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精神：李约瑟问题的钥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钥匙论文,理性论文,精神论文,李约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李约瑟问题中的科学应理解为科学技术之总体，且主要是技术。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学术研究中缺乏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的匮乏在文化的肇始阶段缘于地域特点，在汉之后则是由传统的学术建制造成的。经院哲学中理性主义的兴起是近代科学革命的原动力。
关键词 理性精神 李约瑟 科学技术
一
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卷二章）向世人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Galileo），哈维（Harvey），维萨留斯（Vesalius），格斯纳（Genser），牛顿（Newton）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这个问题被国际科技史界称为李约瑟问题（Needham Thesis）。
中外关于李约瑟问题的各种求解，均是以“近代之前中国科学领先于西方”为前提的。这个前提对许多人来说是无可辩驳的，我们认为有分析的必要：它在什么层次上成立？
在同一问题中，应在同一语义上使用同一个概念，李约瑟问题中的科学毫无疑问是指科学技术总体。我们认为在李约瑟问题中笼统地使用科学一词是不合适的，近代之前，科学和技术的关系与现在的情况相去甚远。现代社会形成了科学→技术→生产的进步模式，技术受制于科学，没有先进的科学就不会有领先的技术，也不会有发达的生产力。可以说，科学、技术两者的发展水平是一致的。在古代则不同，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模式是生产科学技术生产，科学与技术是分离的，技术的传播与延续的途径是生产劳动者经验的传递，而不是理论知识的学习，人们不是通过学习科学而获得技术。作为生产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技术而不是科学，科学只是通过人们的思想观念间接地影响生产。这样，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就有可能显示出不一致性。
当然，这里涉及到对科学概念的理解。科学随着历史演进而不断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古代、近代、现代有着各自的特点与形态，但是我们还是能找到贯穿始终的特征的，这就是理性（也称为科学理性），科学必须且一定能体现理性。具体地说，一方面是分析性，即要把自然作为独立于人之外的一极来研究；另一方面要有系统性，要努力透过现象总结出规律性，尤其是数量上的规律性，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对现象、经验的描述。
具备以上两个特征的科学是不是只有近代才有？我们认为不是，在近代之前，东西方都有。古希腊的托勒密本均轮模型，欧氏几何，阿基米德的力学，亚里斯多德的自然研究，中国古代墨家对光学的研究等等都属于我们所定义的科学之范畴。文德尔班曾指出：“如果我们把科学理解为理智为其自身而系统地追求的那种独立的自觉的认识活动，那么就在希腊人中，就在公元前第六世纪的希腊人中，我们第一次找到了这样的科学。”
以分析性、系统性为标准来考察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中世纪一千年间，这种意义上的科学从欧洲消失了；尽管中国此际出现了多部诸如《天工开物》这类的学术巨著，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知识，但上述意义上的科学却很寥寥。怀德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说：“从文化的历史和影响的广泛看来，中国的文明是世界上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文明，中国人就个人情况来说，从事研究的秉赋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中国科学毕竟是微渺的。”
美国学者席文（N.Sivin）曾指出：“公元1300年左右，中国的数理天文学达到了它的最高峰，然而即使在此时，在预报的准确性上，它还远不及托勒密在一千一百多年以前就已经掌握的一般水平。”[①]
金观涛等人对中西科技史实证的、计量的研究表明，在近代之前，中国科学发展水平只及技术发展水平的四分之一。[②]
总之，我们可以确凿地说，中世纪中国科技的领先主要是技术的领先，甚至只是技术的领先，科学在中国历来是贫乏的。
二
几十年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对李约瑟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给出了种种解答。一些学者包括早期李约瑟本人认为中国在地理上四面为山脉、沙漠及海洋所环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中国的科学技术无从交流而独立不兼，最终因日渐退化而导致落后。
一些学者如费正清等认为中国语言文字阻碍了科技的发展。汉字是象形文字，整体结构，属综合型，使得中国人的思维具有综合性，西欧的拼音文字属分析型，使得欧洲人善于分析型思维，而这正是科学发展所必需的。
最为流行的观点是制度决定论。杜石然等学者在《中国科技史稿》中指出：“中国科学技术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束缚所造成的。”[③]
