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网络演化：一个社会资本视角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家族企业论文,资本论文,社会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6）5—009—04
一 引言
家族企业网络作为企业网络组织的一种重要的、具体的表现形式，具备一般网络组织的基本特征，如介于纯市场和科层组织之间，以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为基础，成员企业之间相互独立、平等又相互依存、优势互补等。同时，家族企业网络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网络组织形式，它又具备一般企业网络组织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如网络关系和企业活动主要建立在家族（或泛家族）社会关系基础之上，反映社会关系网络和企业的社区（或身份）属性；建立在血缘、亲缘、姻缘基础之上的家族信任以及建立在地缘、业缘、学缘、朋友缘等私人关系基础之上的泛家族信任是家族企业网络基本的运行机制。
综观现实中家族企业的成长历程，家族企业网络不仅是一种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与管理模式，它更是一种成长战略模式，家族企业向“强网络”化的组织形式、管理模式和成长战略模式演化能够弥补组织自身的柔软与不足（G.Redding,1991;Peng and Heath,1996;李新春，2002、2003）， 这一点尤其是在市场形成经济（emerging markets）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与家族企业网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极不相称的是，目前学术界对此进行的研究十分有限，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尽管有部分学者指出，社会资本对家族企业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演化具有重要的影响（Rabellotti,R.1997;陈介玄，1994;王苍柏，1998;雷丁，1990），但对于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家族企业网络的发展演化、具体的影响机制究竟是什么等问题的研究十分肤浅。基于此，本文将系统深入探讨社会资本对家族企业网络演化可能的影响及影响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就家族企业成长而言，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家族企业所处社会整体的信任结构或信任环境、企业内部的信任结构（主要指企业内部所有者与管理者、员工等相互之间的信任结构）；第二，家族企业所具有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包括家族企业与上级领导机关、地方政府以及下属企业、部门间的纵向关系网络、家族企业与其他企业的横向关系网络以及家族企业内部所存在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等，其中家族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家族企业家网络是核心。下面分别研究信任与企业家网络对家族企业网络演化的影响及影响机制。
二 信任与家族企业网络的演化
哈理森（B.Harrison,1992）认为， 企业网络的出现是由于存在“信任最大化”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事实上，信任是企业网络组织的基本运行（或治理）机制。对家族企业网络演进问题的研究，不能回避信任问题。关于信任，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其所下的定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心理学者将信任理解为个人的心理事件。如多伊奇（Deutsch,1958）等人将信任理解为对情境的反应，是由情境刺激决定的个体心理行为；Rotter、Wrightsman等人将信任理解为个人人格特质的表现，是一种经过社交学习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点。
社会学者将信任理解为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并认为它是与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紧密相关的社会现象。如Lewis、Weigert、Coleman等人将信任理解为人际关系的产物，是由人际关系中的理性算计和情感关联决定的人际态度； 卢曼（Luhmann,1979）、雷丁（Griddens,1990）、巴伯尔（Barber）、祖克尔（Zucker,1986）和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5 ）等人将信任理解为社会制度和文化规范的产物，是建立在法理或伦理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现象。
经济学者主要将信任作为一种治理机制来定义，认为信任是在价格和权威之外的另一种组织控制机制（Bradach & Eccles,1989），是组织运转的要因（Miles & Greed,1995;Miles &Snow1992;Plwell,1990），信任由于具有有限理性及专用性特点，是一种具备价值的无形资产（Mark Lorenzen,1998），信任或许跟社会制度和文化规范等因素相结合，但更重要的是，信任的出现在于降低组织内部及组织之间的交易成本，减少违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信任的出现往往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Kreps,1986;Fbdenberg & Tirole,1992;Williamson,2001）。
综上所述，信任是一种与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紧密相关的，以减少交易双方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的治理或控制机制。
关于信任产生机制及分类，西方学者Zucker的研究具有代表性，按照Zucker（1986）的划分，信任分为三种：一是基于过程的信任模式（此模式依赖于过去的交易经验，如信誉等），二是基于特征的信任模式（依赖于家庭背景或种族），三是基于制度的信任模式（依赖于社会规章制度）。
