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老人电视收视行为、电视真实度、忧郁感与拟社会互动之相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地区论文,电视论文,互动论文,忧郁论文,老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随着医疗科技进步、生活质量提升、平均寿命延长及出生率的下降，台湾地区人口老化的趋势愈加明显。根据“内政部”2012年人口统计，户籍登记人口之65岁以上老人已超过260万人，大约占台湾地区总人口11%，且呈现持续增加的趋势。预估至2025年，台湾65岁以上人口将达到480万人，突破总人口的20%。这也说明，台湾地区即将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化社会衍生出有关老年人的各种问题和现象，已成为有关当局、学者与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特别是如何保持并改善老人生理及心理健康。
因此，研究者从以往偏重于关注老人生理健康或社会福利等面向，[1]也逐渐扩及老年人的心理层面。[2]这方面的研究指出，社会参与是老人达到成功老化的重要因素之一。[3]而社会参与的重要形式之一则是休闲活动。对老人而言，休闲活动不仅有助于增进老人的身心健康，更与其生活满意度息息相关。[4]相较于其它年龄族群，老人族群所从事之休闲活动大多以静态活动居多，如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礼佛或静坐。[5]亦即，老人因其健康程度、就业与否或行动的方便性而选择活动力需求较低的休闲活动。众多研究皆指出，收看电视是老人的主要休闲活动。[6]老人透过电视来获取新闻、健康、旅游或休闲信息。[7]相对地，电视也为社会大众定义及建构关于老化的社会认知。[8]因此，公共卫生及传播学者也开始关注大众传播媒体影响老人心理及生理健康的相关议题。[9]从健康照护的角度来看，电视不仅是传播媒介及健康信息的来源，更是老人排解寂寞与情感寄托的工具。
电视与老人的相关研究指出，电视是老人休闲活动中最常使用的传播媒介。比起其他年龄族群，老人花更多的时间观看电视。10]由此来看，电视媒介不仅影响老人身体活动的类型或时间的长短，也可能影响老人的情绪及自我价值的认知。过去有关电视与心理健康研究主要关注于较年轻的族群。[11]这类研究发现，观看电视节目与观众的忧郁程度和负面情绪是有关联性的。而针对老人的研究则发现，寂寞的老人对于负面再现老人角色的节目呈现较高的观看意愿；而不寂寞的老人则有较高的兴趣观看正面呈现老人角色的节目。和正面呈现老人角色的节目相比，寂寞的老人在观看完负面呈现老人角色的节目后，心情较为轻松。[12]甚至，Nguyen等学者认为，电视可能可以被用来辨认自己或他人是否忧郁的指标，或是用来对抗忧郁。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探讨大众传播媒介对观众的影响，不应局限于媒介的整体使用时间或是偏好的节目类型，而是应将观众对电视角色的喜爱程度及互动关系等因素纳入考虑。[13]亦即，电视角色对观众的影响可能比单纯的剧情来得更大。
相较于国外研究，中国台湾地区对于老人与电视的研究大都关注于电视节目或广告再现老人形象、刻板印象与叙事研究，[14]或是以心理学取向研究老人观看电视剧的心理过程，[15]鲜少触及老人的电视真实度认知或是针对电视角色与老人观众间的拟社会互动关系。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老人的心理状况、电视使用行为，以及探讨老人的电视真实度认知与电视角色间的拟社会互动关系。研究老人观众媒介使用的心理过程，不仅是学术上的探讨，其实也是展现社会对老人精神世界的关怀。