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文革论文,中国论文,片断论文,十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71，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9)05-0005-11
一个偶然的机缘，需要回顾和反思“六十年”来的史学。所谓“六十年”，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史家侯外庐关于历史分期的见解，学术史、思想史的分期和社会史、政治史可以不同①。史学史当然也属于学术史的范畴，不过1950年以后的中国史学确可见很多明显的不同，变化的一面似超过继承的一面，所以这一分期或可以适用于政治和学术双方。
在60年的时间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几年处于非常状态，正常的学术活动难以为继，无需人为划分，史学研究便自然形成了文革前的“十七年”、文革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三个阶段。文革期间学术出版发表基本停滞，即使有实际的研究，也未能公之于世，基本可以存而不论。从温故才能知新的视角看，要真正了解近“三十年”的史学，特别需要整理文革前“十七年”的研究状况。
本文试对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大陆史学发展的状况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和反思。这一时段的中国史学，已有一些总结性的论著涉及②，但多采取分类叙述的形式，学界似尚未形成整体的共识，需要继续探索和了解的方方面面仍然很多。由于既存研究尚不理想，凭借不足，本文不可能也无意系统论述“十七年”的史学研究，仅侧重其体现转变与延续的一些面相进行考察。
实际上，以有限的篇幅讨论“十七年”的研究，也只能避实就虚，用举例的方式提出一些可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文中具体的讨论可能详略不一，有的仅点到为止，有的会稍微展开。大体上，本文讨论的多属个人平素阅读的感受，是自己较关注、也多少思考过的问题。那些虽重要而自己并无心得者，罗列出来会显得更全面也更均衡，但对读者和作者都无益处，亦非本文所欲言。
“十七年”里，50年代(以下使用这类“年代”的表述，均指20世纪)最初几年跟此后十余年也有相当的不同，不妨再分为初期的过渡和后期的发展两段进行考察。当然，两段之间很难进行严格准确的区分，大体以各类学术建制的成形(包括改换和新建)为标志，约在1954-1957年间，此后便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发展时期了。本文更侧重一般论述较少的“十七年”初期的过渡(“十七年”间确实有很多共性，关于初期的论述有时也会逾越到后面)，后期的发展则通过与“三十年”的对照简略考察，最后反思“十七年”史学的整体失语造成学统中断后出现的一些诡论性(paradoxical)后果。
一、“十七年”初期的过渡
50年代的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政治时期，新当政的中国共产党比既往的执政者更注意意识形态和思想、学术领域的掌握；历史更受到特别的重视，中共中央在1952-1953年还成立了“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这一党内机构③。因此，50年代前期史学的发展受外在时势的影响比其他时段相对更大。1950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随后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再稍后以涉及面宽广著称的胡适批判等，都对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④。
另一方面，各类学术建制的改造和新建，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1949年11月成立中国科学院，次年起陆续建立三个历史所和考古所⑤；1951年7月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史学会，随即开展活动⑥；1952年高等院校大规模院系调整，重新组合了一些重要的历史系⑦。这些自上而下的努力，非常鲜明地体现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新型办事特色，对史学发展有着长远的影响。
而史学专业刊物的创办则显得相对多样化，考古所于1950年将原中研院史语所的《中国考古学报》复刊，1953年改名为《考古学报》；文化部文物局资料室的内部刊物《文物参考资料》也于1950年创刊，1953年改为月刊，1959年改名为《文物》。其余则可见明显的地方特色，《新史学通讯》是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中国史学会的初期名称)河南分会于1951年1月创刊，1957年更名为《史学月刊》；《历史教学》也于1951年1月由李光璧、张政烺、杨生茂等中青年京津史学同人创办，1952年第7期起由天津史学分会主办；山东大学创办于1951年5月的《文史哲》，可能是当时最早的大学文科学报，在史学方面影响很大。
可知除文物考古方面的不定期刊物外，那段时间不多的几份史学刊物都带有地方特色，与一些学者个人兴趣和努力相关(时任河南大学校长的史家嵇文甫和任山东大学校长的史家华岗与《新史学通讯》和《文史哲》的创办有直接关系)。较能体现“中央”色彩的，是1953年创办的《光明日报·史学》副刊和1954年2月创刊的《历史研究》。前者初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北大历史系和北师大历史系轮流主编，后较长时期里由北大历史系单独编辑；后者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创办(其余学科的刊物则多由相关研究所经办)，迄今为止似乎仍是唯一由中国社科院主办的单一学科专业刊物⑧。
可以说，在学术建制的改造和新建方面，自上而下的努力及有计划、有组织的特色在那几年是相当显著的。或许因为新的“国家机器”尚在组建之中，当年学会对学术研究的整合与具体工作的涉入，远超过今日。1951年7月正式成立的中国史学会，最初几年起了很大的作用⑨。而当年中国史学的总体状况，也可以从学会的认知中去了解。
