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仁礼等中国传统思想在以德治国中的现实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傅茂旭[1]（2021）在《孔子之叹及其教育意蕴》文中指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不仅促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礼仪风范和文化意识,而且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与民族性格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学界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也渐有积壤成山之势,尤其围绕孔子教育思想的多角度探析,更是学者们开展研究的重要取径。但管见所及,从“孔子之叹”的角度系统研究孔子思想的研究尚付阙如。本文以“孔子之叹”为切入点,对其所蕴含的教育思想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当代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些许借鉴。“孔子之叹”是孔子一生中所作的叹辞,这些叹辞散见于《论语》、《礼记》、《孔子家语》等诸多经典,按照情绪表达的不同,有感叹、赞叹和嗟叹之分。“孔子之叹”的产生与春秋时代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在经济方面,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了以粟黍为主、多种农作物并存的农业生产格局,“铁犁牛耕”的技术得到了推广,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井田制”原有的公私界限,旧的生产关系逐渐瓦解。在政治方面,周朝的宗法制与分封制力量逐渐减弱,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由周初比较可靠的父子兄弟关系转变为邦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大小宗之间的等级秩序名存实亡,各国纷纷通过战争兼并他国的土地。在礼乐文化方面,礼乐文化对诸侯与贵族阶层的约束日趋衰微,社会伦理失序,面临“礼崩乐坏”的局面。在鲁国的国际与国内形势方面,鲁国此时已沦为军事上的二流国家,折冲在齐、晋、吴等大国之间,暂时维持了相对和平的环境,而国内的军政大权则掌握在以季氏为首的三家大夫手中。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战乱纷杂的春秋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注定了他的王道政治很难得以推展,因此,他的一生颇多叹辞。根据主题不同,本文将“孔子之叹”分为:为学之叹、为政之叹、为教之叹和为道之叹,并分别对其内涵及教育意蕴进行了探究。“为学”是儒家进德修业的第一要事。就孔子的“为学之叹”来看,他推崇“志于道”和“志于仁”的为学志向。其中,“道”指人道,它源出于天,是人类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其核心内容则是提升道德修养、和谐人际关系的“仁”。“仁”的内涵可以概括为“爱人”,是各种德性的总和,以礼乐为其外在表现。“道”与“仁”是同一事物在不同情境下所展现出的不同面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志于道”就是“志于仁”。在为学典范方面,孔子主张以上古时期的尧、舜、禹,周朝的文、武、周公以及当代的子产、晏婴、蘧伯玉等为榜样,以“好学不倦”、“乐以忘忧”的积极态度学习儒家之道,并有意识地避免消极态度的影响。这些对当代学者确定为学的地位、典范和态度具有一定的价值。“学而优则仕”。先秦儒家认为,学者学有所成后,便应该入仕为官,通过办政治来利益天下。但彼时正值战乱纷杂、伦理失序的春秋时期,孔子周流列国十余年,仍然没有得到入仕行道的机缘,因此颇有“礼崩乐坏”与“时无君子”之叹。但在周流四方的过程中,通过对各国政治状况和执政者素养的观察与反思,他建立了一套以“德”为主体的治国之道。他认为,为政者应该从自身的道德修养出发,通过“正人先正己”的为政原则,采用礼乐仪式规范百姓的行为,对百姓的道德养成形成巨大感召,进而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良风美俗的形成。在为政次第方面,应该以“正名”为前提,以“信”为侧重点,按照“庶、富、教”的顺序,最终达到“无讼”的为政目标。这些内容对学者“仁以为己任”的责任感的养成,“勉强而为之”的淑世精神的培养,道德教育的垂范与“无讼”的社会理想的树立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孔子认为,如果为政的道路走不通,就可以通过为教的方式来教化生徒,实现人生价值。从孔子“为教之叹”来看,他的为教方法包括“叩则鸣”的问答法、“侍坐言志”的讨论法、“从游论道”的参观法、“历事而教”的实践法等;他的为教内容以《诗》、《书》、《礼》、《乐》为基础科目,以《易》、《春秋》为高阶科目。他对弟子的“贤能”之处进行了赞叹,对弟子的“不肖”行为进行了慨叹,对弟子的“早夭”进行了惜叹。这些内容对教学方法的选择、教育内容的确定、师生关系的相处等,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为学、为政、为教的过程,归根到底都是为道的过程。孔子的“为道之叹”意味着君子应该意识到“为道”的必要性,以“谋道不谋食”为原则,通过“一以贯之”的路径,实现明道的目标。“为道”可以分为“内圣”与“外王”两个向度,以成就理想人格为目标的“内圣”相较于实现社会理想的“外王”具有更为优先的意义。因此,君子即使在贫困潦倒之时,也能“安贫乐道”;即使在颠沛流离之时,也能“笃信守道”。孔子经历了从“积极入仕”到“勉强行道”,再到“大道难行”,最后到“大道未行而己身将殒”的心路历程,显示出他行道与救世的执着。这些内容对教育形上体系的建构、学生理想信念的形成、仁者爱人精神的培养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张馨予[2]（2021）在《先秦儒家心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先秦儒家的文化体系中,心范畴在诞生之初,旋即作为价值的根源而与天、道相通。价值的根源不在外,在于人的生命本身,儒家哲学强调自我实现和自我成就,主张将主体自身转化和境界提升都通过内心的修养而完成。正是因为心学说的重要地位,随着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心性价值论的理论构建也成为绵延两千多年的宏大体系,并成为传统文化的神髓所在。先秦儒家对心之概念阐述颇丰,既有如孟荀一样对心形成系统的理论进行专门论述,也有类似《论语》《大学》《中庸》一般,对心只有着一鳞半爪的论述。而与心范畴的论述相关、密不可分的还有天、性、情、知等概念。由于上述范畴不论是作为个体的内涵、外延,还是相互间的关系界定都很模糊,内容又极为丰富。以至于要深入理解心的范畴,需要在先秦儒家整体思想境域下,通过原典去勘察心及相关范畴的萌生、发展和形成的理论根据和演变过程。第一章首先考察先秦儒家心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先秦子学时期礼坏乐崩、不义攻伐以及世风败坏而引起民心陷溺,诸子各有重塑人民内心的精神信念,为人们的精神生命寻求安顿之所的志向,遂产生了心论的时代课题与哲学关怀。《易经》《尚书》《诗经》等典籍,作为诸子百家的学说之源,其中对心的论说衍生出了不同于甲骨文、金文时期原始意义地新的涵义,显示了心范畴演变的未来发展路向。心既含摄知性思考,又充溢道德意志,并为情感欲望所涵润,是人思虑、反省、抉择和意志等各方面的总和。同时此心上承天命而有性知,下涵形体而有情欲,良莠并存、善恶混杂,勾画出心和与之关联的天、性、知、情、欲等几种核心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子学时期道、墨、法、管诸家各有许多关于心的思考和认知。而儒家的独特之处在于肯定心作为道德主体的价值属性和主观能动力,赋予心以超越性,并重视发挥心的认知能力。先秦儒家诸子论心的主要差异在于子思、孟子和荀子,思、孟走出了一条尽心知性知天之向内反省的道德源流本心论;荀子则走出了一条向外求索、学思礼义的认知知性之心论。其中各自有其学理脉络的共通之处及独特之处,可算是先秦儒家心论两条二而一,一而二地既具互补性又有统一性的学脉。第二章重在揭示作为人类取则、效仿和最终根据的天或天命与人心之间的关系。自商至周,华夏文化大体上经历了由外及内,由天上到人间的信仰范式的转换,这以殷人之帝到周人之天的信仰范畴的鼎革为标志。周继商帝、天观念,在损益鼎革基础上完成了由人格神的帝、天向着义理之天的转换。在此基础之上,孔子厘定经学之际,周文原本内蕴的天人合一的义涵得以充分的揭示、发皇。以《易》为代表的经典视人为与天地并列的三才之一,人因此具有弥纶天地的品格。先秦儒家所论之心首先是以天地为准,认为天道赋人以德,而其德在心,而因为人的主体性存在,同样人德又以弥纶天地之方式影响及于天。遵循这个逻辑,人心之知亦是天赋而由人的主体性发挥而完成。同时,通过德的纽带,外在天命之先天神圣性与主体内在道德尊严的自觉之间也产生了相应的共鸣。人心与天道相互吻合的义涵呼之欲出。第三章围绕先秦儒家诸子根据心与性的密切关系而建构的心性学说之异同,讨论了儒家心性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为了维护儒家之正统,回应百家之异说。儒家诸子在心说主线上,辅以性论而与时偕行,回应着时代提出的问题,展现出儒家特有的人文关切。性之原义具有无为、天然的属性,应指人生而即有,甚至未生先有之质,须通过心而始见,从而性与心就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儒家诸子对性的定义有不同之处,由之对心与性的关系也有不同观点。在孔子学说中,心与性还没有被清晰地分开、分别论之,心性质说都统一在一个更高的哲学范畴—一“仁”中。藉着郭店楚简等近年考古新史料之重大发现,心性学说得到重要补充和丰富,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篇用“心取性出”论心性关系,心居于性、物之间而最为关键,与物相接和与性相通都在于心。孟子通过以心言性,通过对心的言说来揭示性所具有的内涵。通过“四心”与仁义礼智的关系,进而认识孟子的心与性所具有双重内涵:一是道心对应的性之本善层面,这是从义理之性的层面而言;一是评价心对应的性之向善层面,这是有待扩充存养的为善的能力的层面而言。荀子认为性有天生的官能之性,又有生具的官能接触于外物所产生的情感欲望之性,人性中的情感欲望如果不加克制,将会产生恶的后果。而心有能辨恶向善的知能,能够知仁义法正,因此荀子主张运用心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以心制性”心性关系。孟子与荀子之说貌似龃龉,实则更具有相互补充的作用,联系其所处的特定时代与历史文化语境,才能清楚认识其异同之辨与互补特性。第四章结合情与欲范畴的辨析,深探儒家心论内在肌理。心包含有性情两端,性是纯善的本性,是理;性一旦发动就是情;情失控而不加限制就成为欲。在儒家的学说体系中,天人合一、内外一贯、形上形下一统的品格是显而易见的。儒家所论情的意涵亦然,儒家情意涵经历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自然情感到道德情感的转移与升华。人欲思想的源头可追溯至西周初年。从孔子始,才有了人人皆具欲望的思想。孔子对欲的划分包括生理感性的欲和实现仁之内在欲求的道德情感之欲。孟子认为欲望具体表现为人的感官欲望和物质欲望,不具有道德内容,本身有趋恶的倾向。荀子认为性、情、欲只是人性发生进程中不同阶段上的差异,耳目鼻口等官能属于性,此性发动则生情,情与外物相接就会产生欲望,此欲望倘若随其自然发展而不加限制则会导致恶的结果。儒家肯定情感和欲望存在的合理性,但不加限制的情感和私欲会令人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因此主张以心治情欲,即发挥心的作用对情欲进行规范和约束,其中既有对欲望的限制,也有对情感的中和。第五章以先秦儒家心论体用一贯为中心,诠释从内圣之维的心本体论的建立到外王维度的仁政的探索落实。天人一体是儒家话语体系的基本品格。天道是孔子及其以后儒家学者解决道德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从理论上夯实的道德形上根据。道德本心的建构才是儒家探讨心性学说的真实目的所在。先秦儒家借助天道而为道德力量找到内蕴的本体性根基,并将此根基内置于人的心中,集道德内涵与道德实践于一心,凭借其学说体系中心本体的内蕴而落实其内圣之学,也即基于心的哲学根基根据而构建其宏大的道德本心。孔孟荀所持论点其本质在于正心,在于修身,其终极目的是基于心本论的内蕴而涵养其内在的圣贤之德。先秦儒家以存于人心的良心善性为道德本体,先建立人心的秩序,自身的仁心得以完善后,经过仁德之实践发扬成为平天下的外王之大用。在哲学学术史的角度上看,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构建对中华文化后续发展起到了薪火相传之功,尤其是启发了宋明理学近千年的学术辉煌,在当今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重新审视先秦儒家心论的时代价值,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启发性意义。
