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援推动与内源发展——对贫困少数民族实施缓贫与发展扶助的比较案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援论文,少数民族论文,贫困论文,案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65X(2006)01—0019—09
一、关于贫困与发展的理论讨论
贫困是一种与人类发展进程相伴生的社会现象，是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解决贫困问题因此成为发展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贫困不仅指收入水平不足以维持人的基本生存和尊严，而且还包括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保障，因缺乏保障而导致的抗风险脆弱性，以及贫困人口自身的能力不足，把握不好难以得到的机会等等。对于中国在当今世界发展格局中的境况，也许我们不能身临其境地感知，但与此相对并时时感染和震惊我们的是中国国内的贫困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其贫困的深度和广度不仅在世界上是极其严重和罕见的，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其差距也是巨大的。由于社会历史等诸方面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由来已久，然而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与其说是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固有悬殊差异，不如说在于改革开放以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宏观背景下，由于发展的基础、政策和机遇等条件的不同而导致发展的结果大相径庭，从而使得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急剧扩大，贫困悬殊明显地愈演愈烈这一令人深感忧虑的现实。
在贫困经济理论中，贫困的概念一般被区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的概念是根据“仅为维持生理效能的最低需要”进行限定的。据此，绝对贫困即为“生存贫困”，是指收入难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需要的状况。相对贫困是指当一个人或者家庭的收入比社会平均收入少到社会认可的一定程度时所处于的那种生活境况。也就是说，相对贫困不是根据低于维持生活水平的固定标准来定义贫困，而是根据社会收入的比较或差距来定义贫困。在我国，贫困概念一般是在绝对意义上使用，表明我国的贫困问题大多还是“生存贫困”。生存贫困的界定一般以国定贫困线为标准。
由贫困这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的定义描述，使得我们能够从经济、文化、社会诸多不同因素的考察中找到其在发展方面的某种缺陷，从而对贫困做出部分说明。这些因素相对突出的有以下诸种：资金包括直接资本和社会分摊资本稀缺、资源短缺、文化障碍、制度缺陷、环境恶劣等等。但事实上，对贫困群体的考察使我们得知，某种单一因素的欠缺，既不构成贫困的必要条件，也不构成充分条件，贫困的症结并不是单一资源因素的短缺，而是某种功能性机制因素的欠缺，并在于其相互间的互动运作(或称其为循环)。如果我们承认，社会经济发展是人们主体根据外在资源条件而寻求改变自身生活处境的能动性活动过程，那么，从最一般的角度看，主体发展的可能性与可靠性将取决于他能否获得能动性发展的机制，能否获取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资源以及能否具备求取发展的能力。概括说来，机制、资源与能力，是主体发展成功的可能与可靠的基础。三者之中，缺少任何一个，都可能带来贫困和不发达；进而，机制、资源与能力的具备，都分别具有一个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最低水平(或临界水平)。诚然，资源稀缺可以开发或引进，机制短缺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或政策调整以创造，问题是当能动性机制并不仅仅与制度或政策有关、而且和联系着人们心理与情感的复杂的文化因素相交织时，解决的方式显然就不会如此简单；再者，当主体发展能力不具备时，我们能否引进主体呢？更何况，当三者的欠缺之间发生某种“选择性亲和”① 的互动作用时，真正难以消除的贫困和不发达也就不可避免了。因此，我们这样来描述贫困的本质规定：某一区域的不发达就在于该社会由于在能动性机制、发展资源与求变能力等方面的欠缺性因素发生“选择性亲和”的互动作用，而使该社会未能参与整个外部区域的经济全面增长与社会持久进步过程。贫困作为不发达运动的结果，则表现为不发达区域或社会的主体未能分享主流社会发展所取得的积极性成果。
