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天池[1]2003年在《中国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进步是贫困地区跨世纪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分析研究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式和途径，对于促进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与转换过程、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乃至跨世纪稳定脱贫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县域经济是县域范围内所有经济活动的总和，是社会经济功能比较完善的基本单元，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部分，既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部，属于中观经济和区域经济范畴，又是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结合部，是实现国家对整个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的重要环节，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层次，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中间桥梁作用。但遗憾的是，我国经济学界对县域经济研究甚少，重视程度也远远不够。 贫困地区县域经济是将贫困问题和县域经济结合起来加以研究的，通过对现存贫困地区的特色研究，采用共性分析与个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力求为贫困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些应用方面的指导。 贫困是贫困地区最普遍的社会经济特征，贫困的大面积存在及消极影响是贫困地区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最基本原因。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但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贫困问题仍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处理得不好就有可能产生许多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要从我国国情出发，革除一切羁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调动各种积极因素，脚踏实地全面有效的建设社会主义，以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得到了解放，整个国民经济空前发展，扶贫工作取碍了巨大成就，但我们不应忽视，目前我国农村仍然有两千多贫困人口，其中大部分贫困程度很深，解决起来也很困难。单靠政策和财政扶贫来解决贫困问题，从长远来看是不可行的，贫困地区所欠缺的不仅仅是资金和政策支持，还欠缺先进的文化观念和先进的生产力。要反贫，不能单靠政策扶持和资金扶持，更重要的是观念扶贫，为贫困地区传播先进的文化观念内容提要和先进的生产力，使贫困地区的人们能够从观念上加以转变，对一本地区、对自己有更进一步的科学认识，充分发挥本地区自身的比较优势，结合本地实情，选择一条适合本地区的发展道路实现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从而最终消除贫困.这也是笔者之所以选择这一问题作为博士论文题目的直接原因，也是笔者衷心希望之所在。 本文共分九章，各章节安排如下: 第·章为导言，首先介绍了本题的选题背景，并在分析了县域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基础上，简要分析了我国的贫困现状，进而确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指出了研究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问题的深远意义. 第二章研究我国县域经济的基本分类及其特征。在研究了我国县域经济的基本分类、我国县域经济的差异比较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我国贫困地区县域经济的基本特征，分析了贫困形成的自然客观原因，并进而从理论上分析了贫困形成的根源。 第叁章主要研究贫困地区资源开发与县域经济发展，讨论了各种资源在县域经济中的存在形态及其开发模式。 第匹章主要研究贫困地区非公有经济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讨论了丽公有经济科学性质，简要回顾了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历程，并指出了贫困地区发展非公有经济的必要性及其重要作用，同时也分析了贫困地区非公有经济发展的阻碍及其对策。 第五章研究了贫困地区农业问题与县域经济发展。在本章，笔者探讨了贫困地区面临的农业问题、农业结构调整，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等等，同时也对贫困地区的土地流转进行详细的分析。 第六章探讨了贫困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与县域经济发展，指出了“叁农”间题的实质其实就是农民过多的问题，要想切实解决叁农问题，单靠发展农村经济是不够的，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减少农民。 第七章主要研究贫困地区民族经济与县域经济发展。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比重高，是我国贫困地区分布最集中、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笔者‘首先分析了民族地区落后的原因，同时分析了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优劣势己经发展战略。 第八章研究了贫困地区县级财政与县域经济发展。县级财政困难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问一题，但是相对其他地区而言、贫困地区的县级财政面临的困难更多内容提要更大，因此，在这里，笔者重点分析了造成贫困地区县级财政困难的原因，进而提出了解决贫困地区县级财政困难的对策与建议。 最后一章研究了贫困地区县级政府机构改革与县域经济发展。与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相比，贫困地区政府机构改革问题更多、难度更大。因此，从理论上积极探索贫困地区县级政府机构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徐丽媛[2]2015年在《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部贫困地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占全国贫困地区的四分之一以上,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总体上有了较大发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至今发展不快,且中部贫困地区与中部革命老区存在高度的重合,90%以上的贫困地区都是革命老区,贫困问题依然突出,2013年,中部贫困地区130个贫困老区农村贫困人口1323.03万余人,占其总人口的19.14%,占中部六省贫困人口的49.57%。马克思说：“竞争是挡不住的洪流。”竞争有利于倒逼贫困地区改进发展模式,提高地方政府执政水平。