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学习和党史研究——从《纲要》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理论学习论文,纲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1995年7月25 日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于威海举办的全国党史部门领导干部理论学习会上的讲话。全文共分四个部分：一、为什么要有一个《理论学习纲要》？二、关于理论的总体评价；三、关于理论的科学体系；四、关于用理论武装全党。第一部分这里从略，第三部分讲了三个问题，即：理论形成的标准、理论的全面性和整体性、理论体系的结构，这三个问题已以《论掌握理论的科学体系》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故也从略。作者对《人民日报》发表稿又作了一点补充如下：
说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所谓“初步”，说的是这个理论的成熟程度，它走向成熟，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和丰富发展，还有待进一步成熟。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我们现在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稳定不变。“明确”而且“准确”，还要坚持不变，能够说还是不成熟的吗？我认为，应当承认它们已经走向成熟。当然，南方谈话中又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的确，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或者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一些重大决策，还只是开篇、起讲，大文章还在后头。邓小平对我们的方针、政策、制度的成熟，作了很辩证的说明。对我们的理论的成熟，也应该这样辩证地观察。
这里发表的是讲话的第二部分（前四个问题）和第四部分（后两个问题）。
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简称《纲要》），由中共中央批准印发，这件事对于当前全党理论学习进一步广泛和深入开展，必将发生重要的影响。
（一）旗帜问题
《纲要》三个部分，一百条，开宗明义第一条，讲了一个旗帜问题。说：“我们党在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党的七大又郑重地把毛泽东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党的十四大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一面旗帜，相继地写上三句话，反映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样一个历史的统一。
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它的先进性的根本表现，就是有科学的主义、科学的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一开始就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集合了队伍，进行了战斗。而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胜利地指导我们的战斗，就必须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个结合的过程，经历了艰难曲折，相继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个是毛泽东思想，一个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把毛泽东思想写到我们党的旗帜上，在党的章程中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党的七大的重大政治决策和重大历史贡献。七大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制定的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路线的完美实现，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今年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同时也纪念党的七大召开50周年。七大作出这样一个政治决策，是来之不易的，是认真总结我们党长期的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结论。
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十年时间。遵义会议以前，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逐步形成，中国革命事业逐步打开了全新的局面，得到了比较顺利的发展。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经历了这两个时期的比较，又经历了延安整风，延安整风深入到系统地研究党的历史，分清理论和路线的是非，到七大前夕，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认识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和伟大意义。在这样的基础上，召开了党的七大。不久前中央文献研究室为纪念七大50周年编辑出版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公布了许多过去没有发表的口头报告和讲话。读了这本集子，大家都会深深感到，七大的时候，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气氛是很浓的。《论联合政府》的公开报告，对比着国共两党的路线总结了从1931年开始的抗日战争的历史；党内的历史决议，对十年内战时期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了正式的结论；毛泽东在七大期间作了多次内部讲话，纵论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和一大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由此可见，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确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的选择。
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写到党的旗帜上，是党的十四大的重大政治决策和重大历史贡献。这一点现在已经为广大范围的同志所明了，将来的历史发展必定会进一步加以证明。十四大作出这样的政治决策，也是来之不易的，是认真总结我们党建国以来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结论。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十四年时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又经历了两大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打开了全新的局面，取得了比较顺利的发展。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历史，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实现了伟大的转折，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经历了这两个时期的比较，经历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和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到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拨乱反正深入到系统地研究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在十二大之前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十四大报告中又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四年的历史，作出了正式的结论。在这样的基础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进一步确立和宣布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提出了用这个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这无疑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的选择。
正如在党的旗帜上写上毛泽东思想，并不意味着抛弃原来写在旗帜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结合已经产生了新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同样，在党的旗帜上写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并不意味着抛弃原来写在旗帜上的毛泽东思想，而是强调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有新的发展，这个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为新的理论。进入社会主义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面对新的实际，解决新的问题，总结新的经验，形成自己的“新的理论”，这个任务本来是毛泽东明确地提出来的（1959年底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他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取得许多进展，又经历了两大曲折，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初步完成了这个任务。
十四大之后，理论界就论述过这个旗帜问题。有过三面旗帜的说法，说的是我们党相继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三面旗帜，现在同时举着这三面旗帜。这样的说法没有什么不妥。但是，三面旗帜，如果误解为后一面旗帜取代前一面旗帜，那就不对了，把继承和发展割裂开来了。现在说一面旗帜上写着三句话，这就排除了那种误解的可能性。
（二）理论的历史地位（从中共党史来看）