王长营[3]（2021）在《先秦儒家政德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指出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影响深远,尤其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政德思想,不仅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影响很大,而且在当代仍有极大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先秦儒家政德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对当时社会的反映,其中包含的优秀成分在当代仍有借鉴的积极价值。本文通过分析先秦儒家政德思想形成的背景特点,进而论述先秦儒家政德思想,最后将其于当代治国理政相结合进行阐述。本论文共分四部分对先秦儒家政德思想进行论述。第一部分论述先秦儒家政德思想的背景。主要从先秦的经济、政治、文化大背景出发,论述形成孔子、孟子、荀子政德思想形成的时代大背景。第二部分对先秦儒家政德思想具体实践论述。通过对先秦儒家的政德思想理论来源分析,进而重点论述孔孟荀的政德思想。先秦儒家政德思想由孔子的“为政以德”开始,孟子首次提出仁政思想,将孔子的仁学真正运用于政治上,荀子的政德思想体现在君臣之道以及“隆礼至法,礼法治国”“德主刑辅,各用其所”等方面,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孔孟政德思想。第三部分对先秦儒家政德思想的特征进行论述。先秦儒家政德思想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四各方面,即坚持“立身”与“平天下”相统一的原则、强调家国一体的国家统治观念、以“民为邦本”作为施政的重要基准及以礼法作为政德思想的重要内容。第四部分对先秦儒家政德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行论述。孔子“为政以德”,就是对儒家政德思想首创,进而重视德在政治中的作用,强调提升为政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具体表现为执政者的为政以德方面,主要是体现以孔孟荀的为政者自身道德修养能力提升;勤政方面,主要体现在儒家的服务能力、从政自觉、人才培养能力等建设,更好实现为政以德的目的;现代化治理方面,主要体现在儒家礼法治国,礼与刑相结合地治理国家挖掘儒家政德思想的现代价值。
王继奎[4]（2020）在《《论语》与《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基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重视域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和希腊城邦时代是中西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源头,两者在时间上同时进入鼎盛期、在空间上完全平行发展,但却有着伦理政治观念的伟大际遇。这是因为具有同一智力原理和物质形式的人类同源,所以人类文明早期的相似性较之于差异性更为显着,这就为比较分析《论语》与《理想国》奠定了基础。为了尽量全面地展示两部经典着作政治思想的全貌,论文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个维度进行整体性的比较分析。两部经典的不同言说方式,造就了经验论与先验论两种思维方式。作为表意系统,汉语以名词为核心的流水句式,使中国人偏向于散点思维,寻求治国之道是《论语》的思维意向。作为表音系统,希腊语以动词为核心的主谓宾句式,使希腊人偏向于焦点思维,探索城邦国家的本质是《理想国》的思维主旨。以譬喻为表征的类比推理是两部经典着作通用的思维方法。虽然都是观天时以应人事,但前者的北辰之喻以静态方式展示了“人道政为大”的政道思维,后者的船喻则以动态方式展示了“正义城邦”的政体思维,表现在政治秩序上就是治乱循环与政体循环。在类比推理中,两部经典着作都运用了整体思维把握各自所生活的世界,前者在本末之间奠定了“本立道生”的务实主义政治传统,在《论语》中表现为“始物为行”,即以行为开端而以言为结尾,着眼天下有道探寻政治秩序的本原,塑造的是道德人格。后者在内外之间奠定了“逻各斯”的理性主义政治传统,在《理想国》中表现为“始物为言”,即言说既是开端又是结尾,着眼灵魂正义探究政治秩序的模型,塑造的是知识人格。辩证法也因此在中国是政治辩证法,在希腊是哲学辩证法。两部经典不同的致思方式,建构了礼乐与理念的两种政治秩序。自人类进入原始社会后,权威便诞生在“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之中,《论语》和《理想国》都以家庭为起点建构了理想秩序。前者基于“持家”将伦理观念政治化,为政治秩序提供了“礼乐”的价值基础,所以礼崩乐坏会导致天下无道的政治乱象。以仁释礼是孔子的开陈出新之举,他依此提出的“克己复礼”救世主张,不仅建立了身心平衡的个人秩序和家庭秩序,而且还将其外推成为国家秩序和天下秩序。后者基于“弃家”将政治观念伦理化,为政治秩序提供了“理念”的价值基础,所以统治者灵魂的堕落会瓦解城邦秩序。柏拉图从“善”这个最高理念中不仅推导出理想国,而且还提出了共产主义和教育公有的救世主张,通过城邦与灵魂的结构类比论证了正义之人最幸福。“和”是两部经典着作建构理想秩序的共同目标。务实的孔子由近及远地重建天下秩序,希冀统治者通过修己进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先在统治集团内部实现团结,再实行养民、惠民、教民的政策,通过安百姓实现与被统治阶级的和谐相处。唯理的柏拉图由外及内地重建灵魂秩序,希冀凭借“高贵的谎言”劝诱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和护卫者各安其命、各司其职。先实现城邦的整体和谐,再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让智慧的护国者把勇敢的卫士豢养成护卫羊群的警犬,来保证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分”是两部经典着作实现理想秩序的重要方法。孔子按照名实相副原则提出了“正名”主张,因其依据的是道德而强调了平等;柏拉图按照因才定分原则提出了“正义”观念,因其依据的是技艺而强调了效率。两部经典不同的价值秩序,模塑了道德与知识的两种人格类型。主张以德治国的孔子,关注的是“内圣外王”之道。他根据个人的品行,在《论语》中将人划分为圣人、仁人、君子、士和小人等五种道德人格,在德位合一的政治诉求下,道德人格以“文化”为其表征。主张以智治邦的柏拉图,关注的是“完善灵魂”之法。他根据城邦的政体形式,在《理想国》中将统治者划分为王者型、荣誉型、寡头型、民主型和僭主型等五种知识人格,在德福一致的政治观念下,知识人格以“武化”为其表征。对于理想的统治者,孔子基于历史建构了胸怀天下的圣君,柏拉图畅想未来建构了灵魂完善的哲君。作为政治人格的德性楷模,圣君是天下秩序中人类道德的化身,哲君是理念秩序中人类智慧的化身。对于合格的辅政者,孔子建构了以文化人的君子,作为私人教育培养的精英,君子在辅政时能够进退自如,孟子将其概括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柏拉图建构了以武服人的卫士,作为城邦教育训练的军人,卫士在辅政时既能上升为哲君又能下降为反噬羊群的豺狼。对于被统治者,孔子和柏拉图都默认了小人和生产者逐利的正当性,但在意识形态的属民质询中,前者被质询为子民而后者被质询为公民。子民政治文化关注的是“民享”而非“民治”,奠定了中国的民本政治传统。公民政治文化关注的是“民治”而非“民享”,奠定了西方的民主政治传统。立足文本,论文以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为视域对两部经典着作进行考察,发现若以第二卷为导论,《理想国》与《论语》在编纂次第和立意安排上完全一致。《论语》以“学而时习之”为开篇,到终篇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结束,孔子在整篇对话中一以贯之地教人学做“君子”。《理想国》第二卷以苏格拉底与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的谈话开始,到第十卷以苏格拉底与他们的谈话终篇,整齐地回应了他们在第二卷中曾经提出的问题。整篇对话以“何谓正义”开始,以“正义之人生活最幸福”结束,柏拉图在整篇对话中教人学做“哲人”。也就是说,在两位贤哲看来,一定要有健全的人格,才能有健全的国家和健全的政治,这是两部经典着作最为重要的政治文化遗产之一。自孟子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东西方思想家们对人们如何习得政治知识、如何适应政治生活都有过不同的论述,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政治社会化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所以,在学科溯源抑或论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时,人们总会不约而同地想起《论语》和《理想国》中“身国共治”的卓识洞见。