在史学会成立大会上，郭沫若的致词总结了两年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方面”的很大转变，“大多数的历史研究者已经逐渐从旧的史观转向了新的史观”，也就是“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其余具体表现在“二、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三、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四、由贵古贱今转向注重研究近代史，五、由大汉族主义转向注重和研究少数民族历史，六、由欧美中心主义转向注重亚洲史及其他地区历史的研究”⑩。吴玉章随后致词，提出研究历史的四点意见，一是要认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二是要注重现实，着重研究近三十年的革命史，三是要把爱国主义与国家主义很好地结合起来，四是反对在研究工作中的八股作风[1]。
在范文澜接着的讲话中，上述内容被概括为“郭老、吴老交给我们的十条指示”，但范文澜也婉转指出：郭老所指出的六点，“主要是要我们大家向那些个方向去转”。实则“到底我们转向了多少呢？是大部分转过去了呢？还是才转了一部分呢”？他显然以为这更多是发展的方向，而不是已经完成的转变[2]。不过，到那年年底，华岗就把这十条归纳为中国史学会对“两年来历史科学究竟有什么变动”的整体评估，并对郭沫若提出的六条进行了更为系统的论述[3]。约一年后，刘大年向苏联学者所作的报告总结说：
多数史学工作者同其他岗位上的知识分子一起，进行了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学习，对历史和历史工作的观点、态度等有了改变。例如许多人由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对待历史事物，改变为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实际问题，承认有阶级的社会底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由原来的把历史研究当做“名山事业”，转变为承认研究历史必须为人民服务；由旧有的“贵古贱今”的态度，转变为注重近代史的研究；由过去的所谓欧美中心主义等错误观念，转变为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4]
整体而言，范文澜的见解或更接近实际。刘大年虽接受了郭沫若的多数条文，却把大多数人已经转变改为多数人“有了改变”；许多人不过是“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实际问题”，而不是像郭沫若说的那样已经“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实际问题”。但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这样的估计似仍过于乐观。
如果说学术建制的改与建方面较多体现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新风格，在具体的学术活动方面，一些个人的、地方的偶然因素，也曾起到很大的作用。如山东大学是1951年由中共在解放区建立的华东大学与原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合并而成，校中的“进步因素”就超过当时一般综合大学；再加上有史学家华岗任校长，又很早创办了《文史哲》杂志，那几年该校的史学学人相当活跃，其因应新时代的表现也比别处更引人注目。下文的举例，会稍多涉及山东大学。且山东恰好是武训的家乡，所以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这里也显得有些不同寻常。
1950年上演的电影《武训传》，曾得到很多赞扬。到1951年3月，报刊上开始出现批判武训及武训精神的文章。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作)，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提出应当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并指责“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
刘大年稍后指出：“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严格地划分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和人民民主革命思想的界限，明确地解决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应当赞成什么和应当反对什么的问题。”[4]如翦伯赞所说，“站在什么立场来处理历史问题”，是史家“阶级意识在历史学上的表现”。既然“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最终地从中国史上消灭了”，研究中国史就“应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史观，具体就是“研究劳动人民的生产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的历史”[5]。
这样立场鲜明的区分，即使对一些曾经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学者也是新生事物。不久前曾为《武训画传》作序的郭沫若很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承认其错误主要是“不曾从本质上去看武训，而且把他孤立地看了，更不曾把他和太平天国与捻军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只要将两者进行对照，“便十足证明武训的落后、反动、甚至反革命了”[6]。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江青参与领导《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成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调查，写出《武训历史调查记》，全文在《人民日报》连载。这一文献在当时就被一些人认为在史学方法上具有指导意义。郭沫若随即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调查记》他反复读了几遍，“在具体事项中得以体会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更深一境的认识和运用”。在进一步检讨自身错误后，郭氏强调指出：《调查记》“之所以能有澄清思想混乱的力量，是因为方法正确，而且直接记录了劳动人民的意见。这是向来的历史述作里面所几乎没有的新的成分。这一次的批判工作和调查工作，为中国的人民史学增加了光辉的一页”[7]。
