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豆产业剧变看国际农产品产业重新分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论文,剧变论文,大豆论文,农产品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07)06-0061-08
一、大豆产业所发生的剧变
1.由大豆净出口国变为大豆净进口国
我国是大豆的原产国，其种植历史长达5000多年。1938年我国大豆种植面积、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当年产量为940万吨，而世界产量也只有1060万吨，占世界产量的近90%。1952年，我国大豆产量为950万吨仍占全球产量的50%左右。[1]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的大豆生产量一直超过中国位居世界第一，特别是近几年，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生产量更是远超过中国(见表1)，在四个主要大豆生产国中，我国位居第四。
表1 2001至2006年度四个主要大豆生产国产量比较单位：1000吨
产量 2001～20022002～20032003～20042004～20052005～20062006～2007
美国78 67275 01066 77885 01383 36886 770
巴西43 50052 00051 00053 00055 00056 000
阿根廷 30 00035 50033 00039 00040 50044 000
中国15 41016 51015 39417 40016 35016 200
世界184 832
196 774
186 512
215 724
217 894
228 398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USDA)。
1996年，中国大豆在国际贸易中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该年度我国进口大豆111.4万吨，出口19.3万吨，首次成为大豆的净进口国，并一直持续到今天。此后，我国大豆进口量逐年攀升，2001年进口1038.5万吨，2002年进口2141.7万吨，到2006年进口量更达到3150万吨，而国内大豆产量却基本没有增长(见表2)，十年期间大豆进口量激增近30倍，进口量占到全球大豆贸易量的45%以上，而出口量则不到世界大豆贸易量的1%。
表2 2001至2006年度我国大豆进出口状况单位：1000吨
年份 2001～2002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进口量 10 38521 417 16 93325 802 28 317 31 500
出口量 262
305 295349 413400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USDA)及中国海关。
2.外资企业掌控大豆加工业半壁江山，全球大豆压榨中心向中国转移
随着国外大豆消费增长的趋缓，中国大豆需求的快速增长以及对亚洲市场的看好，在全球范围寻求利润最大化的跨国粮商近年来加快了对中国大豆加工业的投资步伐。ADM、邦基、嘉吉和路易·达孚四大粮商以及日本日清、泰国正大集团、马来西亚甲洞集团和新加坡郭氏兄弟集团纷纷以建立大豆加工厂、收购和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大豆加工行业。
开放于1996年的中国大豆业，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这个最早开放的领域目前正陷入几乎被外资全面掌控的境地——现在全国正在开工的大豆压榨企业共有97家，其中有64家为外资参股企业，其日压榨能力在12.1万吨以上，中国大豆实际压榨能力60%以上目前都属于外资企业。外资基本完成了在中国的战略布局。与此同时，仅ADM、邦基、嘉吉和路易·达孚等四大国际粮商就控制了中国80%的进口大豆货源。[2]
我国由大豆净出口国变为大豆净进口国，以及外资企业掌控大豆加工业已成为我国大豆产业剧变最为明显的事实，也是当前争论的焦点。
然而，大多数人却忽视了我国大豆产业发生的另一变化，即我国大豆压榨能力在近年来的迅速提高。2001年我国大豆压榨量、豆粕产量和豆油产量分别为2025万吨、1630万吨和357.5万吨，均落后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位居第四。然而2006年，短短五年时间里，我国大豆压榨量、豆粕产量和大豆油产量则分别增长到3750万吨、2970万吨和670万吨，使我国超越巴西和阿根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大豆压榨国，并且还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见表3、4、5)我国大豆产量虽徘徊不前，但压榨能力却大幅提高，大豆加工能力渐渐成为我国的优势，全球大豆压榨中心有向中国转移的趋势。
表3 2001至2006年度四国压榨量比较单位：1000吨
压榨量2001～20022002～20032003～20042004～20052005～20062006～2007
美国46 25943 94841 63246 16047 32048 444
中国20 25026 54025 43930 36234 50037 500
阿根廷 20 85923 52625 02127 31331 88634 500
巴西24 69327 16829 32329 25228 05027 900