王英娜[5]（2020）在《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庄子》义理不竭、文笔妙奇的特点,促使历代释庄者完成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新诠解。尤其,在近现代这个充满危机和变革的特殊时代,《庄子》的阐释呈现出继承传统与借鉴西学并存的多元格局,这些庄学成就证明了《庄子》作为传统经典所具有的绵延不断的文化生命力。与古代的庄学相较,中西并存的文化背景使近现代的庄子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学术突破,不论在研究范式,还是在思想探索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并对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和训鉴。因此,近现代庄学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本论文主要采用阐释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对近现代庄学新变进行整体观照,并从以佛解庄、以儒解庄、以西学解庄、以文学解庄等几个角度契入,考察近现代庄学的发展与新变,从而呈现其新时期的问题意识及时代文化价值。全文共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从社会、学术的历史背景,探讨近现代庄学的复兴问题。在近现代,庄学复兴是诸子学思潮兴起的产物,而诸子的兴起亦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即从儒学的附庸走向独立,其包含了社会时局变化、学术发展等诸多因素,亦经历了从清初到近现代学者们超越儒学并使诸子独立的不断自觉。内在演变与西学东渐是近现代诸子学兴起的重要动力,而子学的致用思想、解经功能尤其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发掘。这些诸子学发展的共性直接影响了近现代庄学的复兴,并使近现代庄学呈现出《庄子》校释类、义理类着作的新发展以及《庄子》文学的专题探索。第二章主要从“以佛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以佛解庄”是庄学史上传统的释庄方式之一,具体表现为“格义”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格义”最初是以传统典籍中的概念或思想来诠释佛学,其中《庄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的发展中,它经历了概念式“格义”、会通式“格义”、系统化“格义”以及实用化“格义”的过程。近现代“以佛解庄”的“格义”新变主要表现为法相唯识宗概念体系的系统化应用以及西学中平等、自由、科学等观念的融入,它实现了与异国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既有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亦有对外来文化精华的汲取,从而使《庄子》发挥了时代所需的社会效用。杨文会是使近现代佛学复兴的关键学者,他的“以佛解庄”推进了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发展,在其影响下,章太炎、梁启超等学者均走向了实用化的新变道路。可以说,对于庄子思想的致用探求是近现代学者“以佛解庄”的重要特点。第三章主要从“以儒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学者们之所以采用“以儒解庄”的诠释路径,是因为庄、儒之间在形上之“道”与形下的社会现实两个方面,均具有融通互补的可行性,这为消解庄儒矛盾,提升庄学的社会效用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探索前提。近现代学者的“以儒解庄”是试图通过儒道互补应对危机境遇中社会人生的各种问题,从而实现其拯救危亡的经世致用价值。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变主要表现在对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对庄、儒义理相通处的深入探析,尤其是对《庄子》中实用价值的进一步发掘;对“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以及廖平通过重构经学体系,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可以说,这些不同角度的新研寻体现了近现代学者救世的共同理想,以及开发《庄子》致用思想的时代风貌。第四章主要从中西融合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西学东渐动摇了传统儒学的核心地位,引发了近现代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与反思,而学者们中西文化的比较与融通既使《庄子》研究有所继承,同时亦为之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并呈现出庄学新变的时代性特征。在近现代西学与《庄子》的比较融合中,西方的进化论、快乐主义、自由思想、马克思主义等均对庄子思想的重新诠解产生了重要影响。严复、胡适、章鸿钊等人的庄子研究主要体现了进化论与庄子思想会通的渐进过程。此外,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斯宾诺莎的“自然”“自由”等,也被近现代学者引入与《庄子》思想的对话与阐释中,中西文化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为庄学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其开拓性的尝试亦成为后世学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课题。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以及启蒙救亡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成为最科学、最前沿的思想和方法。在庄学界,吕振羽、侯外庐、郭沫若等学者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使《庄子》研究呈现了新的时代意义。可以说,近现代学者以不同的西学理论为《庄子》阐释提供了诸多新的视角,虽然在解庄中不免历史环境的局限,但其为中西文化交融做出的积极探索具有时代效用,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亦具有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在西学与本土文学发展的双重影响下,近现代“文学”观念明确从传统文史哲不分的状态中独立出来,并出现了广义与狭义的不同界定。《庄子》是否是文学作品虽然存在争议,但从总体来看,《庄子》的文学性特征在近现代具有新的发展,而这种新发展与近现代“文学”认知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本章探讨了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与近现代“文学”理论视角的建构两个方面,以之作为《庄子》近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在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中,本文主要从《庄子》的文学语言、篇章结构、文体、文学的社会性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并在古今比较及中西文法的参照中突显《庄子》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近现代学者对《庄子》文学的探讨虽然不免简单和粗糙,但他们强烈而明确的文学自觉意识以及多元化的思维使《庄子》的文学性得到新的发掘,这对后世《庄子》文学的发展亦具重要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魏凯[6]（2020）在《先秦儒家孔孟荀道德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先秦儒家道德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深刻,体系完善。孔子、孟子、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在各自的学说中提出了各具特色的道德教育思想,因此,孔、孟、荀道德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本文参考了大量先秦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研究的相关文献、期刊和资料,并进行综合分析、整理和研究,得到对本文有用的信息和理论。在此基础上,对孔、孟、荀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目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并且运用比较分析法,重点比较分析了孔、孟、荀道德教育思想目的、内容、方法的异同,同时,对他们道德教育思想作出了评价,总结出了对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重要启示。孔子主张培养“君子”型治国理政的人才,其道德教育思想以“仁”为核心,将“仁”、“礼”相结合,注重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的道德修养方法。孟子主张培养实施“仁政”的“士君子”,强调人伦仁义,认为人性本善,其具体道德修养方法为存心养性、反身内省。荀子期望培养出“圣人”和“君子”,主张隆礼重法,强调性伪之分,其道德修养方法为化性起伪和积善成德。孔、孟、荀道德教育目的的一致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都期望通过道德教育把培养对象培养到“内圣”,二是都以道德教育来推动其各自政治主张的实现。在道德教育目的的差异方面,孔、孟、荀在道德教育培养的人才层次上有所差别。孔子注重培养“君子”型人才,孟子注重培养“士君子”的理想人格,而荀子注重培养“圣人”和“君子”。在道德教育主要内容的异同方面,他们都以“仁、礼、义”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这是他们相一致的方面,而差异主要体现在心性论上的差异。在道德教育方法方面,相一致的地方有两处,一是都以主动学习作为提升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二是都以师者作为传授道德知识的主体。而差异的地方也有两处,一是在道德教育实现途径上的差异,二是对受教育对象的具体要求上的差异。对先秦儒家孔孟荀道德教育思想的评价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积极影响,即在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及有助于提升人的道德素养。另一方面是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目标和时代局限性。对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启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理念方面,要加强对大学生心性和道德情怀的培养。二是在方法方面,注重培养大学生学思结合、自我反省的能力以及积累善行的观念。三是在形式方面,要重视周围环境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影响,同时对大学生的道德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石莹[7]（2020）在《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青年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大学生的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在很大程度上折射着整个民族的文明素养。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将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和积极的道德实践相结合,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更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优秀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流,以伦理为核心,体现出浓厚的道德意蕴。