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将其提得更高，他在1951年提出：“在研究历史科学方面，最近有三个主要文件，我觉得这是划时代的指南。”这三个文件是斯大林的《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毛泽东的《实践论》和《武训历史调查记》。后者“是活的历史科学，它告诉我们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历史问题，是一个活的典型”。当时的需要是“从历史观点出发来认识封建统治者的狰狞面目”，而《调查记》就“运用科学的历史方法，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报告记，而是中国解放了的人民用科学的历史方法与封建统治阶级激烈斗争的胜利纪念碑”[3]。
本身具有革命经历的华岗可能有超过一般学人的政治敏感，身在山东的他大概也知悉调查团成员的特殊性，但把《调查记》和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并列为“划时代的指南”，恐怕在那时也不多见。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虽不限于史学范围，却对以后的史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那时起，史学的阶级性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强调。如华岗所说：“历史科学具有显著的阶级性，所以随着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动，原来为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史学，已经失掉了它的基础；新的社会和新的国家需要为新社会服务的历史科学。”[3]
对史学而言，在新时代和新社会里应当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是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的关键问题。《武训历史调查记》从方法上将其落实，确实具有示范性质。华岗和郭沫若都是1949年以前就运用过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的人，两人经历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也不一样，却不约而同地从方法论层面认识《武训历史调查记》的作用，体现出非常敏锐的学术悟性。但在当时，能注意到并分享其方法层面之领悟的学人似乎不多。
山东大学或许是个例外，《文史哲》创刊号上发表了历史系杨向奎的《学习(实践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体会》和童书业的《论“对偶婚”》。在该刊1卷4期(1951年11月)上，童先生又发表《论“亚细亚生产方法”》。这大概是1949年后第一篇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文章，引起了史学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童、杨二先生此前似乎都少有接触马列主义理论的经验，那时能很快写出这类文章，与华岗的引导应有直接的关系(11)。
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展后，《文史哲》当年3月号上刊出了童书业的《“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和杨向奎的《“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两文皆批判作者的学术领路人顾颉刚，后来的事态发展却逐渐指向顾的老师胡适。不仅史学，李希凡和蓝翎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最初也发表在《文史哲》之上[8]。此文及两人的后续文章在得到毛泽东赞扬后，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终引发了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并附带引起了史学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
与童、杨二先生相类，历史系的郑鹤声也是没什么“进步经验”的旧人物，却能分享前述华岗的学术领悟。他在《文史哲》创刊号上发表了《天王洪秀全状貌考》，其文并无明确结论，不过肯定了萧一山1945年提出的洪秀全应有胡须的见解；但能以农民起义领袖为研究对象，选题显然是正确的。稍具诡论(paradoxical)意味的是，由于文章的题目中含有“考”字，及其以罗列材料为主的写法，“洪秀全有没有胡子”很快成为趋新学人挖苦和批评“考据”繁琐无用的习惯表述(12)。
在《文史哲》1卷2期上，郑鹤声又发表《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一文，明言：“我们明白马克思历史科学观的道理，就要把这个史观去研究历史事实。所以我们的首要问题，是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结合我国近代史上的问题。”他虽然仍把“革命理论”和中外文史料视为同类，并列于“材料”门类之下，但已知道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是“应当深切研究而加以实践的。而这种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光辉典范，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首先要以客观真确史实作根据，其次要有革命理论的贯穿，才不致陷于迷惶”。
