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衰落城市：一个被忽视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领域论文,近代中国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7）04-0122-08
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史研究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成绩斐然，但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主要集中在中国沿江沿海的开埠通商城市和新兴城市。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还没有将“近代中国衰落城市”作为一个课题进行系统、整体的研究，也未将之作为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加以研究。我认为，在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时候，强调一批新兴城市的发展和现代化转型，能够反映中国近代历史的特征，也具有十分典型的代表意义。然而，要真实地反映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整体状况和水平，只考虑部分城市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衰落城市”作为近代城市中不可忽略的城市类型和现象，把握和研究这部分城市衰落的原因、特点及其规律，既是构建中国城市史研究体系并使之进一步完善的要求，也是当代城市发展寻求历史借鉴的客观需要。
城市出现衰落，代表着一个城市发展周期的结束，这在世界各国城市发展中具有普适性。不同类型城市的衰落有着不同的特征，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民族以及地域的城市，因其发展模式和进程不同，其衰落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即便同是衰落城市，其衰落原因、程度和表现均有不同，因此衰落城市研究也离不开长时段的眼光、宽阔的国际视野和多方面比较的研究方法。虽然对城市进行全方位、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具有相当的难度，但却能充分揭示中国近代衰落城市独特的历史脉络，真实衡量衰落城市对城市整体发展水平的影响，进而为城市周期性兴衰发展理论和规律提供坚实而科学的基础。
一 衰落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
衰落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正如人有生老病死，花有盛开和枯萎，城市也有兴盛和衰落，新陈代谢的自然法则使衰落与兴盛成为万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衰落论》一书的作者对“衰落”一词进行了语义学的阐释：“衰落作为一个词，它的含义是衰弱没落。它既形容老迈垂死的状态，又表示由兴盛、强大转为破败、弱小的过程。与其含义相近的有衰微、衰颓、衰弱、衰歇、衰退等。”“作为普遍存在的衰落现象，它的本质就是新旧之争，其结局是新的战胜旧的，至此衰落亦告结束，只有当新的蜕变成旧的，又将被另一新的取代之时，衰落才会又返大地。”[1]1当然衰落也包含着新的内容，采取着新的形式，有时新一轮的衰落与上一轮的衰落在内容与形式上可以表现得完全不同。
新陈代谢是宇宙间的一个重要规律，兴盛和衰落都是新陈代谢的重要环节，两者相互转化，“盛极而衰”就是对事物盛衰关系的高度概括。没有永远兴盛而不出现衰落的事物。兴盛与衰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有兴盛就有衰落，世界上的万物都有一个从兴盛发展到衰落的过程。一切事物在运动变化过程中都必然有一个自我否定或被否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能够不断适应新的发展环境，其内部构成要素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事物就能够获得再生和壮大。反之，那些无法摆脱生存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突如其来的巨变或打击，又不能很好地进行自我生存调适的事物，或者本身就是与自然、人类、社会相违背的事物，就无法摆脱被否定、被淘汰的命运。总之，源自于新陈代谢的衰落的产生，乃是物体运动本质的外在表现形式，世间万物都有衰落之时，因而衰落是一种客观普遍存在。衰落的出现作为一种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当衰落来临的时候，人类是不能超越衰落的。但当人类在面临具体的个别事物衰落的时候，也不是毫无作为的。与“盛极而衰”相对应的是“否极泰来”，正是因为其衰落，使人类能够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通过人的主观意识认识规律、把握规律，从而使衰落提前或延缓，或者在衰落基础上通过努力而实现重振，实现人类由必然世界向自由世界的转换。
城市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口、资源、资金、技术、信息等各种要素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聚集，是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改造自然、改造客观物质世界，出于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生存等需要而建成的一种人类生存聚居方式，承载着区域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多功能及其要素，无论是从宏观，还是从微观，无论是从发展演变的历史角度，还是从城市本身的物质结构层面来分析，它都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城市的生命性、运动性决定了城市必然面临兴盛和衰落这一不可回避的发展过程。纵观世界各国城市发展历程，都普遍经历了产生、发展、兴盛到衰落的周期过程。由于受多种内外因素的影响，城市不会一直以较快的速度直线发展，而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速度就会减缓，甚至出现停滞、衰退，表现出一定生命周期的特点。除少部分城市外，大多数城市在经历了一个发展周期后，又会进入下一个生命周期，如此循环往复，在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推动城市向前发展。城市的兴起、发展、繁荣和衰落共同构成了城市的发展周期。城市正是在多个连续的周期性循环发展中不断地进行量的积累和质的提升，从而完成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飞跃。