提升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是缓解贫困的重要途径之一。要实现中部贫困地区稳步脱贫和持续发展,培育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是关键。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的内涵是什么,其现状如何,各贫困地区竞争力的优势与劣势何在?这些都需要详细系统地研究。为此,本文综合运用比较分析、系统分析、实证分析和政策分析等多种方法对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的内涵、发展阶段、价值取向系统梳理,在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进行实证比较评价,找出各自的比较优势与不足,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主要研究成果有：1、界定了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的概念,对其所处阶段进行定位,并阐述其价值取向。基于对竞争力内涵的理解,结合贫困地区的特点,认为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是指以脱贫奔小康为目标的中部贫困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禀赋基础、市场活力、内生能力和制度保障力的统一体,这些能力综合反映在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环境、科教、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政府作用等方面。综合竞争优势阶段划分理论和工业化阶段理论,分析得出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处于要素推动阶段,产业竞争优势表现为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及开采利用效率,要素禀赋的竞争是其竞争的主要形式。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价值取向应包括以人为本、公平与效率统一、自生能力培育、以及环境友好四个方面,分别是其基础价值取向、根本价值取向、核心价值取向和目标价值取向。2、运用了SWOT方法和反馈基模分析方法对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环境和所处的时代背景进行分析。通过SWOT方法分析发现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地缘性、劳动力、自然资源和革命作风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且面临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中部崛起、及产业梯度转移加速等的良好机遇,但同时并存着资金积累不足、基础设施落后、劳动力水平低及收入外部性依赖强等劣势,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相互挤压、难以持续的低成本优势等的挑战,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的发展需要新的思路与突破。运用反馈基模分析方法,可以发现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动态性系统,由经济、社会、科技、教育、文化、环境等诸多子系统构成,且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彼此影响。要促进中部贫困地区全面发展,不仅要对症下药,更需要统筹谋划；不仅要借助外力,还要促进内生；不仅要规划未来,还要吸取教训；不仅要关注当下,还要考虑长远。3、构建了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在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概念界定的基础上,结合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从禀赋基础、市场活力、内生能力和制度保障四个维度构建了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4、运用客观赋权的熵权法对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构成要素的权重分析发现,禀赋基础、市场活力、内生能力和制度保障四方面对中部贫困地区综合竞争力的影响有大小之分,具体为：市场活力>禀赋基础>内生能力>制度保障。市场活力中开放程度影响最大,禀赋基础中经济水平影响最大,内生能力中科技创新影响最大,制度保障中在制度扶贫影响最大。可见,中部贫困地区要提高综合竞争力,扩大对外开放、增强经济实力,加强科技创新发展,切实履行国家扶贫制度解决贫困问题,是其关键点。5、采用两层评价法对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进行系统评价分析,首先在整体评级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建立综合实力评价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评价出中部六省130个贫困老区中20个竞争力评价代表县；然后,以2011-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熵权TOPSIS法对这20个贫困县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进行了动静态评价和分析。分析发现,相比于综合实力,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在排名上有一些重大变化,这与理论上综合实力与综合竞争力关系的论述相符合；静态上,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由禀赋基础、市场活力、内生能力和制度保障四方面共同决定,不存在某一构成要素竞争力起到决定性作用。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竞争力相差不大且普遍不高；动态上,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排名叁年内整体变动不大,个别县有较大的调整；总体上,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处于较低的阶段,这与本文第五章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的阶段定位相应证。6、根据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结合全文的定性分析,本文认为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的提升主要应考虑以下方面：扶持符合地区禀赋的特色产业,打造优势集群,增强经济实力；实行生态补偿,协调区域发展；抓住机遇,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融入特色经济圈；确保基础先行,强化支持能力；针对性培育人力资源,提高劳动者素质；推进医疗卫生体系标准建设,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大力孵化地方性人才,培育内生能力；精准扶助贫困人口,强化财政扶持政策；明确政府责任,强化统筹职能。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突破关于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重于发展模式、路径等传统分析的局限性,选择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比较作为研究焦点。