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还有一些有着革命经历的学者(如赵俪生)，他们写出与新时代脉搏相符的文章，是相对容易的。而童、杨、郑三先生则体现了华岗所说的“一部分历史学者感到唯心史观的错误，接受了符合客观事实和真理的历史，愿意从新学习”的事例。对这些人，组织上正“按照‘坚决改造，稳步前进’的方针，将他们改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史学工作者”。揆诸山东大学当时的状况，华岗说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进行着自我改造，两年来这个趋势已十分显著”，是言之有据的[3]。但若用以概括全国，则太乐观了些。
在山东大学以外的地方，类似现象只能说不同程度地存在。当年很多“旧社会”过来的史家，或主动或被动，在学术层面大都采取了认同新时代、试图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姿态。他们虽未必都像山东大学学者那样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和马列主义理论，但至少大家都经过一个学习“社会发展史”以了解唯物史观的过程。对不少人来说，这样的学习确实带来一些此前未曾注意的新视角。一些基本功扎实的学者，受新见解的启发，在学术研究上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以小学见长的杨树达在30年代也曾读过沈兼士从文字看社会的文章，但未觉其高明。到1951年因追随时代新潮而学习“社会发展简史”，感觉可以由此研究金文与周代社会的关系。他或许想起早年章太炎、刘师培都曾从严复所译的《社会通诠》获得启发，提倡过从文字研究历史，遂回头阅读《社会通诠》，立刻领悟到其中“可证古文字者极多，殊可喜”。有了这样的新认识，以前的积累立刻产生了作用，过去视而不见的材料现在也有了意思，杨先生不久即连续写出颇受“社会发展简史”影响的文章，通过古文字来诠释上古社会。到1952年便出版了《积微居金文说》[9]。
杨树达的例子提示出，尽管20世纪中国新史学从清末就曾提出跨学科的主张，20年代也有所谓“社会史论战”，整体上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并不明显，更多仍维持着人文学科的特色，而很多史家对大量社会科学论著也基本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学习“社会发展简史”能导致复读《社会通诠》，表明相当一部分史学研究者开始更认真地看待社会科学论著。这样的关联固然出乎提倡学习者之意表，却使更多史家从社会视角看历史和读史料，遂得出此前意识不到的解悟。
同在1952年，张政烺在《历史教学》2卷3、4、6期上发表了《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一文，根据甲骨卜辞与金文资料，对商周时期的氏族组织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当时氏族组织与军事组织和农业生产组织是一体的见解，对于认识商周社会结构有重要的推进。这大概也是从学习“社会发展史”受到的启发，正因其先有古文字方面的丰厚积累，才能产生这样相得益彰的成效。
然而这类新尝试并非都是成功的。张先生稍早在《历史教学》创刊号(1951年1月)上发表的《汉代的铁官徒》一文，曾试图效法阶级分析的新取向，说西汉的铁官徒暴动是“无产阶级造反”；这一造反“较之后世出身不光明、领导欠正确的黄巢、宋江等等，不知要高超多少万倍”。那时他大概已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知道无产阶级比农民更“先进”，所以做出这样的评价。但这个模仿痕迹明显的尝试不久即受到批评。
批评者是早已运用过唯物史观的翦伯赞，他肯定了张先生选取“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和农民革命的领袖人物”进行研究的正确，但指出，“无产阶级之出现于历史舞台是和资产阶级同时的”，故西汉时中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造反”。铁官徒暴动应与后来的黄巢、宋江等起义性质相类，若说其“高超多少万倍”，等于说中国反封建地主的起义“一代不如一代”，这“与实际的历史是不符合的”[10]。
上述批评只是翦伯赞那篇《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著名文章中的一例，该文列举了大量新老学者努力用新观点来认识和解释历史、结果仍解释错误的例子(如果用左右来判别，他们中很多人其实表现得比翦伯赞还更“左”)。这些尝试有力地证明了很多“旧人物”主观上的确努力想要融入“新社会”，实际却仍徘徊于“新社会”之外。他们大都解决了该研究什么的问题，但对于怎样研究，似尚未能真正领会那时的唯物史观方法。不少人或许并未注意到华岗和郭沫若曾经指出的示范作品，当然也就难以领悟典范所展示的方法了。
这样努力尝试却学而不会的例子后来仍在持续，四川大学的蒙文通努力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后，在1957年写出一篇八万字的长文：《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在蒙先生言，这样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与其昔日治学方法相比，跨度不可谓不大[11]。但同系一位稍年轻些的老师读了此文，立刻指出蒙先生所树的是封建资产阶级的旗，因其文中“完全悉用封建资产阶级学者的一套含义模糊的名称”和一大堆“唯心主义的术语”，故既不能“提出什么问题”，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12]。
蒙先生文与翦伯赞前引文中的众多事例相通而不甚同，因为他不是在词句上简易模仿，而是想要在研究中认真贯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进行贯通的整理。但批评者触及了很重要的一点，即“研究”也包括“表述”，而“转变”必须是整体的：仅改变研究什么的立场是不够的，改变了怎样看问题、怎样处理史料也是不够的，转变还应当体现在表述时使用的名称术语上。
与上述事例相近相类者还很多，大体上都呈现出一种想要“预流”的主观努力，以及学而不会的实际结果(程度容有不同)。1958年全国高校历史系已在开展“拔白旗、插红旗”的“史学革命”运动，学生可以在很短时间里编出通史讲义并登上讲台，很多术业有专攻的“老先生”受到自己学生的批判。当事实似乎证明他们即使努力学也学不会时，不少“老先生”可能因此而最终放弃了“预流”的努力。