世界158 024
165 510
163 527
175 630
183 830
193 329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
表4 2001至2006年度四国豆粕产量比较 单位：1000吨
豆粕产量2001～20022002～20032003～20042004～20052005～20062006～2007
美国 36 55234 64932 95336 93637 41438 484
中国 16 30021 00020 19024 02627 29629 700
阿根廷16 55918 41619 68521 53125 01527 050
巴西 19 40721 44922 36022 65821 65921 829
世界 125 088
130 328
128 296
138 641
144 568
152 572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
表5 2001至2006年度四国豆油产量比较单位：1000吨
豆油产量2001～20022002～20032003～20042004～20052005～20062006～2007
美国 8572 8360 7748 8781 9250 9147
中国 3575 4730 4535 5421 6149 6700
阿根廷3876 4404 4626 5088 6000 6500
巴西 4700 5205 5588 5650 5393 5366
世界 28 87230 54229 96832 48734 25635 714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
二、大豆产业国际重新分工
毫无疑问，我国大豆产业发生剧变可以从国内大豆需求的增加和供给的不足方面来解释，但我们却不应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2002年和2003年的大豆每亩净利润均高于当年稻谷、小麦和玉米的每亩净利润，然而2001年、2004年和2005年的大豆每亩净利润则低于以上三种粮食作物(见表6)。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这五年大豆进口不断增加的趋势并没有改变，说明大豆产业剧变不能单纯从国内大豆生产方面找原因。大豆产业的剧变更体现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大豆产业根据各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及其比较优势进行的重新分工。
表6 我国大豆、稻谷、小麦及玉米每亩净利润比较 单位：元
每亩净利润三种粮食平均 稻谷
小麦 玉米
大豆
2001年83.53 132.72 13.97101.78 74.95
2002年54.28 96.61 -10.22
78.68 121.96
2003年97.27 158.77 19.05112.81 168.35
2004年196.50 285.09 169.58
134.94 127.06
2005年122.58 192.71 79.3595.54 81.48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年、2004年、2006年。
1.耕地资源约束下的大豆产业
我国大豆产业剧变与我国耕地资源有限的约束是分不开的。
200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统计年鉴显示，我国可耕地面积为1.37亿公顷，人均仅有0.11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特别是耕地总量和人均量仍在持续减少。[3]在总耕地面积有限的约束下，不减少其他农作物的耕种面积，是无法增加大豆的耕种面积的，而通过进口大豆却可以做到既增加供给又节约珍贵的土地资源。以2006年为例，我国进口大豆3150万吨，以我国当年的大豆单产——每公顷1.74吨——来计算，我们需要增加1810.3万公顷耕地，而我国近十年来最高的大豆耕种面积也只有959.1万公顷(2005年)(见表7)。若以大豆产量占全国总产量1/3以上的黑龙江省为例，进口3150万吨大豆相当于增加5个黑龙江省的大豆耕种面积(以黑龙江省2004年的大豆耕种面积计算——为近年来最高值)。我国土地资源禀赋条件是我国大豆种植最大的约束，我们几乎不可能突然增加1810.3万公顷耕地，再者，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也不准许我国大面积地耕种大豆。
表7 1995至2006年中国大豆种植面积变化 面积单位：1000公顷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面积
8127 7471 8346 8500 7962 9307 9482 8720 9313 9589 9591 9300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6年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
2.确保粮食安全战略选择下的大豆产业
作为有13亿人口的大国，我国再怎么强调粮食安全也不为过。粮食问题是关系经济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松懈。[4]