这呼应了党的十八大提出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采用了两层评价法对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进行系统评价研究。并基于竞争力一级评价指标、分四方面进行管理对策确定研究。论文研究提出了新的概念,对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的内涵、阶段定位以及价值取向进行了详细分析。在研究视角、内容和方法上进行了创新,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刘宏霞[3]2006年在《甘肃省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文中提出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范围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处于承上启下、连接城乡、沟通各业的地位。本世纪初,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壮大县域经济”,十六届叁中全会又提出“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薄弱环节,县域经济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经济学界的重视。甘肃是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省份,县域经济是全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基础环节,也是最薄弱环节。而贫困地区由于具有交通不便、资源匮乏、信息闭塞、自然灾害频繁等特征,因此多数贫困地区县域经济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基础,农业是县域的主要就业渠道和收入来源。县域经济落后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不合理、所有制结构比例失调、市场经济发展迟缓,资金匮乏,技术落后,文化教育水平低下,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开发与利用。所以,甘肃省贫困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程度关系到全省经济综合实力的提高幅度,关系到贫困县致富奔小康的速度。本文以县域经济理论为研究前提和基础,立足于甘肃省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对其县域经济发展的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从甘肃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入手,全面分析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问题,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对贫困县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同时将41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分为四类。在此基础上,明确了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发展模式选择的原则,构建了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路,提出了适合于甘肃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几种模式,分别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模式、特色经济发展模式、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劳务经济发展模式、经济联合发展模式。最后指出要促进甘肃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就必须:1转变政府职能,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2开发综合扶贫项目,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脱贫能力3以特色化为核心,突出地方特色,培育和发展县域主导产业4实施工业强县战略,加速农村工业化进程5小城镇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6增加财政支农的投入,加大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7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周金堂[4]2013年在《井冈山革命老区新世纪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井冈山革命老区“五县一市”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江西省辖区的井冈山市、永新县、遂川县和莲花县,湖南省辖区的炎陵县和茶陵县。井冈山革命老区是集老区、山区和贫困地区为一身的特殊区域,区域面积12229.8平方公里,人口224.2万,2010年地方生产总值为290.8亿元,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多种原因,目前,在全国、在中部范围,该区域还处于欠发达状态,其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进程迟缓,信息化、城镇化水平低,经济总量规模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少,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均低于全国及所在省、地级市的平均水平。对井冈山革命老区新世纪县域经济的研究,在论文的引言和第一章中,主要运用中西方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观点,并结合中央实施的中部崛起战略以及罗霄山区片区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规划实施的具体实际来展开。论文从发现问题入手,通过对问题产生的背景、原因的研究,分析老区要素禀赋、发展基础、规制现状、政策环境、矛盾、困难、机遇、潜力等,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选题根据我国现有的区域经济和县域经济发展实践探索与理论总结的成果,在论文的第二章、第叁章、第四章、第五章中,围绕“五县一市”县域经济发展实践,重点对湖南、江西两省以及株洲、吉安和萍乡叁市新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和实施统筹协调发展的情况与井冈山老区”五县一市”进行比较和实证分析。对井冈山“五县一市”县域经济发展面临区位条件差,区域行政管理分割,制度安排不平衡,县域之间协调发展联动性差,发展水平不如全国及所在省、地级市平均水平,特别是新型工业化推进难,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困难多,转变发展方式压力大,扶贫开发任务重,红色绿色资源开发有项目缺资金,人口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与老区人力资源开发的实际不匹配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论证,提出要把老区建设成为“绿色、红色产业重点发展的示范区,后发优势整体释放的振兴发展区,和谐秀美的宜业、宜居、宜游的幸福区”的构想。