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高师与杜威、孟禄的中国之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行论文,中国论文,高师论文,杜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298（2010）04-0096-07
1920年前后，杜威、孟禄的中国之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民主化和教育科学化的进程，堪称中国新教育运动的重要里程碑。其意义之巨，正如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北高师”）教育科教师汪懋祖所言：“自欧战激荡世界，国人思潮为之一新。其间杜威博士来华，予吾人以新教育之概念与其涂辙；孟禄博士又指示实际的方针，益坚其教育救国淑世之信心，遂有全国教育改进之运动。”[1]作为民国时期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高师学校，北高师对于两位西方教育家的中国之行，均予以积极关注。通过译介其思想，践行其理念，北高师已然成为中国新教育运动的一支生力军，近代中外教育、思想交流的学术重镇，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北高师与杜威来华
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20世纪西方教育史上颇有影响的代表人物。1919年4月30日，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刻，杜威应邀来到中国。在这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杜威足迹遍及中国江苏、直隶、山西、奉天、山东、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10余省，讲演多达200余次，对中国知识界、教育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1.北高师对于杜威学说的译介与实践
杜威来华是由北京大学牵头，南京高师、江苏省教育会、教育部、浙江省教育会联合邀请的，北高师一开始并没有介入。但是，随着杜威在华活动的展开，北高师也对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首先，师生们积极撰文译介其教育学说，进一步扩大杜威及其学说的影响。如刘建阳在《杜威学校与社会之进步》一文中阐发其“学校即社会”的思想，以学校作为社会的胚胎，“当大社会的模型；训练儿童使作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使之有服务的精神，自治的能力。”[2]张佐时阐释了杜威“兴味与勉力”的教育学说，认为其“对于兴味在教育上的位置价值阐发尽致，诚足以为教授上的指针”。[3]夏宇众翻译美国波士顿《教育月刊》的相关文章，详细介绍了杜威学说在波士顿师范学校的实践运用，包括具体试验的方法、程序以及所取得的成绩等等。[4]这些文章与杜氏弟子在《新教育》、《时报》等刊物上发表的系列介绍文章交相辉映，为杜威访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除了直接译介，北高师还把杜威学说运用到解决中国教育实际问题之中。王文培就撰文《杜威博士对于实业教育之意见》，针对中国职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中学是否应分文实二科，职业教育是否应附于普通教育之中，近又有大学校与实业专门学校或分或合之歧议。”“用特介绍杜氏之说，以见此项问题之一斑”。他指出杜威关于教育之目的，“不在造成器械的人格，乃在养成完善的人格”，而欲养成完善的人格，“则所学之知识对于社会必须有真实的价值，学校生活必须为社会标准生活，教育之性质必须为继续生长之活教育”。因此，“普通教育与实业教育得合而为一，互相辅助，以养成完全之国民而达教育之目的”。[5]