城市衰落是城市运动变化过程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作为社会文明发展的载体，一个复杂的多要素聚合系统，其自身发展演变与社会的发展演变紧密相关。同时，城市是一定地域空间的聚合体，是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的中心，城市的属性决定了城市每时每刻都要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在吸纳与释放中完成自我调节功能。城市多要素的复杂系统，以及与社会、自然发展变迁紧密联系性，使城市始终处于动态状况之下。在这样一个运动变化过程中，城市衰落和衰落城市的出现也自然成为历史的客观必然。
研究城市衰落，离不开其概念的界定。近年来国内也有研究者对此进行探讨，如吴相利《论城市的衰退与复兴》一文就提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衰落现象是指城市发展过程中表现在文化社会建筑及经济等方面出现的停滞、倒退和衰减，亦或是在与其他城市比较过程中地位的降低等，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2]。阳建强所撰《城市的发展与衰退》一文认为，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城市结构形态的许多组成要素，因条件变化，已无存在的必要，出现衰退迹象，而被历史发展所抛弃，体现出一种中断的关系。城市的老化衰退主要在于城市原有结构形态受外部变化动因影响，其内部组织系统将发生变化，开始进入分化状态。由于城市是由高度整合的各个不同子系统组成，各子系统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和关联性，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变动都会带动其他部分的改变，各个系统对已变化系统的调适和整合就带动了城市整体的发展。但现实中城市系统极为复杂，对于不断变化的形成背景和外部环境，其内部结构和组织系统总显示出难以改变的惰性和滞后性，造成与新环境的不协调和不适应，出现各组成子系统及组成要素彼此之间联系的削弱，整体化程度降低，导致城市原有功能紊乱，结构失调，系统的动态平衡遭到破坏，从而使城市发展呈现出一种扑朔迷离的复杂景象，如快速夹杂着缓慢，增长伴随着衰退，连续伴随着间断等等[3]。
城市衰落的确有多种表现，总的来说，人是城市的主体，因而城市衰落主要表现为人口从城市中心甚至整个城市区域不断减少，同时相应地伴随着严重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在研究城市衰落时，除了以上提到的几个基本特征外，还有三点值得注意。
1.城市衰落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较长，也可能很短，这主要视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内外因素而定。
2.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城市衰落最直接的衡量指标是城市人口，城市人口的多少往往反映了城市的兴盛或衰落。但在后工业时代或信息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城市的活力和竞争力与城市的人口规模并不一致，城市人口增长率缓慢并不表明城市就处于衰落状态。同时城市衰落有绝对性衰落与相对性衰落之区别，如果一个城市其经济、社会、环境、文化诸方面的指标数值是递减的，这个城市便是绝对性衰落；但如果这个城市在经济实力、环境状况等方面的指标数值虽然也呈现递增，然而在区域范围内，与其他城市相比，增速偏小，这类城市便是相对衰落的城市。由此不难看出绝对与相对衰落城市的特征不尽相同，因而在处理不同类型的城市问题时应区别对待，切勿一概而论。
3.城市衰落时必然出现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停滞、倒退或衰减。城市是一个综合体，也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因而当城市出现衰落的时候，其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就会互相影响，从而产生系统问题，经济的衰落会影响到文化的衰落，文化的衰落也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形成连锁反应。城市一旦出现衰落的趋势，就会在城市系统的各个方面有所表现，相继会出现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停滞、倒退或衰减。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每一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城市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聚居方式、一种文明载体，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因此它也必定会随着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起落。顺应规律，因势利导，才是对待城市衰落的科学态度。
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注意到了城市衰落现象。马克思曾对亚得里亚海北部的两个港口城市即威尼斯和的里雅斯特的兴衰进行比较分析，他指出，与的里雅斯特相比，威尼斯曾经有着更大的优势，已保持了近700年的繁荣，并且是世界性的巨型良港。但是到了19世纪初，威尼斯却衰落了，而的里雅斯特却奇迹般地兴盛起来。二者的自然地理位置都没有变化，为什么会有一兴一衰的结果呢？马克思认为，威尼斯衰落的原因是交通路线的改变导致贸易优势的丧失，而的里雅斯特的兴起，在于同一个广大而富庶的地区的贸易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威尼斯是一个属于回忆的城市，而的里雅斯特则像美国一样，它的优点是没有任何过去的包袱。它是由意大利、德国、英国、法国、希腊、阿尔明尼亚和犹太族的各式各样的商业冒险家建设起来的，它不像礁湖之城那样为传统所束缚。例如，威尼斯的谷物贸易在十八世纪还老是抱住它旧有的关系不放，而的里雅斯特却一下子把自己的命运同敖德萨这个新出现的明星结合在一起，因此，到十九世纪初就把自己的竞争者威尼斯从地中海的谷物贸易中完全排挤出去了”[4]92。威尼斯过去的优势在于它在与亚洲贸易中所居的重要地位，但由于绕非洲的新航线的发现，亚洲贸易中心发生转移，由此给与包括威尼斯在内的意大利城市以致命打击，而拿破仑的大陆关税政策又再次重复了这种打击，威尼斯的贸易彻底消灭了。由于威尼斯的资本家失去了在衰落的海上贸易投资获取收益的任何希望，就自然而然地将他们的资本移往亚得利亚海的对岸，因为在那里，的里雅斯特的陆上贸易这时正在加倍的发展[4]92-93。马克思正是从交通地理的变化、世界贸易圈的变化，分析了港口城市威尼斯由盛及衰的原因。这为研究城市衰落提供了典型个案。