论文的第六章以形成有利于问题解决的政策建议和决策参考为难点和创新点,提出发展老区县域经济,加快减贫步伐,实现中部崛起,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围绕建设“新叁区”,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重心移向老区,把扩大内需,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政策措施落实到老区,把深化改革设计、完善制度安排的重心转向老区、山区、贫困地区；必须加快革命老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步伐,不断提高城镇化和农村农业现代化水平,加大红色文化、红色旅游开发力度,努力构建“红”、“绿”、“古”产业相互依托、相互促进、联动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必须注重总结老区转型发展的新经验、新模式,不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平台、创建新机制,开辟新途径。论文的结语根据分析研判结果,提出建设“新叁区”需要继续关注政策的统一性、平衡性、协调性,发展的整体性、一体化、可持续,社会事业公共服务的均化等问题。强调了绿色、红色产业发展既要适合各县县情,又要具有区域特色和成长性；后发优势的发挥要有利于“五县一市”发展强项更强,传统特色更特、优势产业更优。研究结论明确提出”新叁区”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增进老区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归宿。论文在分析“老叁区”变成“新叁区”的可能性可行性基础上,对壮大县域经济、振兴老区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价值、重要作用与意义进行了概括。论文提出：把井冈山革命老区建设好是尊重历史、不忘历史,对老区人民最好的回报：支持井冈山革命老区联动协调发展能给全国老区、山区、贫困地区的发展树立标杆,带来希望；加速“五县一市”“新叁区”的建设,能为中部崛起战略的成功实施和全而建成小康社会添砖加瓦。其重要意义在于：建设井冈山革命老区有利于兑现执政党的承诺,实现先富帮后富的区域协调平衡发展；有利于履行立党宗旨,真心实意为老区人民谋福祉；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加快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步伐,让革命老区、山区、贫困地区人民共享实现中国梦的幸福与快乐。
刘溢海[5]2007年在《中国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将国内外有关县域经济的研究内容和基本观点进行统计分析,结合国内外的实践经验,指出中国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路。
罗仲平[6]2006年在《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增长点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步入工业化中期,总体上达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阶段。这一阶段工农业均有大步发展,但是区域发展差距有所拉大,“二元结构”矛盾十分突出,经济社会矛盾交替激荡。“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科学发展观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发展中化解矛盾,必须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坚持“五个统筹”,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支持乡村,是新时期新阶段新条件下实现城乡协调、区域和谐、社会和谐和全面小康的现实选择。“五个统筹”首要的是统筹城乡发展。县域既是城乡结合部,又是工农汇集地。县域经济囊括工农、涵盖城乡,是国家管理的基本单位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单元,历代都受到高度关注:《史记》讲“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县域经济发展,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在重新审视县域和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壮大县域经济”。县域范围内城镇乡经济共生,叁次产业并存,多种经济形式和谐共存。发展县域经济,形成特色,是协调叁次产业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的重要地域依托。目前,我国发展中存在的二元矛盾突出、城乡结构不协调、区域发展特色不鲜明等诸多矛盾,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归结为县域经济发展滞后;县域经济发展不到位的小康是不全面、不均衡的小康,县域经济发展不到位的和谐是不长久、不稳固的和谐。县域经济首先必须“壮大”,夯实经济基础、壮大经济实力;着眼建立缓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效机制、把握“两种趋向”,县域经济还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走“发展”之路,发展特色经济、培育增长点。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现实道路是培育经济增长点。县域的空间范围、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经济基础等等都决定了县域经济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全面开花,应该是立足资源禀赋特点、发挥比较优势、采取重点突破,发展特色经济,这也就是走增长点培育道路。培育增长点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在西部地区的具体体现。西部县域经济培育就是要依据县域的资源禀赋和历史传承,把产业结构调整和城乡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从相辅相承的产业和地域两个空间上培育以优势产业、特色产业、生态旅游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增长点,和以县城牵头、中心镇承接的链式接续的空间增长点,坚持点面结合,以点带面,壮大县域经济,形成区域特色经济。全文将分析对象聚焦于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增长点的培育,包括六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章,从概述县域经济和县域经济增长点的内涵着手,对有关县域经济增长点的相关论述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并分析了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增长点培育的现状和困境。第二部分包括第叁、四、五和六章,是专题研究部分,分别从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增长点培育的机理分析、模式构建、路径探索和制度创新四个侧面展开。论文根据新时期、新形势,进一步阐述了县域经济在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区域格局中的特殊重要地位。作为城乡结合部和工农业交汇点的县域经济,历来受到中央的重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县的历史命运如何,县域经济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何种角色?