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语词汇史角度论“为”与“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词汇论文,角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与“搞”是汉语词汇史中两个使用范围最广泛，意义最丰富，出现频率最高的基本动词之一，而且，它们是古今汉语中意义一脉相承的、唯一的万能动词。研究这两个万能动词，尤其是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对二词进行发展的联系的比较的研究，甚有价值。
一
“为”产生甚早，甲骨文中已有此字，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词。《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未能见到“为”字的甲骨形体，故误释作“母猴”。罗振玉根据甲金学形，认为“为”字形从爪从象，乃是先民以手役象之意，其事当在服牛乘马之前。此说一出，学界公认。“为”的本义虽然尚未有材料加以佐证，难以定论，但从铭文用例中，可知是一个表示动作行为的词无疑。例如，《益公钟》：“益公为楚氏和钟。”《陈侯因
錞》：“永为典尚。”《郘钟》：“余不敢为乔（骄）……世世子孙，永吕（以）为宝。”又从其出现在上古至晚近的大量文献中的用例可以确知，“为”的基本意义是做、作、干、弄、办一类意思，这亦是学界所公认之事实（“为”还能作介词、连词、语气词等，姑置不论）。从现存的文献典籍（包括甲金、竹帛、简牍、刻石等）看，“为”一出现，使用频率就不断提高，使用范围、义项就不断扩大，其生命力极为旺盛。周秦之际，“为”就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万能动词。《尚书》是我国已见的最古的一部典籍，书中“为”已不少见。而到了春秋末战国初的《论语》一书，则出现了169次，其中动词义达149次。[①]仅比《论语》一书稍晚的《孟子》则出现了502次，其中动词义已高达390次，其义项已在数十个之众。[②]发展到西汉，《史记》中仅《秦始皇本纪》一篇不足2万字中，“为”就出现了152次，动词义为138次。[③]秦汉以降，“为”的使用频率、词义范围更广更大。例如，我们统计了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下册第一分册中第十单元所选唐宋时期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古、苏轼的12篇文章，总字数仅九千多，每篇皆有数个“为”，共出现“为”105次，其中动词义94次。明人魏学洢的《核舟记》全文仅600余字，用“为”14次，全是动词。
“为”的词义，广泛丰富得惊人。我国目前最巨型的辞书《汉语大字典》共列出28个义项，其中动词义20项；《汉语大词典》则列出39个义项，其中动词义31项。但是，根据我们的考查，“为”的义项远未收罗完备，更重要的是，对“为”这样进行释义、罗列是很不科学的。
“为”的动词词义，广泛而灵活，基本意义相当于做、作、干、弄、办。在汉语中，这几个动词已经是词义范围较宽泛灵活的了，但仍然远远不能表达“为”的外延。“为”在此基础上发展延伸，但凡动作行为、事物变化、劳作修造、人事关系、社会和意识形态活动、心理活动以至判断等，不管其动作行为是强还是弱，几乎皆可表示，具体意思只能据上下文来确定理解。例如：
表基本意义：做、作、干、弄、办。《论语·为政》：“何为则民服？”《后汉书·范滂传》：“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
表事物变化：变作、造成。《诗经·小雅·十月之交》：“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荀子·劝学》：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表劳作修造：修建、垒筑。《左传·哀公十三年》：“越子伐吴，为二隧。”《论语·子罕》：“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史记·陈涉世家》：“为坛而盟，祭以尉首。”
表人事关系：担任、充当、作为。《论语·公冶长》：“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论语·为政》：“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尚书·五子之歌》：“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表社会、意识形态活动：治理、研习、制定。《左传·文公六年》：“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孟子·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论语·宪问》：“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表心理活动：看作、当作、认为（这类情况常与“以”连用）。《论语·先进》：“吾以女为死矣。”《战国策·赵策》：“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
