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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股东甲欲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其出资，便先向其他股东提出转让的申请与 协议，要求其他股东表示意见，但股东均未表态，于是股东甲起诉公司要求召开股东大 会，确认转让协议有效。公司答辩称其不是适格被告。
[争议]这类情况在公司纠纷中非常普遍。对此如何处理，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 认为，公司是适格的被告，其他股东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另一种意见认为，公司不 是适格的被告，其他股东为适格被告；第三种意见认为，本案可不列被告，为确认之诉 。
[评议]为了确定谁是此类案件中的适格被告，有必要从法律与法理的角度进行论证。
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我国1993年公司法主要来源于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台湾地区公 司法主要来源于日本公司法，而日本公司法又主要来源于德国相关法律。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7条规定：“出让一股份的一部分只有经过公司同意方可 进行。同意必须有以书面形式。”《日本有限公司法》第19条第1、2款规定：“股东得 将其份额的全部或一部转让给其他股东。股东将其份额的全部或一部转让给非股东时， 须经股东大会同意。”
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股东非得其他全体股东过半数之同意， 不得以其出资之全部或一部转让于他人。”
我国1993年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部分出资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的，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 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 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
对比以上国家、地区和我国1993年公司法关于上述问题的法律规定，我们清晰地看到 ，在发生股份转让受阻碍的情形下，在德国法院诉讼的适格被告无疑是公司，因为根据 法律的规定，只有公司才有决定股份能否移转的权利，只有公司能对这种转让行为予以 阻滞与妨碍，公司是当然的被告。而在日本，决定股份转让的权力机关为股东大会，显 然股东大会不具有民事主体的资格，不能作为此类案件的被告，在此种情况下，公司仍 是适格的被告。因为股东大会仅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其召开由董事负责，董事同样不具 有民事主体的资格，这时股东有对公司请求履行作为义务的请求权，即要求公司召开股 东大会以明确股份的转让。起诉公司是相应的途径。
表面上看，德国、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相关法律及我国1993年公司法关于“股份”转 让有着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却有本质上的不同，所谓“形似神离”。
首先，我国1993年公司法把“股份”转让的决定权交予了公司的全体股东，而不再是 公司，于是股东转让“出资”纠纷中适格的被告模糊了。
其次，又导致了两个明显的缺漏，一是延用了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不准确的“转让出 资”的说法。因为所谓出资是公司设立过程中向公司缴付的财产，在公司设立完成以后 ，这种缴付的出资已完全转变为公司的财产，缴付人在公司成立后已成为公司的股东， 其缴付的“出资”已转化为股东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股东所持有的也不再是“出资” 。因此，在公司成立后，股东之间或股东向第三人转让的实际上是公司的“股份”，而 不是公司设立时的“出资”。“出资”是一种在公司设立时确定的价值，而在公司存续 期间，公司“股份”所代表的财产价值与“出资”本身的价值会有着很大的差异，“股 份”所代表的财产价值有可能远远大于或小于当时“出资”本身的价值。因此，在这种 情况下，一个准确的法律概念被一个错误的概念替代了。二是将一个合理表决权限制制 度“其他股东全体过半数同意”改为“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这又造成一个制度上的 缺漏。从而又会产生多种危及其他股东利益及公司利益的可能。如要求转让股份的股东 人数正好是全体股东人数的一半，则很有可能造成“公司僵局”，达不成有关公司事项 的任何决议；又如要求转让股份的股东已超过半数，实际上其他股东的意见已没有任何 的意义，其表决权已实际被剥夺。这种法律制度上的缺漏使非公正、合理的法律冲突出 现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体系之中。
综上，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即其他股东为适格被靠而非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