论文总结发展中大国搞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中央的决策,认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道路相互交织、同步推进的道路。占我国国土面积70.4%,承载70.9%人口的县域,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第一战场,是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前沿阵地,也是承载部分农业人口转移、实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空间载体。因而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现代化和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担负着重大使命。党的十六大提出“壮大县域经济”,“十一五”规划要求“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正是对县域经济认识的步步到位和充分肯定。论文根据我国的县情和西部地区具体区情,阐明培育增长点是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反差强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叁农”问题突出,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区情复杂、差异巨大,进行了初步资源开发,但尚未形成优势,开展了小城镇建设,但尚不足以带动广大农村经济发展。因而县域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既不可能是“均衡发展”,也不宜选取简单的“非均衡发展”,必须走非均衡协调发展之路,其实现形式既增长点培育。进而“以线串点,以点带面”,推动“叁产互动”、“城乡相融”,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论文提出县域经济增长点培育是产业阵容和空间载体的统一,必须以小城镇建设支持产业集聚;以产业发展推动城镇建设。论文从经济活动的产业集聚和人口分布的循优推移视角阐述了县域经济增长点的形成机理。县域经济增长点同时涵盖两个空间:既是经济活动追求规模经济效益和集聚经济效应形成的推进型优势产业部门,又是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分布的县城、中心镇和经济活动集中发展区等优势区位。县域经济增长点形成过程的实质是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互动推演过程:产业集聚为城市地域空间扩展和城镇化水平提高提供产业支撑;城镇化又为产业集聚的生成、发展和壮大提供空间载体,人口集聚则是产业集聚和空间集聚的指示器,引导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互动协调。论文通过实证分析,动态描述了县域经济增长点培育的产业成长和空间演进过程。论文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分析了县域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模式。论文运用县域经济增长点成长机理,定义了产业区位商和空间集聚指数两个反映产业集聚效应和空间集聚效应的指标,采用二维理论构建起县域经济增长点培育的理论模型,推导出辐射型、自生型、推动型叁种县域经济增长点培育的理论模式;分析了县域经济增长点培育模式的形成、发展、转换和升级过程。论文探索了西部县域经济增长点培育的制度创新。论文认为,制度创新是西部县域经济增长点培育的前提和保障,探讨了政府管理体制创新、财政金融制度创新和土地经营制度创新问题。论文认为,县域经济增长点的培育主体是政府,提高政府执行力和转变政府职能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内在要求;财政金融制度创新是县域经济增长点培育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支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和土地使用权流转是县域经济增长点培育的基础。
崔征[7]2011年在《内陆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突破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范围的区域经济,它处于承上启下、联接城乡各个产业发展的中心环节。内陆欠发达地区由于长期受经济实力有限、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优势资源匮乏等因素的制约,其县域经济始终处于发展周期的初级阶段。近年来,中央政府多次提出要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十二五”期间,中国的经济将更加注重向内陆及纵深领域的开发,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战略上的保证,也为内陆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如何尽早突破瓶颈,实现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阶段性跨越,既是实践中的重要工作,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在这种大的背景下,论文从区域经济及县域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入手,针对内陆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从发展环境、经济相对落后的原因及其落后县域经济的主要特点等多个方面对中国内陆落后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从国家发展战略出发,结合内陆落后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突破的内在要求,从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起飞阶段的特征入手,分析其经济突破性发展的可行性及其实现模式,在此基础上对发展过程中资源配置的内在需求、政府及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关键因素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同时论文还以吉林省通榆县这个国家贫困县这几年来的经济发展为例,对其经济发展的突破过程进行了全面分析,总结了其县域经济起飞阶段的主要经验,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内陆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及实证性经验。论文以落后地区县域经济当前发展面临的问题为背景,以经济发展生命周期的起飞阶段为重点,以一个典型的经济落后地区的国家级贫困县的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展过程为基础,系统地研究了落后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环节、创新机制与运行模式。全文由五个主要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首先对县域经济概念、特征、组成要素、结构及其功能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其次对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及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进行了综述,包括对区域增长极理论、区域发展理论、资源配置理论、优势与分工合作理论等相关内容的主要研究情况的总结,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论文研究基础。