表判断：是。《论语·微子》：“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
以上所举，远未完备，“为”的动词义与上列各项的不同方面还众多，甚至连性行为亦可表示。例如《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荒侯市人病不能为人。”《正义》：“言不能行人道。”即荒侯生理有缺陷，不能像正常人那样交配，亦即没有性行为能力。
由于“为”的词义异常活跃宽泛，也由于“为”的词性除动词外，还具有介词、连词、语气词等性质，因此，古今辞书和前修时贤亦常有错释误解，兹以《汉语大字典》为例，略举两例予以说明。
是书“为”字21项下：“连词。2、表示承接关系，相当于‘则’、‘就’。清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二：‘为，犹则也。’《论语·阳货》：‘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此句误解。这是一个紧缩复句，“为乱”、“为盗”是分句，犹言作乱、作盗。“为”是动词，训“作”，是其动词的基本义。“为乱”、“为盗”之语古籍常见，均是动词“作”或“成为”之义，例不胜举。如《儒效》：“故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辨则必为诞。”
又23项下：“1、用于句尾，表示反诘，疑问，多与‘何’相配合使用。《论语·颜渊》：‘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墨子·公输》：‘夫子何命焉为？’”这两个句子皆所谓“为”尾句，而“为”尾句在上古有很大的发展变化，此二例中的“为”仍是动词，而非语气词。“何以文为”的实际结构是“以文为何”。这种例句甚多，《庄子·大宗师》有一例甚明：“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句中“奚以汝为”应是“以汝为奚”，与下边的“以汝为鼠肝”，“以汝为虫臂”同构。对此问题学友方有国先生曾对上古“为”尾句的形成与发展作过全面考察，所论甚详甚可信。[④]
总结地说，“为”的动词义，自甲金文运用以来，在整个“古代汉语”二千多年漫长的历史中都在广泛地使用，而且词义范围越来越宽泛，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并早在周秦之际就已确立了它的“万能动词”的独特地位，直至二十世纪上叶，才被“搞”逐渐取代了它的地位。对“为”的动词义的训解、研究还有待深入进行。另一方面，语文辞书对“为”的解释要重新进行科学研究，作出界定，至少应该指出它是一个万能动词，基本意义是做、作、干、弄、办，由此引申发展，意义非常广泛，但凡动作行为，以及事物变化、意识形态活动、人事关系，乃至心理活动、判断等皆可表示。其具体意思应根据上下文意进行训解。
二
根据时贤的一些说法，“搞”十分年轻，是叶圣陶先生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新造的一个字；至于这个词，始起何处，语言学界比较一致地认为它本是一个西南方言词，还有不少学者更准确地断言它本是一个四川方言词，而后很快地进入全民通用语，即普通话词汇中的。
我们根据古今辞书的记载和翻查古籍，发现“搞”字字形古已有之，只是不读gǎo，而读qiāo和kào，词义亦与今相违，并且古代典籍中罕见其用。《汉语大字典》言之甚明，兹抄录如下：搞（一）qiāo《集韵》丘交切，平肴溪。同“敲”。《说文》：“横挝也，或作搞。”2、短杖。《新书·过秦上》：“‘（始皇）执搞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按四部丛刊作‘敲’。”（二）kào《集韵》口到切，去号溪。同“靠”。另查《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中文大辞典》等均收有此字，皆言同“敲”同“靠”，只是都无文献用例。
“搞”作现代意义始用者，我们查阅了1919年五·四以后大量的报刊和文艺作品，发现最早使用者是叶圣陶先生，始见例出现在他写于1928年11月的中篇小说《倪焕之》中，凡十九见。在此之前，其他作者、报刊均未见有使用者。叶氏自己以前的作品亦未使用（个别前期作品中偶有所见，也是叶氏在建国后出版选集、文集时修改所致）。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作品中，四川方言区的作家使用“搞”多见，推动了“搞”的迅速发展，而其他方言区以及北方方言区的作家使用“搞”的则少。
据此，我们可以初步作这样的结论：“搞”字的字形，古已有之，但音、义与今有异。叶氏在造这个新字时，可能无意中与古“搞”字撞车；“搞”的现代意义，出自四川方言是可信的[⑤]。叶氏虽不是四川人，但在四川生活工作过，熟悉这个四川方言词无疑，尤其叶氏最早将其使用于传播面广而快的文学语言中，在进一步确立此词的现代音义及推广运用中，功不可没。