粮食安全是指所有人，在任何时候均可以通过实际、社会和经济途径获得足够、安全而有营养的食物，以满足他们开展积极而健康生活的饮食需求和食品偏好。[5]粮农组织的粮食概念是指谷物，包括小麦、粗粮(coarse grains)、稻谷，其中粗粮又包括玉米、大麦、高粱等，与我国传统的狭义粮食概念基本一致，不包括豆类和薯类。[6 ]从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方面分析，以2005至2006年度为例，我国水稻、玉米及小麦的每公顷产量分别为6.26吨、5.29吨及4.28吨，而我国大豆的单产只有1.70吨/每公顷，远低于其他粮食作物(见表8)。进口3150万吨大豆可节约1810.3万公顷土地，相当于增产7748万吨小麦，或9576万吨玉米，或11 332万吨水稻，平均增产9552万吨粮食(以2005年单产计算)，几乎占到我国2005年粮食总产量48 402.2万吨的1/5。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小麦、玉米及稻谷是更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作物，而豆类则次之。因此，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的关键是如何确保小麦、玉米和稻谷的播种面积和产量，进而确保我国粮食的自给率。通过进口大豆则既能满足国内对大豆日益增长的需求，又能够减少与关系国计民生的小麦、玉米和稻谷争夺土地，这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大豆产业的必然选择。
表8 2005至2006年度我国水稻、玉米、小麦及大豆单产比较 单位：吨/每公顷
农作物 水稻 玉米 小麦大豆
单产6.26 5.29 4.281.70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Worl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3.基于比较优势分析的大豆产业
大豆产业可简单分为大豆生产以及大豆加工，我国在大豆生产方面的比较劣势非常明显，而我国在大豆加工方面略有比较优势，至少有在这方面形成比较优势的趋势。
我国大豆生产的比较劣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大豆单产较低。2005至2006年度大豆单位面积产量为1.70吨/公顷，低于世界大豆平均单产2.36吨/公顷，更低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它们的大豆单产分别为2.91吨/公顷、2.50吨/公顷、2.66吨/公顷，我国大豆单产只有美国的58.4%，只有世界平均单产的72%。
第二，我国大豆压榨品质较差。我国大豆出油率低，为16—17%，进口大豆的出油率则可达到19—20%，两者相差2—3个百分点，而出油率每差一个百分点，加工10万吨大豆，其效益就相差1500万元左右。另一方面，东北大豆的水分比进口大豆高，黑龙江的平均水分达到14%，而进口大豆为12%，若以每吨大豆2000元来算，两者水分相差40元。[7]我国大豆品质的另一个缺陷是专用性不强，我国目前培育的大豆品种是蛋白质和高出油率的混用品种，而国外培育的多是高蛋白质或高含油率的专用品种。[8]
第三，我国农户种植规模较小。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多，土地资源有限，广大农村基本上仍然以户为单位进行个体种植，大豆种植规模每户平均只有0.1—0.2公顷，即使在土地资源比较丰富的黑龙江省，其农户种植大豆的规模一般也只有1公顷左右，垦区承包国营农场耕地的农户种植大豆的规模最大，每户也只有10公顷左右。美国、巴西、阿根廷的土地资源都很丰富，生产规模都远远超过我国。美国农户平均生产规模从1978年的114公顷上升到1992年的148公顷。农场规模的巨大，给美国大豆种植户带来了非常可观的规模效益。
第四，国产大豆流通费用较高。我国大豆生产主要集中在东北三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而新建的大型榨油厂一般都集中在我国南方沿海地区，生产规模较大，日处理量一般在1000吨以上，对交通运输和采购方式有特别的要求。一般的铁路运输成本高、损耗大，而且无法保证企业的生产要求。另一方面，进口大豆厂商一般选择信用证交易方式，一年资金周转可达到8—10次，资金成本较低，而国内的大豆一般只能一次性收购，不能回流，一个大型油脂企业每年的资金周转只能达到2—3次。[9]
我国大豆加工方面的比较优势虽未充分显现出来，但由我国大豆压榨量、豆粕产量及豆油产量的迅速提高可以略见，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油脂企业加工规模不断扩大。近年来，随着外资的进入加快了国内大豆加工企业的整合速度，大多数中小企业被淘汰出局，涌现一批世界级大型油料加工企业。根据了解，目前全世界有11家日处理油料为6000吨的大型油厂，其中5家在中国，即江苏张家港东海粮油(12 500吨/日)，广西防城港大海油脂(7500吨/日)，河北秦皇岛金海油脂(7000吨/日)，连云港益海油脂(6000吨/日)和河北三河汇福粮油(6000吨/日)。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全年加工大豆的能力已超过7000万吨，加上花生、油菜籽、棉籽、葵花子等油料的加工能力，我国的油料加工能力已超过亿吨，成为世界上油料加工能力最大的国家。[10]
第二，我国大豆加工企业建设成本及加工成本低。我国沿海新建日处理大豆3000吨的大豆加工企业的建设成本只有4000万美元，比日本、韩国低2000多万美元。其大豆车间加工成本每吨只有45元，折5.4美元，比韩国的7—8美元和美国的9—10美元低得多。