第二部分,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针对落后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特征进行了分析,从理论角度探讨了内陆落后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发展阶段及其在当前时期需要重点解决的关键环节,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律及宏观背景进行了分析。主要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分析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概况,内陆落后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以及县域经济发展的潜力等,提出了内陆落后地区县域经济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更好地设计并进入到其起飞阶段。同时,论文还从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出发,通过通榆县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对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的特点、问题与困境及形成困境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进一步对落后地区县域经济起飞的研究进行了准备。第叁部分,重点研究了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定位。先从其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出发,结合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其起飞阶段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分类,从发展方式上看,主要分为跨越式发展模式与常规式发展模式;从产业特点上看,有优先发展工业及工业产业的方式,也有优先发展农业产业的方式,并对其发展的关键进行了提练。在此基础上,通过对通榆县典型问题的分析,从国家战略布局及其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找出了其战略定位的重要特征性因素。确定了生态环保是其产业发展的核心内容,提练出了其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关键在工业,经济发展的根本在生态的发展思路,建立了通榆县产业发展的重点:生态发电工业、生态农业及生态旅游业叁大发展产业。并以生态发电工业为经济发展的突破重点,确定了经济起飞的关键路径,为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突破的战略选择提供了进一步分析的方法及内容。第四部分,重点研究了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突破实施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从整体上进一步探讨了其经济发展中各种资源配置的内在要求,特别是从政府作用及多主体经济博弈角度对内陆落后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分析了其经济发展起飞阶段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制度优化的一般模式,并从通榆县经济发展的实施过程及运行数据中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内陆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突破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的解决,特点是在市场经济还处于不发达的特殊时期,建立好适应县域经济发展需要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是非常关键的任务。它对市场机制的创新、县级政府的工作方式创新、及企业动作模式的创新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五部分,从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的长远发展出发,以经济关联及经济协调理论为基础,运用经济模拟技术,对实现经济起飞之后的县域经济进行了研究,构建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模拟模型,重点讨论了通过一两个重点产业的快速发展,实现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进而带动整个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各种资源的配置及产业发展的规律会有怎样的特别要求都需要从理论到实证上的深入分析。论文对此运用了通榆县经济发展的真实数据进行了模拟分析,进一步找出了内陆落后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就其发现的经济现象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通篇以内陆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为主线,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及实证经济研究作出了一些深入性研究,丰富了县域经济理论研究的内涵,突破了一些传统研究的角度,把县域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展机制和模式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探讨了影响内陆落后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具体运行机制和模式,在研究角度和切入点方面都有所创新。并从通榆县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通过借鉴国内外其它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与经验,对其发展的过程进行理论提升及经验总结,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内陆落后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运行机制与发展模式的创新性建议。
