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地区开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地区论文,农业生产论文,地区论文,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王朝是一个以女真人为主体民族建立的政权，女真人建立金王朝之前，主要活动在今长白山及第二松花江流域。随着部落的强大与金王朝的建立，大约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其活动区域逐渐向松花江、黑龙江流域扩展，又以此为基础先后攻占辽上京、东京、中京地区，据有辽在塞外全部境土，囊括整个东北地区。
由于地理位置的影响，不仅东北地区的环境特征与华北平原有较大差异，而且它在社会历史与经济发展上也呈现出独特的区域特征。在女真人统辖东北地区之前，辽王朝经营的农业垦殖区主要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其他地区包括女真人活动区，基本因环境差异而成为游牧、渔猎、采集等生产形式的分布区，农业民族与非农业民族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分。
女真人统辖东北地区后，这里不但成为金朝初年的政治与经济核心，而且农业生产与基本经济格局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与辽代相比，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地区开发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有了显著的变化：1.农业垦殖区域有较大幅度的扩展。除西拉木伦河和辽河流域之外，农业垦殖区向北扩展到乌裕尔河流域。虽然这时的农业开垦仍呈插花形式，但农田的分布范围已大大向北扩展了。2.农耕技术有比较明显的提高。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目前已发现的金代铁制农具，不仅数量与地点较辽代有所增加，而且属于精耕农作所使用的工具，也时常可见。3.农业生产已不仅仅是汉、渤海等旧有农业民族的生产形式，女真、契丹、奚等民族也相继投入到农耕生产的行列中。4.营建了粮食生产基地，成为金王朝立都于松花江流域的物质基础。
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地区开发不但在总体上形成上述变化，而且主要农业垦殖区也有了由西向东的转移。辽代主要农业垦殖区基本以上京临潢府为中心，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金代将这一重点农业垦殖区移向第二松花江至辽东一线，从而导致整个东北地区基本经济格局的转变与开发重心转移。这一转变也影响到后世东北地区的开发进程。
金代东北地区主要农业垦殖区的形成既是研究这一地区农业生产与地区开发的核心问题，也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为了论述方便，本文依照金代行政区，将东北地区分为上京路、东京以及咸平府路、北京路等区域分别进行论述。
一、金上京路农业生产的特点及地域扩展
（一）上京路农田分布形式与农业生产技术
金代东北地区农业开垦基本呈插花地形式，插花地主要分布在城邑周围。文物考古部门调查发现，以上京会宁府为中心的女真原居地，留下许多金代城址。将这些城址与《金史·地理志》所记载的州县设置结合在一起可以从侧面显示出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空间结构特征。依据黑龙江文物考古所王永祥先生等对黑龙江地区金代古城遗址所作统计达106处[1]。王永祥依据城址周长，将其分为六级：
1.＞7500m
京城
2.4000～5000m
路所在地的州府城
3.2500～3500m
州城
4.1500～2500m
县城或猛安
5.1000～1750m
谋克
6.400～750m 边堡
若按此分级，106个古城中，除一个规模不清外，六级城20个，五级城57个，四级城8个，三级城15个，二级城2个，一级城1个。若第四级城为县级城址，那么县以下城占总数的75%。这些城镇大多沿江河分布，其中阿什河沿岸有十几座金代城址，间隔相距10～15华里不等，拉林河右岸有17座古城，间距10—20里，呼兰河沿岸有12座古城，间距20—30里，松花江沿岸则排列着40多个大小不等的金代城邑，一直延伸到黑龙江口。[1]