在曾经试图“预流”的“老先生”们基本停止努力后，被“纠正”的对象反而转移到已经“预流”者，而纠正者本身也只能是那些其历史地位已足够表明其学术正当性的学者。进入60年代后，范文澜已在大声疾呼“反对放空炮”[13]，翦伯赞更站出来连续发表文章，反对“用空洞的抽象的社会发展史的一般原理原则代替具体的历史”，强调“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主张只有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件做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14]。但“史学革命”已改变了学界的气氛，翦伯赞的历史地位也不足以证明其学术正当性，他提出的“历史主义”引起了较大争议，并在争议中进入了“文化大革命”，被迫自己结束了生命。
从今日的后见之明看，50年代初期那些自上而下的努力，不论成败，都对中国大陆的史学发展产生了巨大而长远的影响。上面说的更多是研究者自身的努力和转变，在研究对象方面，所有总结者都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从“贵古贱今”转变为注重近代史的研究(虽然其真正落实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因反帝的需要，总体的和分国别的帝国主义侵华史成为重要题目，连带着使中外关系史也较前兴旺了许多。在唯物史观无庸置疑地成为主流后，经济史成功地借此东风，可见明显的上升；但社会史却不然，即使劳动人民的社会生活也并未得到太多展现。这些现象，在此后十多年的史学状况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二、“十七年”后期的发展及其与“三十年”的简单对照
部分也许受到全国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影响，50年代中国史学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大多数人都在思考基本问题和宏观问题。向达对此前“满眼是一些片断孤立不相连贯的著作”的状况所表示的不满[15]，可能存在于不少人心中。时人所关注的大问题，有时甚至超越于中国史的范围。前述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是一例，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也曾长期得到关注，甚至延续到“三十年”的前期。在中国史范围里，类似“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等宏大问题，也是参与广泛的议题。当然，“十七年”史学最具代表性的，还是所谓“五朵金花”(13)。
后来人们所说的“五朵金花”，最初仅表述为“五朵花”，是曾经很进步却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向达总结出来的。他所说的五朵花，就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翦伯赞批驳说，向达“提出历史学只开五朵花的问题，来进行攻击”；其实解放以来“在历史学方面我们还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其中有大问题，也有小问题”。但他承认“我们是着重地讨论了这五个问题”。而“讨论这五个问题并没有错，因为它们是历史上带有关键性的问题”。翦伯赞强调：“这五朵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的花朵，而且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才能开出这五朵花来。”[16]
他们当时的对错，我们可以暂缓评判；但两人的归纳能力都相当强：向达确实点出了当年讨论的大多数主要问题，即使在向达被划为“右派”之后的十年里，能与这“五朵花”并列的问题也不多；而翦伯赞指出“它们是历史上带有关键性的问题”和“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才能开出这五朵花”，也很有见识。两人共同点出了史学界大家都在思考基本问题和宏观问题这一其他时期少见的现象，而造成此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普及了表现为“社会发展史”的唯物史观。
在“十七年”的发展期中，中国史学继承了清季以来“新史学”试图寻求历史公理、公例的努力，不过是在(以苏联模式为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框架下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用华岗的话说，把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相结合，就是要从“历史中找出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我们努力的方向”[3]。这已是一种全新的认识，却仍依稀可见“以史为鉴”的长远传统。而且，与今后“努力方向”更接近的，当然应该是近现代史的研究。
然而实际的情形是，从学科角度看，“五朵花”全都在古代史的领域内，这固然可能因为向达的专业影响了他关注的方向，但除了前已述及的“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外，当时能与“五朵花”并列的不多问题中，有些仍属于古代史范围。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尽管“厚今薄古”得到自上而下的提倡，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学术积累的惯性却是强有力的，无形中仍影响着研究的走向。基本上，在整个“十七年”里，古代史占上风的大势并未改变。
那时中国与西方接触不多，学术交往更基本中断。但双方所探索的一些大问题，既有非常不同之处，也有一些相近相似的地方(14)。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中国近现代史同样是关注的重点。因为整体的中国史研究在西方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积累不厚，约束就少，所以他们的近现代史研究很快就成为中国史领域的主流；而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源远流长，在这样丰厚的积累之下，尽管研究近代史的提倡是自上而下的，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落实过程。