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来看,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是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的典型代表之一,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根”和“魂”的地位和价值。因此,充分挖掘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理想蕴含的具有时代价值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推动新时代大学道德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研究回顾是任何一项新的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总结了目前学界关于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与大学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并分析了既有研究尚待推进甚至突破的薄弱环节,为进一步研究探讨作了理论准备。在系统梳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从上古三代至春秋战国历史演进的基础上,理清了“君子”内涵由“有位者”向“有德者”转变的思想发展脉络,展现了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的概貌。阐释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的人文性、实践性、普遍性以及内在超越性等特征,同时认为这些本质特征,既是我们对君子人格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着力点,又是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榫接点。其次,本文解答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融入什么的现实问题。就必要性而言,君子人格思想彰显的“文化化人”、“文化育德”的优良传统,对于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破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当下困境,坚定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等意义重大;就可能性来看,君子人格思想蕴含了可资借鉴转化的时代价值,其关于道德教育的育人目标、教育模式与价值导向,与当前大学生道德教育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的要求存在不同程度的契合性,这些都为两者的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融入什么而言,本文指出应在内容层面和实践层面做好两者的对接会通。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道德条目,是个体修养身心的道德目标、构建理想社会关系的价值标尺和涵养家国情怀的精神源泉,这些德育内容有助于涵养大学生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同时,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德育方法,体现了道德教化和自我修身的统一,君子人格的修养方式蕴含了道德教育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重要启示,对此做好实践融入,有助于提升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最后,本文明确了如何融入的问题,提出了当前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应当秉持的基本原则、构建了融入的具体途径。研究认为,应在尊重君子人格思想历史传统和开掘君子人格思想当代价值的基础上,从方向性、时代性和科学性的基本原则出发,确保融入过程坚持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方向、彰显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符合道德教育的基本规律。在融入的实施路径上,本文将高校道德教育的现实目标和大学生道德发展的自身需要相结合,以激发大学生的道德主体性为落脚点,从主渠道融入、创设良好德育环境以及激励大学生争做“时代新人”等方面,提出了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路径。总之,本文从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和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命题出发,落实于先秦儒家君子人格与大学生道德教育这一具体论题,对推动蕴含中国智慧的大学生道德教育理论和符合时代要求的大学生道德教育实践的创新发展而言,是一次必要且有益的尝试。
于欣[8]（2019）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促成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而且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和重要价值。挖掘、阐发和传承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既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大学术命题。系统梳理和探究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全面而深入地呈显其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这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由宗法分封的奴隶制社会转向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深刻经济背景,生产方式大变革所必然引发的社会结构急剧变动、社会各阶级阶层间的矛盾斗争激化加剧是其政治背景,思想文化领域内新旧理念碰撞交织、百家异说的文化繁荣是其文化背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及其学派的形成发展和重要地位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主观方面的必要条件。西周“以教祗德”的“尚德”理念、官师合一的礼乐教化模式,奠定了集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于一体的古代德育思想体系的基调和轮廓,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而重要的理论来源。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构成了先秦儒家德育活动的主要理论基础。为了重振西周时期礼乐文明和教化传统的生机活力,先秦儒家不断内求“礼乐之原”,由礼而仁,由仁而性,由此开启了对“欲”、“群”、“心”等人性问题的探究与阐发。人之“欲”是德育之所以必要的重要依据之一,“欲”及其满足具有天然合理性,礼义道德及其教化则是满足人欲之必需。人之“群”是德育之所以必要的另一重要依据,人之生不能无群,礼乐教化是“群居和一”所必需。人之“心”是德育之所以可能的内在根基,主宰性的意志之心、情感性的德性之心、理性的认知之心分别为人之受教修德提供了主体性依据、内在情感根基和内在理性根基。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体现了立足于人本身为德育活动提供有力支撑的理论自觉。关于德育活动的目的,先秦儒家秉持治国安民与“为己”“成人”互为目的手段、社会性目的和个体性目的互渗统一的基本精神,一方面主张以教求治求安,力求通过德教达成治国安民、维护差序和谐理想秩序的社会性目的;另一方面主张教以“成人”,力求通过德教修身来美身化性、成就君子圣人的德性理想人格,达成提升人性、发展完善人本身的个体性目的。从德育内容上看,先秦儒家所主张的德育是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的高度融合与统一。仁、义、礼、孝、悌、忠、信、知、勇等道德规范是其道德观教育的主要内容。明分正名的社会等级观念和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是其政治观教育的主要内容。仁义为上、安仁乐义的人生价值观是其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先秦儒家德育的基本方法可以概括为作为受教者自教方法的自我修身之道和作为教育者施教方法的社会教化之道。自我修身之道侧重于受教者对自身之“志”、“学”、“思”、“行”等能动性的主动发挥,包括“志于仁”、“学以致道”、“思以致圣”、“躬行践履”。社会教化之道侧重于教育者对受教者之主体意识自觉的激发和引导,包括注重运用“愤启悱发”、“举一反三”、“以问为教”等方法的对话式思想宣讲,强调教育者以身体道、自反修己的身教示范,把良好环境的选择培育作为促进人性完善之重要着手处的环境熏陶,引导受教者在“礼”的践履和切己的日常生活中激发其情、悟得其理的生活体验,强调教化以情感为起点和根基的因情设教。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和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一方面,先秦儒家高扬了主体性德育理念,凸显了情感德育特色,形成了生活化德育模式,构筑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传统的基石,为中华道德文明和古往今来的德育活动贡献了具有“永久魅力”的优秀“基因”;另一方面,因其得以形成的特定历史背景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人性论理论基础的抽象性、对主体性根源的误读、对庶民地位作用的贬低、对等级观念和秩序的严守等思想局限性。辩证分析和客观评价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是深入探讨其当代价值及实现的首要前提。综而观之,作为中国古代德育思想之典型代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很多地方都深蕴着“儿童的天真”,彰显着具有“永久魅力”的鲜明特色和优秀“基因”,具有超越时空的当代价值。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先秦儒家的主体性德育理念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研究相契合,为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即教育者主体性的首要着力点是激发受教者的主体意识自觉,教育者必须密切结合受教者积极的“前理解”给予切己的启发和引导。先秦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德育内容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主义道德观教育具有相契合性,为涵养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供了宝贵资源,主要体现为“仁”、“礼”对于社会公德教育的涵养作用,“信”和“为政以德”对于职业道德和政治品德教育的涵养作用,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对于家庭美德教育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孝德观、推进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的涵养作用。