这些城镇的选址与农业生产具有直接关联。在江河两岸的阶地上，既可利用江河水源进行灌溉，又很少水患之扰；既是建城筑寨的可选之处，又是发展农业的有利之地，故大量村寨都以城市为依托，形成以城镇为中心的插花式农田。最初女真人俗不筑城，城的出现大约在金太宗时期。这时候的城，虽多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但城址附近，一般都分布大面积遗址，居住在这里的就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形式的平民。他们平日在城外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则入城参与守城。
较大面积的农业开垦地是以城邑为依托的插花式农田，这是金代东北地区农田分布形式最主要的特征。许多城址周围都发现了农业生产工具。如兰西县双榆树屯出土的器物中有铁锅、铁犁。[2]位于阿什河附近的成高子一带则有铁铲、铁镰等金代生产工具出土。[3]肇东县八里城遗址出土了犁铧、犁子、耥头、锄、镰、手镰、锹、铡草刀、垛叉、渔叉等农业及渔猎工具五十多件。[4]吉林农安市万金塔乡发现铧、镐，三宝乡宝城村发现铁镰、铧，新阳乡发现铁铧、犁镜等农具。[5]吉林省前郭县发现金代犁铧。[6]吉林省德惠县布海乡发现犁铧、镐、镰，这些农具制作技术大多与中原地区接近。[7]
上京等路出土的金代农业生产工具种类齐全，有耕翻工具、收获工具，也有中耕除草工具。这些农具中最应注意的是锄，锄的发现表明这一带已有精耕农业的萌芽。
（二）上京会宁府至今第二松花江沿线主要农业垦殖区的形成
辽代东北地区主要农业垦殖区基本围绕辽上京临潢府分布在今西拉木伦河流域，金代建都今阿什河流域，临河而建的金上京会宁府不但是金前期的政治中心，也是地区经济中心。辽金两代临潢府与会宁府的特殊地位，不仅使进一步沟通两地的联系，发展金上京会宁府至第二松花江沿线的农业垦殖区，成为金朝初年政治、军事的需要，而且也构成了后来向中原地区发展的通道。
在上京会宁府至今第二松花江沿线的农业垦殖区内，会宁府以及周围地区是最重要的一处。上京路的城址虽多，但出土各类农业生产工具最多的仍在上京会宁府一带，这里是金源地内农业生产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金前期设都于会宁府，海陵王时虽迁都燕京，但世宗以后，仍视这里为“内地”或“金源地”、“国家兴王之地”[8]（《世纪》），在政治、经济上都给予很大重视。为了尽可能维持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稳定，朝廷曾针对这里的特点在各类政策上进行了调整，其中令女真人与汉人杂居，农忙时实行互助就是一例。
上京等路是女真人的“金源地”，因此在民族构成上，女真人保持着相当的优势。金前期居住在这里的“本户”和“汉户”是分地而居的（注：金史：卷四六《食货志》载：“今如分别民户，则女真言本户，汉户及契丹户，余谓之杂户。”
），女真人以猛安、谋克为单元聚居在一处，汉人另居一处。大定二十年（1180年）“上京路女真人户，规避物力，自卖其奴婢，至耕田者少，遂以贫乏”[10]（《食货志一》）。物力钱是金代杂税之一，其内容是按照民间田园、邸舍、车辆、牧畜、树林的价值和收藏金银的多少征税。遇到临时差役，往往按照所缴物力钱数额排定户等，征派差役。金初对民户三年一籍，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年）以贫富变更，赋役不均，始行通检。大定二十年，在猛安、谋克人户内也开始进行推排，先自中都路起，然后于二十二年八月向外推行，办法是“集耆老，推贫富，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9]（《食货志一》）。由于奴婢数额是确定户等的重要依据之一，为了躲避物力钱，上京一带的女真人往往卖掉奴婢，这样就使农业生产失掉大量劳动力，造成土地荒芜，耕地减少。针对这样的现象，朝廷又规定了“猛安、谋克人户，兄弟亲属若各随所分土，与汉人错居，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农作时令相助济”[10]（《食货志一》）。这一规定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各民族分居的现象，促进民族融合以及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各方面的努力，金代上京会宁府及周围地区的农业生产，虽因都城的南迁，一度中衰，但与东北其他地区相比，仍显示出明显的优势。