师生们还把杜威的学说付诸实践。北高师的一些重要社团，如《教育与社会》杂志社和平民教育社，就是在杜威学说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成立的。邓萃英在《教育与社会》杂志社的一次演讲中就曾指出：“这个杂志，差不多可说是受了杜威先生的影响才产出来的。”[6]姚以齐也说：“本社成立于民国八年双十节以前，恰当杜威博士来华之后。至本社之所以成立，直可谓由于受杜威学说之影响和感动。”[7]2任熙烈也说道：“民国八年，杜威博士（Di.Dewey）来华讲演，同人因鉴于中国教育之不良，急待改善，乃组织平民教育社。”[8]此外，工学会也明显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其《发刊词》就指出：“注重实行，不主张空言”，“从实地试验我们相信的一切新思想”，并把杜威的“一斤的空言不如一两的实行”奉为经典。[9]
2.杜威在北高师的演讲与授课
由于杜威来华主要是北京大学和南京高师负责邀请，他在华第一年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学和南京高师，仅到过北高师两次。第一次是1919年7月，参观北高师工程系，对学生们利用暑假期间，自己动手为学校盖了三幢教室表示极大的赞赏。第二次是1919年11月14日，出席北高师学生自治会成立大会，发表了题为《学生自治》的演讲。在演讲中，杜威高度评价了该团体，说：“诸君在学校的自治，实在是养成将来国家自治的预备。诸君今日是在这里做民治的学徒Apprentice，将来就是一个大民主国里能自治的国民。”[10]
杜威和北高师关系开始密切是在1921年。杜威原计划1920年夏天回国，后经挽留又延长了一年。在这一年里，杜威陆续在北高师发表了4次演讲，详见下表：
其中，6月22日在学生自治会的演讲是杜威在回国前夕做的“对于北京的教师和学生最后的演讲”。在演讲中，他结合北高师的情况，鼓励学生要专心于教育事业，增进职业的精神，以谋教育的改良和国家的强盛。他说北高师“学生都是有为的青年，并且我所教的一班，又是已经做教师、回来研究教育的，这种求学的热心使我永远不忘。以诸位的经验，真正可做组织事业为社会的中坚，应当先由自己以身作则，然后推而广之，增进你们的学问、提高职业的精神。诸位在师范所得的知识将来都极有价值，而特别学科研究的心得尤其能给社会上许多好处。还过于所学的知识外，最重要的、不要忘记的就是对于教育要有信仰心，然后心才可专。这种职业的精神和为教育而牺牲自己的毅力，较你们所学的知识格外可贵”。[11]
在这一年里，杜威还给北高师教育研究科的学生讲授了两个学期的“教育哲学”课，获得了学生一致好评。如導之记载：“杜威先生之教授我们的论理学及教育哲学，每次上堂，都用打字机印好本章所讨论的重要问题，以及本章的大纲，讲演时，即按照大纲讲下去。前后所用的两本书：‘How We Think’和‘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两本书都是他自己著作的，但是他还下充分的预备功夫。”[12]学生们非常重视杜威的授课。如常道直就对杜威的每一次授课，都做了详细笔记，并将笔记进行了整理，以《教育哲学》为名，在《平民教育》第26、27、28、29、30、31、33、34、35、38号上连续刊出，以便“使那没有机会听讲的人，也如同亲自聆他的言论一样”。[13]1922年，商务印书馆将该讲义汇编成《平民主义与教育》一书出版，杜威亲自作序，明确表示对常道直的感谢：“序者欲表示对于常君之谢意，因其费心力将其讲词发表出来并译之成华文，俾多数人得以受其益，并望此讲词能供兹所指出之宗旨之用”。[14]
二、北高师与孟禄来华
孟禄（Paul Monroe，1869～1947），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部主任，在教育史、教育行政、比较教育等领域享有极高的学术声望，曾任美国国务部教育研究会研究员、美国国际教育学会远东部主任、世界教育会会长等职。早在1913年孟禄就曾来华考察过教育，但“为时既短，故其评论中国之教育多得自浮面之观察，而鲜鞭辟近里之谈”[15]1，影响不大。1921年杜威离华不久，孟禄再次访华，并以其丰富的教育经验，积极参与中国的教育活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新教育运动的发展。
1.北高师与孟禄中国之成行
