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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经济在经历了1994—1995年间的快速增长后，各项经济指标一路攀升，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经济过热现象。据此，为确保国民经济平稳回落到适度的正常增长区间，韩国政府于1996年初确定对本国经济实行“软着陆”调控。但是，一年多实践的结果却是各项经济调控指标全部落空，“软着陆”明显失败，而其失败的原因又是深刻复杂的，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及其宏观调控管理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软着陆”失败的韩国经济
韩国经济疲软，或“软着陆”失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经常项目收支的逆差不断增大，连创历史新高。根据韩国通商产业部发表的报告，1996年韩国贸易赤字从1995年的47亿美元，剧增到创历史记录的203.79亿美元，比政府年初的预定目标70亿美元高出近3倍。其中进出口额分别为1502.21亿美元和1298.33 亿美元， 分别比1995年增长了11.2%和3.8%，进口增速明显高于出口增速。 而整个年度的经常项目收支的逆差则达237亿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 进入1997年后，这种状况又有新的发展。1—5月份，韩国的进口总额为623.5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2%；而出口总额则为527.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1%，两相比较，意味着今年头5个月，韩国的贸易赤字达到95.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9.1亿美元。
第二，企业资金困难，经营难以为继。由于全球经济的影响，以电子产品为大宗出口的韩国从90年代中期出现出口下降的迹象，但这种情况激化为企业资金困难，使企业经营难以为继乃至倒闭或破产，则是从经济实施“软着陆”以后的事情，特别是韩宝丑闻以后，由金融界冲击而形成的企业破产冲击波更是日趋强烈。 仅据韩国银行的统计资料， 1997年4月份，韩国抵押破产的企业达到1318家，除掉双休日， 平均每天有53家企业倒闭。而从1997年1—4月，全国已倒闭企业数共达4761家，是1980年以来的同期最高记录。中小企业大量破产，而经营几十年的实力雄厚的大企业集团日子也很难过，拥有38个系列企业，总资产和销售额分别排名韩国第8位和第7位的起亚财团已被其债权银行韩国第一银行日前宣布为倒闭危机对象， 并将有可能影响与它有着业务往来的近 3000家中小企业的生存；在韩国位居第24位的大型建筑公司韩信共营则因负有851亿韩元（约9560万美元）的不良债务而于今年5月31日向当地法院递交了破产管理的文件及财产保证书。
第三，货币贬值严重，股市持续低速。韩国货币韩元从1996年开始贬值严重，反映在国内是通胀率从1995年的4.5%上升为1996年的6.4%；反映在国际上则是美元与韩元的比率下调。据韩国金融研究院的资料，1995年1美元可兑774.70韩元，而1996年年末时， 1 美元则可兑 843.30韩元，即韩元贬值9%。而进入1997年后， 韩元汇率继续下挫， 到1997年2月17日，1美元可兑880韩元，更是创造了自1990 年以来的新低。由于货币的贬值，特别是汇率的持续下跌，加上连续不断的罢工影响，韩国的股市持续低迷，股市成交量不断下降，利空消息频频发难，综合股指连连下跌，1997年1月7日综合股指滑到611点， 是近年来的最低点，并且近期内尚无扭转的可能。
第四，外债有增无减，数额突破千亿美元。举债筹资是韩国外资战略最鲜明的特色，并且在1962—1989年间取得明显的成效。 但是， 从90年代开始，韩国经济开始面临大规模举债而引起的还本付息压力，特别是1994年至1995年间的经济快速增长由于依赖举债筹资，使得1995年底的总外债数达到784亿美元，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7.4%， 迫切需要通过经济“软着陆”予以调整。然而，由于1996年韩国经常项目收支逆差高达237亿美元，从而使韩国的总外债在1996 年底时非但未能减少，反而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02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4850亿美元的21%，几近国际警戒线水平。进入1997年后，上述情况非但未见好转，相反还有所恶化，以致韩国朝野都对此忧心忡忡，迫切希望尽快扭转外债数额有增无减的窘迫局面。
二、韩国经济“软着陆”何以失败
韩国经济“软着陆”失败的原因是复杂而又深刻的，其主要者有以下方面：