廖乐焕[8]2007年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是我国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各民族人民的共同繁荣与发展，是党和政府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有了长足地进步与发展，但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较，仍然处于贫困与落后状态。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水平低，这种贫困与落后又主要体现为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落后与不发达。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并且创新发展思路，这是逐步缩小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和城乡差别、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切实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内在要求。论文主要以内生外化的系统抽象法为指导，自觉站在少数民族地区县域劳动者的立场与角度，对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现象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与思考，提出了以少数民族农牧民为基本主体的自主创新发展战略，力图揭示出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本质性与规律性的认识与观点。论文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是以少数民族地区县域劳动者为主体的、以实现县域劳动者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传统农业文明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转变为核心内容的行政性区域经济。人类社会经济史充分表明：经济是人的经济，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活动：经济发展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涉及物，但无论自然物还是人改造的物，都是经济活动的条件和手段，而不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因此，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主体不是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的资源、资金、区位等“物”，而只能是人，即少数民族地区县域劳动者，包括少数民族农牧民和县域其他劳动者。在明确少数民族地区县域劳动者经济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展开就是对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本质及其核心内容的规定。以人为主体的经济，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本质和根本目的不仅仅是增加物或者占有物，更重要的是发展人，即促进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实现和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县域来说，县域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从生产上增加更多的县域物质财富，也不仅仅是从分配上获得或者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更好地促进县域劳动者的劳动解放与自由发展，即实现县域劳动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业文明时代向工业文明时代转变。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县域劳动者生产方式的转变集中体现在特色经济的发展，而生活方式的转变则集中体现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少数民族地区县域劳动者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之间的转变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内在统一的。生产方式的转变决定着生活方式的转变，生活方式的转变也会促进或者制约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县域劳动者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并不否认少数民族地区县域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领导地位与保障功能。这种领导地位与保障功能主要体现在：一是制定科学合理的县域经济发展规划及相应的政策法规；二是建设和改善县域经济发展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叁是不断推进县域经济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合作。在工业文明时代，县域政府的这种领导地位与保障功能，不再是以管制者的身份来实现，而是通过提供公共服务以服务者的身份来实现。因此，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必须建设少数民族地区服务型县域政府。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县域服务型政府建设，就是要通过改革县域政府的机构、职能、执政理念以及执政方式，实现县域政府由全能式的管制型政府向主要以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有限责任政府转变，以促进县域经济健康、快速、协调发展。综观全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论文力图在以下两个方面所有突破：1．牢固确立少数民族地区县域劳动者(包括少数民族农牧民和县域其他劳动者)在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与其他相关的研究论着不同，本论文以明确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县域劳动者的经济主体地位为首要环节，由此进一步规定了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即少数民族地区县域劳动者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传统农业文明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转变，集中体现为发展特色经济和推进农村城镇化。同时，对少数民族地区县域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与县域政府的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进行了严格区分。2．始终抓住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特殊矛盾。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特殊矛盾，决定于特殊的经济主体及其经济活动的地域性，并集中体现在县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民族经济发展的对立统一。在论文内容上，具体体现在：明确规定少数民族农牧民是县域经济基本主体；把少数民族文化、边境民族贸易视为特色第叁产业的重要内容；强调构建县域绿色城镇等。
