种问题不被根绝，后现代主义也不会消失。 二、中国后现代主义研究状况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话语，是脱离了其原有生发语境而被引入中国的。这就意味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最先并非是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而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被置于案前。这就使得它在当代中国的话语运用中一直存在着工具性的倾向。在当时公共话语中，最先接触这一理论的是学者群体。对于这些在当时普遍带着“文革”记忆的中国学者而言，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提供了一种适当性：这个社会理应存在着更多元、更具差异的话语表达。这使得对后现代主义研究的考察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话语权问题。 （一）1980年代：引入与挣扎 “后现代主义”第一次以汉语形态出现在国内学界可以追溯至1980年。在当年的《读书》第12期上，美籍华裔作家董鼎山发表了题为《所谓“后现代派”小说》的文学评论，介绍了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postmodernism”在西方文学界的发展，并对其定义进行了尝试性的厘清和探究。[6]两年之后，袁可嘉发表了《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后现代主义”的术语起源及文学特征，并简要梳理了其与现代主义（仍旧是文学意义上）的区别。[7] 此后在建筑、绘画等领域中，陆续出现了一些介绍相应领域“后现代风格”的文献。从总体上看，八十年代初国内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认知大多停留在“一种新兴的艺术流派”的印象上，尚未意识到其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批判工具的潜在力量，因此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学界于后现代主义研究的热潮始于八十年.代中叶。1985年9月，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詹明信来华访问，并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为题的系列演讲。他通过生产方式、宗教、意识形态分析、叙事分析和后现代主义五个角度，剖析了当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内涵、新阶段，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和思想界的视野。[8]在此后的十余年间，詹明信对后现代理论的介绍在中国文学、文化理论和批评领域产生了“笼罩性和决定性”的影响，成为“后现代”理论在中国滥觞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正如上文提到的，詹氏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是一种坚持线性逻辑和二元对立的简单化了的后现代主义（也有学者称其为“庸俗的后现代主义”）[9]。他将后现代主义视作是资本主义“某一阶段的文化逻辑”，并认为在这一文化逻辑下，商品经济侵入到了“自然与无意识”领域，使得被视为“精神自留地”的艺术创作和理论生产都普遍地融入商品生产的形式。 这种简单化的危险在于，它会造成一种曲解，即认为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直接产物。这种观点只是机械地还原了后现代主义出现的社会历史背景（尽管真实的原因也要复杂得多），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这一思潮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尤其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精神。自那时以来人们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诸多偏见以及滥用，与这种简单化的倾向是分不开的。 于是在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进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作为一种“新”思潮，后现代主义被理所当然地纳入了当时中国的语境，成为商品经济在文化领域拓展的合法化依据，但是随着一些社会问题逐渐显露，它也陷入了一种挣扎的困境。后现代主义在当时的价值体现在它可以被用于反对“前现代”（计划经济时期）对“人”的压制，而不是“现代”（所谓“新时期”）对“人”的推崇——后者是一种更受欢迎的事物。但是后现代主义毕竟是作为对这种主体性观点的批判立场而存在的，伴随中国社会与“现代”的快速接轨，后现代主义的“不合时宜”便渐渐凸显出来。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后现代主义逐渐被视为一种压抑的话语控制，表现为一种对现实的消极态度，从而遭到了普遍抵制。 一些人厌恶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消解，认为这其实是对八十年代宝贵精神财富的消解，叶砺华在《马原现象和后现代主义的终结》中强烈批判了“后现代主义的极端做法”，即后现代主义认为“文学只不过是游戏”、“世界是不可能认识的”，以及一种“与理性科学截然对立”的观点。他认为这些做法“客观上源自理性的局限与世界意义的复杂难求，主观上则暴露了人类心理负面的深刻惰性”[10]。另有部分人否认后现代主义的存在与合法性，并反对那种试图从所谓的“先锋文学”的只言片语中提取出后现代分子的尝试。例如，在蒋原伦等看来，先锋小说的确具有某些后现代的特征，诸如“主体的隐退、深度感的消失、拒绝诠释、不确定性、片断性、狂欢性或混杂性等等”，但“中国小说家更多的是以‘能指’的推衍来达到西方小说家所经验到的东西”。[11] （二）1990年代：反思与兴盛 从思想史层面来说，中国的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是割裂的，造成了九十年代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语境——理性与非理性、精神与物质、一元与多元、民族国家与现代公民社会等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如果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主体性的认识危机肇始于社会思潮与社会变革的错位，那么完成这一任务的正是蔓延至社会各个层面的“现代文化逻辑”。正如汪晖在其名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开篇便提到的：“1989年，一个历史性的界标。”