这样的情形到“三十年”才出现明显的改变。整体看，“十七年”对1949年以前史学的最显著的延续，就是古代史不论从研究者的数量、论著数量和引起关注的问题看，都远远超过中国近现代史。而“三十年”恰有些背道而驰，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突飞猛进，研究者本身的数量可见明显增加，而研究论著的增加似乎幅度更大，不论是增长比例和论著的实际数量，现在似乎都已超过了中国古代史，更不必说世界史(所谓“世界史”，其实就是外国史)了。数量上的优势虽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毕竟也是一种成绩。从50年代之初自上而下提倡的“厚今薄古”，到今天终于初见成效。
在世界史领域，“十七年”里基本是一个融入并适当改编苏联世界史框架的工作。只是在“十七年”的最后两三年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公开到民间之后，才开始有些变化(如关注亚非拉本也受苏联框架影响，但后期对亚非拉革命运动研究的比重又有进一步的扩大)。而“三十年”世界史最引人注目的发展，就是突破苏联世界史框架的努力；最先是国别史研究一度非常活跃，随后是对所谓“世界现代化”的研究。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即亚非拉又逐渐淡出，即使讨论“现代化”的，也多注重取得成功的所谓发达国家，而相对较少关注与中国一样尚在努力现代化的国家。
至于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学界众皆关注和广泛参与的题目越来越少见。近年一些老中青学人对史学界未曾出现能够全面参与的议题而不满，颇类向达当年对“满眼是一些片断孤立不相连贯的著作”的抱怨。不过，学术研究中确可能偶尔出现得到广泛参与的论题或影响广泛到超出特定专业范围的论著(15)，但这应当不是常态。今日在不少学科内，跨过所谓二级学科(甚至三级学科)便可能根本看不懂别人的论文，我们能设想《物理学报》或其他自然科学学报常常刊载全学科多数学人能够参与讨论的文章吗？不论古今中外，学术作品的接受者范围不宽、参与讨论者人数不多才是常态。多数人能从事具体史事的研究，窃以为恰是我们史学走向成熟的重要表征。
三、“十七年”史学失语之后的学统中断与接轨的异化
对于文革前的“十七年”，史学界存在一个显著而迄今认识不足的现象，即自身学统的中断，而且很可能是一种“自觉”的中断。相当一些学者，甚至包括不那么年轻的学者，对以前的、特别是“十七年”的研究基本采取不看或视而不见的态度。有些年轻人对“十七年”的研究不闻不问，可能因为他们受学时便未曾听老师言及；还有人之所以不屑一顾，则或许认为那本无多少参考价值。可以说，在我们的史学言说中，“十七年”史学整体处于一种失语状态。
个人以为，“十七年”的历史研究确不令人满意，但恐怕也没有那样差。我们现在特别鼓励“创新”，而出新正须温故。无源之水式的创新，往往事倍功半，还未必讨好。学术传统一旦中断，特别是人为的“自觉”中断，学术积累的作用便大为减弱，甚至虽有而亦似无。在这种情形下，不仅失去了“创新”的基础，很多时候也难以认识和理解既往研究与今日论述的关联。今日史学界喜欢提倡“与国际接轨”，却不知好些他们所接之轨，这里几十年前就存在(虽表现形式不甚同)。这样一种“接轨”的异化，至少部分可归因于对“十七年”的史学认识不足，是自身学统中断后出现的诡论性现象。
例如，有些人跟着说什么民族都是构建出来的，中国到近代才有“民族国家”的意识，甚至连黄帝也是近代的构建。这却不是什么新发明，20世纪50年代“五朵金花”之一的所谓“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正是苏联学者提出中国民族形成于19世纪之后所引起的(16)。另一些人又跟风说我们的史学论述无形中受“国家”(state)意识的控制，需要解放。却不知50年代“打破王朝体系”的呼声虽强，然而效果不彰[17]。若史学主流仍是“王朝体系”，则所谓“民族国家”的影响便相对有限，遑论控制。还有些研究近代史的人颇追随什么“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一取向[18]，殊不知侧重本土恰是几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倾向。
这些西方人根据他们的国情学情提出的研究取向，对我们的研究当然有启发和帮助，但也要在了解彼此学情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借鉴。且这些引进的取向之间，还隐伏着逻辑上的冲突——假如“民族国家”迟至近代才形成，怎么会几乎是刹那间就“控制”了我们的史学论述？如果我们的史学论述隐受“国家意识”的控制，为什么学者偏不研究“在中国的历史”，还要等他人来引导我们去“发现”？难道越受“国家意识”控制反越想了解“不在中国的历史”？虽可能是不同的人接不同的轨，所以就个体言或不觉有什么抵触；但若结合起来看，逻辑上的冲突便立刻显现出来了。
这些现象提示出，我们一些学者大概习惯了眼光对准前沿，向前看久了，或许就忘记了后面的历史，即使不过是近几十年的历史。我这里说的，还是所谓“50后”、“60后”的学者，他们中一些人对其出生时代的史学发展，已所知不多；若是“70后”、“80后”的学者，对文革前“十七年”的史学状况，恐怕连模糊的印象也没多少。
史学研究者而不熟悉史学发展本身，是略有些讽刺意味的；颇类有些学校的师生不知什么是“学术史”，往往把这一词汇放在论文的序论之中。但这个责任不在他们，而在我们的史学史和学术史研究者——治学术史的，至少应该让其他人知道“学术史”是什么；治史学史的，就需要让他人了解史学的发展。关于近代史研究中侧重本土的传统，我已有一些具体的讨论，下面仅简单提及。而“打破王朝体系”和“汉民族形成问题”，则进行稍多的申论。
熟悉中国马克思主义近代史研究的人都知道“两个过程”和“三大高潮”的提法，将两个取向作一对比，即可看出“三大高潮”说淡化处理了19世纪三个重大涉外事件——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实际确立了本土倾向(不一定是有意的)。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在理路看，针对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定性，“三大高潮”显然更多呼应了“半封建”的一面，而较少涉及“半殖民地”因素(仅相对而言)。颇具诡论意味的是，在具体研究中，城市和沿海区域实际受到更多的关注，而内地，特别是乡村，却始终是相对薄弱的环节。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一个在“半封建”框架里探索“半殖民地”因素的奇特现象(17)。