第一，经济改革缺乏长期目标，宏观调控措施带有强烈的应急色彩，无法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90年代以来，韩国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1993年2月金泳三执政后，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连续四年达到7.5%，人均国民收入在1995年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076美元，并且顺利地加入经合组织。这些进展主要以全球经济滑坡尚未复苏、美元大幅度贬值和韩国坚定实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为支持背景。因此，随着全球经济好转和美元升值，韩国经济强劲增长的主要动力——对外出口必然受挫，并进而影响其经济增长，迫使政府进行调控。然而，韩国国民对于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举措往往反应平静，甚至根本不当一回事。原因在于政府的改革缺乏长期目标，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例如，金泳三上台后，先后提出过《新经济5年计划》、《提高竞争力10 %行动纲领》、《经济社会长期（1996—2010）发展蓝图》等不同的长期经济目标，其结果必然是使广大国民对经济体制的改革无所适从，甚至造成概念上的混乱。特别是1996年底，在经济长期疲软的背景下，金泳三要求执政的新韩国党依靠多数席位在国会强制性通过劳动法修正案，不但引起了大规模工潮，而且把政府推到了与广大劳工对立的地步，这就更使得政府调控措施难以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所谓“软着陆”只能趋于失败。
第二，自以为是和即兴式的经济改革与宏观调控措施，距离韩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差距甚大，无法操作实施。金泳三于1993年2 月上台执政后，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大量改革，并不时出台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其主要的有：将韩国经济企划院与财政部合并组建极具权威性的财政经济院，由一位副总理兼任院长；设立中小企业厅和海洋水产厅；制定《扩大开放外商投资方案》和《发展农渔村对策和推进农业改革方案》；修改《外汇管理法》等一系列经济法规；推广实行金融真名制、不动产真名制、公职人员财产登记制等等。应当看到，所有这些改革与调控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韩国“实现经济正义”，也有助于韩国“确立尊重自律和创造性的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和增强竞争力”。但是，这些改革与调控措施的形成，主要依靠少数智囊和决策者，缺乏严谨的理论基础，也无法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彻底地操作实施。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朝野中对于政府经济改革与调控措施的评价自然出现失望。据韩国《朝鲜周刊》1997年2月第4期刊载的该刊对157 名大学教授进行的调查资料，有52.3%的人对于金泳三的改革与经济调控的成效持否定态度。特别是1996年开始的经济“软着陆”，由于其各项调控措施主要以外部条件的变化为基准，着力于一切服从拓展海外市场为大局的出口导向战略，使得相当一部分企业仍然坚持产品生产的多快全，不顾产品的高精尖，而国内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高费用、低效率”这一结构性弊端依然故我，并且有所恶化，例如价格竞争力中最主要的指标工人工资指数，如果以欧洲工人工资指数为100，那么，韩国1993 —1994年度间为78%，而1995年则达到了89%，已经完全不可能继续依靠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价格优势促进增长。显然，国内经济中最迫切的结构弊端不除，只是在表面上做一些花架子文章，又怎么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呢？
第三，频繁的人事变动和恶性的政经勾结，严重阻碍韩国经济的良性运行，也使“软着陆”的各项调控措施的效能大打折扣。韩国从金泳三执政以来，多次进行人事改革，旨在建立一个“小而强”的政府，但其实际操作时往往是在出现问题被逼无奈才对人事进行整肃，并未在结构上真正进行改革。特别是由于稳固政权和集团利益的需要，金泳三的人事改革主要采取闪电式改革，例如1995年12月20日的政府内阁改组，虽在人们意料之中，但变动范围之广大， 在内阁23 名成员中重新任命11个部处长官和调动1名部处长官，变动幅度超过50%， 则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也正是由于人事改革变动过大，难免会出现用人失察的现象，这就又迫使金泳三只能倚重于地域政治，对一批出身于釜山、庆尚南道的军官和吏员委以重任，形成了新的人缘关系，同样不利于韩国的各项改革。另一方面，基于国民经济发展以大企业集团的发展为支柱与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需要的现实，韩国政府从90年代中期起，每年选定30个主要企业集团作为政府重点扶持的对象，在各方面都给予相当的政策优惠。因此，为了挤进这一行列享受政策优惠，一部分企业人士竞相对政界人士进行贿赂收买，使得政经勾结的丑闻时有发生，并且愈演愈烈，韩宝丑闻即是最严重的一件。韩宝是韩国的第二大钢铁企业，从1992年到1996年间，连续被列入韩国公正去来委员会指定的30家大企业集团，从40多家金融机构获得了60亿美元贷款，因经营不善于1997年1月23 日宣布破产。后经有关部门调查，该公司总会长郑泰守曾以行贿手段引诱一些高级官员和政界人士向金融界施压，迫使45家银行在未进行可行性调查的情况下向韩宝提供了巨额贷款，而涉嫌此案的则有一名内务部长官和数名执政党国会议员，以及金泳三总统的次子金贤哲等一批官员和政界人士。韩宝丑闻的暴露，既迫使金泳三再度改组内阁，又反映了经济“软着陆”因政经勾结而事实上陷于停顿不前乃至于完全失败的深层原因。