到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搞”就由方言词被吸收进入全民通用语。同在这一时期，它的万能动词地位也就确立。上至中央文件，党报社论，领袖著作，下至街头书报，影剧曲艺，不管是书面还是口头，无所不用，普遍至极。以至于在五十年代中期，语言学界曾一度发出了“限制搞的使用”的惊呼！但是，五十年代以后，“搞”的使用频率和使用范围不但没有缩小，受到限制，反而以雷霆万均之势继续迅猛发展。这里仅举领袖著作为例说明：《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总共只出现过四个“搞”，而其第五卷，都是建国后的著述，此卷除开头几篇外，几乎每篇都使用“搞”。《邓小平文选》中使用“搞”的频率更高，词义范围更大。《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共使用了417个“搞”，其中《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篇中竟使用了42个“搞”！《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所收文章，是从1982年至1992年十年间的，基本上可以反映当前人们使用“搞”的情况，我们进行了统计对比。在第三卷中，前100页是1982年至1984年的，共出现96次，后100页则是1989年至1992年的，共出现了131次。亦即是说，后者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几的频率，说明“搞”的使用频率还在提高，其生命力的旺盛可见一斑。
“搞”是一个“专业”动词，一般不兼它性。“搞”与文言动词“为”在词义范围、使用频率甚至发展过程方面都惊人地相似。其词义在始见书（叶圣陶《倪焕之》，写于1928年）的19个例句中，基本上是做、作、干、弄、办一类意思。到了三四十年代，“搞”的基本意义仍是如此，但使用频率高了，使用的人多了，词义范围迅速扩大。例如：“没有上级搞民兵，搞地雷，还有我李勇？”（建立、创办、制造）“那地雷搞着汽车么，汽车得变几分钟飞机。”（炸、碰。邵子南《李勇大摆地雷阵》）“搞得鬼子们眼睛冒出火来。”（气、惹。华山《窑洞阵地战》）“我的工作是搞给养和资材。”（设法获得、弄）“你的差事怎么样，今天搞得还好么？”（完成、干。蔡前《草地》）“他这场病，把他脾气搞坏了。”（使…变得。艾芜《乡愁》）“你们咋个搞他呢？一个独子，还要养家！”（整治、陷害、暗算。艾芜《一个女人的悲剧》）“这搞的太多了嘛。”（指写的标语。艾芜《我的青年时代》）“这把有些人倒搞肥了啊！”（使……致）“还东搞西搞的。”（捣弄、翻摸）“这寡母子真够搞。”（对付）“都叫他搞光了。”（用、耗费）“这点她总搞不过我。”（赶得上、比得上）“你真搞过她？”（性行为。沙汀《陶金记》）“变牛不说，还要自己掏腰包搞饭吃。（找、求。“搞饭吃”即“谋生活”之意。沙汀《还乡记》）。另外，现在用得十分普遍的说法如“搞鬼”、“搞假”、“搞忘记了”等，在此时的作品中亦出现了。例如在《还乡记》中就有“那就不怕他搞鬼了”，“那还搞假呢”，“我倒搞忘记了”等等。
五十年代以来至今，“搞”的词义范围进一步扩大，用法进一步灵活，几乎不可一一罗列。我们从大量的语言材料中分析了数千个例句，发现“搞”与文言“为”的词义系统基本是一致的（语法功能也基本一致）。基本义完全相同，而其它方面，“为”能表示的，“搞”只是未发现表判断和心理活动的，其余皆可表示，而且比“为”更宽泛，更灵活。“搞”除了基本意义做、作、干、弄、办以外，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用得特别普遍。
第一、从事、开展、举行、施行、进行、推行、组织、抓等方面的意思。例如：“搞四个现代化。”“基础打得不好，搞科研是有困难的。”“搞个小整风也好。”“中央和国务院要带头搞集体办公制度。”“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不能搞无政府状态。”“不搞好职工生活不行。”“把军队搞精干。”“要搞基本建设。”[⑥]*
第二、制作、制造、制订、炮制、创作、设置、建设、建立、树立等方面的意思。例如“搞下水道、交通、房屋，办学校。”“我们在这个时期搞出了原子弹。”“搞些合成军、合成师。”“五十年代搞了个军官服务条例。”“搞出个规划来。”“我提出搞顾问制度。”[⑦]
第三、玩弄、策划、拉等方面的意思。例如：“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一些人喜欢搞小圈子。”[⑧]
除了以上几大类主要用法外，“搞”还有许多别的意思，灵活得出奇，难以详道。
总之，“搞”的词义从根本上继承了文言“为”，是一脉相传的万能动词。但《汉语大字典》仅列了两个义项，《现代汉语词典》列一项，殊不可解！对“搞”的训解仍应象对“为”一样从新科学训解、排列，诸部字辞典亟待修订。
三