二、一项关于扶助少数民族缓解贫困的比较案例研究
为了说明主体发展成功的三个要素及其与贫困和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选取了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在接受国家缓贫援助过程中主体性功能的反应过程以作为分析案例。
本文选取的分析对象是分别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布朗山乡的布朗族村寨和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的布朗族村。布朗族是云南的世居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部及西南部沿边地区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海、景洪、临沧市的双江、永德、镇康、保山市的保山、施旬、昌宁及思茅市的澜沧、墨江等市县的山区和半山区，少数散居或杂居在坝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中国的布朗族共有91882人，其中90388人居住在云南省境内，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也是一个跨境而居的民族。
(一)西双版纳布朗山乡布朗族村寨扶贫综合开发的调查
布朗山乡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东南部，地处东经100度、北纬21度之间，国境线长96公里，总面积1016.34平方公里，约占勐海县总面积的18.44％(约1/5)，乡政府所在地距勐海县城91公里，距州府景洪市145公里，距省府昆明877公里，是全国布朗族最为集中的地方，布朗山乡也因此成为全国唯一的单一布朗族民族乡。新中国成立前布朗山的主体民族布朗族社会尚处于傣族封建领主制度下的农村公社政治形态。
布朗山乡所处地理位置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平均年降雨量达到1374毫米，年平均气温18℃—21℃，全年基本无霜或有霜期很短。一年分为干湿两季。布朗山的土壤类型主要为砖红壤性红壤和黄壤两种，适合种植水稻、旱谷、玉米、豆类及茶、甘蔗等粮食和经济作物。布朗山全乡地处山区，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比较丰富。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布朗山仍有大片的原始森林，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党中央边疆民族地区工作“慎重稳进”的指导方针，布朗山区各民族经过“直接过渡”，从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直接过渡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50多年来，尽管党和政府为了改变布朗山的贫困落后状况，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改善布朗山乡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美丽富饶的布朗山乡的社会经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文化教育等状况不仅与内地发达省区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就是与省州内县内其他乡镇相比也有较大的差距，是较为典型的“边、少、穷”山区民族乡。这种状况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州、县的高度重视，先后被列为云南省506个扶贫攻坚乡、8个民族特困乡之一，1999年又被国家扶贫办列为全国少、小民族综合扶贫开发乡，从2000年启动了扶贫综合开发项目。勐海县布朗山扶贫综合开发共开列开发项目9大项、子项目113项，涉及交通、能源、水利、农田、安居、社会公益事业、产业开发、集镇建设等，项目计划总投资3670万元，实际投资2870万元。项目建设期为2年(2000—2001年)。项目于2000年11月29日启动，2004年5月扶贫综合开发实施项目全面验收。
在布朗山乡实施扶贫综合开发项目启动的第二年，笔者来到布朗山进行布朗族社会文化变迁与发展的田野调查。自2001年12月首次上山，到2004年1月，笔者前后四次前往布朗山乡，目睹了项目实施的部分过程及项目完成后的情况。
笔者在布朗山乡的主要调查点为布朗族村寨章家老寨，这是一个历史较为悠久的纯布朗族村寨，保留着较为浓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由于距离边境只有20余公里，解放初期曾被誉为边防前卫堡垒。然而，多年的政治边防建设，并没有使章家老寨的布朗族在生活上富裕起来，一直是布朗山乡较为贫困的村寨，到1964年也只有水田18.5挑种②，旱地仍有1749.5挑种，其中1441挑种是刀耕火种地。仍然处于靠天吃饭、温饱不能稳定解决的状态。
