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灿的“双子星座”——《孙中山与宋庆龄》图录序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录论文,序言论文,宋庆龄论文,璀灿论文,双子星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19-20世纪的中国，诞生了两位巨人——孙中山与宋庆龄。他们的名字是密不可分的，宛如深邃天幕中光辉灿烂的“双子星座”。他们是时代和民族的精英，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
孙中山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以近40年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活动，在广阔的时空舞台上演出了多幕悲壮史剧。他的战斗历程延伸过两个世纪和贯串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前后阶段。他的足迹和活动涵盖了亚洲、欧洲和美洲的大部分国家。他力图使自己的祖国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从中世纪入于近代化。他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给时代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记。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孙中山扮演了民族英雄、革命先驱的重要角色。他在两个世纪的交接时刻担负起开拓的重任，从而使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由准备阶段入于正规阶段。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来后，他积极地迎接了急湍的时代大潮，让自己的思想和实践经由检验和扬弃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的一生宛如上升的阶梯，迈进不停，攀登不已，无论是声望、威信或年龄的增长，都未曾导致思想僵化和盲目性。他从爱国和热衷社会变革的青年，成长为民族民主革命领袖；又从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一直是时代潮流的指导者。
孙中山建树了不朽的丰功伟绩：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领导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辛亥革命；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进展。他的全部政治生涯形象地呈现了一个加半个“弧形”：第一个“弧形”是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活动的写照，从兴中会到同盟会构成升弧，辛亥革命为其顶点，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和护法运动则显示为降弧；第二个“半弧形”反映了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业绩，其顶点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弥平广州商团叛乱和北上。他的非时逝世，中断了“弧形”的高扬。
为了拯救和建设祖国，孙中山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在为“新世界”诞生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中，他的精神状态一直保持在“悲剧的高度”——为崇高的理想而献身，虽然事业未能及身而成。在这种意义上，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儿子。同时，他的思想和实践体现了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向，“世界大同”作为他的终极奋斗目标，因之获得了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层次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人们的认同。所以，他也理所当然地属于世界。
孙中山的战友、学生和伴侣——宋庆龄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她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女儿，堪称中华民族的瑰宝；同样，她也受到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人们的理解和赞颂。
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在于她是以孙中山的战友、学生与伴侣的身份参与、继承、捍卫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则是由于她在新的革命阶段发掘和赋予孙中山思想以更深广的内涵，使孙中山思想具有不衰的生命力，而与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接轨。她始终高擎孙中山的旗帜，将不同阶层及不同意识形态的爱国进步人士和群体凝聚于孙中山的旗帜之下，成为中国革命大军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并导引他们投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洪流。甚至她的崇高品格的魅力也成为一种强大的感召力量，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
应当指出，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有着主从之分，但影响却是双向的。在他们携手走过的艰难征程中，彼此相濡以沫，互相扶持、砥砺和促进。孙中山作为宋庆龄的战友、导师和伴侣，对她的成长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宋庆龄对于孙中山的积极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特别是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高举他的旗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和事业，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贯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时期。她努力使得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同奔腾不息的历史潮流融会起来，赋予孙中山的旗帜以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现实斗争注入了更多的凝聚力。孙中山迄今仍未离开现实的舞台，继续鼓舞人们奋进，以完成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大业，宋庆龄的作用显然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是时代与斗争的要求，也是他们的共同思想与相互关系逻辑发展的结果。
二
孙中山在19世纪末叶踏上了社会政治舞台。他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超越了同时代中国所有的进步思潮和运动，实现了从民主革命准备阶段进入正规阶段的第一次重大飞跃。这个受过“欧洲式教育”的青年，很早就要用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他曾经受过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的影响，在他的最初的政治活动中很明显地留着农民战争和维新思潮的印记。但是，他的出身和教养又不同于农民战争领袖和维新志士，使他的思想中蕴蓄着更多的民主主义因素，未曾局囿于先驱者的范畴。1894年夏，他怀着改革的热望上书李鸿章失败后，便毅然跨出决定性的步伐，立志实行革命以改造中国。从此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毫无疑义，上书的挫折给孙中山以极大的刺激，使他“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他在甲午战争的炮声中前往檀香山，并在这年11月组建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第一个团体兴中会。宣言号召人民奋力“振兴中华”，拯救危亡。入会誓词则规定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这个已具雏形的民主革命纲领显然具有划时代意义，成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首次出现的共和国方案。