世宗大定三年（1163年），临潢府一带发生饥荒，朝廷诏令“临潢汉民逐食于会宁府、济、信等州”[10]（《世宗纪》）。临潢府百姓长途至会宁府等地逐食，说明的正是这里较高的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及稳定程度。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上京路由会宁府至今第二松花江沿线的农田仍呈插花地分布。这一地区在上京会宁府之外，以辽黄龙府和宁江州旧地为核心也形成一个重要农业垦殖区。辽黄龙府，金先后更名济州、隆州，是上京路内次于会宁府的又一重镇，这里正值上京与东京交通往来的冲要之处，从金初就屡次移民于此。天辅元年，完颜娄室率民攻下川、成、徽三州，随即“徙其民于咸州黄龙之地”[11]（《金源郡壮义王完颜娄室神道碑》）。天辅二年（1118年），完颜娄室认为黄龙府“宜重戍守”，太祖“乃命合诸路谋克，以娄室为万户镇之”[12]（《太祖纪》）。黄龙府一带的经济基础本来就不错，金初的移民更加强了这里的实力。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将上京路都转运司设在济州（即辽黄龙府），说明对于上京来说，济州不仅有着重要的交通地位，同时也有一定的经济意义。前文所述世宗大定三年（1163年）临潢府一带发生饥荒时，朝廷在诏令“临潢汉民逐食于会宁府”，同时，亦将饥民引向济、信等州，亦可说明这里的农业生产已经较为发达。
辽宁江州位于黄龙府以北，金初曾向这里进行过一定数额的移民。天会二年（1126年）四月，太宗曾诏令“赎上京路新迁宁江州户，卖身者六百余人”[13]（《太宗纪》）。被卖身者应是宁江州新迁入人户中的一部分，实际移民不只这些。劳动力的增加提高了这里的农业生产实力，太宗时期“发宁江州粟赈泰州民被秋潦者”[13]（《太宗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金初一系列政策的影响下，由上京会宁府至今第二松花江沿线农业开发深度明显加强，逐渐成为东北地区内主要农业垦殖区。
（三）农耕范围向北扩展与今乌裕尔河流域的开发
金代我国东北地区农耕区范围有了大幅度扩展，农耕区北界一直延伸到今乌裕尔河流域。乌裕尔河是黑龙江省境内的内陆河，全长426公里，发源于小兴安岭山地，向西南流经今克东、克山、依安、富裕、齐齐哈尔、杜尔伯特等市县，尾闾汇为沼泽。乌裕尔河处于松嫩平原的北端，位在北纬48°附近，气温较低，≥10℃活动积温为2 400—3 100°持续期为120～170天，年雨量可达500～600mm，水热条件能够满足农作物一年一熟的生长需要，只是低温灾害，成为农业开发的最大障碍。
金代乌裕尔河流域属蒲与路，主要生活着以猛安、谋克为组织形式的女真人。考古调查表明，这里的金代遗址很多，遗址中有城址、村落和墓葬，这些遗址多分布在河岸台地上。乌裕尔河沿岸台地切割较轻，仍保持着广阔的平坦面。这里的土壤以黑土为主，黑土具有良好的理化特性，自然肥力也较高，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良好基础。分布在这里的金代遗址，距河道远者约1 500米，近者只有150米。沿河流北岸，自东向西连成一线，彼此距离远者5公里，近者只有1.5—2.5公里，具有相当的密度。这些遗址在黑龙江省北安市附近比较集中，其中位于胜利乡4个，东胜乡2个，自民乡5个，城郊5个。[14]（《乌裕尔河上游的金代遗址》）此外克东县一带也出现许多金代遗址，据考金代蒲与路即设治于今黑龙江省克东县金城乡一带。[15]北安、克东都位于乌裕尔河上中游，与这里相比下游的遗址就很少了。这是因为乌裕尔河下游地区地势较低，坡降很小，地面径流排泄不畅，低湿地广布，并有明显的沼泽化、盐碱化现象。这样的自然条件不仅对发展农业生产构成了巨大障碍，也影响了人们的定居生活。
乌裕尔河上游地区构成金代农业开发的北界，金初在这里置万户，海陵王时改置为路。[16]（《地理志上》）从行政单元的设置看，当时乌裕尔河流域的人口不在少数，这些人对流域内的农业开发与环境改造起着很大的作用。克东城发现的金代遗物与生产工具很多，其中主要有铁甲片、铁锅、车
、三角形铁器、铁犁尖、铁镞、铁铲以及石弹。[15]这些工具可分为三类，一类为生活用具，另一类为农业生产工具，第三类为渔猎工具。由此可知生活在乌裕尔河流域的女真人兼有农业和渔猎业。乌裕尔河流域在自然景观上属于森林草原地带，草原上有各类动物可供猎取，平坦的河岸台地面上可发展耕作业，河沼中又可获得鱼类等水生物。这样的自然条件既满足了女真人兼营农业、渔猎双重生产形式的需要，又为他们的定居生活提供了必要条件。