针对这种现实，在布朗山乡综合开发实施计划中，解决章家老寨的“三通”问题、温饱问题、发展问题等等自然列入了计划之中。
计划之一，为了解决章家老寨的温饱问题，县、乡经过调查和论证，决定修复老寨在20世纪70年代部队驻军开挖后被废弃的一条3公里长的水沟，以此解决老寨因缺水而水田太少、粮食不能自给的问题，从而使老寨群众的温饱得到保证。这样一项造福于民的举措，笔者本以为会得到老寨人的热烈响应和赞许。然而开工之日出工者十分被动的情景和随后一再延误的工期，改变了笔者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乡政府为了不能按时完成的工程对老寨实施了惩罚，不允许老寨按节令砍树烧地。三年以后，由于多方面原因，这项工程终于被放弃；
计划之二，为了解决老寨的发展问题，县、乡根据章家的气候与土壤条件，决定发展茶叶种植，乡分管农业科技的一位挂职副乡长，从县农科站争取到无偿提供无性系良种茶苗的支持，乡政府制定了十分优惠的政策，每户开挖多少亩茶地，就无偿提供多少茶苗，以此鼓励村民努力开挖茶地，发展茶叶种植。然而令乡政府十分不满的是，老寨人对此并未表现出积极性，无偿提供的茶苗对他们似乎并无多少吸引力，最后政府只能采取行政手段，几乎是强制性地使章家老寨完成了400亩的茶叶种植计划；
在实施的“三通”工程中，通电工程使章家老寨在2001年7月架通了电线，结束了没有光明的夜晚。然而笔者在村中看到，村民似乎对光明使者并未表示出更多的热情。笔者到达老寨是同年的12月，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里，电线已被村中居民剪断过几次，其中一次发生在笔者驻村期间。询问其中原因，有村民答说是因为电费太贵，一度电大约要交电费1.2元，一个月大约要支出几十元甚至上百元的电费。这几乎是笔者所生活的城市电费的一倍(昆明市居民用电每度电单价约为0.41元)。本来就处于贫困状态的村民，确实难以负担高昂的电费，自然只能自行剪断了，所以虽然有了电，但仍有以松明照明的人家。仍然享受着光明的人家，用电也是十分的节俭，灯泡瓦数很小，不仅昏暗而且尽量缩短用电时间，不到彻底看不见一般不开灯；通水工程在乡、县挂钩扶贫单位及香港施达基金会共同投资下，2002年初第二次将自来水引进了寨子，使老寨群众不用再到山泉边背水，这本是方便群众的举措，理应受到群众的珍惜和爱护。但笔者看到，通水不到两月，许多水龙头已不翼而飞，有的已是第二次丢失。当2004年笔者再到老寨时，村中的四个水管，只有一个还能勉强有水，其他已成了摆设，由于有水的水管出水极小，村民在用水时要排队等候，因此许多村民又开始重拾过去的取水容器，到佛寺去取水了。水电设施的损坏和丢失，村民的反映是对乡干部们说：“你们的水管(或电线)坏了，找人来修理吧。”每当接到这样的报告，乡干部们常常气得不行，但还得安排有关站、所维修；通路工程，投资198.28万元，修通了全长11.5公里的章家公路，与县乡公路相接，使章家老寨从村口就有路可直接乘车前往县城，而不必再到乡上转车，同时也方便了沿途3个村民委员会、9个村民小组、2902人的交通运输问题。然而这条路修通验收后不到1年，当笔者在2004年重返布朗山时，公路两旁长满了野草，涵洞堵塞，在章家四队一段，路面铺满了牛粪，几乎看不出这是一条竣工不到1年的新路。因为曾经目睹过修路的艰难，看到新公路的状况，笔者不禁感到心酸。
(二)布朗山发展模式的反思与检讨
为什么一个曾经是坚强的边防前卫堡垒、对党和政府怀有深厚感情的村寨，对于党和政府为了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所进行的旨在造福于民的开发与发展项目，会遭遇到如此的冷漠与不领情，这不仅让笔者深感意外，同时也引起了笔者的深思。纵观整个布朗山乡布朗族在新中国建立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笔者感到，造成这样一种状况的原因，也许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自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帮助贫困且发展严重滞后的以布朗族为主体民族的布朗山地区的脱贫与发展，党和政府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无偿援助与政府全权负责的扶持与帮助政策，及时缓解了布朗山贫困群众的贫困处境与生产生活困难。政府全权负责建设和解决布朗山发展与脱贫问题，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社会主义社会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繁荣与发展的优越性。