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六稳”促高质量发展
车海刚
又到年关，明年的经济走势及宏观政策取向备受关注。
最近，围绕着要不要“保6”，一些学者展开了讨论。比如，余永定教授认为，增速不低于6%是中国经济要守住的底线，抑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是当前最紧要的问题，为此建议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刘世锦研究员则提出，要思考“用刺激性办法保6，还是用改革的办法稳5”，不能试图以刺激性政策达到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增速。
“保6”之争，不免令人联想起早年的“保8”话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保8”都曾成为中国经济的关键词。当时的基本背景和主要动因是，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强烈外部冲击，亟须通过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防止我国经济快速下滑乃至“硬着陆”，确保就业和社会稳定。实践证明，一系列应急的扩张性政策稳住了发展大局，避免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在成功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同时，为后续发展积蓄了力量。不过，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某些“粗糙”或“过头”的现象，留下了产能过剩等后遗症。
现场共走访牧民22户，查看患病牲畜51头。诊治时正值冷季，病畜临床表现主要为体格相对消瘦、食欲不振、被毛粗乱等，也存在眼脸、下颌及胸下水肿、食欲减退、虚弱以及容易疲倦等症状，少数病畜出现腹泻、黄疸、腹膜炎等症状。病畜症状比较符合寄生虫病的表现。
去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但也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6%；今年前三季度，分别增长6.4%、6.2%、6.0%，增速呈现递减趋势。较之于两次金融危机时期的情形，当前的经济下行与其有相似之处，却又不尽相同。从国际环境看，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放缓、中美经贸摩擦等，无疑是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外部因素。但是就根本而言，我国经济增长之所以“慢”下来，还在于内生结构性原因，在于经济增长阶段发生了变化。
2014年，中央首次提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即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017年，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新常态和高质量发展，都是中央根据我国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变化作出的重大判断。
3.注重战略思维与管理者决策相融合。管理者在组织机构中是战略伙伴、是变革推动者。由于企业战略与组织机构相匹配的重要性，管理者的专业水准、个人素质对企业的战略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提高管理者的专业技能水平，使其能与企业战略及组织机构相匹配。一是要改变原有的思维方式，以新的思维模式与新的视野来思考分析问题。二是要提高宏观决策水平。从宏观上把握形势，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建立适宜的企业战略并与组织机构相匹配。三是要提高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不断进行知识更新，培养创新意识，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与相应的组织机构，并凝聚员工的变革共识，带领企业员工对战略加以实践，以促进企业的发展。
教学督导委员会根据调查问卷和访谈记录进行分析，综合评价各项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可以按达成、基本达成和未达成得出定性评价结论。
基于此，我们看待中国经济时需要摆脱数字迷思，不必过分纠结或执着于达到某个具体的增长速度。应当看到，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到近十年来增速逐步回落，体现了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规律，也有先发国家或地区的既往经验可供印证。还应当看到，6%左右的增速不仅符合我国的潜在增长率，而且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依然居于领跑位置，这显示出中国经济的韧劲和亮色。
当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仍是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就目前来看，毋庸讳言，我国经济面临着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市场有效需求偏弱、债务风险增大等诸多困难和问题。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阴云不散，国际环境短期内难以改善的情况下，外部压力加大与内部动能不足相叠加，对我国经济稳定运行构成不容忽视的挑战。为此，有必要发挥宏观调控政策作用，适当采取逆周期调节手段，使经济增长保持相对平稳，不至于骤然失速。
12月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2020年经济工作时，要求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这是自去年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稳”以来，最高决策层再度强调“六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倒计时、“十三五”规划即将收官的当下，重申“六稳”具有特殊重要的意味。本刊曾在2018年第15期的卷首语中评论，“六稳”实则指向“一稳”，就是稳增长。但稳增长绝非终极目的，稳增长是为了稳信心、稳预期，创造有利于推进结构性改革的空间和条件，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开辟道路。所以，此次政治局会议特别指出，明年要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判断依然成立。我们有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和完备产业体系，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需求空间，有量大质优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这些都是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有力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确立了五大新发展理念，划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明确了稳中求进这一工作总基调和方法论。稳，是进的前提和基础；进，是稳的方向和保证。稳中求进，对中国经济而言，最终是要“进”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短期内增速高一点或者低一点不足为虑，重要的是在中高速增长平台上稳住，进而顺利迈向高质量发展。能否争取到这样的前景，取决于我们能否充分挖掘和培育内在动能，把增长潜力变为现实增长，并切实提升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而这其中的关键，还在于坚持以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努力破除制约潜能释放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由此观之，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进一步改善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促进市场公平竞争、进一步鼓励和支持创新、进一步推动垄断行业和国企改革、进一步打破城乡藩篱疏通要素流动渠道……都应该出现在未来几年我们的重点任务清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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