孟禄是在北高师陈宝泉、邓萃英等人的力邀下决定再次访华的。1919年冬，陈宝泉组织师范学校校长欧美教育考察团赴美考查，“得孟禄博士析疑指导之益尤多”[15]1，于是邀请孟禄来华调查教育状况。孟禄欣然应允，但因诸多原因未能成行。1921年夏，孟禄应邀作为校董之一来华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行前，他致电中国教育界，愿借此机会践前日之约，邓萃英即以其弟子的身份和严修、范源廉等人，电请孟禄延长旅行时间，以调查各省教育。
北高师联合教育界人士组织了“实际教育调查社”，负责筹划孟禄此次调查与讲学事宜。该社《启事》说：“曩者尚志学会、讲学社及北京各校会迭约杜威、罗素诸先生公开讲演，促进文化，国人之思想界为之一振，教育理论方面，其成效故昭然可睹，然此理论如何而可施诸实际，则非集合学识经验丰富之教育家为实际的调查研究不易为功，故同人等应时势之需要，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16]该社的筹备处就设在北高师，校长邓萃英被公推为筹备处的临时主任，教育科教师王文培、汪懋祖为协助。考虑到孟禄来华“不通中国语言，不识中国情形……于四月之间，调查八九省之教育”的情况，筹备处从“调查事项”和“调查方法”两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关于“调查事项”，他们认为应该调查学制及其施行之机关，包括“教育行政机关（教育部、教育厅、劝学所）、各种学校（初等、中等、高等）、教师训练（师范讲习所、初级师范、高等师范）、学校经济和学校设备”。关于“调查方法”，他们提出了5种方法：“（1）不专注重城市教育，乡村教育亦宜留意。（2）择一二代表省份为详密之调查。（3）在同一地方尽力视察各种之学校。（4）请教育部通知各省先事预备以备咨询。（5）备相当表册以便搜集调查材料。”[17]此外，筹备处还制定了“孟禄博士调查学校行程表”、“孟禄博士参观北京学校日程表”、“学校普通状况填写表”等，并将调查区域分为四区：北京、保定、太原、开封为第一区，南京、无锡、上海、杭州、南通为第二区，福州、厦门、广州为第三区，济南、曲阜、天津、奉天为第四区。可见，孟禄来华之所以能够成行，北高师是功不可没的，以至于“外间传说，本校包办此事，欲借孟羅（禄）之偶像，以扩展其势力”。对此，《教育丛刊》曾专门予以澄清：“夫年前杜威、罗素两博士来华，均由北大及他学团先期派人赴沪招待。此次孟羅（禄）匆匆抵京，他校既未推代表为博士长途之向导，本校为研究教育之最高之机关，自属责无可诿，而外间竟有误会，殊可痛惜也。”[18]
2.北高师对孟禄教育调查的全程报道与思考
1920年5月20号，《平民教育》34号预告特刊《孟禄特号》，“本号论文除由本社社员自行撰述外，特请刘廷芳博士，杨蔭庆、李建勋、张耀祥诸先生担任著作，篇幅较前增多一倍有余。”[19]1921年9月10日，《孟禄特号》于孟禄抵京当天得以刊行。特号刊载了范源濂的《范静生先生介绍孟禄博士文》、汤茂如的《孟禄博士来华之任务与中国之教育前途》、杨延庆在《孟羅（禄）氏的著作》、邓萃英的《孟禄之国家教育观》、张耀祥的《门罗（孟禄）眼中之中国教育》、王卓然的《孟禄先生论现代教育之趋势》、李建勋的《孟羅（禄）先生与哥校教师院及中国留学生之关系》等文章。特号选择孟禄到京当日，向国人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他的生平、著作、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活动，并表达了对他即将在中国进行的教育调查的殷切希望。梁启超称赞此举道：“北高师者，国人所仰为教育界之总神经者也。其于今日之调查与擘画所负责任益重大。平民教育杂志，高师学团中一有为之高论机关也，今于先生来华伊始，丛刊特号以表欢迎，且以促社会之注意，吾知团中人必更有以张大先生之业，而为吾教育前途大有选矣。”[20]除了平民教育社外，北高师其他团体也都积极开展了欢迎孟禄来华的活动。如学生自治会于9月13日召开了欢迎孟禄博士来华调查教育的大会，孟禄在会上发表关于《教育上之新潮流与师范生》的演讲。