然而在进行无偿援助与全权负责的同时，对这些地方人民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与自立自强主体意识的提升没有得到与物质帮助同等重视程度的关注与适当的投入与研究，为各民族服务、真心实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主观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投入效果的不明显而逐渐转变成一种同情施舍心理和负担感受，客观上则将脱贫与发展的主体即这些地方的各民族群众放到了客体的位置，各级政府自动成为慷慨的施予者、拯救者和永无止境的投资者，担当起了脱贫与发展的主体责任，解救对象成了被动的受众与施舍接受者。虽然经历过“输血式”与“造血式”、“救济式”与“开发式”等关于扶持与帮助的争论与改革，但近半个世纪自上而下的援助方式与政府全权负责的扶持思路与框架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而且由于长期的无偿帮助已经使受助者形成了对政府的严重依赖心理，和脱贫与发展全然是政府的责任的观念。由于多年对受助者主体意识和自我发展意识培养和提升的忽视，使得目前想要改变传统的援助方式和政府全权负责的扶持框架因受助者的观念意识和适应素质的欠缺而变得格外艰难。对于我国扶贫机制与制度方面所造成的受助对象的消极状况，美国人罗伯特·J·林格在其《重建美国人的梦想》一书中对福利政策所导致的后果的担忧也许可以给我们以启发：“政府通过大量施舍无情地戏弄每个人。首先，它夺走了人们的骄傲和自尊心——夺走了他们想自力更生的愿望。其次，大多数享受福利的人，无法理解过多福利的一种不幸后果是使生产者的刺激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劳而获的钱越多，干活的劲头就越少。”③
尽管我国还远不是福利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救助也并没有达到大量的满足(国情国力所限)，然而我国扶贫机制的缺陷所带来的对被扶助者的消极影响却是与福利国家福利政策所形成的结果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从而使被扶助者产生了对国家的严重依赖心理和缺乏自我奋斗精神，同时对得来容易的扶持结果并不珍惜。在笔者的整个调查过程中，都不断听到诸如“共产党是不会饿死人的”，所以再穷也没关系，就等着政府救济吧；“政府的钱是用机器印出来的，想要多少都可以”，所以对政府的投入并不在乎，对投入成果也不在意。这种非理性结果的出现使我们不得不对多年来所施行的扶贫政策与体制做出理性的检讨与审视。④
二是在以上所作的有关布朗山扶贫与开发计划和实施过程的简单描述中可以发现，所有的扶贫措施与设计几乎都是由各级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扶贫主体则基本上没有参与表达和决策，他们对政府所进行的扶贫政策和措施的正面反馈就是发自内心的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由衷感激。“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没有共产党，我们就不会有现在这样好的生活”。这是纯朴的布朗族发自心底的肺腑之言，无论走到哪里都随处可闻。这反映了50年来党和政府对布朗族的关心和帮助，确实使布朗族群众对党和政府充满了真挚的感激之情，布朗族的生产生活与新中国建立前相比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感激之情的另一面所表达的信息，是布朗族人民生产生活的每一变化，无不是党和政府正确政策和措施的结果，布朗族自身只是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受益者而不是参与者和实施者，这表明在传统扶贫机制下被扶持者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的缺失。这种缺失的结果就是在整个扶贫过程中缺少被扶持者的主动参与和积极配合，一般是被动地按照各级党委政府的设计和规划，在基层政权的组织和安排下参与到扶贫过程当中，这使得受助者容易形成扶贫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事、与自己没有多少关系的概念，认为是政府要我脱贫而并不是我自己想要脱贫，甚至认为能过上有饭吃、有衣穿的日子已经很不错了，政府不断要求参与扶贫、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纯粹是政府没事找事，因而出现不予合作或消极合作的情况。这样一种被动局面的出现有违政府和扶持实施者的初衷，同时也使扶贫在一种充满困惑和矛盾的状态中进行，扶持者的热情和积极性往往也因此而受到挫折。这也是我国扶贫多年成效不易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是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扶贫基本上处于自上而下和政府全权负责、被扶助者被动参与的状态，扶贫重点对象的确定和扶贫项目的制定往往都由各级党委政府做出决定，甚至最后由个别主要领导拍板决定，这一过程一般是建立在一定的调研基础上而做出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被扶持者的愿望和意志。