20世纪上半期，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文明衰落观。他认为，文明自身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因素，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文明具有两个特点：第一，都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五个发展阶段。第二，文明和文明之间都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或称“亲属关系”。另外，文明生长还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挑战和应战的不断循环往复；第二，挑战与应战的场所逐渐从外部转向内部；第三，社会内部自决能力（对内部挑战进行应战的能力）的增强；第四，少数杰出人物的退隐与复出。而少数人创造，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多数人模仿，使整个社会保持一致，这是文明起源和生长的一般规律。
汤因比指出，文明的生长并不是无止境的，只要应战敌不过挑战，文明就可能在其生长的任何一点上衰落下来。文明衰落的实质主要在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模仿者撤销了模仿行为，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失去了统一，总之是社会自决能力的丧失。文明衰落的结果，就是社会有机体的分裂，社会分成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三部分。他们分别是原来的少数创造者、多数模仿者和文明社会周围对于文明社会充满敌意的蛮族军事集团。在书中，汤因比以西方文明为蓝本来硬套其他地方的文明，有不尽合理之处，但其有关文明生长的一般规律和文明衰落的理论却折射出耀眼的理性光芒。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城市作为文明的载体，同样存在着起源、生长、衰落甚至死亡的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衰落实质上也是一种文明的衰落，是城市文明难以应对挑战、缺少创新精神的体现。因此，汤因比的文明衰落观对我们今天研究城市衰落同样提供了一种理论和思维的方式。
除此之外，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的得力之作《西方的没落》一书，也从文化的角度涉及到了城市衰落问题。在斯宾格勒看来，文化就像人的一生，遵循着生、壮、老、死的周期性规律，每一种文化都经历了春、夏、秋、冬四个发展阶段，也称前文化时期、文化早期、文化晚期和文明时期。前文化时期，人类尚处于原始状态，国家和政治还没有出现，其代表者是农民。一旦有了民族和封建制度，就进入了文化早期，这时城市开始诞生，其代表者是贵族和僧侣。到了文化晚期，城市力量日益壮大，并同乡村力量展开斗争，其代表者是中产阶级。当城市彻底战胜乡村，出现大城市和行省的时候，文明时期就到来了，这时诸侯林立，列强纷争，战争频繁，因此又叫战国时期，主要代表者是下层人民群众。列强纷争的结果，导致了凯撒主义，也就是一种极端的个人权力，出现了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然后城市遭到毁灭，历史又重新回到前文化时期的原始状态。斯宾格勒认为，文化的这种有机性和宿命性是与生俱来的，任何一种文化都逃脱不了必然灭亡的命运，即使西方文化也不能例外。在这里，斯宾格勒实际探讨了文化的周期性，并透露出城市遭到毁灭的未来走向。
马克思对威尼斯城市衰落的分析，汤因比和斯宾格勒关于“文明衰落”理论，都给我们今天研究城市衰落以启迪。近数十年来，不少经济学家、城市规划学家、建筑学家都对城市衰落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并提出了多种理论和看法。尽管有些理论观点相左，但我们认为理论的差异性不仅代表了不同时代人们对城市的认识，而且也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城市发展的多元化特点，这些都为我们今天研究城市留下了极为广阔的思维空间。在城市化已成为世界发展潮流的今天，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进一步探明城市衰落的原因和特点，已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二 研究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的意义
清王朝是中国农业时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康雍乾时期社会经济达到兴盛的顶点；进入19世纪以来，清王朝开始出现衰落的征兆；19世纪40年代初发生的中英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家逐渐向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国家转变，由独立的主权国家向半殖民地国家转化，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近代中国是一个过渡特征非常明显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是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解体和衰落，另一方面是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在这一历史时期，新旧因素并存，中西文明交汇，传统性与现代性交错，呈现出错综复杂、多元的历史状态。此一时期，城市的发展也呈现出与此相适应的复杂、多元状态。一方面大多数传统城市由于不能适应社会、经济、文化转型发展的需要，出现局部的衰落或全面的衰落，其中有部分城市表现为相对衰落，也有部分城市呈绝对衰落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开埠通商，新式工商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的兴起，推动了部分开埠通商城市崛起，发展成为大城市或特大城市，部分传统城市也获得很大发展，初步实现了转型。近代中国部分城市衰落与部分新兴城市畸形繁荣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畸形发展的一种表现，新兴城市的畸形繁荣往往是以广大内地城市衰落为代价的。