本文关于信任产生机制及其分类主要借鉴这一思想，即将信任划分为家族信任（基于家族主义价值观基础之上的信任，即基于血缘、亲缘、姻缘基础之上的信任）、泛家族信任（基于地缘、业缘、学缘基础之上的信任）和社会信任（靠法律、法规制度和道德规范维系的普遍主义信任）三大类，并认为随着市场环境的逐步完善及社会发展，信任将由低层次的家族信任向较高层次的泛家族信任和制度化的社会信任方向扩展并由此导致社会信任水平的普遍提高。
1.家族（泛家族）信任与家族企业网络的形成
家族企业网络的形成，具有很强的社会“根植性”，即它以传统的血缘关系以及延伸之上的亲缘、姻缘、地缘、业缘和学缘等私人关系为基础，建立在私人关系的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基础之上，家族信任支配着网络企业间复杂的关系。以华人家族企业网络为例，这些因社会相似性而产生的人际关系网络特别讲究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网络，内部核心交易利用信任（家族信任），而外部非核心交易主要利用价格，越到外层家族信任度越低，相应地，越到内层契约和抵押的需要也越低。台湾学者赵蕙玲认为，台湾小企业集群经济网络形成的前提条件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亲属、朋友关系），通过这种关系建立的集群比例高达60％以上；台湾学者郑伯、任建刚等（1998）也指出，华人家族企业网络属于“社会情感网络”，其特征是“讲求彼此间的情感与感受”， 而华人文化中的关系取向（Guanxi Orientation）在家族企业网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澳大利亚外交部东亚研究组（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1995）在对亚洲华人家族企业网络进行专门研究后也认为，华人社会“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模式对华人家族企业网络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大陆学者胡军（2002）等人的研究表明，华人家族企业通过关系运作，建立家族企业网络是华人家族企业组织演进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李新春（1998）认为基于家族（或泛家族）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中国台湾地区及东南亚华人中小企业网络形成的重要原因；陈凌等人（2004）则认为，建立在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基础之上的华人家庭与网络家庭，导致华人家族企业网络联盟的产生，并避免了华人家族企业的“三代消亡”。
总体上看，家族（或泛家族）信任是家族企业网络分工与合作的基础，也是家族企业网络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家族企业首先从靠近自己的“圈内人”中寻找合作伙伴，由最亲密、信任度最高的家族、宗族成员或同乡结成小型企业网络；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大，其选择范围也不断扩大，成员更加复杂，可能超越语系和地缘的界限，形成较大规模的企业网络；家族企业甚至可能跨越种族的外在界限，建立与“圈外人”的网络关系（王苍柏，1998），这取决于家族企业所处社会信任水平的普遍提高。
借助于迈克尔·迪屈奇（M.Dietrich,1994 ）规制结构理论的一般模型来分析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对家族企业网络形成的影响及影响机制。假定针对某一具体交易，利用外部市场来组织该项交易的成本（即与制定和执行合同有关的成本）大于利用内部科层组织（企业）来组织该项交易的成本，即C[,m]＞C[,f]，那么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该项交易应通过企业组织来进行。但是，如果考虑到利用外部市场交易的收益高于利用企业组织交易的收益这一事实，即B[,m]＞B[,f]，那么由企业来组织这项交易活动就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如图1所示，由于C[,f]＞B[,f]说明组成单一企业不可行，这也许是因为需要高度专门化的技能以生产投入之故。如果从外部市场购进中间品，效益将会增加，因为B[,m]＞B[,f]。但由于交易成本过高，这也许是因为交易量小和信息不对称性之故，C[,m]＞C[,f]市场并不可行。但交易并未因此停止或取消，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关系的建立有可能使通过外部市场（某一企业）来组织该项交易的成本C[,m]向下并朝C[,f]方向移动，从而使得家族企业聚集网络这种混合形式的经济组织成为可能。
图1 家族（或泛家族）信任与家族企业网络的产生
2.信任扩展与家族企业网络的发展演化
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1）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纵向一体化在信誉差的社会中比在信誉好的社会中将更容易实现。这意味着，企业网络合作（非纵向一体化）的发展需要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家族信任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基于血缘、亲缘、姻缘、地缘和业缘等天然联系的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对家族企业网络的早期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种主要以血缘、亲缘、姻缘、地缘、业缘、同学缘等私人关系维系的非扩展信任——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可能是限制企业网络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主要原因在于，在这种非扩展信任的网络中，企业间合作半径小、竞争激烈，网络关系不稳定，是非常松散的形态，容易导致恶性竞争，引起企业网络的崩溃（朱海就，2002）。处在家族（或泛家族）信任之内的行为主体无法使自己的行为超越网外，从而被锁定于家族（或泛家族）的网络之中；处于网络之外的行为主体由于信任困境很难将其融入至该企业网络之中。人们会自然而然地陷入这个“自然道德”规范，受到小集团利益的狭隘观念的束缚，而不愿承担进一步扩展他们的信任关系和分工秩序的风险。因而，从长远来看，基于内外有别、“差序格局”基础之上的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对华人家族企业网络的全球竞争力和家族企业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将形成障碍。现利用威廉姆森的启发式模型（A Heuristic Model;Williamson,1985）来分析信任扩展（即信任水平提高）对家族企业网络演化的影响及影响机制。