但调研者的调查广度和深度以及调研者自身的感情、立场和角度往往会对调研内容和问题发生一定的影响，从而使项目的最终确定缺乏充足的论证和依据。如有的项目纯粹就是为了建立领导标榜工程或树立领导形象、体现领导政绩而设立和投资的，与实际的需要和群众的愿望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加之实施工程中一些具体问题的存在(如通电工程中电费居高让村民难以承受等问题)，这就使扶贫不仅在形式上走了样，而且在内容上和本质上背离了其动机和目的，也使有限的扶贫资金用不到最急需的地方，进一步拉大了贫者与富者的差距，贫者不能得到雪中送炭，富者却锦上添花，从而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扶贫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也因此受到不应有的影响。所以建立自下而上、让贫困者得以主动参与和积极努力的扶贫模式，提高扶贫效率、杜绝扶贫腐败、实现扶贫动机、途径与目的的统一，是在如像布朗山这样的脱贫攻坚地区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
由于上述原因及布朗山乡布朗族的贫困程度较深，进入21世纪以后，按国家解决温饱的新标准统计，布朗山全乡17022人中，尚有15600余人未解决温饱问题，占全乡总人口的91.71％，占全县贫困人口6.6万人的23.6％，表明布朗山乡的扶贫开发与社会经济发展工作仍十分艰巨。
(三)双江邦丙乡布朗族村发展状况调查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地处怒山山脉南延部分。属于横断山纵谷区的邦马山系，由于喜马拉雅山及其后的新构造运动，使这一地区形成了山地起伏、谷地相间、地形高低悬殊、深沟河谷交错的中山地貌。邦丙乡是双江县布朗族人口最多的乡镇，地处双江县西南，其所在地距双江县城72公里，距市府所在地临沧176公里，距省府昆明931公里。全乡共有布朗族6662人(2003年邦丙乡统计站)，占全县布朗族人口12527人的一半左右，属于云南省506个扶贫攻坚乡之一，也是全省7个特有少小民族聚居乡之一——布朗族聚居乡，全乡所辖的9个村委会都程度不等地分布有布朗族，以忙安、丫口、邦丙、南直等村委会的布朗族人口居多，其中邦丙村委会有布朗族706人，占全乡布朗族的10.6％。笔者选择了邦丙村作为调查对象。
邦丙村是邦丙村委会所辖岩板凳(大箐)、梨果树、邦丙三个村民小组中最大的一个自然村落，共由11个组组成，因此又称邦丙大寨，全村共有382户、1720人，占整个村委会总户数的73％、总人口的74％，布朗族人口也占整个村委会布朗族的2/3。邦丙村坐落在距乡政府仅1.5公里处，南临小黑江。2003年，邦丙村粮食总产量为92，8300公斤，人均口粮312公斤，比全乡人均口粮301公斤多11公斤；经济总收入195，5690元，人均收入842.6元，人均纯收入643元，较全乡人均纯收入750元少110元，按照新世纪脱贫标准，邦丙还是一个民族贫困村。
由于受地形地势(海拔)悬殊的影响，邦丙村所处地理位置形成了明显的立体气候：小黑江边缘一线海拔在800米以下的低热河谷地区，属于热带气候类型，全年无冬，夏长209天，热量资源丰富，是邦丙村水稻、橡胶、紫胶等的主要生产区。800米以上的河谷半干旱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类型，初霜12月上旬，终霜12月下旬。无冬天，气候不冷不热，四季如春，气候温暖，是邦丙村核桃、茶叶、板栗等经济林果和早稻的主要生产区。
双江县的布朗族大多是当地土著，邦丙村的布朗族，据说是来自于勐卯地方的蒲人，自称他称都叫做“蒲满”。布朗族在落脚邦丙后，最初建成的是单一的布朗族村寨。大约在100—200多年前，逐渐有汉族和其他民族迁入邦丙。民国年间，国民党在邦丙设乡政府，汉族官员及其家眷随之进入邦丙，使邦丙村汉族逐渐增多。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民族工作队及其他各种工作人员的进入，汉族在邦丙村落户定居的更多了。现在，在邦丙村382户中，有汉族20余户。据汉族老人董文昌说，布朗族对于以各种身份进入村寨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并不排斥，也不歧视，都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对于进入村寨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同样分给好地，大事小情一样协商解决。对于手艺人，更是关照有加。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中，结成了和睦融洽的民族关系。新中国建立前，邦丙布朗族社会已进入了地主制经济社会，但贫富分化并不十分突出。