第三，我国豆粕出口在运输方面存在比较优势。我国周边国家从美洲大量进口豆粕，用3—5万吨的大船运输需在港口过驳小船后才能运到目的港，而我国出口豆粕则可用3000—5000吨船直达目的港。豆粕从美洲运到韩国、日本的运费加上过驳、卸港仓储费用每吨45—60美元；而从我国运到韩国、日本的运费每吨只有9—15美元，即使加上从美洲进口大豆的运费和卸港费等也不超过40美元。从美洲出运豆粕到亚洲约需45天，经过赤道高温的影响，豆粕的新鲜度和营养价值降低，在亚洲市场上的销售价格比新鲜豆粕每吨要低10美元。从我国起运到亚洲各国市场，15天以内均可到达，其中到韩国、日本不超过5天，豆粕新鲜度和营养价值比从美洲运来的要高得多。[11]
当今的国际贸易已经由最早的国家间简单的互通有无，发展到国家间以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为依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活动。一个国家应当出口其相对丰裕的要素密集型商品，而进口其相对稀缺的要素密集型商品；每个国家也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中国从大豆净出口国转变为大豆净进口国，其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土地资源的约束、粮食安全的约束以及我国大豆比较优势的下降。由于我国在大豆生产方面具有比较劣势，要求我国进口大豆；而我国在大豆加工方面略有比较优势，至少有在这方面形成比较优势的趋势，也要求我国进口大豆发展大豆加工。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大豆产业的剧变只是国际大豆产业重新分工的一个缩影。置身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的我们，应当以全新的视角来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变革，绝不能一味保护，要充分认识国际农业重新分工的背景和依据，更要发挥我们的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
三、国际农产品产业重新分工问题的提出
1.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的国际农产品产业重新分工
国际农产品产业重新分工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国际农产品产业的重新分工，另一方面，只有顺应国际农产品产业重新分工的客观趋势，按照一国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才是真正的国际化，才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胜。
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资本、信息技术与人口在国家间的流动以及该流动对涉及国家经济的影响。[12]运输成本的不断下降和贸易壁垒的消减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动力。超大型集装箱的发明以及现代航海事业的发展，使得国家之间大宗农产品的运输成本低于一国国内的产品运输成本成为可能。贸易壁垒的消减使得各国能更大程度地在更大范围内参与经济全球化，使各国更能专注于生产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进口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各种要素在全球范围的广泛流动为各国按其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顺应国际农产品产业重新分工的客观趋势提供了空前的机遇。
那些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失败者，并不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它们是缺乏参与全球化的受害者。[13]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受益者是那些根据其自身的资源禀赋及其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经济全球化既促进了国际农产品产业重新分工，同时也要求各国顺应国际农产品产业重新分工的客观趋势。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主要涉及商品、资本、信息技术与人口在国际间的流动，那么跨国公司则是经济全球化发展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跨国公司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据联合国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目前全世界有7.7万个跨国公司母公司和77万个国外子公司。[14]跨国公司已经控制了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40—50%，国际贸易的60—70%，对外直接投资的90%和科技转让的90%。[15]