金代农业生产分布地域较以往有所扩展。其新拓展的农业垦殖区主要分布在原女真人的故地，即辽东至长白山、阿什河、乌裕尔河一线，辽代这一地区属于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区域。金初由于国家的政治中心建立在阿什河流域，进而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由原来的渔猎、畜牧向农耕生产转型。在这一背景下，不但农耕活动在阿什河流域大范围展开，而且随着民族之间、部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逐渐向北推进至乌裕尔河流域，其北部边缘构成了金代农耕垦殖的北界。这一界线与辽代相比，已大大向北推移了。
二、东京、咸平路的农业生产及空间分布
金上京、东京等路均为典型的森林草原地区，森林草原下发育的土壤是黑土，由于天然植被以多年生草本为主，生草过程很旺盛，基本没有灰化或钙化，夏季高温多雨，草本植物生长繁茂，根系发达；冬季严寒，土壤冻结时间长，每年积累大量有机质，形成深达30—100cm的黑土层。黑土层有良好的理化和生物特性，自然肥力高，生产潜力很大。这里的土壤，特别在开发初期，生产能力更高，为自上京沿今松花江、第二松花江、拉林河至东京、咸平一带的农业开发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
据《金史·地理志》记载，泰和七年东京、咸平路共有户214 549户，约有人口1 287 297。这两路城镇主要集中在辽东一带，与城镇分布相对应，人口也集中在这一地区。以东京辽阳府为中心的辽东地区是金本土内人口密集区之一，辽、金两代这里的城镇分布都很密集。辽代塞北与中原地区间的交通，以松亭关、古北口两条道路最为重要，金代沿辽西走廊而形成的傍海道地位逐渐提高，傍海道基本以辽、金沈州（今沈阳）为中心，道分两支，西面的一支经行辽西，东面的一支就是通往辽东的主要道路，两条路在沈州汇合，向北指向上京会宁府。[17]道路沿线不但聚居了大量人口和城镇，也是辽东一带重要的农业区。
考古工作者在这条道路沿线的多处金代遗址中发现有农业生产工具。其中大连市附近发现铁镰、铁铧、犁镜、耥头、铜铧范、铜犁镜范、铜耥头范。[18]各类铜范的出土，说明这里不但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而且还有制作农具的作坊。吉林市郊发现有铧子、铧溜子、犁镜、耥头等农业生产工具，据考这批文物的铸造和使用当在大定十一年（1171年）之前，其制作水平与中原地区的农具基本相同。[19]吉林省梨树县偏脸古城也发现有耥头、犁錧等农具。[20]这些农业生产工具的出土地点几乎无一例外，都位于辽东至上京交通沿线的城镇周围，从而再次证明了农业垦殖区与城镇间的依托关系。
东京、咸平一带的自然条件利于农业生产。金初许亢宗使金，“离咸即北行”，途中所见“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穄黍”[21]（《宣和乙己奉使金国行程录笺证》）。这是当时以农业生产为基础而形成的基本人文景观。辽代东京、咸平一带农业生产对上京、南京等地曾起到很大的支持作用，金代则将辽东路转运司设置在咸平府（《地理志》），统筹安排转运辽东一带的粮食到其他地区。天会元年（1123年）十二月，太宗诏令“咸州以南，苏、复以北，年谷不登，其应输南京军粮免之”[22]（《太宗纪》）。此条虽系免粮之诏，但由此可知，定期由辽东向南京一带输粮已成定制。大定年间武都为户部郎中时，曾依诏“由海道漕辽东粟赈山东”[23]（《循吏传》）。金代辽东一带的农业生产始终显示出很大的优势，明昌三年（1192年），尚书省奏：“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昨按视东京近海之地，自大务清口并咸平铜善馆，皆可置仓贮粟以通漕运，若山东、河北荒久，即可运以相济”，由于所奏事项与辽东等地实情相符，此奏被准。[24]（《河渠志》）