由于邦丙村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历史上交通闭塞，与世隔绝，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新中国建立后发展一直都比较滞后。1978年，当时邦丙村所属的南榔公社驻地因滑坡而搬迁到邦丙，改称邦丙公社。1984年公社改为邦丙区，1988年区改乡。乡政府的迁入，对乡政府所在地邦丙村的发展创造了契机。乡政府迁入后，十分重视集镇建设，公共设施逐步得到建设和改善，1986年完成乡镇规划面积14.9公顷。在建设过程中，1988年11月6日，耿马、沧源、双江三县结合部关弄一带发生7.2级强烈地震，严重波及双江5乡2镇，邦丙乡及其所在地邦丙村成为重灾区，被列入重灾乡建设，建设的投资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大，建设速度也得到了加快。到1990年，已经建成了乡政府办公楼、乡民族中学、邦丙完小的教学楼、邮电所、配电所、营业所、茶叶站、卫生院、财政所、税务所、供销社、农科站、企业办、粮管所、林业站等企事业单位，建筑总面积8728平方米。建成长250米、宽12米、面积3000平方米的集市街道，街面商业网点20个，邦丙乡集镇建设初具规模。与此同时，全长72公里的邦丙县乡公路历经四个工期，改建为四级路面，大大改善了与外界的交通状况。乡政府的迁入与集镇建设的迅速发展，改变了邦丙村相对封闭的状态，促进了邦丙村与外界的交往与联系，活跃了乡村文化经济生活，有助于邦丙村的开发与发展。
基础设施的改善和集镇建设的实施，对布朗族的传统生产生计方式产生了影响，带来了传统生计及产业的变迁。首先是传统的生产方式有了改变。新中国成立时到1981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邦丙村一直保持着水田、固定旱地和刀耕火种地，其中水田和刀耕火种地较少，固定旱地较多，刀耕火种地大约占耕地的1/3，村民称之为火烧地。由于耕地的类型不同，生产方式也有所不同。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水田和旱地经过多年的试验和推广，逐渐实现了化学肥料和农药的使用，改变了布朗族传统上种“卫生田”的耕作习惯；经过示范推广，实现了双季稻和再生稻的种植。刀耕火种地则一直作为破坏森林的主要原因而成为改造和消灭的对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邦丙村的刀耕火种地终被彻底消灭，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及其文化特征也随之逐渐消失。现在在邦丙村3262亩耕地面积中，水田中还有一部分雷响田，旱地中还有一部分轮歇地，但火烧地已经不复存在。
1999年以后是进一步巩固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阶段，同时也是实施退耕还林政策、启动青山绿水工程的阶段。这一阶段，邦丙村利用以工代赈绿色扶贫项目，种植板栗777亩；2001、2002年享受退耕还林和“还山造林、青山绿水”工程政策，种植泡核桃2400亩，加上1995年以工代赈绿色扶贫项目种植的核桃，共计5646亩，占全乡泡核桃种植面积的1/5；现在，板栗和核桃已经开始挂果，3—5年后将进入盛果期，到时将给村民带来可观的收入；2001年，享受退耕还林政策，种植云南松、西南桦、桤木等混交林800余亩；2000年，利用国家少小民族扶贫项目种植高优生态茶581亩，2003年又增植153亩，共计734亩。种植品种中，云抗10号占60％，云抗100号占30％，长叶百毫占10％，其中以长叶百毫为最好，市场价鲜叶卖到5元/斤，但产量低长势慢，现在还未开摘；2003年，利用有偿无息项目放养紫胶800亩，明后年可以采集。经济林果木的种植，不仅正在使邦丙村的生态环境得到逐渐改善，同时也使邦丙村民在看得见的未来几年有了脱贫致富、自我发展的希望。
(四)关于邦丙村发展的思考
从上述邦丙村布朗族的发展情况来看，其发展的条件和环境远不如西双版纳布朗山乡。从环境看，邦丙乡所属的临沧市，由于不是民族自治地方，在发展的投资与政策的倾斜方面并没有受到特别的优惠。双江县虽然是民族自治县，但由于民族众多，布朗族作为四个自治民族之一，而且是人口较少、发展较为滞后的民族，也并没有得到更多的照顾，通往邦丙乡的公路一直到2003年才改建成四级标准的塘石路面。邦丙的发展契机主要还得益于自然灾害的影响，滑坡使乡政府搬迁邦丙，使邦丙村的基础设施得以改善，地震使邦丙村的建设投资得以增加。这两个方面使邦丙村初步具备了发展的基础条件。
在此基础上，邦丙布朗族在发展中主要受益的是国家所实施的一些大型公益性项目和政策，如“青山绿水”工程、“退耕还林”政策、少小民族扶贫项目等。在接受国家扶持的包括扶贫在内的各种项目时，邦丙村布朗族也曾有过犹豫和观望。毕竟这里的布朗族并不富裕，还不具备风险承受力，在刚刚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对于带有一定风险的项目投资和产业转产，犹豫和观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与布朗山布朗族不同的是，在经过示范户的示范带动下，村民经过自我考虑之后，主动接受了这些项目。村民在接受国家扶助项目的时候，发挥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比较、选择、决定的作用。如种核桃还是种茶、种板栗还是放养紫胶，都由各户自己考虑决定，县、乡主要进行技术指导与宣传动员，并不强迫村民接受。