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任务，就是要探明词汇从上古到近代的发展变化轨迹，以及古语是如何死亡、残留、转生的等等情况。王力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指出：“我们对于每一个语义，都应该研究它在何时产生，何时死亡。”[⑨]张永言先生近期在《中国语文》上著文，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词汇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兴趣和力量集中于疑难词语考释的现状亟须改变，常用词语演变的研究应当引起重视并放在词汇史研究的中心位置。张先生说：“要探明词汇发展的轨迹，特别是上古汉语到近代汉语词汇的基本格局的过渡，即后者逐步形成的渐变过程，则常用词的衍变嬗递更加值得我们下工夫进行探讨……词汇史的研究应该把它放在中心的位置。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汉语词汇从古到今发展变化的主线理清楚，也才谈得上科学词汇史的建立。”[⑩]张先生的见地是十分精到的，也是十分迫切需要做的工作。而“为”与“搞”正反映了它们在古今词汇史上整个发展演变和转生的状况，是极为宝贵的材料，是最值得“理清楚”而又可以“理清楚”的常用词。
通过前面的考查不难看出，“为”是一个古老的文言词，“搞”是一个年轻的现代白话词，而它们恰恰又是古今汉语中一脉相承的万能动词，其使用范围之广泛灵活，意义之丰富多彩，使用频率之高，义列之惊人的相似，堪称汉语词汇史上的“第一词”。因此，分析考查它们的衍变嬗递，不仅有利于对它们的训释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亦大有裨益。
“为”自甲骨、铭文中使用以来，即迅速发展。这个发展，一是指使用范围的迅速扩大，二是指使用频率的迅速提高，三是指词义义列的迅速增加。越往后出现频率越高，义列越丰富。二千多年来，包括近代汉语时期在内，“为”的万能动词地位都没有动摇。只是在中古以后，一些古白话作品中，使用了一些近义词与“为”混用，但并末动摇“为”的中心地位。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文言的结束，“为”的使命才随之终止（仍有留用）。在现代白话兴起后的二十年代末，即开始使用“搞”，并迅速全面地接续了“为”的地位和作用。“为”“搞”的替代过渡期十分短暂，至五十年代前后，这个起自方言的“搞”即以惊人的速度迅速跃升为全民语，为亿万大众所接受，彻底地取代了文言“为”。从词汇的嬗变来看，也可以说“为”至此得以转生。
从词汇史的要求看，我们还必须考查回答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在使用“搞”的前后，或者说，“为”“搞”交替过渡时期，语言中使用哪些动词呢？尽管我们已经清楚这个过渡期十分短暂，但回答了这个问题，会使我们更加明白它们衍变嬗递的线索。第二，汉语中为何古今都有这样一个万能动词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经过考查，我们发现，在近代汉语作品中，在使用“为”的同时，也同时使用若干同义动词，并经常与“为”交互变换使用；在“搞”使用前后，更是如此。经过这样一个短暂的时期，就完成了从“为”到“搞”的过渡。先看《水浒传》和《红楼梦》中的情况。
《水浒传》：“来请天师，要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第一回）同篇则说“就京师禁院修设三千六百罗天醮。”“不想那厮们如此大弄。”（第二回）“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礼，分作两班。”（第四回）“我安排你一个去处。”（第四回。此句与《左传》中“不如早为之所”同）“安排酒食出来管待二位。”（第五回。此句与《论语》中“杀鸡为黍而食之”同）“太尉特使俺两个央浼二位干这件事。”（第十回）
《红楼梦》：“就此分手各干营生去罢。”（第一回）“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第二回）“论理我们里面也须得他来整治整治。”（第十四回）“做这个，弄那个。”（第三十二回）“让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的出些什么来？”（第三十二回）“你闹什么？”（第三十一回）
而“搞”使用前后，由于产生了许多新的现代白话词，有关同义动词就更多。例如：《我在霞村的时候》：“知道那里边闹的什么把戏，现在呢，弄得比破鞋还不如。”“我看你一个人就给咱乡的卫生模范掀垮了。”“为的把今年的大生产运动闹好。”“我们几次三番的试验，做成功了。”“毕竟我们把他制造成功了。”
叶圣陶在《倪焕之》以前的作品中未用“搞”，而用其它同义词。如：“我不知他现在做什么。”（《一课》）“天寒便弄什么消寒会。”（《孤独》）“办学校的事他们准要干的。”（《城中》）“我在这里做（指写演讲稿）东西呢？”（《平常的故事》）“说明自己在那里作稿子。”（《平常的故事》）“怎么弄的，孩子不抱在手里。”（《潘先生在难中》）而在《倪焕之》一书中用了“搞”，也同时使用其它同义词。如：“便取出心爱的玩意儿来玩弄。”“公共事业举办不起来呀。”“他便向哥哥表示她要做一种事业。”“我们干教育事业的。”“要行新教育，要行理想教育了呢！”“教育是一件事情，必须由人去办。办教育的人当然是教员。”