先秦儒家的德育方法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高度的相契合性,能够在原则方法、具体实施方法等方面提供诸多有益借鉴,可以以其和谐守礼的师生关系为借鉴,确立“序差互动”的基本原则;以“对话式”思想宣讲为借鉴,推进“对话式”思想政治教育;以因情设教和生活体验为借鉴,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教育和生活化。要想实现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必须立足于现时代的新发展、新实践,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基本方针的指引下,抓住三个基本环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传承弘扬先秦儒家德育的优秀传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合理因素进行科学的加工改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科学分析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优秀“基因”;以实践为导向,实践是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价值实现的动力与源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实现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宏观实践导向,以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为微观实践导向;坚持综合创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既要批判地继承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精华,又要广泛学习、借鉴西方有益的德育文化,将中西优秀的德育思想资源融通于当代中国的道德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创新。
刘佳颖[9]（2019）在《《道德经》“王道”思想研究 ——以《孟子》“王道”言说为参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来对《道德经》的研究颇多,但从“王道”的角度去分析论述的却很少。《道德经》中蕴含的“王道”思想不仅对于后世统治者有不小的助益,而且与《孟子》中的“王道”思想有相似之处,两者的人文关怀精神是相通的,两者祈愿百姓能安定幸福的夙愿是相同的。但是两者“王道”的体系是不同的,《孟子》中的“王道”施行“仁政”,用“礼”“善”“孝”“义”等加以辅助;《道德经》中的“王道”施行“无为而治”,用“朴”“清静”“寡欲”“不争”等加以辅助。以《孟子》“王道”言说为参照,研究《道德经》“王道”思想,可以丰富老子治国理念的内涵,拓宽老子研究的视域,同时也可以深度阐发老子的人文关怀精神,并对历代统治者施行的有关“王道”的治国措施进行更深的探索研究。本文将从四个部分展开论述,运用定义、分类、综合、分析、推理和对比的研究方法对《道德经》中的“王道”思想进行研究。第一部分,通过对《孟子》“王道”思想提出的社会背景、渊源以及内涵的分析和梳理,提炼出孟子“王道”思想所具备的要素与核心,从而为《道德经》“王道”思想研究提供一个参照系。第二部分,是《道德经》“王道”思想体系的具体体现,“王道”思想的核心与前提是其文本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之情;“圣人”形象是最大程度接近老子“王道”思想的理想治国者,是“王道”执行的主体;“王道”治国的微观方面,大致可从“经济”“刑法”“军事”与“文化”四个方面分析论述;“王道”治国的宏观方面,可从“无为而治”“不争之德”“无名朴治”三个方面分析阐述,且与微观方面的治国措施相呼应。第三部分,主要从“治国者形象”“治国措施”以及“人文关怀”三方面,比较研究《道德经》“王道”思想与《孟子》“王道”思想的异同点。第四部分,阐明《道德经》“王道”思想的特点及意义。《道德经》“王道”思想具有独特性和理想性,独特性是由“道”的特点及其对“王道”的统领决定的,理想性则贯穿了“王道”思想的方方面面;《道德经》“王道”思想的意义体现于其在后世的流变与应用上,可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政策上窥探一二,其在后世逐渐发展为一种宽松的休养生息政策,为统治者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金若星[10]（2019）在《《唐律疏义》中以法载礼婚姻家庭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婚姻家庭伦理文化是其不可或缺的元素,中华民族要树立文化自信必然少不中华传统文化这块基石,而封建社会时期代表性的法典——《唐律疏义》,是中华法文化的瑰宝,它所蕴含的礼文化更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精神,文化的兴衰预示着民族的兴衰,挖掘传统文化的价值是实现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因此,对《唐律疏义》婚姻家庭伦理思想的研究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对当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构建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文献典籍,在对丰富的文献的研究上,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比如采用文献梳理、对比分析法、交叉学科研究的方法等,对《唐律疏义》婚姻家庭伦理思想进行深入挖掘,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是对《唐律疏义》婚姻家庭伦理形成背景和理论来源的研究,《唐律疏义》婚姻家庭伦理思想是在唐初统治阶级的“安人宁国”的执政理念执政理念和“德主刑辅”的执政方针等的背景下,以董仲舒的“天道观”和“人生观”为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第二部分是《唐律疏义》婚姻家庭伦理思想的核心,这一部分是从“礼”的起源、内涵和在《唐律疏义》婚姻家庭伦理思想中的地位进行论述;在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中对《唐律疏义》婚姻家庭伦理思想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论述,其中从诚信的角度对订婚锲约的履行和女性地位的保护是以前研究中相对比较少的的;第五部分是《唐律疏义》婚姻家庭伦理思想的特征及当代启示。在这一部分当中,站在唐的背景下,通过对《唐律疏义》婚姻家庭伦理思想的研究,揭示其法典本身所体现的治国理政的方略,创建当代的“礼治”与“法治”形结合的新模式,探索构建中国当代礼文化和谐理念的途径,把《唐律疏义》婚姻家庭伦理思想中礼文化与当代社会相结合,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这是我们应有的态度,习近平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也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②
二、论仁礼等中国传统思想在以德治国中的现实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仁礼等中国传统思想在以德治国中的现实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孔子之叹及其教育意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文本选择与素材运用 |
| 四、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孔子之叹”的义涵与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孔子之叹”的义涵 |
| 一、“叹”的含义 |
| 二、“孔子之叹”的含义 |
| 第二节 “孔子之叹”产生的时代背景 |
| 一、春秋时期的经济状况 |
| 二、春秋时期的政治制度 |
| 三、春秋时期的礼乐文化 |
| 四、春秋时期鲁国的国际与国内状况 |
| 第二章 为学之叹及其教育价值 |
| 第一节 为学志向之叹 |
| 一、“志于道”的为学志向 |
| 二、“志于仁”的为学志向 |
| 第二节 为学典范之叹 |
| 一、“尧、舜、禹”上古之典范 |
| 二、“文、武、周公”周朝之典范 |
| 三、“子产、晏婴、蘧伯玉”时代之典范 |
| 第三节 为学态度之叹 |
| 一、“好学不倦”的为学态度 |
| 二、“乐以忘忧”的为学态度 |
| 三、“难以哉”的为学障碍 |
| 第四节 为学之叹的现代价值 |
| 一、“学不能已”的为学定位 |
| 二、“古圣先贤”与“时代精英”相结合的榜样学习法 |
| 三、“好学”、“乐学”的为学态度 |
| 第三章 为政之叹及其教育意蕴 |
| 第一节 “礼崩乐坏”之叹 |
| 一、“礼崩乐坏”的本质 |
| 二、“礼崩乐坏”的具体表现 |
| 第二节 “时无君子”之叹 |
| 一、“时无君子”的概况之叹 |
| 二、“时无君子”的个案之叹 |
| 三、“时无君子”的境遇之叹 |
| 第三节 为政原则之叹 |
| 一、“以德治国”的为政原则 |
| 二、“礼让为国”的为政原则 |
| 三、“正人先正己”的为政原则 |
| 四、“知人用人”的为政原则 |
| 第四节 为政次第之叹 |
| 一、“必也正名”的为政前提 |
| 二、“庶、富、教”的为政次第 |
| 三、“信、食、兵”的为政侧重点 |
| 四、“无讼”的为政目标 |
| 第五节 为政之叹的教育意蕴 |
| 一、“仁以为己任”的责任担当者 |
| 二、“勉强而为之”的时代逆行者 |
| 三、“正人先正己”的道德垂范者 |
| 四、“无讼”社会的理想奋斗者 |
| 第四章 为教之叹及其教育镜鉴 |
| 第一节 为教方法之叹 |
| 一、“叩则鸣”的问答法 |
| 二、“侍坐言志”的讨论法 |
| 三、“从游论道”的参观法 |
| 四、“历事而教”的实践法 |
| 第二节 为教内容之叹 |
| 一、“思无邪”的《诗》之叹 |
| 二、“郁郁乎文哉”的《礼》之叹 |
| 三、“洋洋乎盈耳哉”的《乐》之叹 |
| 四、“人君辞诰之典”的《书》之叹 |
| 五、“可以无大过”的《易》之叹 |
| 六、“知我罪我”的《春秋》之叹 |
| 第三节 弟子之叹 |
| 一、弟子“贤能”之赞叹 |
| 二、弟子“不肖”之慨叹 |
| 三、弟子“夭亡”之惜叹 |
| 第四节 为教之叹的教育镜鉴 |
| 一、多元化的教学方法 |
| 二、综合性的教学内容 |
| 三、“师徒如父子”的师生关系 |
| 第五章 为道之叹及其教育意义 |
| 第一节 志道学道之叹 |
| 一、学“道”的必要性 |
| 二、“谋道不谋食”的为道原则 |
| 三、“一以贯之”的为道路径 |
| 第二节 乐道守道之叹 |
| 一、“箪食瓢饮”的乐道之叹 |
| 二、“君子固穷”的守道之叹 |
| 第三节 行道传道之叹 |
| 一、“吾其为东周乎”的志在行道之叹 |
| 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勉强行道之叹 |
| 三、“归与归与”的大道难行之叹 |
| 四、“甚矣,吾衰也”的己身将殒之叹 |