《纲要》的第二条，讲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
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样一个新的命题。十四大确认了并且完整地界定了这个新的伟大革命的实质、内涵、特点和目标。这是一个政治的、历史的和理论的重要命题。由此而产生这样一个概括：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两次伟大革命，形成了两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在领导中国人民，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场新的革命，继续推向前进。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70多年历史的一个总概括，它对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场新的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地位，理解指导这场新的革命的新的理论的历史意义和地位，提供了极重要的视角和思路。
为什么要提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样一个新的命题呢？它同中国的第一次革命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首先，新的革命是在过去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它是过去革命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第一次革命把中国引上社会主义道路，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那么，第二次革命就将使中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振兴起来，把中国从一个不发达国家变成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两次伟大革命之间的联系和统一。
其次，过去的革命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又经历了曲折，发生了失误，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以后仍然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致发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几乎毁掉了过去革命的成果，并使过去形成的体制的弊端更加尖锐地暴露出来。邓小平在《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一文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第一次革命的伟大意义，然后说：“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状态。这个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已经写进中国的宪法。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就是选择好的政策。”他还说过：“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就是改革的根据，第二次革命的由来。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第一次革命的基本成果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改变仍然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三，新的革命面临新的世界形势。新的时代主题，新的科技发展，新的国力较量。资本主义世界的诸多深刻矛盾仍然存在，仍在发展，但发达国家、新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和科技革命方面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和经验，对社会主义形成很大压力。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又经历了巨大变故。这些新的形势，在以前或者不曾存在，或者已经存在但还没有现在这样突出和显著，或者有些已经明显而我们没能很好地认识和把握。新的形势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提出了新的挑战，新的机遇，新的任务，要求我们赋予新的革命以新的内涵。
只有从这样三个方面来认识问题，才能理解提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命题的必要，才能理解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而开始的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地位，从而理解指导这场革命的新的理论的历史意义和地位。
胡绳提出了一个引起党史界、理论界广泛兴趣的论点，就是在我前面提到的，主张把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为界限，分为两大时期。按照这个观点，写中国共产党历史，可以分为三大篇，为简便起见不妨称之为民主革命篇，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前篇，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新篇。第一篇写党领导人民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经曲折艰险，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胜利而告结束；第二篇写建国以后党领导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又经历两大曲折，以粉碎“四人帮”、终止“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告结束；第三篇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写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的历史进程。第一篇，从1921到1949年，共28年；第二篇，从1949到1978年，共29年（也有一种主张写到1976年，以“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酝酿和准备，那样，这一段就是27年）。两篇的时间长度大体相当。第三篇，从1978 年起， 到现在， 也已经17 年了（如果从1976年起，则已经19年了）。分期分篇的细节安排，还会有不尽相同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需要仔细探讨。提出这个问题，实质的含义，是强调应该如实地、充分地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整个历史上划时期的地位。
（三）理论的历史地位（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看）
从中国共产党70多年历史的跨度来看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和地位，进一步联系到从世界社会主义150 年历史的更大跨度来看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和地位。《纲要》第三条，就把对这个理论的评价问题，摆到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和现状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提到经受了当前国际和国内政治风波考验的新高度来考察。
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使人类的思想和历史发生了空前深刻的变化。这个过程经过了几次伟大的历史性推进。对此可以作出这样一个概括：
——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到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已经经历过三次伟大的历史性推进。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革命，意味着社会主义正经历着从挫折中奋起的新的伟大历史性推进。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使在人类社会有久远历史的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发展成为科学。在这个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影响下，组织了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规模宏大的社会运动。这是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第一次历史性推进。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胜利，开创了人类社会历史的社会主义新纪元，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和运动发展成为在一个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这个大国还打败了世界法西斯。这是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第二次历史性推进。
从世界历史看中国革命，应该怎样来估计它的意义和地位呢？我感到，我们有些文章的论述，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世界历史意义估计不足，至少是笔墨不浓。我认为，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中的意义和地位，应该如实地、充分地予以估计。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尤其需要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就作过这样的估计：“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十月革命以后一个带世界性的大胜利。”