由此可见，“为”、“搞”的发展演变和更替延续的脉胳十分清晰，它将古今汉语词汇史中这个万能动词死亡、残留、转生的历史面貌清晰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关于为何古今汉语都有这样一个万能动词的原因，这主要是由它的特殊功用和交际需要决定的。在英语、俄语、日语等语言中，都有一个万能动词存在，英、俄语中的万能动词似不如汉语“为”、“搞”这样广泛、灵活，而日语文言中直接就使用汉字“为”，意义范围与汉语是一致的，只是到了现代日语中则换用假名并有所变化罢了。从这几种不同语言都有一个万能动词的共通性看，说明万能动词是一种成熟完善的语言中不可或缺的。汉语中的万能动词的具体功用，就像牌中的“听用”一样，在一个极大的范围内任意充当角色，几乎什么动作行为都能表示，使用起来不假思索，随手可用，方便灵活。正因为如此，其使用频率极高，其生命力亦异常强大。从语言的发展规律和交际需要来看，一方面要求词汇愈来愈精密和准确，以便于表达具体的、细致的思想感情和动作行为等，而另一方面又需要一定的模糊，需要抽象，需要那种词义宽泛，具有综合性、概括性、灵活便捷，可任意支使的词汇，以便于交际的需要和符合使用语言“经济”的原则，而“为”、“搞”正是适应了这两者的需要，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对立统一。
另外，由于“为”、“搞”构词能力极强，意义丰富，并能与众多的动词形成有细微差别的一对对同义词，人们就可根据上下文的需要，交互搭配使用，从而构成句式整齐、文意顺畅的句式，或收到字面错综多变的修辞效果。这种修辞作用十分突出。例如：“凡有利于敌寇的事情都不为，凡有益于抗敌救国的事情都要做。”（《新华日报》1938年1月2日社论）“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第一回）“在抓紧农副产品收购的同时，必须大力组织工业品下乡，搞好工农产品交换。”（《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0日）“为什么有些干部不大愿意做手工业的工作？我倒很想搞这样的事。”（毛泽东《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句式中的修辞作用是很明显的。而有的时候，在一个句子里同时使用若干个“为”或“搞”，也同样有一种修辞效果。例如：“通记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魏学洢《核舟记》）“但是确有少数人热衷于搞派性，他们在军队内部搞，到地方去也搞。”（邓小平《军队要整顿》）
万能动词不仅有这种修辞作用，而且有的地方还非用它们不可——或者因为概括，或者因为准确。比如“无为而无不为”，“改革开放搞活”等，换用其它词似乎都不行。老舍先生在《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里曾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和举例也涉及到这个问题：“我写一句话要想半天。比方写一个长辈看到自己的晚辈有出息，当了干部回家来，他拍着晚辈的肩说：‘小伙子，搞得不错呀！’这地方就用‘搞’，若不相信，你试用‘做’，用‘干’，准保没有用‘搞’字恰当、亲切。假如一个长辈夸奖他的侄子说：‘这小伙子，做事认真’。在这里，我就用‘做’字，你总不能说‘这小伙子，搞事认真’。要是看见一个小伙子在那里劳动得非常卖力气，我就写：‘这小伙子，真认真干’。这就用上了‘干’字。象这三个字‘搞、干、做’都是现成的，并不谁比谁更俗，只看你把它搁在哪里最恰当，最合适就是了。”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为”、“搞”构词力强，词义丰富，方便灵活，又具有特殊的修辞和语法功用，才形成了万能动词，这也是一种成熟而完善的语言所必须的。
注释：
① 李运益主编《论语词典》，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杨伯峻《孟子词典》。
③ 根据笔者统计。
④ 《论上古“为尾句”的演化》，载《汉语史论文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 此词在四川使用早且普遍，全川皆然。虽然其它一些地方也有使用，但毕竟不如四川范围广。
⑥ ⑦ ⑧ 以上例句皆引自《邓小平文选》。
⑨ 《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龙虫并雕斋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⑩ 《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中国语文》1995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