| 第四节 为道之叹的教育意义 |
| 一、教育形上体系的建构 |
| 二、学生对理想人格的坚守与追求 |
| 三、因“时”而变的仁者之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 |
| 二、论文 |
| 三、网站及报纸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2）先秦儒家心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先秦儒家心论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本文的研究对象、问题、路径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先秦儒家心论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 |
| 一、先秦儒家心论诞生的时代背景 |
| (一) 政治秩序: 礼坏乐崩 |
| (二) 兼并战争: 不义攻伐 |
| (三) 大道即隐: 民风败坏 |
| 二、《易经》《尚书》《诗经》中的“心”说滥觞 |
| (一) 《易》“心”典型应用 |
| (二) 《书》“心”丰富发展 |
| (三) 《诗》“心”蔚为大观 |
| 三、先秦儒家“心”范畴体系的层次和演变 |
| (一) 先秦儒家“心”说义涵之历史进路 |
| (二) 先秦儒家“心”范畴对天性情知等概念的涵括 |
| 四、先秦时期道、墨、法、管四家论“心” |
| (一) 老子:以无知、无欲论“心” |
| (二) 庄子:以虚心、游心论“心” |
| (三) 墨家兼爱: 以爱正“心” |
| (四) 刑名法家: 以法正“心” |
| (五) 管子四篇: “心”治与国治 |
| 五、先秦儒家论“心”的独特之处 |
| (一) 先秦儒家论“心”的特点 |
| (二) 孟荀“心”论进路的差异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心”说的天人际会品格 |
| 一、天赋心以德性: “以德论天”和“以天论德” |
| (一) 殷周之间的范式转换 |
| (二) 以德论天: 天之德义的产生 |
| (三) 天赋人德: 自天子至庶民 |
| (四) 以天论德的完成: “天生德于予” |
| 二、心知的天生人成 |
| (一) 认知辨义: 先天之知与后天之知 |
| (二) 知之可能: 心何以能知 |
| (三) 心知的性质: 经验知识与德知 |
| 三、先秦儒家天人关系的体认: 与天合德与不求知天 |
| (一) 天道与人心的内在遥契: “以天论心”与“以心明天” |
| (二) 荀子“天人之分”乃“复归之分” |
| 四、外在的天命与人心的尊严和抉择 |
| (一) 命的预设: 命定 |
| (二) 儒家的天命即人道之抉择而显 |
| 第三章 先秦儒家诸子“心”“性”学说异同 |
| 一、先秦儒家“性”论大同小异之流变 |
| (一) 前诸子时期“性”的概念 |
| (二) 由特殊至一般:先秦儒家“性”之定义的共同规定性 |
| (三) 同中有异: 先秦儒家“性”之多义性阐释 |
| 二、从仁本到“心”“性”交错含融的历史演化过程 |
| (一)初变: 从仁本涵摄“心”“性”至“心”与“性”大体相同 |
| (二) 再变: 从孟子“即心言性”至荀子“以心治性”的演变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思想中“心”与“情”“欲”的内在张力 |
| 一、先秦儒家“情”意涵的变迁与升华 |
| (一) 孔子以“仁者爱人”推而广之的道德情感论情 |
| (二) 《性自命出》以“好恶”与“喜怒哀悲”的自然情感论情 |
| (三) 《大学》《中庸》以“喜怒哀乐”等具有价值义的自然情感论“情” |
| (四) 孟子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道德情感论“情” |
| (五) 荀子以“性情”与“情欲”地双重涵义解“情” |
| 二、先秦儒家“心”“欲”关系的发展 |
| (一) 前诸子时期天赋欲望思想的萌发 |
| (二) 诠欲以见历史现实:孔孟荀的解读 |
| 三、先秦儒家以“心”范“情”“欲”的主张 |
| (一) “心”对“情”的中和 |
| (二) “心”对“欲”的约束 |
| 第五章 体用一贯:从心本体论建立到仁政的探索落实 |
| 一、“心”有其本:先秦儒家心本体论的内蕴 |
| (一) 先秦儒家以天道为“心”的形上根据 |
| (二) 先秦儒家以“心”为创生道德的本体 |
| 二、内在成德:正心与修身的互动 |
| (一) 道德本体之应然到“身”“心”同体之实然 |
| (二) 从“身”“心”同体之实践到道德价值的升华 |
| 三、从内圣仁心到外王仁政的落实 |
| (一) “礼”“仁”一贯的为政吁求 |
| (二) 德治为主,先教后刑的治国理念 |
| (三) 仁政治国的举措 |
| 结语: 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意义和在当今世界的价值 |
| (一)运思于天人之际: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意义 |
| (二)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儒学复兴的历史机遇 |
| (三)先秦儒家心论思想对新的时代问题的回应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相关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先秦儒家政德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意义及基本内容 |
| 二、论文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四、政德及其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先秦儒家政德思想形成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经济基础的变革 |
| 第二节 政治格局的变动 |
| 第三节 思想文化的冲突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政德思想的具体实践 |
| 第一节 子帅以正:孔子的政德思想 |
| 一、施政:为政以德齐之以礼 |
| 二、民信:举直错诸枉民无信不立 |
| 三、政正:子帅以正不令而行 |
| 第二节 民贵君轻:孟子的政德思想 |
| 一、仁政:人之性善,以仁推政 |
| 二、民本:民贵君轻,民心所归 |
| 三、王道:以德行仁,以德服人 |
| 第三节 德主刑辅:荀子的政德思想 |
| 一、君臣:论德定次,忠诚爱民 |
| 二、礼法:隆礼至法,礼法治国 |
| 三、刑政:德主刑辅,各用其所 |
| 第三章 先秦儒家政德思想的特征 |
| 一、坚持“立身”与“平天下”相统一的原则 |
| 二、强调家国天下一体的国家统治观念 |
| 三、注重“民为邦本”为施政的重要基准 |
| 四、以礼法作为政德思想的重要内容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政德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启示 |
| 第一节 为政以德:加强道德修养 |
| 一、加强自我修养,提升为政能力 |
| 二、借鉴为己慎独,增强道德涵养 |
| 三、重视仁治忠诚,坚定理想信念 |
| 第二节 勤政爱民:提升为政能力 |
| 一、借鉴仁政思想,增强服务能力 |
| 二、重视民本思想,增强为政能力 |
| 三、明辨选人用人,增强从政自觉 |
| 第三节 德法并施:推进现代化治理 |
| 一、重视隆礼重法,推进德法兼治 |
| 二、加强礼法并施,增强德法结合 |
| 三、坚持德主刑辅,发挥政德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4）《论语》与《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基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重视域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论语》的研究综述 |
| (二)《理想国》的研究综述 |
| (三)《论语》与《理想国》的比较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一)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的基本结构 |
| 四、论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二)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政治思维的取向 |
| 一、语言对思维的导向作用 |
| 二、《论语》的政道思维 |
| (一)“政”与“道”的起源及其意义 |
| (二)“人道政为大”的政道精髓 |
| 三、《理想国》的政体思维 |
| (一)雅典民主制激发的批判性思维 |
| (二)城邦政体上下往返的逻辑循环 |
| 四、政治思维取向的共契与分殊 |
| (一)表意与表音的语言载体 |
| (二)近譬与远譬的推理方法 |
| (三)本末与内外的整体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政治秩序的建构 |
| 一、人是秩序的建构主体 |
| 二、《论语》的礼乐秩序 |
| (一)礼乐的起源及其意义 |
| (二)以仁释礼的损益 |
| (三)礼崩乐坏导致天下无道 |
| (四)克己复礼的救世主张 |
| 三、《理想国》的理念秩序 |
| (一)理念的来源及其作用 |
| (二)善是最高的理念 |
| (三)灵魂堕落瓦解了城邦秩序 |
| (四)共产公有的救世主张 |
| 四、政治秩序重建的共契与分殊 |
| (一)理想秩序的建构起点:家 |
| (二)理想秩序的评价标准:和 |
| (三)理想秩序的实现方式:分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治人格的塑造 |
| 一、道德对人格的引领作用 |
| 二、《论语》的道德人格预设 |
| (一)内圣外王的价值取向 |
| (二)道德人格的层次 |
| 二、《理想国》的等级化知识人格 |
| (一)理想人格的本质 |
| (二)现实人格的类型 |
| 四、政治人格重塑的共契与分殊 |
| (一)政治人格的塑造原则 |
| (二)理想国家的最高主政者 |
| (三)现实国家的最佳辅政者 |
| (四)意识形态把被统治者属民质询为子民和公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5）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近现代庄学研究现状分析 |
| 三、本文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现代历史语境下的庄学复兴 |
| 第一节 近现代诸子学的兴起 |
| 第二节 近现代庄学的复兴 |
| 第三节 近现代庄学复兴的意义 |
| 第二章 以佛解庄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 第一节 以佛解庄的“格义”方法及历史演进 |
| 一、“格义”方法的发生 |
| 二、传统概念式“格义”的释义策略 |
| 三、传统会通式“格义”的发展 |
| 四、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推进 |
| 五、近现代实用化“格义”的新变 |
| 第二节 章太炎“以佛解庄”的致用理路 |
| 一、以庄、佛构建“致用”理路的动因 |
| 二、“齐物”与真如目标的预设 |
| 三、由真返俗的致用方法 |
| 第三节 梁启超以佛、儒释庄的新诠解 |
| 一、对胡适解庄方法的质疑 |
| 二、“真我”本体的确立及开拓 |
| 三、庄儒融合与实践途径的新探索 |
| 四、以佛、儒释庄的原由及意义 |
| 第三章 以儒解庄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 第一节 传统的“以儒解庄”思想 |
