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保存优秀古文献的重大举措——写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出版之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写在论文,举措论文,丛书论文,文献论文,四库全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抢救保存优秀文献遗产，1992年底，经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批准，由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负责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时未收录(有目无书)的珍贵典籍，进行调研精选，将编纂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此事工程浩大，意义非凡。
清乾隆纂修《四库全书》，是打着“文治盛世”的旗帜，达到“寓禁于征”的目的。参加编纂的馆臣，秉承弘历帝的旨意，将广征全国的大批文献，进行“特创新规”和“严为去取”。他们分三个等级实行厘订筛选：一为符合当政者观点、利益，又能宣传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理论基础的孔孟之道的文献，奉为“上者”，“悉登编录”，收入《四库全书》。此类计收文献3461种，79309卷，经缮写成七份，分贮北京、沈阳、承德、镇江、扬州和杭州“七阁”，底本存翰林院；二为“言非立训，义或违经”的“寻常著述，未越群流”文献，则为“次者”，被排除在《四库全书》之外，只“并存其目，以备考核”，这便是《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以下简称《四库存目》)。此类计收6793种，93551卷；三为所谓“词义违碍”，有悖统治者观点利益的，则分别列为“全毁”或“抽毁”，均遭焚毁和查禁。此类全毁、抽毁计近3000种书籍，禁毁总数在10万部以上，烧掉或铲毁书板有6～7万片之多[1]。上述三类文献总共有13000多种，基本上反映了清乾隆以前我国重要文献的梗概。通过这些程序，清廷对全国文献进行审查、甄别，达到了“旌别兼施，等差有辩”的目的，但却给我国文献典籍，带来一次人为的空前大灾难。
《四库存目》虽未收入《四库全书》，但却载入《四库全书总目》，其数量约占《四库全书总目》的2/3，即比《四库全书》收书量高出一倍。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分析，在全书93个二、三级类目中，《四库全书》与《四库存目》收书比例严重失调，约有80%的类目后者高于前者，其中有44个类目后者高出前者一倍以上，尤以“传记圣贤”和“杂家杂纂”类比例最为显殊，它们分别为2∶32和11∶196。上述统计表明，我们不难看出清代编纂《四库全书》的指导思想和意图了。
《四库存目》是否是“未越群流”的“寻常著述”?这个问题已有不少学者发表了意见，如周绍良先生和胡道静先生，他们对《四库存目》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存目中有许多是有价值的重要文献。杜泽逊先生还准备采摭诸家书目，编纂《四库存目标注》。其实，《四库存目》确有许多有史料学术价值的文献，如晚明哲学家李贽所撰《藏书》、《续藏书》，他敢于批判道学和封建传统思想，提倡思想解放，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被《四库全书总目》所贬，斥责“贽书皆狂悖乖谬”，“罪不容诛”，“为小人无忌惮之尤”[2]。又如新会陈献章(自称白沙子)，他是我国明代中叶有名的哲学家，开创明儒心学的先河，在我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有较高地位和影响，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曾高度评价白沙学术思想，认为“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3]”但是，陈献章所著《白沙诗教解》及他的学生，如张诩《白沙遗言纂要》、湛若水《心性书》、《甘泉新论》、《扬子折衷》等均列为“寻常著述”，收入《四库存目》；再如明代焦竑所撰《焦氏笔乘》，对古代典故旧闻，多所考证，兼涉名理，有较高史料价值，但并未受四库馆臣青睐，相反，却把他和李贽联系在一起，说该书“皆乖迕正经，有伤圣教”[4]。类似事例，还有很多，这就从根本上埋没了我国一大批真正有学术史料价值的文献，从而使这些古籍没能在社会广为流传。
《四库存目》所录6000余种文献，曾存放翰林院，在八国联军侵华之乱中被焚毁，至为可惜。究竟《四库存目》所载文献尚存多少?历来备受世人关注。有鉴于此，《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曾在全国作了初步调查，查明“现在尚存于世者有3000余种、50000余卷，其中孤本1000余种、15000余卷，分藏在全国200多个图书馆[5]。”说明《四库存目》所收文献至今只余一半，其中1/3已成孤本。如明人马权奇《尺木堂学易
》(明崇祯马氏尺木堂刊本)、王畿《大象义述》(明万历刊本)、黎遂球《周易爻物當名》(明崇祯刊本)、李化龙《平播全书》(明万历刊本)以及霍韬《明良集》(明嘉靖刊本)等已成稀世珍善本。
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编纂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是十分适时和必要的。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我国古代文献不断损毁，如不及时抢救保存，将有负我们的历史使命。因此，编纂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将是我国文化建设史的一桩盛事，它对保存、整理、开发和利用古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