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占全世界人口1/5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的建立，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他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一道，使社会主义从一国的实践发展成为多国的实践。作为原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国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对战后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迅猛发展发生巨大影响，使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两大世界历史潮流相互连结。这无疑应当看作是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第三次历史性推进。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当前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
由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生的事业，由于在夺取政权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还需要经历艰难的探索，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领导工作中发生失误，社会主义发展在世界、在中国又都经历了严重的曲折。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是社会主义发展在中国遭遇的严重曲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战胜了这场灾难。“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折，开辟了建国以后历史的新时期。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二次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显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也经历了不少曲折，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瓦解。这些变故使社会主义发展在世界遭到空前的挫折。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像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预言和一些人担忧的那样跟着垮台，反而以其从总体上说来的朝气蓬勃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引起全世界的瞩目。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和新成就是怎样取得的呢？十四大报告作了结论：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在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局面和新成就，使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认识到，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创造和成就，对于这些创造和成就在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地位，我们应该如实地、谨慎地而又是充分地予以估计。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尤其需要注意这一点。
或曰：现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处在低潮，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目前的困难和问题还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谈什么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几次历史性推进？
我觉得，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更需要我们坚定沉着，放眼历史，环顾世界，如实地、充分地估量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前三次历史性推进的意义和地位，如实地、充分地估量中国的新的伟大革命及其理论在推进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意义和地位。这样，我们的同志才能在困难的时候看到成绩，看到光明，增强我们的信心和勇气。
历史是不能抹掉的。尽管社会主义这个新生的事业后来经历了严重曲折，甚至许多历史成果都已经丧失，但是那些开辟历史新篇章的伟大社会主义进程已经改变了人类的面貌和世界的历史，并将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显示出它们的影响。这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
现在和未来的历史，则要由人民来创造。在经历和战胜了“文化大革命”的曲折之后，在经历了世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国际风波以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今天坚持社会主义，并取得很好的发展，这件事已经有了历史的证明。如果再估量它今后的发展，只要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坚持现在的理论和路线不动摇，中国社会主义重新振兴的事业就会继续取得成就。正如邓小平所说：“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
邓小平还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信念。历史必将证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次革命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沿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的道路坚定不移地继续前进，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在比较、思考中选择和重新选择，寻找有各自特色的道路，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样一种形势，的确意味着社会主义从曲折中奋起，意味着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的历史性推进。
（四）理论的来源和根据
《纲要》第四条，从四个方面分析和概括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成果的来源，或者说，这个理论形成的四个方面的根据。这当然也是从十四大报告中来的。报告中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第一句话，说明了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第二句话说明了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现实根据，第三句话说明了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据。报告中还说：这个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些话，说明了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思想来源和理论根据。
下面就这四个方面，或详或略地说一说。
第一个方面，《纲要》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成果”，强调了邓小平关于“老祖宗”说过的两句话，一句是“不能丢”，一句是讲“新话”。丢了，是背叛，是葬送；拒绝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有科学根据的新话，是僵化，也会葬送。
第二个方面，《纲要》说“这一理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强调了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这两个方面。正反两个方面历史经验的综合，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把从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年，称之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并根据《历史决议》作了这样一个概括：在这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和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前”到《论十大关系》，“后”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1958年初全党工作中心向技术革命的转移）一年多的探索，1959 年庐山会议以前八九个月的探索， 1960年冬天提出“八字方针”以后五年调整经济的探索，指这三段时间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另一个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庐山会议“反右倾”再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这两种趋向，在这十年中，相互交织，相互消长。错误趋向的积累和发展，终于在一个时期压倒正确的趋向，从而出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曲折。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我们党内也有两个发展趋向。十年内乱，“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在党的领导层占居主导地位，党和人民遭到极大灾难，这是一个趋向，是支配这十年的趋向；同时，在我们党内还存在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抵制、批判和抗争，这是另一个趋向，是被压制的趋向。