从总体上讲，近代中国大部分城市出现衰落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必然，这既与外力的冲击关系密切，也与内力的变化相联系。导致近代中国城市衰落的直接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外国的侵略因素、空间地理因素、交通运输因素、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机制因素、战争因素、农村经济破产因素、思想观念因素、自然灾害因素等等。
城市衰落是古今中外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普遍现象，不仅不同类型城市衰落有着不同的特征，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民族、地域的城市，因其城市发展模式和进程有所不同，其衰落也呈现明显不同的特征，即使是同一时期的衰落城市，其衰落原因、衰落程度和衰落表现均有不同，因此衰落城市的研究也离不开长时段的眼光、宽阔的国际视野和多方面比较的研究方法。全方位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无疑具有相当的难度，但却能充分揭示中国近代衰落城市独特的历史脉络，进而为城市周期性兴衰发展理论和规律提供科学的基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凋敝、政治的混乱、社会的动荡都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发展。纵观近代中国衰落的城市，其主要表现如下。
1.经济凋敝。近代中国经济的萧条在这部分城市中有着深刻的体现。
2.人口锐减或停滞。经济的衰败使得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有限。
3.市政设施落后。近代中国城市市政设施的现代化往往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前进。
4.社会风气封闭保守，思想僵化。
5.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经济的凋敝使得城市自身的调适能力降低，社会矛盾暴露，社会处于动荡之中。
近代中国衰落城市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在外力冲击下内地传统城市普遍衰落。鸦片战争以后，在滚滚而来的洋纱、洋布、洋油、洋火、洋面等洋货的冲击下，广大内地城市的传统工商业纷纷破产。同时，广大内地城市交通不便、民风闭塞、政治环境不稳定，又往往成为近代工商业发展的阻碍，造成广大内地城市发展的停滞以至衰落。当然，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东部城市的内迁带来了内地（主要是西部）部分城市的短暂繁荣，然而随着战争结束与人员物资迁返，短暂的繁华不复存在。
2.由于商路的改变与新的交通线的开辟而导致部分传统商路城市衰落。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的对外贸易中心由广州转移到了上海，从而改变了国内的商路，广州等位于传统商路上的繁荣城市也就相对衰落了。同时，由于海运日趋发达与铁路的不断修建，大运河逐渐失去了昔日的重要性，运河两岸城市也就随之一落千丈，山东临清，江苏淮阴、淮安，上海嘉定以及湖北襄阳、樊城等，即是典型代表。
3.由于战争因素而衰落的城市。近代以来，中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外部战争和内部战争，持续不断的战争，对城市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方面，战争使得城市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许多富商大户为了躲避战乱，又往往将资财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开埠通商城市，托庇于帝国主义的翼护之下，这使遭受战争破坏的城市经济更加空虚，失去了重建的物资支持，也就更加衰落下去了。而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战争——抗日战争，更以其空前规模的毁灭性破坏给中国城市发展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抗战时期，广大沦陷区的城市遭到了惨重的破坏，例如，南京大屠杀不仅有数十万人死于非命，而且经济、文化和城市命脉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其他如长沙、金华、衡阳、徐州等城市所遭受的破坏也十分严重。除了直接作为战场的沦陷区城市不断遭到侵略者的践踏、蹂躏而严重衰败外，随国民政府西迁，沦陷区的大批居民与工商业也随之向西部地区撤退，使广大沦陷区的城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衰落。
近代中国城市衰落程度、表现和分布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及城市发展不平衡规律的集中体现，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及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就衰落的程度和表现而言，相当部分近代中国城市始终处于下降状态，可称之为绝对性的衰落；而部分城市在某一时段因某些特殊的原因而出现衰落，而在另一时段则可能又出现发展，这类城市衰落则为相对性衰落。就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言，相对的衰落不会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整体水平，而绝对的衰落则会从根本上对全国城市发展的速度和整体水平造成负面影响。单一城市的周期性发展往往与全国城市的发展不同步，不同城市的发展周期彼此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例如，19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在整体上出现衰落时，上海却因开埠通商和工业化的发展而呈上升趋势。另外，在抗战时期，当东部的城市普遍出现衰落，重庆等少数西部城市却出现发展。城市周期性发展的非同步性是城市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突出表现，也构成了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城市衰落与城市结构功能有密切联系，相较而言，结构功能单一的城市比综合性结构功能的城市更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也更易于衰落。因为单一结构功能的城市往往对某一产业具有较大的依赖性，因此往往随着主导产业的兴衰而兴衰，如工矿业城市在工业时代初期兴盛，发展速度很快，但到工业化的中后期，工矿城市都因产业结构的调整，原有的主导产业过于单一，因而普遍出现经济的下滑，从而导致城市衰落。