随着孟禄教育调查活动的展开，北高师《平民教育》和《教育丛刊》又分别于1922年1月25日和1922年2月特刊“实际教育调查号”，对孟禄的教育调查活动进行了高度的评价。黄公觉认为“去岁九月，我国有实际调查之设，诚为我国破天荒之举。其有裨于我国教育，至大至钜。”[21]两号还详细刊载了孟禄教育调查过程中一些重要会议和演讲的内容。如曹配言整理的《实际教育调查社开会纪要》、《孟禄与各校代表讨论教育》；曹配言、郭威柏、谭书麟、黄公觉等整理的《孟禄在实际教育社提出讨论之问题》；陈宝泉、汪懋祖、陶行知整理的《孟禄博士与各省代表讨论教育之大要》等等。其中，《孟禄在实际教育社提出讨论之问题》一文与中国教育关系最为密切。该文详细记载了孟禄提出的关于中国教育的“学校的组织”、“学校的内容”、“学校的教授法”、“学校的效率”、“教授职业”、“学校经费来源”、“学校监察”、“成人教育”、“特别或特需教育”、“学校的建筑”、“私立学校与政府的关系”等11个问题及其意见。[22]此外，《教育丛刊》还全文刊载了孟禄在沪的演讲《共和教育》、在保定的演讲《教育问题之新势力》、在太原的演讲《学生之机会与责任》、在南京的演讲《中国之学生运动》、在江苏一师的演讲《旧教育与新教育的差异》、在沈阳高师的演讲《学生运动之目的和效率》、在北大的演讲《大学之职务》以及在北高师附中所作的演讲《女子教育》。[23]
在“实际教育调查号”中，王文培和王卓然以翻译和助手的身份，分别撰文表达了他们随同孟禄调查教育的感想。王卓然为孟禄教育调查的长路随员，据他本人所说：对于孟禄“考察时所发表的批评与意见，差不多我都有记录”。[24]他把这些意见和批评都进行了整理，撰文《孟禄博士调查教育之注意点》，较完整地总结了孟禄的教育调查方法。此外，他还撰写了《孟禄在华日记》一文，详细记载了孟禄在华教育调查的事项，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王文培为孟禄在北京、保定、太原、开封第一区的随同调查员。在第一区调查完毕后，他即撰文《随同孟禄博士调查教育后之感想》，涉及课堂教授方法、教育经费、学制问题、学生出路问题、科学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等方面。[25]对当时中国的教育进行了剖析，既肯定了成就的存在，也尖锐地指出了一系列问题，这对促进时人更好地认识中国教育无疑是大有助益的。
孟禄来华恰逢中国高师改大浪潮①，北高师利用孟禄教育调查的结果，有力地批判了“合并派”的主张，论证了北高师升格师范大学的必然性。时任校长的李建勋说：“（一）博士此次参观之结评，谓中国缺陷太多，实属不错。但中学之教员即系高师毕业之学生，则中学办理之不良，即高师之咎也。（二）新学制一行，则中学改为六年，分为初高两级。而办理更不容易，此项人才，仍当由高师培养之。因为以上原因，知现在之高师，非改革绝不能适于存在。”[26]更为可贵的是，师生们还超越了对孟禄学说的“简单肯定和否定”，认识到创造中国自己的教育调查理论的重要性。无羁在《孟禄博士去了》一文中指出：“我们对于他所供给的方法，也须加以考虑，不能盲从。在美国觉得是很好的方法，在中国不必一定好。”“欧美各国的文明，各能自成一个特殊的‘式’，就在他们国人肯努力创造一种和他们社会很适应的制度和学说出来。我们若是对于文化的创造，自己一点也不努力，没有真正的判别，纵令今天学的是德国式，明天学的是美国式，后天又学的是日本式，恐怕学了几十年，外国式还是外国式，中国的文化还是中国的文化，不见得会有长进。……所以我们吸收别人的长处，固是要紧，对于别人指导我们批评我们的地方，也应该特别尊重，但是总不要忘却自己才好！”[27]根据《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研究》一文考证，中国较早提出“新教育中国化”思想是在1924年的《中华教育界》，② 而明确提出“新教育中国化”问题，掀起新教育中国化运动则到了1927年庄泽宣的《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28]。而北高师学生能于1922年就提出以上看法，确实是极为可贵的。
三、余论
杜威、孟禄提倡的新教育思想，适应了五四时期广大师生追求教育民主化和教育科学化的要求，在教育界产生巨大反响，成为中国新教育运动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北高师积极参与两位西方教育家的来华活动，译介其思想，践行其理念，同时也在不断自我超越和成长的过程中，奠定了“国人所仰为教育界之总神经”的地位。