[16]又鉴于“内政部”的《2004年老人状况调查》报告中指出，台湾地区老人普遍对生活呈现不快乐及孤寂感，其中心情很不好者占33.33%；觉得很孤单、寂寞者占21.76%。台北市自杀防治中心针对1994—2000年台湾地区自杀死亡趋势“年龄层别自杀死亡率”调查也发现，65岁以上老年人口自杀死亡率高达36.6%。而老人自杀原因以“情感与人际关系因素”最多，占了三成（台湾自杀防治学会，2008）。[17]由此可见，台湾老年人对于情感的需求似乎没有得到满足。因此，作为老人生活信息来源、生活伙伴、社交生活参与及情绪抒发的电视媒介在老人心理需求及心理感受上，实有其研究的必要性。特别是研究老人观众与电视角色的拟社会互动关系。希望藉由研究结果对未来制作电视节目，或是有关政策拟定方面提供参考或建言。同时，本研究结果也有助于有关当局或是媒体组织在拟定传播或是相关政策时，能兼顾老人族群的需求。
二、文献探讨
（一）收看电视是老人的主要休闲活动
国内外的研究皆发现，观看电视是老人休闲生活的主要活动。[18]特别是教育程度比较低或是身体活动力较低的老人。一项针对2114名香港地区老人所作的休闲活动调查发现，超过90%的香港地区老人每天观看电视，尤其是教育程度比较低的老人。[19]而“台湾中央研究院”（1999）和广电基金所进行的“2000年台湾地区电视收视行为大调查”皆发现类似的结果。也就是，比起其它的年龄族群，老人是电视媒介最忠实的观众，主要是以排遣时间、寻求信息与娱乐为主。由此可知，老人较常以观看电视做为其主要休闲活动，特别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身体较不健康或是教育程度较低的老人。
（二）涵化理论与电视真实度
涵化理论学者认为，电视除了有能力传递信息，形塑价值及认同，甚至可以建构、影响阅听社会大众的世界观。[20]换言之，观众在长期观看电视的过程中，会逐渐学习和接受电视所建构的社会真实观点，并藉以理解有关外在世界社会本质的信念。涵化理论强调的是长期的、累积的、持续的价值涵化过程，而非短期的态度或行为的改变。就老人观众而言，电视是老人族群获取知识和休闲娱乐的主要管道，那么老人被电视所传递的文化价值或意识形态所涵化的可能性就比较高。而且，涵化理论的主要精髓之一的共鸣效果（resonance）也指出，当电视内容与观众的实际生活经验越相似，或是与个人想法或认知越接近时，涵化的效果越强烈。就此来看，电视对老人的自我认知或是外在的社会真实是具影响力的，特别是当老人族群认为电视内容和他们生活经验是相类似的。换言之，当老人族群认为电视内容是真实的或是贴近其日常生活经验的，那老人族群的认知、情感，或是行为就更易于受到电视的影响。据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电视真实度（realism）就如同共鸣效果一样，对老人族群的社会真实建构，是扮演重要角色的。
（三）社会撤退理论与拟社会互动关系
社会撤退理论（Social Disengagement Theory）认为，社会与老人是相互脱离对方的。[21]而这种互相脱离的过程，不管是对社会或是老人来说，都是具有正常功能的。老人因能力的衰退，选择自原有的社会角色中撤退，离开其它社会团体活动或回归家庭，并空出原有社会角色地位给较年轻族群。这虽然可被视为一种和平且有计划的方式，将权力移转给年轻一代，但同时却也可能扼杀了老人存在的价值。因为，若社会普遍接受此一论述，老人的生命力则会受到压抑，进而产生负面的自我认知，甚至可能引发忧郁行为。因此，持此观点的研究大都集中于老年老化问题、健康医疗或社会福利政策等方面的探讨。相对的，有关老人生活形态与人际传播的关联性的议题则被忽略，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介在老人日常生活种所扮演的角色。Roy和Harwood指出，老人依赖传播媒介提供新闻或娱乐产品讯息，媒介可说是老人透视世界的一扇窗（window on the world）。