“打破王朝体系”的努力与“五朵金花”中的农民战争直接相关，曾引起强烈的反弹(18)。具体的讨论这里无意展开，那时此问题与人民群众应当是历史的主人一类考虑相关联，明显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主张打破者思想相当解放，曾提出以农民起义为中心划分历史时期的所谓“二黄分期法”，即以黄巾起义和黄巢起义为标志把中国古代史区分为早、中、晚三阶段)[19]。但它还牵涉到一个更长远的重要思虑，即从清末已开始讨论的问题：究竟是撰写国家人民的通史，还是以帝王为中心的朝代历史？这多少是西方近代国家观念引进的后果，梁启超所谓中国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故二十四史皆家谱)，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言说[20]。
许之衡在1905年说，“断代者，徒为君主易姓之符号，是朝史而非国史”，故“今后之作史，必不当断代而不嫌断世(如上古、中古、近古之类)，藉以考民族变迁之迹焉。史公固知其意，故《史记》不断代”[21]。他关于“国史”和“朝史”的区分，明显可见“民族国家”新观念的影响(而其竟从此角度代司马迁立言，尤有意思)。后来也有不少史家继承了“断世”而不“断代”的取向，前引“二黄分期法”的三阶段划分，便依稀可见清末三段论的影子，不过是以农民起义为分界点而已。然而，王朝体系到50年代仍须“打破”，反证出此前否定以王朝为基础的“断代”并不成功(19)。
60-70年代的西方(特别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曾对历史诠释中“国家民族”(nation)与“阶级”之间的紧张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索，包括在具体层面处理“国家民族”在历史诠释中的地位等马克思未曾处理或“解决”的问题(20)，这些研究对其他学者也有较大的影响。“十七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深受苏联模式影响，较少进行上述面相的研究，故中国学情与西方相当不同。“国家民族”观念在西方已渐被视为对历史研究的束缚(21)，而在中国大陆，明确以这一观念来处理历史问题者未必普遍，遑论控制性的束缚——“王朝体系”打而不破，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
当年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因牵涉到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的定义，同样也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从学术层面言，那一讨论与今日国际学界非常关注的族群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范文澜以《礼记·中庸》所说秦统一后“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来对应斯大林关于“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共同体这一界定，从而提出秦汉以下的汉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中国也同时成为统一国家的见解[22]，实在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睿见。
大体上，整个20世纪关于“民族”的思考，包括近年受到较多关注的“想象的共同体”一说，都是以欧洲及其殖民地的历史为基础的，与西方所谓“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直接的关联。范文澜的见解直接挑战了所有这些理论，故其意义远不止于“汉民族的形成”。他已提供或未曾提供却实际存在的论据，在很大程度上也适应“群体认同”等近年关于族群的新思考(即使持民族建构说的学者，也并不根本反对共同语言等几个“共同”与民族形成的关联，惟处置不同)。
其实范文澜已经表述得相当“退让”，如果不认为关于人类的道理都只能依据某些地域经验所产出才算“真理”，或放弃人类社会中的“民族”只能产生于某一时段的定见，则秦统一后的中国历史条件未必就真“特殊”，而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也未必就很“独特”。且不说相关人群的数量和地域的宽窄，一般情况下，似不必以时间上后出者为正常和普遍，而让先已存在的反成为特例。
史学可能是各学科中特别能抵制“理论”者(22)，故史家对本学科和他学科的各类理论都不妨持更开放的态度。不过也不应忘记，理论可以帮助和指导我们认识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若发生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冲突时，就绝不能用理论来否认实际存在，而应根据构建理论者过去未曾认识到的实际存在(或关于这些存在的知识)来修正理论。范文澜关于“民族”的见解和论证不一定都对，甚至可能都不对，但其提出的思路，到今日还具有启发，可以引起我们对民族及其形成问题的进一步反思。
从上面几例可以看出，一些中国学者从外国学者那里重新输入在中国既存的取向，或追随讨论一些“新兴”问题而不知这些问题曾为中国学者所争论，体现出自身学统的明显中断。其实不仅上述三例，“五朵金花”中的其他问题，以及“十七年”间侧重的另外一些问题，都有相类之处，不过为我们所视而不见罢了。简言之，那些年所讨论的各类问题，当时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不同看法和争论。从他们争什么和怎样争，既可以看出昔年学者关注之所在，并了解和认识他们思考的轨迹；也可能发现既往研究与今日论述的关联，甚或在研究思路上得到意外的启发。
注释：
①侯先生以为，中国近代史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标志，故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开端；而具有近代意义的早期启蒙思想史可以上溯到明清之际，完整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则应从康有为开始。参见黄宣民为侯外庐所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撰写的《后记》，416-417页。