北高师成为近代中外教育、思想交流的学术重镇。1920年前后，裴南美③、费特④、博晨光⑤、杜威夫人⑥、德却尔⑦、陈独秀⑧、胡适⑨、蔡元培⑩、李大钊(11)、梁启超(12) 等先后到北高师授课、演讲，形成了北高师办学史上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如周予同所说：“在五四前，北京高校里思想最活跃的，当然是北京大学。……依次下来。倘说受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潮之影响，因而学校风气开通的程度，我们高师便要算一个了。”[29]北高师在中外教育交流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继杜威、孟禄来华之后，北高师对美国教育测量专家麦柯博士的来华也予以密切关注。1923年3月31日，平民教育社召开了欢迎麦柯博士来京进行教育测量的会议，4月8日邀请其发表了《心理学家目中之教育哲学》的演讲，5月20日印行了教育测量专号。麦柯博士亲自为该专号撰文《中国教育的科学测量》，介绍了他和中国教育家总结的关于中国教育测量如何展开的16条意见，并设计了67条具体的进行计划。该专号出版之后，北高师再次为中国教育界所瞩目。如姚以奇在《本社四年来的回顾》中提到的：“本专号出版之后，真有‘纸贵洛阳’之概。而麦博士今年上期在北大、师大、燕大、女高师四校合组的心理测验班，暑假时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所开实施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及该社第二次年会，讲演心理教育测验的时候，都说本专号是现在中国研究教育测量的绝好参考资料，劝听众都人手一本，这也可见本专号的价值了。本号共印一千八百份，现在只余十数册，而各埠尚纷纷来函购取，几有应接不暇之势。”[7]3此外，北高师对罗素思想也积极介绍，如夏宇众、书衡同编译的《罗素哲学里的科学方法》(13)、王星拱翻译罗素的著作《哲学中的科学方法》(14) 等。
在密切与西方教育家交流的同时，北高师也非常注重邀请国内教育专家来校演讲，详见下表[7]9：
这些演讲涉及的多是当时中国教育的一些热点问题。如张耀翔关于“新法考试”的演讲，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对旧式考试进行改革，因此，“到会人数众多，尤以中小学的教职员为最。足见我国教育界，对于旧教育的怀疑，大家很想来研究一种替代旧式考试的‘新法考试’。”[30]1王文培讲述了自己陪同孟禄博士考察北京、保定、太原、开封等地教育情况的感想，“听者均极满意，呈一种快愉形色”。[30]1汪懋祖则是以一个教育学教授的身份，从历史的角度论述教育上社会的运动，“有条理，有系统，最后对于我国现在教育情形，加以论断，尤为切要”。[30]1此外，林长民的“恋爱与婚姻”、刘廷芳的“性的教育”也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姚以奇回忆说：“尤以……林长民刘廷芳诸氏听众为最多，每次都在一千人左右，将讲演会场——本校风雨操场，挤得毫无隙地，并有多少向隅，和立于户外窥听的。”[7]9
北高师成为中国新教育运动的一支生力军。在国际教育思潮，特别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和欧洲“新教育运动”的影响下，北高师师生皆热衷于研究和实践“新教育”。林砺儒曾指出：“在五四运动前后，北高师流行一种‘新教育思想’，称为自动主义、理想主义。”[31]杜威、孟禄的中国之行，更进一步促进了北高师“新教育运动”的高涨。在教育民主化方面，师生们在全国最早成立平民教育社，创办《平民教育》杂志，开展平民教育，打破了特权阶级垄断受教育权的局面；多方面论证“男女同学”的必要性，并于1921年暑假开始招收女生，保障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主张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自治能力，并在全国最早成立学生自治团体，实行学生自治，实现了教育过程和教学管理的民主化；积极投入谋求教育经费独立的斗争，提出了“彻底的觉悟”和“根本的解决”[32]等激进口号，为保障教育民主化的施行做出了较大贡献。在教育科学化方面，师生们认为“解决教育问题，须一一秉之科学的方法”，(15) 相继投入到对教育统计和教育调查、教育测量和心理测验、教学法试验等的探索和实践中，涌现出了薛鸿志《教育统计》、《教育统计法》等著作以及刘薰宇的《河南省立第一师学校的现状》，李树声的《湖北郧山中学校现时状况报告书》，俞时鋐的《广西省立第二中学概况》等一大批调查和统计成果。