[12]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认同危机使得长期以来中国关于现代性的乐观命题受到广泛的反思和质疑。 首先，八十年代末以后广泛担忧的中国社会向改革前“倒退”的状况并没有出现，相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短暂的停顿之后就以更为猛烈的速度和深度再度启动，而这一启动是以背离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主体性信念为前提的——使其不敢再以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和意识主导者自居；其次，商业化的浪潮迅速席卷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一些被视为神圣的精神价值裹挟这一浪潮中，被歪曲和损毁。八十年代遂被抽离了出来，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滥觞”在其中以碎片化的记忆得以呈现，因而也无可避免地沦为“泡沫”的隐喻。 因此，摆在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问题是明确的：如何在这样的困境面前恪尽通过文学诊断和思维考察来影响社会的职责和使命。 于是，“后现代”话语在当代中国的出现就有了现实的合法性基础，后现代主义也得以被重新考察和定义。[13]在《后现代性与“后新时期”》中，张颐武提到：“后现代既作为理论又作为文化状态在中国播散、延异、衍生，在这种发展中不断地被本土化为我们自身的可能性”，“它确实是我们借来的东西，但为我所用，让它对我们的文化产生新的作用，激发新的讨论和对话，无疑是一件好事。”[14]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张颐武等人开始提及“汉语文化”的概念，认为“‘后现代主义’绝不仅仅是一种与我们无关的西方话语，而是渗透于我们语言、生存之中的活生生的实在”，“目前的问题不是后现代主义是否已对汉语产生了影响，而是这种影响究竟将我们置于何种处境之中”。在张颐武看来，“八十年代‘启蒙’‘代言’的伟大叙事的阐释能力丧失及崩解”，使得那一时期的激进话语失去了历史反思的效用，而到了九十年代，“话语的转换已不可避免”。[15]意识到话语的重要性，预示着一种话语解构的形成，“言说”的凸显使得主体得以消解和让位，从而表现为对现代主义启蒙思维的替代和嬗变——消解了现代主义的霸权。这项工作对于构建中国的后现代思维框架是至关重要的。 这一时期，国内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一方面，思想界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认识日趋完善且系统，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旗帜人物相继为中国学者所熟知，而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唯心主义哲学反面典型”的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与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也得到了公正的审视。1993年，王治河完成了他后现代研究的开山之作《扑朔迷离的游戏》，系统地介绍了8种（在2006年的增订版中增加到了11种）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后学”的“詹氏迷信”。此后，类似的文献相继问世，从思潮的引入上讲，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基本实现了与西方的接轨。 另一方面，中国的“后学”研究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对话语境开始构建。在这些“后学”者们看来，“中国‘后学’的问题焦点不是中国现代史中‘西方宰制’和‘后殖民’等，而是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文化想象的巨大引力场中的位置。”[16]因此在1994年，张法等人发表了《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提出了一种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中华性知识型”，即要求要多角度地审视世界，特别是要用中国的眼光看待世界；珍视自己作为人类一份子的文化资源，力求达到一般人类性的最高度；但在达到这个最高度的同时又一定要为世界提供多样性。[17]“中华性”是张颐武所谓“汉语文化”概念的扩充，是其在“后现代”情景下以“后殖民”的语境反抗“第一世界话语”的方式。这两种“后学”杂糅在一起，构成了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争论的新高潮。 （三）21世纪以来：热潮退却后的新思考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后学”研究虽在表面上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但其背后却隐含着衰败的风险。一个可见的事实是，在“后现代”步入高潮的同时，对“后”的嘲讽和戏仿也同样兴起。[18]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浪潮从横向上看仅仅是余波未散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浪潮的简单翻版，实质上仍是作为“西学”的他者看待中国的一般演变进路，这种观点随着中国内在主体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受到普遍质疑。另一方面，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摧毁和解构的并不是现代性本身，而是名为“现代性”的失败经验，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尚处朦胧状态的中国对于现代性的手足无措，这使得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批判和否定层面并不彻底，同时不可避免的媚俗化。 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就指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否定掉的是“新启蒙主义”严肃的社会政治批判，他们对一切价值进行解构的同时，却没有对构成现代生活主要特征的资本活动作出分析，也没有对这种资本活动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关系作出评价。“在有些后现代主义所采用的学院式的批评方式中，隐含的是他们的文化政治策略：用拥抱大众文化（虚构的大众欲望和文化的市场化形态）、拒斥精英文化的姿态重返中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19]对于“摧毁”和“解构”的滥用使得后现代主义中极为重要的差异性和“宽容”精神被忽视，最终或者陷入虚无主义，或者在工具意义上成为中国构筑“元叙事”的注脚。 