[22]其中，又以传播媒介，特别是电视的拟社会角色功能，是老人族群寻找角色和补偿其日益减少的社会网络的工具，它更是老人人际互动的替代物。[23]因此，Cumming和Henry认为社会撤退理论应可被视为人际传播理论的一环。其它学者也同样印证寂寞和社会撤退，使得老人转向大众传播媒介寻求有关于外在世界的讯息，[24]或是藉由与媒介角色进行拟社会人际互动，发展出如朋友或亲人般的“幻觉式亲密关系”（illusion of intimacy），并将媒介角色视为生命中重要的人。[25]换言之，当老人与媒介角色建立起拟社会互动关系时，老人会认为他们和媒介角色是熟识的，或是了解对方的。藉由与媒介角色互动，来补充或替代因社会撤退的面对面人际互动关系。有些研究者更进一步指出，拟社会互动关系在影响受众的媒介使用、[26]消费行为（Levy，1979）[27]、或是涵化的功能上皆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28]甚至有研究者认为，这种与媒介角色的拟社会互动关系比真实社会中的朋友关系还要来得亲密。例如，Levy研究观看电视新闻的拟社会互动关系发现，观众会藉由写信来表达对主持人的关心或是购买节目中推荐的商品，作为表达其节目忠诚度的表现，而这种情形又以年纪较长、教育程度较低的观众最为明显。另一探讨广播谈话性节目与听众拟社会人际互动的研究也发现，观众与喜爱的谈话性节目主持人之间的拟社会人际互动关系愈强，其收听节目的欲望就愈高，也愈将主持人视为可信赖信息的重要来源。[29]
（四）老人心理状况与拟社会互动
老人因身体功能退化、因退休而丧失社会地位或是角色的改变，或是因亲人或朋友的死亡，可能产生沮丧、悲伤、忧郁情绪，而对未来充满茫然无措的失落感。严重者甚至可能陷入绝望或心理错乱的地步。其中，又以守寡、低教育程度或罹有宿疾者为高危险群。因此，许多研究试图寻找影响老人心理健康的因素，例如居住安排、社会参与、身体活动或是沟通模式。老人的心理健康是一个多面向且复杂的议题，不过休闲活动与老人心理健康的关系是许多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虽然这方面的相关文献并不丰硕，但一些研究指出，休闲活动中的电视使用与沮丧情绪是有关联性的。[30]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指出老人与媒介角色互动发展出的拟社会关系，对老人心理需求与满足的重要性。换言之，当老人在自然老化过程中因心理需求不满足，例如自我价值、人际关系、生活掌控、鳏寡、独居、亲友死亡，而产生的沮丧感、失落感或是孤独寂寞感，藉由与电视角色进行如朋友或亲人般的拟社会互动或抒发情绪，并得到被关怀、被了解、被认同，或是被肯定的感觉，进而弥补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退缩。例如，从使用与满足理论来看，电视媒介的易得性，加上老人视力的衰退，使得老人特别青睐于电视媒介来获得知识或讯息，特别是贫穷的或是少数民族的老人。而且，高度易得性的电视媒介更是提供老人接触外在世界的管道、消磨时光和提供伴伙关系。[31]Palmgreen等学者指出，老人虽自社会主流生活中撤退，但仍可藉由媒介新闻获得重要社会消息与娱乐、人际接触和拟社会互动。也就是说，电视不只提供自社会撤退老人的娱乐功能，降低老人被社会隔离的感觉，更能减轻老人沮丧忧郁程度，这对老人情绪健康及心理健康是有帮助的。[32]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法总共访问318位年龄大于60岁（含）的老人。但由于社会诈骗事件频传使得一般人，特别是年纪大的老人，对来访的陌生访员可能产生身份的怀疑或是谨慎恐惧的心理而不愿意参与此研究。因此，本研究是藉由熟识的老人、老人相关社团或其他可能接触老人的店家引介来完成样本的招募。又囿于老人的识字能力、阅读能力、视力或听力退化或障碍可能影响问卷调查的进行，本研究在问卷题目设计上皆经仔细考虑，例如使用的字词字句尽量清楚明白、选用较大尺寸的字型、尽量减缩题项的数量、不使用反向题提问。另外，在问卷施测的过程中，如遇有老人因识字能力或其他因素而无法自行填写问卷时，则由老人口述再由问卷施测者代为填答。