在兴中会长达10年的征程中，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他们展开了革命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并且发动了两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在战斗历程中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纲领，形成了以独立、民主和富强为主题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扩大了革命民主派的影响，并成为公认的革命领袖。这样，当革命浪潮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开始高涨时，孙中山终于在1905年建立了统一的、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政纲。同盟会的成立，把民主革命运动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从此，“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
策划、组织和发动反清武装斗争，则是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的主要革命实践活动。从1907年到1911年，他在两广和云南地区领导了八次武装起义——或是依靠会党、新军和防营，或是借助群众的自发斗争。这些起义虽然由于缺乏群众基础和其他条件而失败，却在政治上给予清朝政府以沉重打击，促进人民觉醒，激励群众斗志。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更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不断扩大的保路风潮，又把斗争推向高峰。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终于到来。
1911年10月，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首举义帜。各省纷纷响应，形势迅猛发展。腐败透顶的清朝政府土崩瓦解，这是革命党人流血牺牲和人民群众奋起斗争的结果。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组织和主持了临时政府。新政权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制定了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与宪法等”的《临时约法》，颁布了多项除旧立新的法令。
然而，共和制度的实际生存期非常短暂。形势的逆转迫使孙中山不得不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袁世凯在国内外反动势力支持下夺取了政权，旧秩序在新形式下恢复。这个窃国大盗肆无忌惮地践踏和毁弃共和制度，乃至公然称帝。在他同他的洪宪残梦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后，把持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头子们又继承了死去的独夫、民贼的衣钵。民国依然徒具虚名，政权的实质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
孙中山被迫展开捍卫共和制度的持续斗争，再次举起“武装革命”的旗帜，由是有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和两次护法运动。这些艰苦的战斗取得了某些具体的成果，但不能实现共和主义真谛，以致在长达10年的捍卫共和制度的战斗历程中，几乎每个回合都充溢着浓郁的悲剧色彩。
正是在捍卫共和制度遭到第一次严重挫折后，孙中山于流亡东京的极其困难的时刻与宋庆龄会见。他们的始点颇不相同——一位来自濒海的南粤山村；一位诞生于正在崛起的大都市上海，民主革命浪潮使得他们得以汇聚。
对于宋庆龄来说，历史在她的生活历程中提供了特殊的机遇。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君临，闭关自守、妄自尊大成为旧中国的痼疾。把目光投向世界，吸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以冲决封建主义罗网，使中国趋于近代化，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近代中国先进人物成长的必备条件。宋庆龄的开放的家庭状况在当时的中国是罕见的，这使她能够在少年时代就漂洋过海，走向广阔的世界，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认识了许多新鲜事物，最重要的是受到了民主主义的洗礼。
封建专制制度的朽败和野蛮，民众的贫困和无权，使她在痛苦中思索，由是萌生了社会变革的热望，她亟望人民摆脱“奴役”，获得“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的权利。为此，她日渐坚信必须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要求更新和进步，消灭“残酷压榨和自私自利”的罪恶统治，使得中国从“贫困不堪”变为“繁荣昌盛”。正像许多同代人一样，她从爱国走向变革。
1913年夏，宋庆龄从美国前往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成为伟大革命家的战友和学生。年青的文学士在政治生涯开始时，即刻“接近了革命的中心”。宋庆龄的政治素质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宋氏家族与孙中山的友谊则是重要的机缘。当宋庆龄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由于父亲的评述使这位献身崇高事业的巨人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其后艰苦的斗争中，他们更结成为生死不渝的同志和伴侣。
三
但是，历史的行程并不因“顿挫”而停滞。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降弧已经趋于终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期正在到来。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拓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两年后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新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无产阶级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和领导阶级迈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导致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在这革命阶段新旧交接的关键时刻，孙中山表现了伟大革命家的卓识、气魄和胆略。他对自己先前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使长期以来从事的斗争适应历史的潮流。他积极地迎接了新时代的到来，实现了他的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飞跃。
孙中山热烈赞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1918年初就曾致电列宁，表示对他的事业“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共同战斗”。他支持五四运动，认为青年学生发起的这场斗争定会“收绝伦之效果”。当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热情的双手时，他把他们引为忠诚的战友，并与时俱进地赋予三民主义以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培训革命军队，镇压了反革命的买办武装——商团的叛乱，巩固和扩展了广东革命策源地，开创了实行北伐的大好局面。可以断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初期，孙中山已经把自己的思想与实践提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表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高度进步性，在新的时代建树了新的业绩，并为后来的斗争开拓了道路。在持续的战斗过程中，宋庆龄给他以积极的支持、鼓励和影响。