三、几点启迪
中韩两国的社会制度虽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差异，但两国同属于发展中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又同处于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关头，并且两国之间也有着强劲的经济互补和合作的动机与现实。因此，关注和认识韩国经济发展及其“软着陆”的失败，并从中吸取一定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新经济增长过程中运用和完善宏观调控管理，是十分有益的。
第一，宏观经济的调控管理应当顺应民情，避免由于民情困扰而引起的宏观调控失效。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建立和运行，使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都将自主地按照个体利益取向进行经营，从而有可能使部分企业的短期行为趋利化，不利于经济的总体发展。因此，需要政府在宏观上总揽全局，制订并贯彻有关的调控措施，确保经济的正常发展。这势必会使一部分厂商的利益暂时受损，也会使其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法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导致政府的宏观调控无法运作或者收效甚微。因此，借鉴韩国“软着陆”的失败确保政府宏观调控措施的预期效果，避免其操作中的民情困扰，这就要以全面准确地掌握和认识民情为基础，努力制订合乎实际便于操作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使各微观经济主体能够在政府宏观调控范围内创造性地搞好自身的最佳发展。
第二，宏观经济的调控管理应当适合国情，紧紧围绕国民经济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
韩国经济“软着陆”失败的过程表明，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在现代条件下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十分重要。但是，如果政府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只是应急，忽视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治理，其结果就将使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流于形式，无助经济的良性循环运行。这一点反映在韩国的“软着陆”中体现为政府的调控措施虽多，但其“高费用低效率”的结构性弊端更加显露，使韩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大大下降，并进而导致其1996年度经济增长，物价控制等宏观经济目标全部落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高产出低效率”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相当严重地存在。118家汽车生产厂家和近720家零配件及装配厂家的全年汽车产量，不及发达国家一个公司的年产量零头；连续多年排名国内外贸企业第一的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1996年进出口额85亿美元，同刚刚与上海合资的日本三菱商事株式会社的1000亿美元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因此，针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宏观调控中标本兼治徐图共进，既注重阶段性调控重点，又围绕总体性调控要求，综合运用各种调控手段，共同推进经济的良性循环，理应成为我国现阶段宏观调控的重要原则。
第三，宏观经济的调控管理应当在准确及时引导的基础上，着力注意其预见性和可操作性，以降低宏观调控的成本。宏观经济的调控管理首先应当准确及时，即在经济将要出现异常变动时运用看得见的手使经济趋于平稳。如果等问题出现了再来调控，就容易成为应急式的调控管理，难以收到预期的成效。而韩国的“软着陆”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应急式的调控管理。这是因为问题已经发生了，调控管理需要应急，为尽快收到成效，就有可能不顾一切地推行其政策措施。这样做虽有可能在短期内奏效，但从长期看则会使原有矛盾深化，而进一步加大其继续调控管理的成本。因此，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和可操作性，在经济尚未出现或将要出现异常变动时，适时推出必要的调控管理并使其付诸于实际，则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既减少了宏观调控成本，又确保了宏观调控所要达到的目标，应当成为我国宏观调控体系及其模式选择中的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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