村民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项目的实施、管理等经过村级民主讨论，形成了一些针对性强、行之有效的管理规章制度，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与约束，自主性得到了一定的体现。随着实施项目部分效益的产生，村民的积极性与主动参与性也日渐高涨。邦丙村布朗族村长杨文学说过一句话，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总结邦丙布朗族的发展时说道：我感到穷并不可怕，怕的是没有改变穷困的愿望与意志。人只有自救然后别人才能救你。国家政策再好，扶持再多，也还得靠自己努力才行。杨村长对笔者这样说，也经常对村民这样说。而他的话正在变为村民们的行动。笔者在村中看到，虽然目前邦丙依然比较贫困，但村民的精神状态很好，对县、乡政府计划实施的项目参与积极性很高，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希望，而这一切被发展经济学家称为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这与布朗山布朗族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对比。
邦丙布朗族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意识与行为，与邦丙布朗族原有的社会发展发育程度有关，同时也与邦丙布朗族长期与汉族杂居一村、汉族和布朗族在生活生产习俗方面相互借取、文化渐趋一致有着很大的关系。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中，布朗族不仅与汉族结成了和睦融洽的民族关系，而且习得了先进的生产技艺，如跟从汉族师傅学会了打铁，从而在农业生产中实现了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除打铁外，如制银、煮酒、盖房、上学读书、土葬垒坟等都自汉族习得或俗从汉族，由此养成了布朗族宽容、好学、愿意接受新事物的特性，与此同时直至今日邦丙布朗族依然保留着本民族文化的象征与传统。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传统与创新的交融，使邦丙的布朗族在发展中显现出活力与生机。
三、结论
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涵化与借取，传统观念的更新与改变，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外力的强制往往会带来相反的效果。从以上对分布于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发展状况的调查与分析可以看出，多年来，政府对西双版纳布朗山乡的布朗族的扶持与帮助与投入不可谓不多，但无论是从发展的效果还是从村民认同发展、参与发展的程度看，显然不及邦丙的布朗族，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布朗山乡的布朗族长期处于本民族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中，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文化的交流和借取相对有限，在接受外来置入文化如汉式生产生活方式时，缺少相互冲突、碰撞等自然融合的过程，而国家在实施扶助的时候往往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强制置入，造成不同文化系统与价值体系的难以对接，同时也造成被扶助者主体地位的错位和主体意识的缺失，以至最终出现了对国家扶助的不认同，把国家帮助其缓贫和发展的努力与改变自身处境分割开来，从而造成虽然资源丰富但却难以得到有效利用与开发，虽然投入不少但发展却仍然有限的状况。以此观照有关贫困生成的三个要素及其互动关系理论，可以看出这是机制造成的主体性能力缺乏的典型表现。要改变布朗山乡布朗族目前的发展困境，关键在于如何构建主体发展的能动性机制，以及如何实现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激发内源发展动力，使外援帮助与内源发展能够有机结合，从而实现布朗族自身的自我发展与进步。而邦丙布朗族的发展实践及发展前景也许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注释：
①“选择性亲和”：系选择理论从生态学引进的术语，用以描述“逻辑一致性与相互支持的动机性影响”。
②旱地每挑种约相当于2.5亩。
③罗伯特·J·林格：《重建美国人的梦想》，转引自何清涟《经济学与人类关怀》，第239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④张晓琼、黄欣：《政府扶贫职能的转变与农村有效反贫困治理结构》，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3期，第19—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