假设β（k）为企业内部组织的治理成本，M（k）为市场的治理成本，k表示资产的专用性指数，k值越大表明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越高。当时k＝0， 资产为通用性资产，β（k）＞M（k），这表明，由于资产的通用性决定了交易对契约的完备性和连续性要求低，这种较低的应变能力要求，使市场机制在生产成本控制方面优于企业内部组织。随着K的提高，交易对治理结构的应变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市场交易成本也就越来越高。在某一时点，市场治理的交易成本与企业内部组织的治理成本达到相等，随后，市场治理的交易成本逐渐高于内部组织的治理成本。
令ΔG＝β（k）－M（k），代表企业内部组织的治理成本与市场治理的交易成本之差。该曲线表明，当交易涉及的资产专用性较低时，内部组织的治理成本大大高于市场治理成本，随着资产专用性的提高，市场治理结构的这种优势逐渐消失。
令ΔC为在稳定状态下（排除应变因素）企业内部生产与在市场采购该物品时的成本之差。例如，对企业所需要的零部件，企业可以通过纵向一体化（或自设）来生产，也可以在市场向其他厂家购买。对于任何水平的资产专用性，这种差异都是正值，即ΔC＞0。这是由于零部件的外部供应厂商可以向市场上的多家企业供货，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同时，ΔC是k的减函数。因为，当k较小时，生产企业由于产品的市场规模较大，使得外购方式相对于自己生产成本降低，ΔC较大。当k较大时，市场规模小，外购成本也因此相对于自己生产的成本而上升，ΔC较小。见图2所示的ΔC曲线。
企业追求的目标是使ΔC＋ΔG最小化，如图2所示的ΔC＋ΔG曲线。而图2中的k[*]也就构成了将交易在市场和企业之间分配的分界点，当交易所涉及的资产专用性小于k[*]时，即通过企业内部组织的治理成本和生产成本之和减去该项交易的市场治理成本和采购成本之和大于零，表明通过市场机制来组织交易更为经济；当交易所涉及的资产专用性大于k[*]时，即通过企业内部组织的治理成本和生产成本之和减去该项交易的市场治理成本和采购成本之和小于零，表明通过企业内部组织生产占优势；当资产的专用性接近k[*]时，就会出现各种非标准的契约形式。
一般而言，社会信任度高意味着市场制度相对完善，从而市场治理成本和市场外购成本较低，此时，企业内部组织的治理成本相对于市场治理成本必然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相对于外购成本也会增加，ΔG、ΔC曲线上移，ΔC＋ΔG曲线右移，与横轴相交于k[**]。这表明，相对于移动之前，企业更倾向于用市场方式组织生产， 企业边界将收缩，内部分工逐步外部化。显然，这可用于解释现代企业组织正在发生的变化。如果社会信任水平较高，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信的伙伴关系，那么市场治理成本和市场采购成本就会很低，当由于市场波动增加而导致企业治理成本和企业生产成本增加时，企业就会形成对市场的更加强烈的依赖，而几乎不需要借助于产权安排等内部化的治理方式减少交易的风险。这实际上是实现了社会信任对企业所有权的替代。
图2 信任扩展与家族企业网络的演进
上述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华人地区家族企业网络普遍发达于我国大陆，以及现阶段我国大陆沿海地区（尤其是江浙等地）家族企业网络普遍较其他地区发达的情形；① 同时意味着，社会信任水平的普遍提高是家族企业网络发展演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 企业家网络与家族企业网络的演化
我国学者王如玉与曾淑婉（1992）认为，中小企业间的协作网络关系需要依靠企业主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企业家网络来建立。李新春（2001）也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广东省民（私）营企业集群是以关系网络尤其是企业家个人的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地区性企业集群，企业家协调作用尤其是领袖型企业家的带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家网络与企业网络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加强和促进的（Piore and Sabel,1985），企业家网络内部成员间的社会交往和联系是企业网络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同时企业网络的发展也有利于企业家网络规模的扩大。
1.企业家网络与家族企业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企业家网络有利于以家族企业为主体的企业家式企业的产生，这些企业家式企业通过企业家特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不断地扩展自己的产业分工链条，并由此导致家族企业网络的产生和发展；通过一批具有相同、相近或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共同价值观念的企业家集聚和结网，对于企业网络内部的知识、技术和信息的扩散非常重要，它有利于企业网络内部各企业之间、企业与其他组织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以及企业网络内部企业家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提高，从而有利于企业网络内部新企业的诞生和企业网络规模的扩大；与政治企业家（地方政府官员）结网，有利于改善当地市场环境，降低企业网络的市场交易成本，并由此带动大量企业家创业，进一步促进企业网络规模的扩大。在特殊情况下，企业网络内部的政治企业家或其家族成员直接成为创业者，并带动其他人创业，直接促使企业网络规模的扩大。当然，企业家与地方政府官员建立起密切的社会关系，或大企业的企业家热心于参与政治活动，扩大在地方的政治影响力，利用特定的政治身份为企业发展争得在市场竞争中的优惠券，这种政治“寻租”虽然提高了单个企业的绩效，但是有可能营造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因而从长远来看，企业家与政治企业家结网不利于企业网络的发展。
2.企业家网络、企业家精神与家族企业网络的发展演化