辽东所产粮食既可远输至山东、河北等地，理所当然地更成为其周邻地区缓急可求的粮食供给地。贞祐三年（1215年）肇州（今黑龙江肇东县八里城）被契丹叛军所围，“食尽，有粮三百船在鸭子河，去州五里不能至”，当时为肇州武兴军节度使的纥石烈德组织人力，挖人工运渠一条，使粮船顺利到达城下[25]（《循吏传》）。文献中没有记载这三百船粮食的运出地点，但极有可能来自辽东。据考肇州位于今黑龙江肇东县八里城[26]，这里是松花江上两条重要水道的汇合处，一条沿松花江至今大安、洮安等县直指上京，另一条则从第二松花江或拉林河南下，至辽东各地。由大安、洮安向西就是临潢府一带，金末聚居在临潢一带的契丹人基本已脱离了金廷的制约，以留哥为首的叛军甚至直接围攻上京、东京的城镇，当然不会有粮船来自那里。而沿第二松花江南下可至辽东，也可由此进入中原，而这时的中原正值战火的冲击之下，贞祐二年，迫于蒙古大军的压力，金将都城再一次南迁至汴京，次年五月蒙古大军攻陷中都，占领河北、山东。金室被逼到黄河以南，百万随迁人口的食粮已使朝廷百般筹措，更不会有余力支持塞北，因此粮船的来地只能是辽东地区。金末朝政动荡，但辽东一带仍能显示出其经济优势，平时这里更应是塞北最富庶的地方，正因为这样金人称“上京、辽东，国家重地”[27]（《奥屯襄传》），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辽东已在某种程度具有粮食生产基地的职能。
三、北京路的农业生产与区域分异
金初曾分置北京、临潢府两路，大定年间合为北京路，其辖境大致相当于辽中京道的全部、上京道今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及医巫闾山北端各州县。辽代这一地区约有21万户，104万人口[28]，《金史·地理志》记载金代北京路共有41万余户，合人口246万，总数似乎比辽高的多。但辽金两代户口统计制度不同，辽只将从事农耕业的定居作人口为户口统计对象，而金的户口统计则包括猛安、谋克在内的各族人口。若农业民族与非农业民族各占一半的话，那么农业民族只有一百二十多万口。（注：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认为辽境内未着籍的人口包括部民、宫户以及媵户、二税户等，其中部民约15万户，宫户约10万户。这些未着籍人口主要分布在辽上京、中京地区，总户额应超过20万，与着籍人口户额接近。
）仅从劳动力条件来看，金代北京路的农业生产规模不但不比前朝大，反而有缩小的趋势。
金代北京路人口主要集中于辽西一带，其中义州、锦州、兴中府、建州人口密度最高，约在50—60人/km[2]。如果看一下地图，不难发现这几州或处在傍海道上，或位于大凌河沿岸，都地处交通冲要。交通因素对这里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无论金前期以上京为都，还是海陵王迁都燕京之后，“内地”与中原地区的交通往来主要行经这里，频繁的交通往来，促进了交通沿线的人口集中与农业开发。从考古发现看，临潢、北京两路各类农具的出土也以辽西一带为多。辽宁新民县前当地铺金代遗址发现有铧、镰等农具及聚落遗址[29]；法库县包家屯乡刘邦屯村金代居住址，发现有铁铧、铁犁镜、耥头等农具；[30]绥中县城后村发现有金代铧犁、耥头、铁犁牵引、铁锄、锄板、镰等农具[31]。此外在临潢路境内，今内蒙巴林右旗宝日勿苏镇老房身村发现金代大犁铧、小犁铧、犁镜、锄型器、锄钩、锄板、镰，从这些农具的形制看，与黑龙江肇东县八里城、辽宁绥中县城后村、新民县前当地铺、吉林集安县钟家村等金代遗址发现的农具基本一致[32]，都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
辽西之外北京路其他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强度都不如前潮。如大定府一带原奚人居住区，本是辽代塞外经济发展程度最好的地方，金代国家政治中心由西拉木伦河流域转向阿什河流域后，傍海道成为南北来往的主要通道，原来联系塞北与中原地区交通的大定府一线失去原有的区位优势，经济地位亦随之下降。金前期虽曾将奚人六猛安“徙居咸平、临潢、泰州”等地，而将女真人迁至奚地，但这样的迁移主要是出自于政治上的考虑，对于当地经济发展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与辽代相比，北京路临潢府一带的农业生产最显低落。金初省去辽12行政州、16头下州、31县的建置，曾一度设置临潢府路（后并入北京路），临潢府路辖境与辽上京道的核心区域基本相似，路下只置3州府，即临潢府、庆州、泰州，下辖7县。金对临潢府一带州县的省并是经过一番考虑的，被省并的或与辽祖先传说有关，或是祖先的重要活动地点，或是祖陵所在地。这些地方并不是发展农业生产最有利的地方，如永州、龙化州均在沙碛之中。通过这样一番省并，使农业开垦区更向临潢府附近集中。州县数额削减，人口与劳动力也相应减少。