这已经不是个别城市，或个别国家的问题，而是一种全球性的普遍现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史研究经历了从单体城市研究向综合城市研究、从微观城市研究到宏观城市研究的发展历程，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中国城市史研究体系。近代以来，中国城市一方面是出现了新发展，一批新兴的城市崛起，另一方面却是众多传统城市衰落。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于新兴城市的发展研究较多，而对传统城市衰落研究却较少，从而影响了整个近代中国城市研究的全面性和科学性。要真实地反映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整体状况和水平，只考虑部分城市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涉及到探寻近代城市发展规律的时候，任何以偏概全的做法都是不科学的。我认为，不仅要研究城市的发展，同时也应该研究城市衰落和衰落的城市，研究城市衰落的原因和城市盛衰的互动关系，这样才能更加深刻、更加完整地认识和理解城市的发展。因此，加强近代中国衰落城市和城市衰落研究，既可以完善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宏观体系，又具有较为突出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首先，研究近代中国衰落城市具有重要的学术开拓意义。
近20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中国学者在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史研究框架体系的同时，也引进了部分西方城市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城市史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密切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一门新学科，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考古学、人类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都被引入到城市史的研究之中，特别是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和各种边缘学科的诞生，应用新技术、新手段来进行城市史研究也越来越普遍，从以往的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从笔算到通过电子计算机来处理大量的史料，从而达到对某个城市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制度及人口状况的全面了解，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从目前的学术研究现状来看，有关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可谓成绩斐然。在个案城市的研究，城市内部的结构功能研究，城市人口、社会生活、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区域城市群带及发展模式、城乡关系、不同类型城市比较研究等众多方面已取得了斐然的成就。但是，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也存在着多方面不足，比如对个案城市的研究多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沿海、沿江、沿路的区域中心城市，对中小城市的研究以及城镇的研究则显得不足；对城市整体研究不足，没有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城市史研究理论体系；对传统城市与近代城市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缺乏充分的研究；对近代中国城市发展演变的规律和特点及趋势的分析探讨不足。此外，关于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的研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对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因为对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缺乏“衰落城市”研究这一重要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对近代中国城市史整体发展趋势、特点、规律及城市全貌的揭示。因此，本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通过对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系统的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认清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基本规律，这不仅在研究领域上有所创新，而且还可以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可以突破以前国内外在城市史研究方面的局限，从而为城市史研究开辟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将在发挥历史学长时段考察的独特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借鉴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通过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结合、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的研究方法，分阶段、分类型、分层次地对近代中国衰落城市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内容包括分析并揭示衰落城市之所以衰落的原因、症结，衰落城市演变的特征、规律，衰落城市的结构因素、城市功能、城市人口社会生活，近代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变迁过程中的规律性特点等，从而对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及演变有更全面、更清楚的认识。