以创新为核心内容的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对家族企业的网络化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主要原因在于：由于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外部经济会成为新的企业选择这一区位的推动力，促进企业网络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产生更大的外部经济。已有的一些实证研究已表明（魏江等，2003），企业家在企业网络创新、知识扩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主要沿着地方性的家族企业网络扩散开来。企业家的知识通过其主要分包商传递给外包网络最底层的企业及网络内的其他社会经济主体；另一方面，创新扩散通过企业家的私人社会关系网络而得以传播。企业家通过或强或弱、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组成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所有企业家的创新活动都会通过这个网络扩散开来，某个企业家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就可以及时准确地掌握到竞争对手的经营活动，甚至可以借此获得他们的创新成果。因而，基于企业家结网的知识扩散客观上会增强企业网络的创新能力，并推动企业网络的发展。当然，我们并不排除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企业家创新活动的负外部效应而产生的不正当竞争和“搭便车”行为，导致网络创新能力降低，并由此造成企业网络发展停滞的可能性。
总体上看，企业家网络是企业家创业和家族企业网络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由于家族企业网络内部的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多数企业的所有者、经营管理者实际上是集于一体的，企业家的很多活动是以外在化的企业行为表现出来的，如新企业的诞生、企业的“根植性”、企业的创新活动、企业之间的合作与结网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家网络等同于企业网络，企业网络可以看作是企业家的集聚区域。在华人家族企业网络中，主要的经济角色是中小家族企业的企业家及其所组建的网络联盟——企业家网络。
四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信任、企业家网络）对家族企业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演化具有重要影响，该影响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家族（或泛家族）信任是家族企业网络形成的前提和基础，随着社会信任水平的普遍提高，家族企业网络将超越家族、宗族、地域等联网限制，企业网络规模将日趋扩大和发达；第二，企业家网络有利于企业家创业、家族企业和家族企业网络的产生，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外部性以及知识通过在企业家网络内部的扩散，会进一步促进企业网络规模的扩大和发展。
然而，相关研究揭示：目前中国社会信任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差序格局”，制度化的社会信任度较低或社会信任度有限（费孝通，1988；郑也夫等，2003；张维迎，2001等）；家族企业的创业者素质不高、创新精神不足、创新能力递减（张厚义等，2003）。这从我国家族企业的形成机理和主要类型大致可以得出，目前我国家族企业的形成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形：其一，从个体户起家，逐步发展起来的或直接由家庭成员投资兴办的家族企业；其二，具有血缘、亲缘、姻缘等关系的人员参股合资开办的合伙制家族企业；其三，通过乡镇企业改制或国有中小企业的民营化而形成的家族企业等。不可否认，这些家族企业的创业者勤劳勇敢，具有胆识和冒险精神，但大部分创业者的文化程度不高（参见表1），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以及家族企业自身的不断发展，创业主如果仍然依靠原来的冒险精神和机会主义行为，必然会进一步限制其快速和主动地掌握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导致其创新精神不足，创新能力递减。这无疑会严重影响和制约我国家族企业网络规模的扩大、发展及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成长。我们认为，现阶段利用网络关系促使我国家族企业实现持续成长的关键前提是：第一，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促进我国家族企业健成长的社会信任环境，对此，一个可行的手段是，通过网络关系运作、法制手段以及全社会商业道德文化建设这三者的有机结合和共同作用，以此为基础来促使我国社会信任水平的普遍提高；第二，着力培育以创新为主体的企业家精神及创新型企业家，提高企业家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对此应着力做好以下工作：探讨企业家创新的动机与动力；对企业家创新行为的过程进行有效的激励；对企业家创新的成果进行有效的激励。
表1 中国私营企业主的文化构成（单位：％）
年份
没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学
研究生合计 样本数
1993 1.0
9.9
36.1 35.9
16.60.6 100.01419
1995 0.3
8.2
34.9 38.1
17.60.8 100.01467
1997 0.3
6.3
31.5 41.7
19.50.7 100.01937
2000 0.2
2.7
19.6 39.2
35.03.4 100.03066
2002 0 2.2
17.5 41.9
33.54.9 100.03249
注：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百分比相加可能略大于或小于百分之百。
资料来源：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05038626]
注释：
① 根据张维迎、柯荣住的分析（2002）， 我国沿海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总体上高于其他地区。关于各省市的社会信任水平排名，按张维迎等人的分析，江苏排名第三、广东第四、山东第五、浙江第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