辽代以临潢府为核心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农垦区，仅农业人口就有50万左右，而金代包括非农业人口在内的全部人口也不过42万。人口锐减必然影响土地开垦量，并造成农业生产衰落。而农业生产衰落使人们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更差，因此在金代文献中屡屡见到赈济临潢饥民的记载。大定三年（1163年）金遭遇饥荒，世宗诏令“临潢汉民逐食于会宁府、济、信等州”[11]。临潢府一带的汉民是从事农耕生产的主要农业人口，饥荒发生后，附近地区的收成都同样不景气，才被迫令这里的农民到数百里之外的会宁府去觅食，可见这里的农业生产水平是较差的。大定九年又逢饥荒，朝廷再次诏令，赈临潢等地猛安、谋克户。[11]即使是在正常年份，临潢府的居民也常自给不足，所欠粮食需“藉北京等路商贩给之”，倘因粮价昂贵等原因未能按正常期限运来粮食，则一些“饥饿之徒”往往会聚众滋事，甚至做出“杀太尉马，毁太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为乱”的激烈举动。[33]（《董师中传》）
劳动力减少本来已经滞缓了农业发展进程，大量非农业性的劳役又进一步干扰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明昌四年（1193年），大理卿董师中曾上疏道：临潢一带“民有养马签军挑壕之役，财力大困，流移未复，米价甚贵”。[33]（《董师中传》）由此可知，临潢诸路的百姓主要困于三样重役，这就是养马、签军和挑壕，在这些重役的压力下，不但当地财力大困，而且也不断造成人口流移。
所谓养马是朝廷将国家官马的牧养地设在这里，辽代上京道即设有牧场，金袭辽制，初有五群牧所，世宗时改置为七，除合鲁椀、耶鲁椀两群牧所在临潢、泰州以及大定府武平县境外[34]（《岳志》），大多群牧所的设置地点已不可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临潢一带应占很大的比重。女真语称群牧所为“乌古鲁”，提控诸乌古鲁是主管群牧的主要官员。明昌四年（1193年）以庆州刺史石扶员兼任此职，庆州位在临潢府附近，以庆州刺史兼此职，可以说明群牧所在临潢路内最为集中，否则就不会形成如此兼职之例了。大片官牧场的出现，不但占用土地，而且需要调用劳动力，这一切必然要影响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签军则是金代的临时征兵制度，每遇军事征伐或边事，便下令签发青壮男子当兵。签发对象不仅限于女真人，也包括其他民族，如《金史·兵志》中载“凡汉军，有事则签取于民，事已则或亦放免”[34]（《岳志》）。由于签军的对象都是壮年成丁男子，故往往由于大量劳动力的签发，而影响农事。
挑壕则是更甚于养马、签军的一项重役。金中期为了防御来自蒙古草原游牧民族的侵扰，沿大兴安岭、阴山山脉一线修筑了长达万里的边壕。边壕是一项浩大、宏伟的工程，当时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是十分巨大的。临潢诸路邻近边壕，无论人，还是物的征发，都是最繁重的，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
本来临潢府一带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就比大定府一带差，加上养马、签军、挑壕等影响农业生产正常进行的重役，进一步拉大了两地之间农业生产的差距，使得临潢府一带的农业更显不振。大定府辖内则由于与中原地区主要交通道路的转移，促使农业垦殖重心由老哈河流域向辽西一带移动，辽西、辽东以及第二松花江沿线的农业垦殖区联为一体，共同构成东北地区的主要农业垦殖区。
金代是东北地区农业生产与地区开发的重要时期，通过这一时期的开发，不但农耕区向北有大幅度的扩展，而且形成了由上京会宁府经今第二松花江沿线，至辽东、辽西这一主要农业垦殖区，其它地区虽然也存在以插花地形式分布的农田，但开发深度与经济地位都不能与这一地区相比。农业垦殖区以外基本为游牧、渔猎等非农业生产形式的分布区。
金代对于东北地区的开发在东北地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形成的农耕区分布特征，对于后代有很大的影响，一直到清代同光放垦之前，东北地区仍基本维持着金代主要农业垦殖区的格局，并以此为中心，构成东北地区经济的基本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