（一）研究工具及研究过程
本研究问卷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受试者基本资料（年龄、教育、居住状况、就业状况）及电视收视行为（每天早上、下午及晚上大约收看多少小时的电视、收看哪些节目）。
第二部分的问卷是测量受试者对电视真实度的认知、与喜爱电视角色的拟社会互动（包含：拟社交涉入度、认同感、关心度），以及忧郁感等面向。
1.电视真实度：改写自Rubin所编制的觉知电视真实度量表（Perceived Realism Scale，PRS）来测量受试者对电视真实度的看法。[33]本研究电视真实度量表的内在信度为Cronbach α=.72。
2.拟社交涉入度：拟社交涉入度测量是改编自Rubin和Perse的拟社交涉入度量表。受试者得分越高，表示其拟社交涉入度越高。此4题的内在信度为Cronbach α=.82。
3.认同喜爱角色：认同喜爱角色测量是改编自Auter和Palmgreen（2000）的观众与媒介角色互动量表。受试者得分越高，表示认同程度越高。此量表的内在信度为Cronbach α=.75。
4.关心喜爱角色：关心喜爱角色测量是改编自Auter和Palmgreen（2000）的观众关心喜爱媒介角色量表。此量表的内在信度为Cronbach α=.82。
5.忧郁感：为顾及老人受试者的身体与器官功能退化所可能导致的疲惫或是记忆力减退的问题，本研究使用简短版的老人忧郁量表（Sheikh & Yesavage，1986）。[34]受试者针对题目叙述以“是”与“否”答题。题项总分为15分，得分越高表示忧郁感越高。得分为0—5分表示没有忧郁倾向，6—10分表示有轻微忧郁，而11分以上则为重度忧郁。[35]
（二）研究问题
综合文献探讨与研究工具拟定，本研究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研究问题一：老人的总体电视收视时间与电视真实度的关系为何？
研究问题二：老人的总体电视收视时间与其忧郁感的关系为何？
研究问题三：老人的总体电视收视时间与其喜爱角色的拟社交涉入感、认同度及关心度的关系为何？
研究问题四：老人观看电视类型偏好与其忧郁感的关系为何？
研究问题五：老人的电视真实度与其喜爱角色的拟社交涉入感、认同度及关心度的关系为何？
研究问题六：老人的电视真实度与其忧郁感的关系为何？
研究问题七：老人的忧郁感与拟社交涉入感、认同度、关心度的关系为何？
四、资料分析
本研究总共募集318位老人受试者，有23人因未完成多项问题或是年龄低于60岁而被排除，所以本研究有效样本为295人。这些老人的年龄是介于60岁至88岁（M=67.08，SD=6.58）之间。具有初中、小学教育程度的老人有142人（48.1%）、高中程度有83人（28.1%）、大学以上程度则有70人（23.8%）。大部分的老人是与家人同住（85.8%），只有13.9%的老人是独居。另外，大约有62.4%（n=184）的老人是退休或是家管，25.4%（n=75）是从事全职工作的老人，11.2%（n=33）是兼职的老人。这些老人普遍出现忧郁（M=7.31）的症状（0—5代表无忧郁，6—10代表轻微忧郁，11—16代表严重忧郁）。有244位（82.70%）是轻微忧郁，11位（3.7%）是重度忧郁，只有40位（13.60%）是属于无忧郁的。换言之，每100位老人中，就有高达86位是不快乐或是忧郁的。