②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49-1989》，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周朝民等：《中国史学四十年，1949-1989》，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2期；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和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6期；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③参见刘潞、崔永华编：《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43—45页所附的该会第一次会议记录。
④本节较多参考了陈力：《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编年》(收入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795-820页)，谨此致谢！以下一些基本史事，也多出此，不再出注。
⑤中国科学院于1950年设近代史所和考古所，1954年设立历史研究一所、二所，1960年合并为历史研究所；1959年设历史所世界史组，1964年独立为世界史所。各所均于1977年改隶中国社会科学院。
⑥后来非常著名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就是由中国史学会组织编辑的。
⑦与院系调整密切相关的，是高校教学计划的修订。据向达的总结，综合大学历史系的教学计划是参考苏联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课程的精神、结合中国的实际而修订的，课程分理论修养、工具训练、基础课程和辅助课程四大类，是一律必修的“基本训练”。参见方回(向达)：《解放四年来历史科学的发展》，《光明日报》1953年10月3日，6版。这样的教学计划全国统一实行，后来时有调整，但大体框架维持了很久。
⑧1950年改为学术性月刊的综合杂志《新建设》，那时也时常刊载史学理论文章。
⑨不过，至少向达的感觉是：自1952年后，此前活跃的中国史学会“就此销声匿迹，默默无闻。所以这几年来的历史科学工作是在无组织无领导或者名有而实无中过日子的”。方回(向达)：《解放四年来历史科学的发展》。
⑩《中国史学会昨在京举行成立大会》，《光明日报》1951年7月29日，3版。讲话全文见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进步日报》1951年9月29日，5版。
(11)据说华岗当时对《文史哲》每期稿件都要亲自审定，还帮助老教授和青年教师修改文章。参见乔幼梅：《华岗与山东大学以文史见长》，《文史哲》2003年3期。
(12)好多年后，郭沫若还试图为其说话，以为“考证洪秀全有没有胡子这样的问题，当然不能认为是什么重要的问题。不过，如果有人要搞，我认为也可以由他搞去，这总比什么也不搞要强”。他明确了“这种做法不能提倡，不能把很多的人力放在这些方面，要引导大家从大处着眼，把精力集中在大的事业上”。但也指出，“这些琐碎的东西，说不定有时也用得上。例如在历史博物馆里要挂洪秀全的像，那就用得上了”。郭沫若：《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59年4月8日，7版。
(13)关于这段时间最受关注的主题，可参见蒋大椿：《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192-216页。
(14)参见罗志田：《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6期。
(15)如前些年库恩(Thomas Kuhn)关于科学革命、纪尔兹(Clifford Geertz)关于文化诠释和萨义德(Edward W.Said)关于东方主义的论著，皆是具体的研究而影响甚宽，却又皆非所谓纯理论性或思想性的著作。
(16)格·叶菲莫夫：《论中国民族的形成》，《民族问题译丛》1954年第2辑；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1954年3期。相关文章多已收入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
(17)具体的讨论参见罗志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5期；《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6期。
(18)当年反对“打破王朝体系”的重要论述，可参见郭沫若：《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59年4月8日，7版；翦伯赞：《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1959年)，《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3辑，23-31页。以及范文澜1961年5月在北京举行纪念太平天国革命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其摘要见《纪念太平天国革命一百一十周年·首都史学界讨论六篇学术报告》，《人民日报》1961年5月31日，4版。
(19)近年上海一出版社在重印所谓“经典的”断代史丛书，尤可见非“国家民族”的王朝体系这一传统之有力。而新近官修“清史”的举措，更是“王朝体系”影响力持续的明证。
(20)一个典型的代表是英国史家汤普森(E.P.Thompson)，他对英格兰工人阶级的研究现已有中译本(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
(21)参见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22)参见Prasenjit Duara,"Why Is History Antitheoretical?” Modern China,24:2(April 1998),pp.1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