鉴于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以及不同城市衰落的原因千差万别、情况复杂，故需要对衰落城市进行分类型研究。考虑到城市发展周期需要对城市历史进行长时段的考察，所以我认为应该依据城市的历史属性和城市结构功能这两大标准来确定城市类型的划分。由于长期以来对衰落城市研究的忽视，可借鉴的成果较少，开展衰落城市研究，需要从最基本的单体城市的微观层面入手，要进行典型城市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对近代中国衰落城市进行综合研究，才能科学评价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速度、整体水平和特征。通过对城市衰落的探讨，总结出城市周期性兴衰发展的理论及其一般规律，借以丰富和完善城市史研究的理论体系。
其次，研究近代中国衰落城市有利于全面揭示近代中国城市发展演变的规律。
发展与衰落是事物存在、变化的两个方面。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客观运动规律，而运动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定性，是客观存在。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存在于客观世界的一个载体，它与其他客观存在物一样，有其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同时，它与其他事物一样，也必然有一个产生、发展和衰变的历史过程。关于这一点，人们无论是从城市个体还是从城市群体，从国内还是国外都能找到充分的例证。从个案城市来讲，历史时期的西安、洛阳、开封、成都都有过辉煌的发展历程。但是，这些城市到了近代都呈现出与早期现代化发展节奏不相适宜的慢节奏。如西安在1930年人口仅有12.5万人，这个数据只相当于该城市在盛唐时期城市人口的1/10。成都在1930年城市人口仅有35万人，而该城在唐代人口高峰时期已达10万户、约50万人，有“扬一益二”之誉。距成都百余里的灌县城，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除掉几家铺子里多多少少陈列些洋布洋货外，没有大规模的机器工厂也没有百货公司，更没有什么摩登小姐。要是有一个穿西装的先生跑到这里来，我们的老乡便会侧目而视”[5]。地处中原的洛阳，在唐代已有城市人口100余万，但到了近代，其城市人口不及唐代的1/5。这仅仅是城市人口一个方面，已不难看出这些城市的兴衰。此外，我国的某些城市在历史发展时期有过辉煌，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走向了消亡。从区域的发展演变来看，内河流域曾是农业时代城市产生、发展的摇篮，到了工业时代开端的近代时期，沿海地区则成为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的理想温床。在独立的西方国家是这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也是如此。中国早期的城市主要兴起在西北、中原和西南等地区，但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城市的兴起发展逐渐向东南推移，尤其是向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推移。到了近代，相当部分曾经十分辉煌的内陆城市和区域都逐渐衰落。例如，河南省在历史上曾是中国的重要地区之一，其主要城市洛阳、开封都曾先后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出现过辉煌的发展，然而到了近代，洛阳、开封等城市日趋凋敝，不过在历史上存有影响而已。中国西部地区的大多数城市，“街道狭窄、弯曲、凹凸不平、肮脏不堪、臭气熏天”，城里“几乎没有维护城市交通的任何规定”，“城市中的建筑主要是平房”，“城市中没有公共照明，入夜，街道上漆黑一片，阴森森的，行人绝迹”[6]3-4。与这些内陆城市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批沿江、沿海和沿新式交通（如铁路）干线两侧的城市迅速崛起。这些城市大都位于国家或区域的门户位置，与国内、国际市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具有内引外连、双向辐射的功能，故而成为近代中国得以迅速发展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功能、形态、景观与传统城市有了较大的区别。
兴衰演变是城市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正所谓：有兴盛，必然有衰败，有发展，必然有衰落。兴盛与衰落是城市发展演变曲线走向的两个极端，是城市交响乐中的两个主旋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的研究，将有利于对近代中国城市发展演变规律的全面揭示。
第三，研究近代中国衰落城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城市与欧美城市不同，发展过程完整，具有历史继承性和延续性，故而从城市周期性发展兴衰的角度来研究和理解中国城市发展史，无论对进一步提升城市发展理论，还是对指导21世纪的城市现代化建设来说都很有必要。进入21世纪以来，近代中国兴起的200多个工矿型资源城市出现大幅度的衰落，其中有80个左右的工矿型资源城市衰落的程度非常严重，这成为困扰中国城市发展的一大难题。
考察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的历史，不难发现，相当部分城市出现衰落往往是与资讯闭塞、交通不便有关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处于信息时代的今天，社会的开放、信息的流通、交通的发展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必需。
通过对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城市的普遍发展规律，对于指导当代中国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另一方面，通过比较所得出的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殊规律，又可以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城市发展的独特性所在。回顾是为了前瞻，研究近代衰落城市是为了给当今乃至将来的城市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这对于21世纪的中国城市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可持续发展之路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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