在电视收视行为方面，老人观众平均每日收看电视时间为4.92小时（SD=2.66），收视时间大都集中于晚间（2.28小时）,依次是下午（1.53小时）及早上（1.11小时）。最常收看的电视节目依次是新闻（36.90%）、戏剧（35.90%）、综合生活（15%）、综艺（2.40%）、财经（2.10%）、美食行脚（1.4%）类节目。进一步检视教育程度、收视时间及偏好节目类型则发现，初中以下学历的老人花在观看电视时间（M=5.54，SD=2.63）明显高于高中（M=4.47，SD=2.56）和大学以上学历（M=4.17，SD=2.55）的老人，而且他们偏好观看戏剧类节目（41.5%）。相对的，高中学历（42.2%）及大学以上学历（35.7%）的老人则偏好观看新闻性节目。
研究问题一及研究问题二探讨的是：老人的电视总收视时间与电视真实度认知及忧郁感间的关联性。如表一显示，电视总收视时间与电视真实度并无显著性相关（r=.04，p＞.05）。同样的，老人的电视总收视时间与忧郁感也无显著相关性（r=-.07，p＞.05）。
研究问题三探讨的是，老人总体的电视收视时间与其喜爱角色的拟社交涉入感、认同度及关心程度间的关系。由表一可知，总体电视收视时间与拟社交涉入感、认同度与关心度皆未达显著性相关。亦即，老人收看电视时间的长短多寡和他们所喜欢明星之间的拟社交涉入感、认同度及关心程度无关。
研究问题四探讨的是，老人观看电视节目类型偏好与其忧郁感的关联性。单因子变异数检定显示，观看电视节目的类型与忧郁感高低并无显著性差异（F（8，286）=.86，p＞.05）。换言之，老人观看电视节目的类型并不会影响其忧郁感。
研究问题五探讨的是，老人的电视真实度与拟社交涉入感、认同度与关心度的关系。以平均数值为分割点将受试者分成高电视真实认知组（M=2.91；SD=.47）与低电视真实认知组（M=1.83；SD=.45）两组。独立样本t检定显示，高电视真实组与低电视真实组的老人在拟社交涉入感（t（293）=-5.51，p＜.001）、认同度（t（293）=-4.08，p＜.001）和关心度（t（（293）=-6.40，p＜.001）皆具显著性差异。表示，高觉知电视真实组（M=2.47，SD=.89）的老人比低觉知电视真实组（M=1.85，SD=.74）的老人，呈现较高程度的拟社交涉入感；高觉知电视真实组（M=3.06，SD=1.10）的老人比低觉知电视真实组（M=2.54，SD=1.08）的老人，呈现较高程度认同感。同样的，高觉知电视真实组（M=2.39，SD=.87）的老人比低觉知电视真实组（M=1.85，SD=.79）的老人，对自己所喜爱的明星演员呈现较高程度的关心度。
研究问题六探讨的是，老人的电视真实度与忧郁感的关联性。由表一可知，老人的电视真实度与忧郁感（r=.19，p＜.01）达显著性相关。进一步分析高电视真实组与低电视真实组老人的忧郁程度有何差异。独立样本t检定显示，高电视真实组与低电视真实组老人的忧郁感具显著性差异，t（293）=—2.17，p＜.05。亦即，和较不相信电视内容是真实（M=7.54，SD=1.90）的老人相比，比较相信电视内容是真实的老人（M=7.03，SD=2.18）呈现较高程度的忧郁感。
研究问题七探讨的是，老人感知的忧郁感与其所喜爱电视明星的拟社交涉入感、认同感和关心度的关联性。由表一可知，老人的忧郁感与拟社交涉入感（r=.03，p＞.05）、认同度（r=.06，p＞.05）与关心度（r=-.02，p＞.05皆未达显著性相关性。亦即，老人与喜爱角色间的拟社交涉入程度、认同程度和关心程度并不影响老人的忧郁程度。
五、讨论、建议与研究限制
（一）结果摘要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台湾地区老人观众不管是独居或是与家人同住，都呈现普遍的忧郁情绪。老人每天花相当长的时间在收看电视，而新闻节目及戏剧节目是他们最常观看的节目类型。本研究主要发现如下：