至于宋庆龄与孙中山并肩走过的征程，堪称“艰难顿挫”和奋进不已的10年：先是为捍卫共和制度——主要是反袁与两次护法运动——而斗争，历尽险阻而回天乏术；然后是迎接“新世纪的曙光”，与时代的大潮俱进。年青的爱国者、民主主义者宋庆龄正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尾声中走进了革命队伍，当孙中山处于极度困难的时候选择了他和他所代表的革命事业。流亡异域，开府广州，颠沛流离，战祸频仍……正是在这艰苦备尝的日子里，孙中山成为宋庆龄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的第一位导师，他以“亲身体验”帮助宋庆龄深化对“旧中国农村悲惨生活”和其他方面的认识，为她逐步正确理解旧中国的基本国情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些，大大有助于日后宋庆龄正确判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领导力量、主力军……等等一系列革命成败攸关的问题。他是宋庆龄正式踏上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带领她为捍卫共和制度而奋斗，使她在不断的失败与探索中经受严酷的考验和磨砺，而得以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
但是，作为学生的宋庆龄，与她的导师孙中山的相互关系并非限于单向，他们之间的作用显然是双向的。在革命濒于低潮和孙中山处于逆境的时候，宋庆龄带着蓬勃朝气和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信念、满怀温柔和深情来到孙中山的身旁，她给孙中山的支持和慰藉，无疑成为激励他在挫折中与时俱进的动因之一。因之，对于中国革命也产生独特的影响。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这种作用尤为明显。
两次护法战争的失败——特别是陈炯明的叛变，表明旧民主主义革命已临绝境；五四运动的爆发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宣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到来。在中国民主革命新旧交替的转折关头，作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孙中山与宋庆龄，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并在新时代的曙光中看到了“大希望”，要“另为彻底之革命运动”。他们自觉地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检验过去的理论和实践。孙中山的晚年达到了政治生涯的高峰——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由此，中国的民主革命新阶段涌起了第一个高潮。
革命形势的迅速深化和发展，必然导致队伍的分化及思想的冲突愈趋激烈。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自同盟会时期就开始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团。随着革命进程中不同阶段的更替，他的主要助手们往往有所变化。从开始追随孙中山革命直至他逝世，对他的思想与事业都能深切理解并始终支持的成员并不很多，而参与革命事业较晚的宋庆龄，无疑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她在革命的低潮中选择了孙中山和他所代表的革命事业，从此义无反顾。对于孙中山后期活动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进展，宋庆龄起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不仅由于她承担了许多实际工作，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方面相互探讨、切磋以至共同抵御来自右翼的干扰。在民主革命新旧交替的转换时刻，他们之间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交流和促进日益强化。宋庆龄的炽烈的爱国主义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执着的进取精神，对于新事物的敏感和接纳……成为她与孙中山共有的精神财富，并体现在他们与时俱进的活动中。这一切对于孙中山在新时期观念的更新和决策的形成和制订，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正是在相互扶持及砥砺中，他们应合着时代脉搏走向了更高的革命阶段。
四
然而，正当国民革命的风暴从南方升腾起来的时候，孙中山却因积劳成疾，非时逝世。在艰难的日子里，宋庆龄坚毅地迎向错综复杂的斗争，以政治家、革命家的身份和不妥协的战士的精神面貌，独立投身于时代的激流。
1927年春夏之交，革命在腥风血雨中转入低潮。但是，辛亥革命的悲剧不再重演，革命只是从城市转向广阔的农村，然后再以农村包围城市。因之，革命在退却中向着纵深发展。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宋庆龄高举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旗帜，向叛徒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力图挽狂澜于既倒。而在革命失败已成定局后，她竭尽全力揭露和批判那些自称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们的叛徒嘴脸，指出他们已经背弃了孙中山的事业，走上了反动的道路。她断言“目前已经进入反动时期”，而造成这种可悲局面的罪魁祸首则是“那些所谓国民党的‘领袖们’——如出一辙的小政客们”。他们倒行逆施，所依赖的是“新军国主义”。这些人根本“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推行的是与孙中山的革命原则“相反的政策”。她愤怒谴责叛徒们“操纵利用国民党”，打击残杀“农民、工人、共产党”，断言国民党已经走向了反面，“丧失了革命性”而“不再是革命的党”。为了同国民党右派划清界线，她表示“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她当时还寄希望于国民党左派，切盼他们能够团结起来，继承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她呼吁“用革命的方法改正错误”，把右派从国民党清除出去，将革命力量重新团聚起来，继续和推进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宋庆龄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把握住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精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此作为检验革命与反革命的“试剂”。对国民党右派进行揭露和批判，大大有助于中国和世界人民认清逆转的形势以及判明革命的走向。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进行认真的学习与反思，使宋庆龄的观念不断更新，辨清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分化及变易，不再寄希望于国民党的再生，确认它已变质和崩解。从此，她把目光集注于工农大众，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她认为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确定了工农阶级的地位，“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她把人民群众——首先是工农的奋起，视为民主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认为“全国工农参加革命”才能使“革命具有生命力”，坚信“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宋庆龄从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出发，终于科学地确认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革命主力军。这对曾在西方民主主义的熏陶下成长的宋庆龄，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深刻转变。
土地革命时期，宋庆龄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有着越来越深刻的理解，并且按照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总目标调整斗争的步伐和策略。她在1927年9月访问苏联时于莫斯科发表声明，对中国共产党关于进行土地革命的决策给予了热情的回应和坚决的支持。她高举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旗帜，把握住民生主义核心问题——土地问题与实现耕者有其田，加以丰富和阐发，号召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支持和投入土地革命。这样，宋庆龄便将孙中山作为社会经济改革纲领的民生主义——他曾经将这种经济改革称之为“社会革命”——发展成为“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的完全意义的社会革命纲领。确信中国社会革命应该是“要把中国的广大群众从外国帝国主义、从国内军阀和剥削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革命，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中国革命刚刚进入由中国共产党独力领导人民大众进行土地革命的初始阶段，宋庆龄便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表示深刻的理解和积极的支持，这正是宋庆龄忠实于爱国主义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必然表现。