第一种观点认为地理环境阻止了中西学术交流，这是有悖于史实的。在中国历史上，有着连绵不断的中外文化交流，问题在于中国科学从这些交流中得益很少，而西方则从对外交流中受启发而获利甚多。第二种观点亦不能使人信服，象形文字并不存在天生的表达缺陷。现代计算机技术表明，汉字在上机操作与抽象概念表达方面并不逊色于拼音文字。制度决定论从科技系统的外部环境着手，想用制度的先进与落后来解释科技水平的高低，在李约瑟问题上则颠倒了因果关系。资本主义制度无疑能推动科学发展，但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则是和科学的普及分不开的，可以说没有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就不会有后来的资本主义制度。
我们认为中国科学一直“微渺”的原因是中国文化开端就显露出来的、其后一直加剧的理性精神的匮乏。这种理性精神匮乏的结果首先表现在自中国文化开始起直至上个世纪初，对自然的研究在中国整个学术研究中的贫乏。其次，就其极少的自然研究来看，其层次是很低的，基本上没有超出经验的层次，很难见到系统的研究。
我们到两种文明的源头去看看。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从早期英雄神话时代进入哲学、科学启蒙阶段，米利都学派的出现标志着神话时代的结束和理性精神的开始，人和自然从原始统一走向分离，确立了人在自然界中至上的地位。普罗泰哥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理性的确立导致了人们对自然的普遍兴趣，促成了注重自然研究的学术传统。亚里斯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于较大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动以及宇宙之创始作出说明。”古希腊的哲学家大多是科学家，如泰勒斯是一位天文学家，阿那克西曼德是天文学家，阿里克西美尼是位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精于数学，有的甚至还是专家，如毕达哥拉斯，芝诺，普罗泰戈拉，柏拉图等。
中国学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殷商、东周的巫史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历着从原始宗教向理性觉醒的过渡，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然而这种过渡可以说一直没有结束，宗教与哲学始终没有发生彻底的分离。庄子首倡神秘的“仙人”、“真人”、“不死药”诸说，从而成为后来中国特有的那种神仙宗教观的滥觞。战国时代的阴阳五行、卜筮星占等流派更具极其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自然研究一直处于配角的位置。在诸子百家中，只有墨家较多地研究过自然，取得一系列见解。墨子、荀子，管子等几人具有算术方面的心得，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数学。许多人对论证的逻辑问题感兴趣，但没有系统的研究，甚至没有提出过完整纯粹的逻辑问题，与亚里斯多德式的形式逻辑系统相去太远。
自五世纪开始，西方就鲜有新的科学成果出现。中国在中世纪千余年间则集聚了大量的成果，但如前所述，这些成果在技术方面停滞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经验工艺的水平上，在理论上始终贯穿着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变幻莫测的道、气等概念来建构学术体系，如阴阳概念至今仍是中医的医理基本用语。许多著作如《抱朴子》，《梦溪笔谈》，《本草纲目》中混有大量的荒诞不经的反科学的成份。在数学方面，以解题为主体，虽也涉及某些高深的运算，但几乎没有抽象出数的概念，基本上停留于算术层次上。中西理性精神的差异在炼丹术与炼金术的比较中生动地显示了出来。中国的炼丹术与西方的炼金术在时间上基本相同，但其所体现的思想却大相径庭。炼金术的理论基础是贱金属通过冶炼可以变成贵金属从而发财致富；炼丹术的逻辑则是通过冶炼，浓缩其精华，获得生命之精髓（仙丹），从而长生不死。中西理性精神之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理性精神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中西在对待外域科学成果上的迥异。西方从阿拉伯、中国、埃及等地吸取了大量的成果。中国对外域成果则表现出罕见的迟钝与漠然直至拒绝吸收。阿拉伯数字本为印度人首创，经阿拉伯人传至欧洲，欧洲人很快接收并增添了数字零，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中国和印度、阿拉伯地区的交流连绵不断（佛教，伊斯兰教的传入，古丝绸之路的存在等便是最好的证明），但对阿拉伯数字的吸收与普遍接受则是很晚的事情，且是从欧洲人那里学来的。康熙年间，西方传教士带进欧洲近代科学，康熙不仅本人极感兴趣，费力钻研，而且设立国家机构专门研究，广泛奖掖国人研习，颁行西历，而结果是其所作努力与其一同归西。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理性精神何以如此匮乏？
三
李约瑟博士曾经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中指出：“在人类了解自然和控制自然方面，中国人是有过贡献的，而且贡献是伟大的，象伽利略和维萨里斯等一类人物之所以都出生在欧洲，很可能完全不是因为欧洲人有什么内在的优越性，而是由于欧洲有一些有利的环境，而这些有利因素过去没有，也不可能在其他民族的不同地理背景，及受其影响的不同社会进程中发生作用罢了。”这种把中国近代科学的落后直接归于地理因素的观点为许多学者所批判，也是我们不敢苟同的，但这段话给了我们许多启示。我们认为中国理性精神的匮乏在文化肇始端确是由中国当时所处的地域特点决定的。