| 一、儒、庄融通的可行性前提 |
| 二、传统“以儒解庄”的特点 |
| 第二节 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风貌 |
| 一、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 |
| 二、“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 |
| 三、庄、儒义理融合的深入与开拓 |
| 第三节 近现代以经学解庄的新融合 |
| 一、《庄子》与经学的互动融合 |
| 二、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 |
| 三、以经学解庄的价值和意义 |
| 第四章 中西融合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 第一节 《庄子》与进化论思想 |
| 一、严复以“天演”解庄: 进化思想的引入 |
| 二、胡适以“进化”解庄: 物种依据的相通 |
| 三、章鸿钊的“天择律”与“天钧律”:进化思想的新定位 |
| 四、以进化论阐释《庄子》的评价 |
| 第二节 《庄子》与快乐主义 |
| 一、根本相通:快乐与自得 |
| 二、追求持久快乐的相似途径 |
| 三、伊、庄认识论的异同辨析 |
| 四、伊、庄比较的方法和意义 |
| 第三节 《庄子》之“本体”与“自由” |
| 一、斯、庄比较的可能性及新特点 |
| 二、形而上: 本体的相契与殊异 |
| 三、形而下: 相似的“自由”追求与不同路径 |
| 第四节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论庄子 |
| 一、吕振羽以马克思主义解庄的较早尝试 |
| 二、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解庄的补充 |
| 三、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释庄的新拓展 |
| 四、以马克思主义释庄的价值和意义 |
| 第五章 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 |
| 第一节 近现代“文学”认知的新变 |
| 一、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 |
| 二、近现代“文学”的理论视角 |
| 第二节 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 |
| 一、《庄子》的文学语言 |
| 二、《庄子》的篇章结构 |
| 三、《庄子》的文体 |
| 四、《庄子》文学与社会 |
| 五、《庄子》与传统典籍的文学比较 |
| 六、其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先秦儒家孔孟荀道德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及趋势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1.3.3 分析与评价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本文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孔孟荀道德教育思想概述 |
| 2.1 先秦儒家孔孟荀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 |
| 2.1.1 孔子—培养“君子”型治国理政人才 |
| 2.1.2 孟子—培养实施“仁政”的“士君子” |
| 2.1.3 荀子—培养“圣人”和“君子”理想人格 |
| 2.2 先秦儒家孔孟荀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
| 2.2.1 孔子—“仁”为核心,“仁”“礼”结合 |
| 2.2.2 孟子—人性本善,人伦仁义 |
| 2.2.3 荀子—性伪之分,隆礼贵义 |
| 2.3 先秦儒家孔孟荀道德教育的主要方法 |
| 2.3.1 孔子—因材施教,学思结合 |
| 2.3.2 孟子—存心养性,反身内省 |
| 2.3.3 荀子—化性起伪,积善成德 |
| 第三章 孔孟荀道德教育思想异同研究 |
| 3.1 孔孟荀道德教育目的的异同 |
| 3.1.1 孔孟荀道德教育目的的一致 |
| 3.1.2 孔孟荀道德教育目的的差异 |
| 3.2 先秦儒家孔孟荀道德教育内容的异同 |
| 3.2.1 孔孟荀道德教育内容的一致 |
| 3.2.2 孔孟荀道德教育内容的差异 |
| 3.3 先秦儒家孔孟荀道德教育方法的异同 |
| 3.3.1 孔孟荀道德教育方法的一致 |
| 3.3.2 孔孟荀道德教育方法的差异 |
| 第四章 对先秦儒家孔孟荀道德教育思想的评价 |
| 4.1 孔孟荀道德教育思想的积极影响 |
| 4.1.1 孔孟荀道德教育思想在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
| 4.1.2 孔孟荀道德教育思想有助于提升人的道德素养 |
| 4.2 孔孟荀道德教育思想的局限性 |
| 4.2.1 孔孟荀道德教育思想具有目标局限性 |
| 4.2.2 孔孟荀道德教育思想具有时代局限性 |
| 第五章 先秦儒家孔孟荀道德教育思想对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启示 |
| 5.1 对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理念的启示 |
| 5.1.1 加强对大学生的心性培养 |
| 5.1.2 注重培养大学生健康的道德情怀 |
| 5.2 对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方法的启示 |
| 5.2.1 注重培养大学生学思结合的能力 |
| 5.2.2 注重培养大学生自省能力 |
| 5.2.3 注重培养大学生积累善行的观念 |
| 5.3 对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形式的启示 |
| 5.3.1 重视周围环境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影响 |
| 5.3.2 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既有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重难点及创新性 |
| 1.4.1 研究的重难点 |
| 1.4.2 研究的创新性 |
| 1.5 核心概念界定 |
| 1.5.1 道德 |
| 1.5.2 道德教育 |
| 1.5.3 君子人格 |
| 第2章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的演进及特征 |
| 2.1 历史演进 |
| 2.1.1 上古三代君子观念的萌芽 |
| 2.1.2 春秋孔子对君子概念的确立 |
| 2.1.3 战国孟子、荀子对君子观念的发展 |
| 2.2 基本特征 |
| 2.2.1 人文性 |
| 2.2.2 实践性 |
| 2.2.3 普遍性 |
| 2.2.4 内在超越性 |
| 第3章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 3.1 融入的必要性 |
| 3.1.1 有助于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 3.1.2 有助于化解当前大学生道德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 |
| 3.2 融入的可能性 |
| 3.2.1 君子人格思想与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基本目标相连通 |
| 3.2.2 君子人格思想与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育人理念相契合 |
| 3.2.3 君子人格思想蕴含了可资借鉴转化的时代价值 |
| 第4章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内容 |
| 4.1 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道德内容 |
| 4.1.1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个体道德 |
| 4.1.2 和而不同,立己达人的社会关系 |
| 4.1.3 治平天下,仁民爱民的家国情怀 |
| 4.2 德育内容融入 |
| 4.2.1 和合之美与大学生社会公德涵养 |
| 4.2.2 敬业乐群与大学生职业道德完善 |
| 4.2.3 孝悌为本与大学生家庭美德教育 |
| 4.2.4 仁礼存心与大学生个人品德提升 |
| 第5章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方法 |
| 5.1 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道德教育方法 |
| 5.1.1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修养的道德教化法 |
| 5.1.2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修养的自我修身法 |
| 5.2 德育方法融入 |
| 5.2.1 立德树人,明确大学生道德教育的首要地位 |
| 5.2.2 克己内省,强调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内化过程 |
| 5.2.3 言传身教,重视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示范引导 |
| 5.2.4 知行合一,夯实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实践基础 |
| 第6章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原则和路径 |
| 6.1 基本原则 |
| 6.1.1 方向性原则,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方向 |
| 6.1.2 时代性原则,推动君子人格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6.1.3 科学性原则,遵循道德教育的基本规律 |
| 6.2 实施路径 |
| 6.2.1 融入育人主渠道,发挥课程德育主阵地作用 |
| 6.2.2 构建立体化传承体系,创设良好德育环境 |
| 6.2.3 推动道德主体性生成,塑造时代“新君子”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论文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8）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之处与难点 |
| 第一章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条件 |
| 一、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
| (一)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经济背景 |
| (二)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政治背景 |
| (三)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 |
|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 |
| (一) 儒家及其根本思想特征 |