1.老人族群虽然每日花可观的时间收看电视，但是收看电视时间长短和观看节目类型皆不影响他们的忧郁情绪。此结果与过去文献指出观看电视时间长短或节目类型会影响观众忧郁情绪[36]的论点不一致。可能的解释之一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电视节目内容的差异性，导致不一致的结论。而且，这些研究大都是西方的研究，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是针对不同的年龄族群所进行的研究所获致的结论。可能的解释之二是，老人们每天收看相当长时间的电视（M=4.92），加上大多数老人（86%）皆有普遍性的忧郁情绪，所以整体电视收视时间或是观看节目类型对于忧郁情绪的影响效果就较不易显著。可能的解释之三是，收视时间长短可能不是影响老人观众忧郁情绪的良好指标，还有其他可能影响因素存在。
2.老人的忧郁感虽和总体收看电视时间无关，但却与电视真实度有显著相关性。此结果却也呼应Cohen（1999）[37]的观点，探讨电视对观众的影响不应局限于使用时间的长短，而是要考虑其他可能因素。换言之，观看电视时间长短不是问题，相信电视所呈现的内容是真实的才是关键。虽然我们无法确切得知老人观众的忧郁情绪是否真是受到电视内容的影响，但是电视真实度对观众的影响却是值得注意的。从社会撤退理论的观点来看，老人族群因年迈而自然地从社会人群渐渐脱离并回归家庭。由于人际活动范围的缩限，使得电视成为他们接触外在世界的重要渠道。再者，老人因老化伴随的认知及思考功能衰退，进而较易相信电视所呈现的事件是真实的。因此对老人来说，电视中残暴的社会事件、暴力、血腥、煽情的镜头或是节目内容易被认为是真实世界的再现或是想象，进而引发老人族群的不安、恐惧、担心或是忧郁情绪。相对地，电视内容，特别是广告或是戏剧节目，偏好反映美好的事物、文化传统或是理想的典型（Fowles，1996；连淑锦，2012）[38]，可能反而会造成老人族群对其生活环境或是他人有过度的想象与期望，进而引发不愉快情绪或是忧郁感。
3.越相信电视内容是真实的老人，对其所喜爱的角色有着越高程度的拟社交涉入感、认同感和关心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有关老人观众电视真实度与电视角色间的拟社会互动关系，在本质上仍属相关性质的探讨，不应视为这两者间存有因果关系，后续推论或是应用上仍须谨慎。
综合以上讨论，本研究发现台湾地区老人普遍是忧郁的、不快乐的。老人族群的忧郁程度与其收看电视时间长短、拟社会互动没有关联性，但却与老人觉知的电视真实度有显著关联性。换句话说，本研究发现老人的忧郁情绪与电视使用行为的关联性，存在有个别差异或是其他变量，而不是单纯的电视总收视时间（Cohen，1999）[39]。另外，本研究也发现感知的电视真实度不只与老人的忧郁感有显著关联性，也与老人的拟社会互动有显著关联性。但是，老人的忧郁程度却与拟社会互动无显著关联性。这个研究提供了老人忧郁感与拟社会互动的关联性上，存在有电视真实度的可能影响。本研究点出电视真实度在收看电视对老人或是其他族群的可能影响，并尝试将涵化理论中的共鸣效果延伸至电视真实度这个概念上，丰富媒介对于观众效果的研究主题。
（二）研究限制
首先，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工具及设计皆已考虑老人生理上的自然退化而做适度的修改调整，并达到可接受之信度（α＞.70）。但是施测时，仍有老人对字面上意义似乎有疑虑，或是不了解如何回答。建议后续研究针对老人受试者在概念或是概念操作上要仔细斟酌考虑，或是可采用访问法或是焦点团体座谈方式让老人在自在的环境中表达他们的想法。再者，有的老人受访者因识字能力或眼力退化而需访员代为转述问题时，可能因面子问题而有所犹豫、答非所问，或是不想回答的情形发生，这样的情况以询问有关老人忧郁感题项时最为明显。后续研究建议研究者将老人的面子问题纳入考虑，选择适当的研究工具或是方法执行研究。
最后，不容讳言，本研究仅关注电视收视行为与老人忧郁感及拟社会互动关系的相关性探讨，缺乏观看电视与老人观众忧郁感的因果关系探讨。建议未来研究可以实验法探讨两者间的因果关系，或是不同媒介间的效果差异，以提供数字媒介汇流时代的受众，对此议题有统整性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