恩格斯曾经指出劳动创造了人。人的理性、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必然是劳动的结果。对于早期的人类来说，其活动方式基本上受制于环境。地域决定着劳动方式从而给孕育中的思维模式以深深的地域的烙印。作为欧洲文明源头的古希腊，由地中海、爱琴海中一系列岛屿组成的内陆多山而土地贫瘠，航海捕捞是希腊人最重要的生产劳动，这不仅为考古学所证实，更可从古希腊神话中窥见一斑。海上作业与陆上活动相比，自然力对人们的危害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航海也是较陆上作业远为危险的活动）。残酷的自然力无数次地吞噬人的生命，血的教训使得希腊人一点一点地觉醒：自然是人的对立面，是压迫人的力量。对自然的关注也就成为人们日常活动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数量关系对航海活动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航线的确认，时间、重量、里程的计算，船只的建造等等都要求尽可能地准确，差之毫厘，就可能使众多生命葬身大海，这种缘于求生的本能引导着古希腊人对数量的关注。总之，求生意识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终于在公元前六世纪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彻底决裂，理性得到了高度的张扬。
中国文明发祥于黄河流域，稍后亦见于长江流域，很长时期中国人基本生活于以黄河、长江为轴心的广大内陆地区。地理学、史学的研究表明这个区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适宜，总之自然条件比较优越，这就使得早期的中国人不必过分地因生存的需要而去关注自然，从而把目光转向社会。这种因自然条件的优越而导致的人们轻自然重社会的意识经过漫长的历史沉淀形成了中国文化肇始端的人文学术研究的昌盛与自然研究的贫乏并存的格局。
这种缘于地域特点的文化开端就显示出来的理性精神的差异是不是注定要延续下去，亦即中国后来的理性精神的匮乏也是由地域特点决定的吗？
我们说不是这样。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地域限制作用越来越小，社会的作用越来越大。就理性精神的发展来看，文化发端后社会的学术建制逐渐取代地域特点成为决定性的因素。纪元以后中国理性精神的匮乏是由于中国长期的传统学术建制阻碍了理性的培育。
自汉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研究儒家经典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后，社会更是通过“学而优则仕”的方式，以功名利禄为诱饵，把无数最优秀的本可以钻研科学的学者吸附到研究“经世致用”之列。钻研自然，致力于发明创造则被贬为雕虫小技。这期间所取得的成果，或为屡试不第的举子的自慰之为，或为仕途失意的谪官的消闲之娱，不一而足，总之均为业余之事。这种学术文化体系非常适合于巩固和稳定社会结构的需要，因而一直难以被思想和历史的发展所冲破，多次外域的理性思想的冲击均被之消解。
章太炎曾说“吾国民之常性，所察在常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驳建立孔教议》）
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这样的学术建制下，理性精神何以能发育！科学何以能成长！
四
作为李约瑟问题的一个层面，科学何以能从黑暗的中世纪走出来并发生革命？中世纪的欧洲处于基督教的禁锢之中，经院哲学成了欧洲的主导学术研究。科学先烈淋漓的鲜血早已表明基督教对科学的残暴迫害，正是这种迫害使得文明的欧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黑暗。文明的曙光是从哪儿闪烁出来的呢？
在中世纪初期，教会禁止一切科学研究活动，宣称信仰就是一切，钝化了人们的理性思维，科学受到了致命的一击，这就是公元六、七世纪至九、十世纪的欧洲学术真正的黑暗期。对于已有一千多年理性传统的欧洲人来说，任何独断都是不可接受的，至少是在潜意识中。或许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出于自身权威的需要，经院哲学中唯理派兴盛起来了，其代表人物便是托马斯·阿奎那。他认为知识的来源有两个，一是基督教的信仰，一是人类理性所推出的真理。这两个源头是相容的，神的存在可以用推理来加以证明。他还按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建立了自己的体系。经院哲学因此达到了最高水平，深入人心，牢固持久。
安瑟伦（Anselm）曾指出：“应该由信仰进展到理性。”[④]
丹皮尔曾说过：“如果我们以为经院哲学以及后来由它产生的正统罗马神学反对或轻视理性，那就完全错了。那是早期的态度，例如安瑟伦就害怕当代唯名论者使用他们的理性，但后期的经院派并不贬低理性。相反地，他们认为人的理性是为了了解和检验神与自然而形成的。他们自称要对整个存在的体系给予理性的说明，只不过我们看来，他们的前提有问题罢了。[⑤]
经院哲学引进了理性，实际上使得自己孕育了否定自身的种子。它一方面引导人们从概念到概念，沉溺于玄想空谈之中，而不去关注自然，从而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强调推理，敏锐了人们的思维，恢复了古希腊开始的理性传统，从而为科学革命奠定了基础。
“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采取了解释者的态度，创造性的实验研究是与他们的观念不相合的。可是他们理性的唯知主义，不但保持了而且还加强了逻辑分析的精神，他们关于神与世界是人可了解的假设，也使得西欧聪明才智之士产生了一种即使不自觉的也是十分可贵的信心，即相信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和一致的；没有这种信心，就不会有人去进行科学研究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一旦摆脱了经院哲学权威的桎梏，就吸取了经院哲学的方法给予他们的教训。他们本着自然是一致的和可以了解的信念，开始进行观察，用归纳的方法形成假设以便解释他们的观察结果，然后运用逻辑的推理演绎出推论，再用实验去加以检验。经院哲学训练了他们，结果反而叫这些人把它摧毁。”[⑥]
比较中世纪中西学术就可以看出，几乎贯穿西方全部历史的理性精神是近代科学在欧洲兴起的基础。这种理性发端于古希腊，在一千年后的中世纪早期受到教会的摧残，随着十一世纪经院哲学中唯理派的兴起而恢复、发展，纠正了人们早期被误导的思维模式与心理模式。因此当阿拉伯人把古希腊和其它民族的文明带到欧洲后，欧洲不仅很快地消化吸收了，还从中获得启示进行再创造，很快超过了阿拉伯人。在理性精神复兴后四五百年的十七世纪发生近代科学革命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