跨国公司选择在全球范围从事经营绝不是偶然的“偏好的转移”，而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跨国公司存在的基本原因是其在全球的生产和销售网中有竞争优势。第一，跨国公司通过与国外子公司的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实现其竞争优势。通过纵向一体化，多数跨国公司就能确保国外原材料与半成品的供给，通过更有效的公司内贸易，避开国外市场的不完善性。通过横向一体化，跨国公司能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其垄断权，使其产品既能适合当地的环境与偏好，又能保证其产品质量的一致性。第二，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也来自于在生产、融资、研究与开发、市场信息收集等方面的规模经济。跨国公司的巨大产量使得它们比小型的国内公司更能深入地进行劳动分工与生产的专业化。第三，跨国公司在控制和改变其运营环境方面比那些国内公司更有优势。跨国公司可以选择那些工资很低并提供补贴及其他税收优惠的国家设厂，它们也比国内公司能更多地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策，获取更高的利润。第四，跨国公司还可以通过把过高定价的部件运往高税率国的子公司，再把过低定价的部件运出高关税率国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方式，降低纳税额。这种运作方式被称为转移定价，它只能出现在公司内部的交易中，在独立公司之间是不可能出现这种交易的。[16]
以大豆产业的“南美模式”为例，我们分析几大跨国粮商在全球大豆产业重新分工中的作用。
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这四家公司被简称为“ABCD”，它们基本上控制了全球大豆产业的整个链条。首先，四大粮商通过易货贸易的融资方式控制着南美大豆生产，在农民播种大豆的时候，四大粮商为其提供化肥和种子，然后等大豆收获的时候，农民再以大豆来偿还。其次，几家国际粮商在巴西和阿根廷等大豆主产国建立自己的仓储和出口码头等设施，以便在全球销售大豆。再次，跨国粮商将其控制的美国和南美大豆通过自己的贸易公司卖到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大豆进口国，在贸易中获利。最后，跨国粮商还在具有大豆加工优势的国家参股当地大豆加工企业或建立独资子公司，这样它们就不但能获得大豆的进口权，而且还可以赚取大豆加工环节的利润。
经济全球化为各国参与国际农产品产业分工提供了机遇、路径以及动力，而跨国公司的存在及其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扩散知识、技术及先进管理理念的作用，还将各国的资源和比较优势进行整合，促进了国际农产品产业的重新分工。
2.国际农产品产业重新分工的理论依据
在一个国家内部，即使不增加资本和劳动，仅通过科学的劳动分工，该国就可实现财富的增加。但合理的劳动分工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最需要的是充分实现资本和劳动的合理流动，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起作用，将资源配置到最适合从事该生产的人或部门那里。整个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就是劳动分工的历史，我们周围的每一件商品也都是人们劳动分工的产物，在理论上及实践上我们都有必要重新认识劳动分工的价值。
在全球范围内，仅通过国与国之间合理的分工，参与分工的各国和地区就可能实现财富的增加。国家之间的经济分工主要涉及国际产业间分工以及国际产业内分工，而合理的国际分工也是一个动态的实现过程，最为关键的是各国根据其所具有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来选择其重点发展的产业。一国减少生产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用节省下来的要素生产其具有比较优势产品，该国的福利就会得到提高，该国就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国际分工就会继续调整，直到一国减少生产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转而生产其具有比较优势产品带来的福利提高必须以别国的福利损失为代价时，国际分工才达到均衡，各国实现帕累托有效率，即国际产业重新分工。之所以强调“重新”二字是因为当今国际贸易远未达到自由贸易的阶段，仍有许多贸易障碍未扫除，各国仍具有帕累托改进的可能，国际分工远未达到均衡；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及其比较优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即使达到国际分工均衡状态，随着各国资源禀赋及其比较优势的变迁，国际分工也会继续并直到下一次均衡。
我们可以从资源约束论、粮食安全论及比较优势理论来分析国际农产品产业重新分工。
(1)资源约束论。对农业发展来说，最大的约束就是土地资源的有限刚性，即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是指一国的可耕地面积是一定的，并且土地资源在长期也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土地资源的不可替代性是指因土地资源的减少而导致的产量下降无法通过追加劳动的投入来弥补。这就要求土地资源缺乏的国家要侧重发展非土地密集型产业，并进口土地资源丰富国家的农产品，这也必然导致一部分农产品的生产向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集中。反之，若土地资源缺乏的国家不顾资源约束条件，也大力发展土地密集型产业则是对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必将付出较大机会成本，也会限制该国优势产业的发展。