虽然被压制，但它却一直没有停止，并且在艰难曲折的斗争中逐步发展，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总起来说，1956年以来我们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上述两种发展趋向，都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创造，提供了历史的准备。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就包括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在建国以后的发展，继承了1956年以后我们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 设社会主义道路所创造和积累的一切积极的思想理论成果，这属于正面的继承。过去那个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的存在，那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政策思想和理论观点的积累和发展，使我们党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中继续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和抗争，并且为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拨乱反正和重新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历史的准备。而过去二十年探索中的错误，则属于反面的继承，反面的历史准备。指明和纠正这些错误，正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和形成的重要契机。
第三个方面，《纲要》说“这一理论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一个“历史经验”，一个“新鲜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为新鲜经验，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现实根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和理论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怎样划分这个历史时期的发展阶段？从1992年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开始了新的阶段，这是党中央明确宣布过的。问题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之间，还要不要划分阶段，怎样划分阶段。有一种意见，主张以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主题是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后一个阶段的主题是全面改革的逐步展开。许多同志赞成这种划分，但也提出一些补充的、另外的看法。主要是认为，从《历史决议》通过、宣布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已经完成，到十二大召开、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和“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纲领，在党的历史上有划阶段的意义。还有同志提出，三年治理整顿也形成一个小的阶段。也有主张即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几次代表大会为标志来划分。总之，这是党史界正在讨论的问题。
就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来说，我曾经作过这样的概括：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是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这个理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中逐步发展，形成主题；从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这个理论在全面改革中逐步展开，形成轮廓；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四大，以1992年南方谈话为标志，这个理论走向成熟，形成体系。
这里经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可不可以把这个理论的起点，追溯到1956年、1953年或者1949年。应该指出，提出作这样的追溯，是有它的道理的。不过这样的追溯，已经不属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问题，不属于这个理论的现实根据，而是属于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历史根据，即这个理论同过去的历史经验的联系和继承的问题了。我们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提出的建国纲领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当然，新民主主义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也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开始。我们党明确地向全国人民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则是在1953 年。 以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为起点，我们党的确开始了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但是这个探索以后经历了大的曲折，探索中出现了两个发展趋向。前面我们讲了这两个发展趋向在两个十年中的情况。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的全面整顿，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抵制、限制和试图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努力的高峰。他自己后来说过，整顿实际上是拨乱反正的开始，只是被打断了。那时“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还处在支配地位，毛泽东还是最高领导，邓小平主持工作和实施整顿，最初是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但是，后来毛泽东觉察这样的整顿势将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因而不再予以支持，并且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就是说，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已经分离开来，对立起来。那个时候，党的正确领导实际上是由邓小平来代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主张把1975年的全面整顿，看作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它在这个理论形成的历史渊源、历史准备中占有特殊位置。
第四个方面，《纲要》说“这一理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进行科学分析成果”。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有时代眼光和世界眼光的理论，对当代世界的观察和思考是这个理论的产生的重要前提和支柱。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观察和思考中国问题，都不能没有世界的眼光。因为近代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使一个国家的闭关自守成为不可能。社会主义的发展更是一个有世界性联系的进程。诚如邓小平所说的：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其实，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其全部立论的前提就是：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当代中国的主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全国工作中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战略转移，这是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国内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国内人民愿望的集中，同时也是对世界状况、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作新的观察和判断的结果。邓小平说过：“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这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国内路线决策同国际形势判断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宏观的说明。利用和争取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利用和争取有利的国际交往条件，确立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中心，确立对内对外开放的路线和政策，以更好地实现我们的这一发展目标，这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和中国民族愿望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具有的世界眼光和所决定的国内国际的基本战略。
所以，对外开放，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某一个方面的工作方针，它是涉及党的整个路线和理论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都是贯通全局的根本概念。对外开放，一个是必要性，一个是可能性，两者都同对当代世界的观察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关。