在教育测量和心理测验方面，张耀翔发表了《智慧测量》、《考试制度的研究》等一批颇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主编了我国最早的心理学刊物，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心理实验室，组织了中国最早的民意测验。在教学法试验方面，师生们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教学法进行了积极探讨，《平民教育》杂志创办了“设计法号”，康绍言、薛鸿志编译了《设计教学法辑要》、赵廷为编译的《道尔顿制的原理》等等。这些既说明了北高师已然成为新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同时又是北高师对杜威、孟禄新教育思想予以研究和实践的极好注脚。
收稿日期：2010-05-19
注释：
① “高师改大”是指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中国掀起的一场把高等师范学校改组或升格为大学的运动。当时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尤其是一些有名望的人，如许崇清、顾树森、郭秉文、贾丰臻、蔡元培、姚学秀、陈独秀、廖冰筠等都主张把高师合并于综合大学，时人称之合并派，他们的主张颇占上风。
② “我们相信一个国家的教育应有特创独立的精神才能真有造于国家。决不是东涂西抹，依样葫芦的抄袭外国教育所能奏效。所以我们希望教育界从今后应多多依据本国的历史与实况，建立本国的教育。”吴冬梅、俞启定、于述胜：《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7卷，第3期，2005年5月。
③ 裴南美，美国田纳西大学毕业，1913年1月开始在北高师教授教育、美学课程。
④ 费特，万国青年会体育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1919年9月开始在北高师教授教育卫生学课程。
⑤ 博晨光，美国人，曾在北高师教授生理心理学课程。
⑥ 杜威夫人1921年在北高师教授试验教育课程，并于1920年在北高师史地学会发表《历史学的研究》的演讲。
⑦ 德却尔，美国人，1922年在北高师史地学会发表《美国政府建设之经过》的演讲。
⑧ 陈独秀于1917年3月17日在北高师德育部发表了《道德之概念及其学说之派别》的演讲。
⑨ 胡适于1 921年在教育研究科教授哲学，并于1917年和1922年在国文学会发表了《研究国故的方法》两次演讲。
⑩ 蔡元培于1 921年在教育研究科教授美学，并发表了《科学之修养》、《关于应用白话文的演讲》、《关于学生自治的演讲》、《关于教育民主的演讲》、《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的关系》5次演讲。
(11) 李大钊于1920年教授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担任北高师图书馆讲习会教员，并在北高师图书馆两周年纪念会和五一纪念大会上发表了两篇演讲。
(12) 梁启超1921年12月11日在北高师平民教育社发表《外交欤内政欤》的演讲，1921年在北高师史地学会发表《佛教东来之历史地理的研究》的演讲，1922年3月18日至6月4日，又在史地学会发表《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的长期演讲。
(13) 《教育丛刊》，第4集，1920年12月。
(14) 罗素著，王星拱译：《哲学中的科学方法》，商务印书馆1921年。
(15) 杨国礎：《我们刊行这本专号的旨趣》，《平民教育》，第63、64期合刊，1923年4月，第1页。这和我们今天的“教育科学化”定义基本一致：“用科学的方法，即通过教育实验、教育统计、心理测验等手段对教育问题进行分析和实验，以促进教育成为一门可以量化的科学”，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9—3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