30年代初，宋庆龄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她已经完成了自我超越，从旧民主主义跨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范畴，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她以新的思想与风貌，迎向新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风暴。
宋庆龄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的活动，是她的政治生涯中“最突出的一段”。她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同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不畏强暴，不徇亲情。她坚决反对新军阀的统治，从不停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斗争。她尊崇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积极支持土地革命。她继承和捍卫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对歪曲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的各种伎俩予以揭露与回击，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并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凝聚了广泛的进步力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她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革命斗争，争取国际友人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同时，她也积极投身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至于妇女运动和少年儿童的保育、教育事业，始终为她所关注。在此期间，她备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中伤和打击，身心遭到摧残，甚至生命危殆。来自革命队伍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态度，更使她感到痛楚和困惑。然而，“在风雨飘摇的30年代，她艰苦奋斗，如千丈巨岩，顶着一浪高似一浪的冲击，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和媚外政策，使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肆无忌惮地践踏中国的大地。当中国面临沦为日本殖民地厄运的时候，宋庆龄认为实现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标志就是“要抵抗侵略我们国家的日本军阀”。民族危机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促使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抉择：“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她在促成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民族解放战争过程中坚持团结、进步和抗战，反对分裂、倒退和妥协等方面，完成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抗战的全过程中，宋庆龄不断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进行阐发，使其成为促成、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之一，起到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重要作用。同时，她在为挽救民族危亡而从事的斗争中，总是密切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目标，为促其早日实现而奋斗。她更以自己在海内外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广泛地宣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实绩，并阐明它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意义，努力在中国和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之间架设相互支持的桥梁，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积极争取各国和各方面的援助，对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不朽的贡献，不愧为英勇的民族斗士和伟大的国际主义者。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临近，国民党统治集团越来越把力量放在反共和反对国内其他民主力量方面。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意愿，为实现和平建国作了巨大努力。宋庆龄毫不犹豫地站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则成为她动员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实现人民民主的武器。她坚决反对罪恶的内战，认为“这个灾难必须趁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阻止”。解决的办法就是“正确地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并且在今天正确地运用它。”宋庆龄尖锐指出：“国民党必须通过联合政府、人民民主和土地改革执行它的历史任务”；否则，“就是负担掀起内战的责任”。宋庆龄的声明发展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理论，使它与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关于和平建国的政治主张相一致。这个声明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的反响，推动了国内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的高涨。当蒋介石将中国人民推入内战的血海的时刻，宋庆龄更以全部热情和力量投身埋葬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斗争。她在自己熟悉的战线上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经历了三年的奋战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使宋庆龄深感快慰的是，由于新中国的诞生，“使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可靠的保证”。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继承了孙中山的事业，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使得“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宋庆龄以她近40年的光辉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从事了大量的国务和社会活动，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孙中山和宋庆龄对祖国的无限忠诚，他们对人民的真挚深情，他们对革命的“不息的热忱”，他们“愈挫愈奋”的坚毅意志，他们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格，他们对人类进步事业的执着追求……，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永远放射着灿烂的光芒，辉耀着人们前进的道路，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
（原文约1.7万字，发表时作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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