2001年，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重要人物德里达到访中国。通过一系列的演讲，他澄清了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对后现代主义精神，尤其是对“解构”等后现代术语的曲解，引起学界的普遍内省。这也标志着后现代主义热潮的消退。 不过，这种退却对于中国后现代主义研究而言未必是坏事。在某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的发展需要一种环境。就西方而言，这种环境即是“人”从出现到“被抹去”的整个过程，这成为了哲学意义上所认为的“现代历史”。而中国不曾出现过这样的历史——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一直被多重宏大叙事所压制着，而既然一种以西方市场经济作为参照系的现代化大门已经敞开，中国的现代性历史缺位也将遵循着市场化的一般逻辑得到“补充”。 因此二十一世纪带给中国后现代主义的正是一种机遇：无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上讲，现代性的轮廓都显得更加清晰了。因而后现代主义也能更准确设置其问题域。诸如《差异》、《后现代主义》、《中国过程研究》这样专业性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刊物相继问世，国内各种思潮的新生代学者也开始注意到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环境下的巨大价值，开始尝试进行对话。在社会层面，不同于过去那样仅仅停留在“言说”层面的理论争论，后现代的研究方法已在许多领域被运用。后现代法学，后现代教育，后现代医学，后现代建筑，后现代科学，后现代管理学等学术生长点的出现就是一个迹象。 在理论层面，一种持开放态度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被正式提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得以被重新阐发并形成新的理论基础，而德里达的“解构”、“分研”、“增补逻辑”，罗蒂（Richard Rorty）的“协同性”、“陶冶”、“后哲学”，霍伊（David Hoy）的“系谱学解释学”也在一种创造性的意义上被再认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不同于专事“摧毁”的“激进后现代主义”，它倡导人对内在价值的独立发现，而非由他者讲述；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和创造性的生活；呼吁对世界的关爱。[20]王治河在其新著《第二次启蒙》中，呼唤一种“后现代的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从而将后现代主义的思维引入进农业、教育、女权、人权、民主等语境中。[21] 后现代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这种嬗变开启了两种趋势：其一，正如上文提到的，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深，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任务明确了，差异性、多元化的社会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值得期许；其二，也正如上文提到的，尽管中国一直以来被认为存在着“现代性”的失位，因而也不具备“充分孕育后现代性”的可能，但这种评价却是西方性的，以西方话语为主体的，这就要求现今的“中国学”知识分子在审视中国问题时首先应建立某种本源性的思考，从而建构新的话语体系和视角。 三、当代中国后现代主义研究的特点 大体上说，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者们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思想交锋和话语流变中逐渐分层，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可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客观研究者。这类学者不盲目追“新”逐“热”，而是以学者的冷峻眼光分析后现代的正负效应和得失利害。第二类为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推行者。这类研究者往往以后现代主义者自居，著文为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现而欢欣，对“后”这一词缀有特殊的好感，喜欢用后现代为标尺去看待并衡量一切文化现象。第三类为后现代主义的尖锐反对者，他们坚持认为在中国现有环境下一切同“后”相关的命题都是伪命题。第四类为身居海外的“后学”研究者，他们因为与国际直接接轨，在思想上更多表现为对西方“后学”流派的亲密关系。最后一类则为后现代论战中的情绪性宣泄者，这种非常情绪化地谩骂，或源自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先入偏见，或未曾深刻地研究而仅凭个人好恶加以拒斥的态度，于学术研究殊不可取。[22] 在前四类研究者中，“同”和“异”、支持与反对、介绍性与原发性的思想相互交织。通过这些观点，“后现代”才能在构成后中国现代主义的环境中呈现。这种方式并不是外在的：不论人们认识到与否，它们都是后现代主义问题能够在中国存在的条件。从早期的“启蒙主义者”到近期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他们均在不同的政治和认识环境中发展并稳固建立起一种多样性结构，这显示了对“后现代主义”参考引证的生机和活力。 然而，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它同样无法避免作为整体的社会思潮所要面临的那些激变。总的说来，中国学者研究后现代主义的困境在于，作为一种倡导多元化和差异性的“舶来品”，它和中国急切地想要找到的“现代性中轴”语境错位。这一语境构建了当代中国力图实现的“元结构”基础——理性的人、自由市场和法治国家。[23]而对这些内容的解构与批判正是后现代主义的中心任务。 尽管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关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合法性的元叙事，中国八十年代公共话语诉诸的仍然是一种元叙事，表现为对“反现代性的现代化之路”（即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集体性反思，以及探寻如何在“正确的”现代化道路上重拾作为人的主体性。在这一时期，“后现代主义”几乎是与“现代主义”一同出现的，但是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核心诉求而言，“后现代主义”显得有些“太超前”了。这是中国后现代语境之出现区别于西方的原初特点。 