对外开放，关键的问题在于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开放。马克思曾经设想，多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体同时进入社会主义，但是后来最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并不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峙并存。这里存在着严峻的冲突和压力，同时就产生了在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如何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如何吸取和利用发达资本主义积累和创造的、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文明成果，以至于在互利的基础上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取某种助力，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列宁曾经设想通过发展对外贸易和实行租让制，以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但是由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总的说来这些设想没有取得多大进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实际努力，收到一些效果。但是战后时期冷战激烈，不仅不可能形成对外开放的局面，而且提出了“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的理论。
我们党在七大通过的纲领中，曾经明确表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和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
这是很开放、很高明的战略思想。但是，建国以后帝国主义长期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同苏联的经济合作也很有限。1953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在当时的形势和认识的变化下，《论联合政府》中的这段话给删去了。70年代在毛泽东主持下打开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出现了实行对外开放的某种新的机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观察和分析了世界的新形势，提出了在对外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实行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战略。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发展，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鲜明的特点之一。
（五）经受风险问题
《纲要》第三部分，讲“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是南方谈话的精神，十四大报告的要求。四中全会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是贯彻这个精神和要求。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制定和坚持了正确的理论和路线，经受住各种风险而不动摇，直到取得预期的胜利，这样的成功经验，是不少的。制定了正确的理论和路线，但是，对经受风险、不受干扰缺乏足够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未曾预料到的国内外风波面前发生动摇，偏离正确路线，造成重大失误，这样的历史教训也是有过的。
从抗日战争前夕到整个抗战期间，国内外事变的干扰是很多的，有些事变造成的形势是很复杂和严峻的，面对事变，党内的思想和主张也不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党确定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正确路线，在各种事变的紧要关头清醒地处理复杂的内外矛盾，克服和战胜了各种干扰（主要是国民党反动派三次反共高潮），一直坚持这条正确路线不动摇，直到抗战取得胜利。
七大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正确路线。为了教育全党坚持这条路线不动摇，在即将到来的形势转变和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中经受住考验，毛泽东在七大上的结论中专门讲了一个问题，就是要“准备困难”。他列举了十七条可能遇到的困难。包括：外国大骂，国内大骂，被占去几大块根据地，被消灭若干万军队，伪军欢迎蒋介石，爆发内战，出了“斯科比”（象英军在希腊那样，美军在中国登陆帮助蒋介石打我们），“不承认波兰”（象英美不承认波兰人民政权那样不承认我们），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经济困难，日军集中到华北打我们、同美蒋讲和，国民党暗杀我党领导人，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这是十六条，还有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事。”毛泽东要求全党，特别是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同志们，我们大概都背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条语录。原来这“排除万难”，不是一般地形容困难之多、之大，而是有这样许多具体设想的。这些困难有些后来果然发生了，有些没有发生。不管是不是发生，有思想准备和没有思想准备是不一样的，有了思想准备，就能提高自觉性和坚定性。由于七大的路线深入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之心，在抗战结束后的国内外复杂局势中，我们党的领导层对各种风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经受住了考验，坚持七大的路线不动摇，直到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些成功的经验是很宝贵的，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要很好地加以总结和阐述，使之成为全党的财富。
八大一次会议也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但是，由于那时缺乏经验，对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思想准备不足，未能清醒地和正确地对待八大后不久国内和国外出现的复杂形势的干扰，八大的路线和许多正确的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导致了党的事业的严重挫折。这个失误的教训，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也是很可宝贵的，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也要很好地加以总结和阐述，使之转化为全党的财富。
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说：“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多了，经验丰富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这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状况的估计，也是对我们党在以后的岁月中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的信念、期望和嘱托。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强调“有了这一条，中国就有希望”，再一次表达了对我们党的信念、期望和嘱托。
（六）党史研究和理论研究
党的历史的研究和党的理论的研究，有很密切的关系。党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党的历史中来的，从党领导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中来的。所以，掌握理论要有历史的功底（不能从概念出发，单纯的逻辑演绎，而是从实际出发，依傍历史的经验），历史研究要有理论的高度（不是单纯的叙述过程和排列事件，也不是单纯的发掘材料和考证史实）。这样说，完全没有贬低史料发掘和考证的价值的意思。比如说，党的一大到底是在哪一天开的，到底有哪些人参加，这类重大事情上的关键细节的考证，就是党史界公认的有价值的成果。但是，就整个党史研究来说，还是要提高理论水平。理论和历史结合，历史和理论结合，比较能够出深度，出说服力，出可读性，恐怕是理论研究和党史研究提高水平的一个方向。
党史工作者要好好学习理论，不仅要自己学习，还要参加推动学习，参加研究和宣传。在学习、研究、宣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党史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有条件，有长处，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用理论来武装全党是一项伟大战略任务，在全党关注的这项任务中，党史方面的力量，党史方面的知识，党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都能够和应当派上用场。党史界的同志对于担当这方面的任务，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有自觉性和主动性。
前面说了，确立毛泽东思想在我们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以第一个历史决议为基础的，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我们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以第二个历史决议和十四大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的基本总结为基础的。当然，这些总结党史的工作，是党中央做的，不是党史部门能做得了的。在党中央已经做了这样的决议和总结的基础上，就要求党史界的同志以中央的决议和总结为指针，去研究历史，研究事实，用对党的历史的科学的、具体的、深入的、展开的、综合的研究，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服务，为学习、研究、宣传、论述、丰富、发展党的这个理论，做出党史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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