| (二) 先秦儒家及其发展 |
| (三) 先秦儒学的特色及重要历史地位 |
| 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一) 西周“以教祗德”的“尚德”理念 |
| (二) 西周官师合一的礼乐教化模式 |
| (三) 先秦儒家对西周德教传统的继承发展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德育的主要理论基础 |
| 一、人性论是先秦儒家德育的主要理论基础 |
| (一) 探求“礼乐之原”:开启人性问题的逻辑必然 |
| (二) “礼”—“仁”—“性”:开启人性问题的逻辑理路 |
| 二、人之“欲”:德育之所以必要的重要依据之一 |
| (一) “欲生于性”:“欲”及其满足具有天然合理性 |
| (二) 以礼“制欲”“养欲”:礼义道德及其教化是满足人欲之必需 |
| 三、人之“群”:德育之所以必要的另一重要依据 |
| (一) “人之生不能无群”:人是“能群”的社会存在物 |
| (二) “仁爱”和群、“明分使群”:礼乐教化是“群居和一”之必需 |
| 四、人之“心”:德育之所以可能的内在根基 |
| (一) 物质性的好利之心:通过“心官”表现出来的“物欲” |
| (二) 主宰性的意志之心:受教成德的主体性依据 |
| (三) 情感性的德性之心:受教成德的内在情感根基 |
| (四) 理性的认知之心:受教成德的内在理性根基 |
| 第三章 先秦儒家德育的目的和内容 |
| 一、先秦儒家德育的双重目的 |
| (一) 以教求治求安的社会性目的 |
| (二) 教以“成人”的个体性目的 |
| 二、先秦儒家德育的主要内容 |
| (一) 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观 |
| (二) 明分正名、为政以德的政治观 |
| (三) 仁义为上、安仁乐义的人生价值观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德育的基本方法 |
| 一、自我修身之道:受教者的自教方法 |
| (一) “志于仁”:受教者的自觉选择与坚守 |
| (二) “学以致道”:受教者的主动学习 |
| (三) “思以致圣”:受教者的积极思考与内省 |
| (四) 躬行践履:受教者的力行与实践 |
| 二、社会教化之道:教育者的施教方法 |
| (一) 思想宣讲:启发性的对话式教学 |
| (二) 身教示范:以身体道的不言之教 |
| (三) 环境熏陶:良好环境的潜移默化 |
| (四) 生活体验:与人伦日用相融合 |
| (五) 因情设教:以情感为教化起点 |
| 第五章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贡献与局限 |
| 一、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贡献 |
| (一) 高扬了主体性德育理念 |
| (二) 凸显了情感德育特色 |
| (三) 形成了生活化德育模式 |
| (四) 构筑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传统的基石 |
|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局限 |
| (一) 人性论理论基础的抽象性 |
| (二) 对主体性根源的误读 |
| (三) 对庶民地位和作用的贬低 |
| (四) 对等级观念和秩序的执守 |
| 第六章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 |
| 一、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一) 德育理念的当代价值 |
| (二) 德育内容的当代价值 |
| (三) 德育方法的当代价值 |
|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当代价值的实现路径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 (二) 以实践为导向 |
| (三) 坚持综合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道德经》“王道”思想研究 ——以《孟子》“王道”言说为参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王道”思想的提出及内涵 |
| 第一节 “王道”思想提出的社会背景 |
| 一、诸侯攻伐 |
| 二、横征暴敛 |
| 三、处士横议 |
| 第二节 “王道”思想的渊源 |
| 一、法先王 |
| 二、承孔子 |
| 第三节 “王道”思想的内涵 |
| 一、仁政 |
| 二、礼法 |
| 第四节 老子“王道”思想的提出 |
| 第二章 《道德经》中的“王道”思想 |
| 第一节 老子之人文关怀 |
| 一、悲悯之心 |
| 二、关怀之心 |
| 三、合于“天道” |
| 四、重建“人道” |
| 第二节 治国之施行主体 |
| 一、理想君王 |
| 二、得道之士 |
| 三、隐含形象 |
| 第三节 治国之总体原则 |
| 一、道 |
| 二、无为而治 |
| 三、不争之德 |
| 四、无名朴治 |
| 第四节 治国之具体措施 |
| 一、经济与刑法 |
| 二、军事 |
| 三、文化 |
| 第五节 治国之理想境界 |
| 一、“小国寡民”的态度之辩 |
| 二、“小国寡民”的理想世界 |
| 三、“小国”与“大国”关系 |
| 第三章 《道德经》与《孟子》“王道”思想之异同 |
| 第一节 治国者形象之异同 |
| 一、治国者形象之相同点 |
| 二、治国者形象之不同点 |
| 第二节 治国措施之异同 |
| 一、法意 |
| 二、反战 |
| 三、无为而治与仁政 |
| 第三节 人文关怀之异同 |
| 一、人文关怀的本质相同 |
| 二、人文关怀的方式不同 |
| 三、人文关怀的走向不同 |
| 第四章 《道德经》“王道”思想的特点及意义 |
| 第一节 “王道”思想之独特性 |
| 一、“道”对“王道”的统领 |
| 二、“道”对“王道”的影响 |
| 第二节 “王道”思想之理想性 |
| 一、圣人形象理想化 |
| 二、治国措施与理念的理想性 |
| 三、小国寡民社会的理想性 |
| 第三节 “王道”思想之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唐律疏义》中以法载礼婚姻家庭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情况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情况 |
| (二) 国外研究情况 |
| 三、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及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一) 研究成果总结 |
| (二)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四、研究的思路及方法 |
| 五、本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唐律疏义》婚姻家庭伦理形成背景和理论来源 |
| 第一节 《唐律疏义》婚姻家庭伦理思想的形成背景 |
| 一、“安人宁国”的执政理念 |
| 二、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 |
| 三、“德主刑辅”的执政方针 |
| 四、依法治国的理国执政原则 |
| 第二节 《唐律疏义》婚姻家庭伦理思想的理论来源 |
| 一、天道观: 天人合一 |
| 二、人性论: 性三品 |
| 第三节 《唐律疏义》中婚姻家庭伦理思想的形成 |
| 一、汉及以后时期儒家“仁德”伦理思想的形成 |
| 二、汉及以后时期儒家孝伦理的发展变化 |
| 第二章 《唐律疏义》婚姻家庭伦理思想的核心 |
| 第一节 礼与《唐律疏义》婚姻家庭伦理 |
| 一、礼的起源 |
| 二、礼的内涵 |
| 三、礼伦理在《唐律疏义》婚姻家庭伦理的地位 |
| 第二节 礼与律融合的过程 |
| 一、隆礼重法 |
| 二、引礼入律 |
| 三、纳礼入律 |
| 四、礼律合一 |
| 第三章 《唐律疏义》婚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婚姻条件伦理 |
| 一、尊长订婚契如法 |
| 二、许婚之义须遵守 |
| 第二节 婚姻缔结伦理 |
| 一、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
| 二、许婚之诺、婚姻之信 |
| 三、不相安谐、夫妻合离 |
| 第三节 婚姻禁忌伦理 |
| 一、良贱既殊不宜配 |
| 二、同姓不宜婚与配 |
| 三、外姻服亲禁嫁娶 |
| 第四章 《唐律疏义》家庭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夫妻之伦 |
| 一、夫尽其义夫之责 |
| 二、妻之遵礼从与忠 |
| 第二节 孝道之伦 |
| 一、“相隐”中的孝伦理 |
| 二、善事尊长中的孝伦理 |
| 三、服丧之礼中的孝伦理 |
| 第三节 家庭继承、收养伦理 |
| 一、嫡长子继承制 |
| 二、家庭收养伦理 |
| 第五章 《唐律疏义》婚姻家庭伦理思想的特征及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唐律疏义》婚姻家庭伦理思想的特征 |
| 一、仁、礼、法的有机统一 |
| 二、双向互动的整体和谐思维(动态的和谐) |
| 第二节 《唐律疏义》婚姻家庭伦理思想的当代适用 |
| 一、《唐律疏义》婚姻家庭伦理思想规范的现实意义 |
| 二、《唐律疏义》婚姻家庭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
| 第三节 《唐律疏义》婚姻家庭伦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注重婚姻家庭内在道德观念与外在行为规范的统一 |
| 二、营造和谐平等婚姻家庭互动场域 |
| 三、创建“礼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新模式 |
| 四、构建中国当代礼文化和谐理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四、论仁礼等中国传统思想在以德治国中的现实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孔子之叹及其教育意蕴[D]. 傅茂旭.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2]先秦儒家心论研究[D]. 张馨予. 山东大学, 2021(10)
- [3]先秦儒家政德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王长营. 青海师范大学, 2021(02)
- [4]《论语》与《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基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重视域的考察[D]. 王继奎. 吉林大学, 2020(01)
- [5]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D]. 王英娜. 山东大学, 2020(08)
- [6]先秦儒家孔孟荀道德教育思想研究[D]. 魏凯. 江西理工大学, 2020(01)
- [7]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D]. 石莹.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8]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于欣. 山东大学, 2019(02)
- [9]《道德经》“王道”思想研究 ——以《孟子》“王道”言说为参照[D]. 刘佳颖. 河南大学, 2019(01)
- [10]《唐律疏义》中以法载礼婚姻家庭伦理思想研究[D]. 金若星. 宁夏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