作为中国当代思想史上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期，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思想断层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且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政治进程左右着思想进程。事实上，自“思想解放”以来，中国社会层面的各种思潮与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形成了某种弥合。就社会层面而言，个体意识的高度觉醒宣告了“前现代性”的崩解，人们呼唤以人为主体的意识建构，要求尊重人的价值，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因此当时的社会对于“现代性”是非常欢迎的。毕竟，“现代性创造了一个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西方”。但是，作为社会思潮的一个典型特征——凡是在发生社会危机或者改革的年代里，其激进化程度往往远甚于政治和经济的转变速度，于是不可避免地——社会发展的现实会强行扭转社会思潮的问题域，使它转到思考最现实的问题上来。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呈现的正是这样的扭转，这使得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社会思潮各自呈现出了不同的向度九十年代开始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拥抱“现代性”，并始终带有警惕的观点。 因而这也使得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问题被“真正”提出时，正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后现代主义的原初特性，即批判现代性的社会文化基础，在中国的发展现实面前被迫让位于更宏大、更一元的现代性叙事。九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热潮在这一元叙事的背景下不仅没有形成“去基础”的批判效用，反而在市场化的大环境下顺应了商品经济的基本逻辑，成为了一种“招牌效应”一样的文化概念。直到今天，人们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态度仍旧持有偏见，视后现代主义为颓废、叛逆、虚无主义的代名词，即便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这样的思想提出，仍未能引起广泛响应。 在中国，后现代主义面临的问题与西方不同。从八十年代被引入，到九十年代成为“潮流”，再到二十世纪趋于平静，其间对后现代主义在学术意义上的阐述日益深刻和完善，但却一直欠缺着某种本源生发意义的旨趣。后现代主义长期以来仍然未能脱离“西学东渐”的传统模式——“中国的后现代性”是由“西学”的他者话语被言说出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一种文化的水土不服，以及被工具利用的可能。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去设置关于中国后现代状况的问题域。 时至今日，后现代主义已经步入了这样一个阶段：被周期性地宣告已经终结，或被反复强调应该回归并“再认识”，当然更多见的是对后现代主义的引证——这些都构成了当今对现代性批判不可或缺的部分。当然，在今天，“标签化”（labelization）业已成为后现代主义难以逃脱的命运；这也表明后现代主义已不似其刚出现时那样具有锐意的批判力度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冲击感。但是现在就论断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已经过时尚为时过早。后现代主义的持久性、创造性和适应环境与形势的能力不仅能够在对其历史的挖掘中予以重塑，而且还有很多处于隐蔽之中的丰富理论形态在等待人们阐释，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其批判对象的现代性仍旧是当下世界的一种“潮流”，因此关于后现代性的话语将伴随着人类从工业社会步入后工业社会的始终。这也就是为何后现代主义能够且应该在中国存续的原因。 实际上这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特性：历史上可以见证的后现代主义一直处于不断调整和革新之中。通过断裂——也是使其完善和创新的条件，它一直存在于概念之外的新视域中，即是说，后现代主义的真正意义在于“问题”之外的看待事物的角度而不是使自己成为一个“问题”。一旦尝试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概念化，那么后现代主义也就“消失”了。从形态上讲，后现代主义并非是一种强调本体论的学说，因此对它的否定与摧毁往往只能建立在对其产生的可能后果的否定与摧毁上。即使引用“否定之否定”这样一个辩证法概念，后现代主义仍然可以通过分化为诸多的思潮和流派，或者与这些思潮和流派相融合，摆脱人们常说的“自我消解的危机”。 从现实层面而言，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离不开扎根于现代性中的问题域：人的问题、中心的问题、基础的问题、元叙事的问题等。对于中国来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日趋陷于一种“非物质的困境”，变革层面的议题终究会被提出——这恰恰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核心逻辑，即以民族国家为形态的文化“单元”的崛起，这样的言说会构筑新的元叙事，并由此引发了多重争论；民族学术如何在现代性框架中对旧有的“西学”进行清理；中国的现代性究竟应该是目的（主体）还是过程；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批判是否还应遵循着“西学”的一般逻辑。 因此对于中国而言，以往的分界线已经失效了，但中国尚未充分利用这个契机。中国本具有对理论进行革新的肥沃土壤，但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学者仍然把老一辈西方学者的理论奉为圭臬。因此在这里中国后现代研究的新任务是明确的：打破生发于西方的条条框框，建立一种中国语境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且这样的研究最终不应囿于语言和文本的藩篱，它应当找到社会意义上的驻脚点。 问题不在于后现代主义这位访客何时来临，而在于人们如何去与之对话。旧的启蒙应该结束了，新的启蒙应该把握中国现有社会文化逻辑。目前可见的趋势是：杂糅着转型中国特有的社会焦虑的后现代主义精神正在试图弥合中国公共知识话语的断裂，并力图构建一个更加多元和尊重差异的社会；同时，社会的各个阶层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觉醒并意识到话语将成为这个信息爆炸时代最宝贵的资源。这一趋势，正在同“元叙事”发生碰撞，且尚未得到全面的描述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