杨海[9]2008年在《云南省贫困县域人文社会和谐发展评价及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不可否认,在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县域,人民和政府都需要通过经济的强劲增长最终达到生活水平提高的目的,但经济社会发展并不总是促进人文社会的发展,当我们比较各国和地区发展时,会发现社会的经济发展与人文发展有时会有较大出入。而长期以来,各国政府均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某一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的指标,然而,随着人口、资源、环境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并日益加剧,国际社会对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社会发展水平,普遍产生了疑问,提出:社会的人文发展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并不相同,因此人类不应该只重视实物和货币的增长,还应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考虑,如教育程度、预期寿命、卫生状况等等,这些指标反映了社会的全面发展,是衡量区域人文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标志,在这种宏观背景下,人文发展理所当然地成为贫困县域和谐发展的目标。本文选取云南省贫困县域的人文社会发展状况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应用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在界定贫困县域概念,融入人文社会发展理念的基础上,梳理云南省贫困县域人文社会和谐发展的支撑条件,通过筛取贫困县域人文社会和谐发展指标、构建县域人文社会和谐发展评价方法,探讨云南省贫困县域人文社会和谐发展的特征和空间分布格局。系统性和综合性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云南省贫困县域人文社会和谐发展的影响因素中,总体水平较低和产业结构欠佳的经济发展现状、投资经费不足和和受教育年限教低的教育基础条件、医疗卫生硬件落后和患者看病费用负担过重的健康水平状况都内化为一种贫困县域人文社会发展的特性,深刻影响着云南省贫困县域人文社会的和谐发展进程。而现阶段云南省贫困县域处于中等人文社会和谐发展水平,与全国同期县域人文社会和谐发展水平差距明显。其中,经济发展处于中下等发展状况、而教育基础和健康发展与经济发展状况相比稍好,处于中等发展水平。云南省贫困县域人文社会和谐发展空间分布态势错综复杂。其中,经济条件两端优于中间、教育基础和健康水平中部好于两端。文章最后在深入探讨云南省贫困县域人文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上,有针对地提出未来的发展思路和对策,认为云南省贫困县域人文社会的和谐发展适合选择社会优先发展的模式,在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应该均衡教育基础的发展和提高健康水平的发展。总之,通过云南省贫困县域人文社会和谐发展评价及对策的研究,拟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贫困县域人文社会和谐发展问题研究框架和方法体系,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经验和借鉴。
邓芳芳[10]2012年在《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县域经济是在每个县里面，以政府的围观调控为主要手段，结合当地市场的的实际情况，合理的配置区域的各种资源，有很明显的当地特色和完善功能的经济形势。根据当地的实际环境，尽可能的挖掘县级拓展经济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培育县域比较优势，对一全国区域经济分工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标志。壮大县域经济，必须在推进“叁化”上寻求突破。要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的市场化、现代化水平:通过推进工业化，为转移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为县域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溆浦县作为县级城市以及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如何快速、持续的发展壮大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县域经济是溆浦县县委、县政府以及溆浦县市民的紧迫又重要的大任务。目前溆浦县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县域经济：首先，经济规模小，仅相当于湖南省和怀化地区平均水平的1/3左右；其次，县级财政拮据，发展后劲不足；再次，县属工业企业普遍效益低下；最后，溆浦县的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发展还是很缓慢，有些少数民族散居区域还很落后。要想改变这种现状，本文认为：首先，以开放为动力，充分借助外力;其次，深化工业企业改革，把资产重组作为招商引资的主要形式;再次，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散居地区的特色经济。具体对策方面，本文认为：首先，明确主体参与度、主动性和积极性都不高，导致该地区经济发展内生性弱；溆浦县域总体经济发展与少数民族散居地区经济发展相脱节。因此，必须明确主体；其次，工业化导向，改变少数民族散居地区落后状况，发展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县域经济，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提高少数民族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努力改变少数民族散居地区经济社会的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转变；第叁，突出特色，发展县域经济必须重视县域的比较优势，要依据自身独特的区位、资源、文化或政策察赋等，因地制宜，变潜在的资源优势为现实的经济优势；最后，城乡统筹，在加快少数民族散居散居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中，科学合理制定的县域经济发展规划，切实处理好县域经济核心区与少数民族散居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发挥县城、中心镇的辐射带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中国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D]. 闫天池. 东北财经大学. 2003
[2]. 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比较研究[D]. 徐丽媛. 南昌大学. 2015
[3]. 甘肃省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D]. 刘宏霞. 甘肃农业大学. 2006
[4]. 井冈山革命老区新世纪县域经济发展研究[D]. 周金堂. 武汉大学. 2013
[5]. 中国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J]. 刘溢海. 安徽农业科学. 2007
[6]. 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增长点研究[D]. 罗仲平. 四川大学. 2006
[7]. 内陆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突破的实证研究[D]. 崔征. 吉林大学. 2011
[8].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D]. 廖乐焕. 中央民族大学. 2007
[9]. 云南省贫困县域人文社会和谐发展评价及对策研究[D]. 杨海. 云南师范大学. 2008
[10]. 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D]. 邓芳芳. 吉首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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