(2)粮食安全论。粮食安全主要是指要保障人们基本食物消费，实质上是要确保人类生存的问题。直到目前，全世界长期仍有超过8.54亿的人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确保粮食安全仍是世界农业发展的重要问题。但并不是每一种农产品都直接涉及粮食安全的保障问题，小麦、玉米及稻谷是更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作物，薯类和油料次之。许多国家仍倾向于主要依靠国内资源满足自身的粮食安全，这就使得有些国家耕种了其并没有资源优势和比较优势的粮食作物。随着国际农业贸易障碍的消除，以及国际政治环境长期的和平稳定，通过自身力量以较高成本保障粮食安全的国家必将调整其农业产业结构，更合理地参与国际农产品产业的分工。
(3)比较优势理论。我们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即贸易发生的原因)是为了获利，狭义上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在广义上则是为了追求贸易参与者的福利最大化。而国际贸易的参与者凭借什么在贸易中获利呢，凭借的是其所既有的比较优势，可能是先天就具有的，也可能是后天培养的，亦或是二者的结合而形成的比较优势。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比较优势”更主要的是指在贸易中“获利的优势”，虽然越来越多的人用的是涵义扩大后的比较优势，但少有人进行澄清。获得比较优势的途径有多种，主要有自然资源优势、生产技术优势、资源禀赋优势以及规模经济带来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理论要求各国从事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生产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进口那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国际农产品产业的重新分工体现的正是各国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追求福利的最大化。
四、结论
我国大豆产业发生的剧变，实质上体现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农产品产业重新分工的客观趋势。这要求我们要用全球化的视角分析我国的对外贸易和产业发展的状况，更需要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充分认识并尊重国际农产品产业重新分工的客观规律。我国所发生的大豆进口量激增和外资整合大豆加工业的产业剧变现象，正是我国在土地资源和粮食安全约束下发挥比较优势自发地适应国际农产品产业重新分工的体现。
当前学者在讨论大豆产业问题时，主要是担心大豆进口激增对豆农福利的损害以及恐惧外资对大豆加工业整合会危及我国大豆产业安全。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关心农民福利，关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爱国学者，值得钦佩。然而，在过于关注局部和眼前利益的时候，我们往往容易忽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农户从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生产中转移出来，从事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生产或转移到收益更高的产业，准许其自由选择和自由流动，才是对农户最大的保护，也更符合我国的农业发展战略。另外，在外资注入我国大豆加工业方面，我们更不能过于悲观。从短期来看，一部分中小型大豆加工企业可能会濒临倒闭，但从长远来看，外资的注入不仅加速了我国大豆加工业的优胜劣汰，还带来了甚至比技术更为宝贵的全球风险管理理念和跨国经营的理念，进而提高我国大豆加工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使我国真正成为全球大豆压榨中心。因此，我们不但不应恐惧外资的进入，更要向跨国粮商学习，努力在农业领域形成我们自己的大型跨国公司。
中国大豆产业的出路在于：大胆利用进口大豆，发展大豆加工业(包括大豆压榨以及利润更高的大豆精深加工)，成为大豆加工强国；坚持“走出去”的战略，鼓励有实力的国内粮商主动出击，在南美建立自己的大豆生产基地，修建仓储和出口码头等设施，培养中国的大型跨国粮商；重点发展国内大豆主产区的大豆生产，发挥我国大豆非转基因的优势，充分发掘国产大豆在食品加工业中的商业价值。
总之，我们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顺应国际农产品产业重新分工的客观趋势，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在整体上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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