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十个理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07-0005-1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它涉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历史和社会主义现实等诸多领域，关涉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涵盖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近些年来，党中央突出强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并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与此相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作为一门显学，引起学界广泛重视和热烈讨论，并出版了大量科研论著。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但是，亦应看到，我国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中对许多重要理论问题的认识并未取得共识，有一些深层次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尚待深入研究。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课题研究的深入开展，我提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需要深入研究的十个理论问题，并简略地谈一些对这些问题的粗浅看法。不妥之处，请理论界同仁们惠予批评指正。
一、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
1.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首要理论前提是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依据，是近代以来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乃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研究和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倘若离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和真理普遍性的承认，那么，就谈不上用马克思主义来“化”中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就难以存在，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就失去了固有的根基或根据，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因此，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务必不能忽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前提的研究和把握。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法性”与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的、实践的和理论的根据问题，用西方某些学者的话语来表述，就是近代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合法性”问题。有人经常抱怨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为什么不引进西方先进的社会政治学说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说共产党人引进马克思主义缺乏历史根据。其实，这是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缺乏了解。众所周知，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为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首先接触的也最为坚持的是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他们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欧洲早已产生并被世界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所广泛接受的几十年之后，还在热衷于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他们只是在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反复比较之后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1](P1515)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法性存在于它的历史必然性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因此，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同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大历史任务联系起来，同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革命斗争实践联系起来，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所发挥的伟大指导作用联系起来。离开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客观需要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开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性去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可能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本质和伟大意义，也不可能有效回应社会上一些人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种种诘难。
3.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真理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理解。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和认识上就存在一个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及其理解问题。我们有些同志在研究和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强调认识和把握中国具体国情和世情特殊性的重要意义时，常常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一般与个别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作简单化的理解和推论，认为离开中国具体国情和世情的特殊性，就根本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就失去意义，变成抽象的教条，等等。这些论点是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应该说，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强调要着眼于中国国情的具体特点和发展，强调要用发展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现实，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我们在强调研究和把握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时，务必不要把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不要在强调矛盾特殊性时忽视或否定矛盾普遍性的存在，否定普遍真理的存在及其普遍指导意义。按照唯物辩证法原理，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即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然而，我们不能依据这一原理推论出离开中国具体国情的特殊性，就不存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马克思主义就失去意义，就变成抽象的教条。这是因为，矛盾特殊性与矛盾普遍性及其相互联结存在于每一事物之中；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之前很久，它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世界上早已产生，并在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是否同某一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或结合得好坏，这同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普遍性不是等同概念，因此，不能加以混淆。毛泽东曾经说过，关于“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2](P320)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也务必不要忘记这个原理。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界定和把握
1.从我国主流媒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三种流行说法谈起。科学地界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部问题的基础，离开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准确界定和全面理解与把握，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或讨论就势必会南辕北辙，难以取得共识。从目前我国理论界和主流媒体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界定、理解和把握的具体情况来看，有三种流行的观点值得关注和研究。一是“三化”并列说。我们看到，自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求之后，把“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三化”并列起来，成为理论宣传的基本倾向。人们有时也提到“三化”间存在着基础、关键或核心的关系，但并未弄清其中的主从关系，这实际上是没有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关系。二是理论“化”理论说。有些同志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虽然也提到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但其落脚点却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成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理论”。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两个概念混同起来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界定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具体化为中国式或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理解为由一种理论形态向另一种理论形态的转化过程。三是前提与目的说。有些同志在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系问题时，把两者关系界定为是前提、基础与目的、归宿的关系，等等。我认为，我国主流媒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上述三种流行说法，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推敲。
2.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经典界定及其启示。应该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使用和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概念的是毛泽东。他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3](P20—21)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表述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概念的另一种科学表述方式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其科学内涵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具体化为具有中国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化为中国式即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实践化，即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研究、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由此看来，那种把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理解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表述形式和阐述方式上通俗化的观点，那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只停留在或局限在思想理论范围之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界定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就值得进一步商榷了。这里，还应强调指出，我们在上面谈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两个基本方面中，理论向实践的转化更加重要，更具本质意义。这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2](P292)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问题时，切不可忘记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基本观点。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问题尚待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的和重要的理论问题，有许多重要问题尚待深入研究。比如，前面我们提到的对中央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三化”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就需要深入研究。在我看来，在这“三化”要求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总题目或总任务，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需要着力研究和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可以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列使用，但这决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三化”之间的关系在地位上是平列的。又如，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道路、模式、经验的普遍性问题，也需要深入研究和审慎对待。应该说，我们党在领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模式及经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如何评价和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道路、模式、经验的普遍性即世界意义，则须十分慎重，不宜把有中国特色的理论、道路、模式、经验说成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成果。因为这是涉及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原理，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关系的原理来认识和处理这一问题。再如，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问题，也即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怎么个“化”法，或“化”成什么的问题，亦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研究的范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由理论到实践的复杂转化过程，中间要经历一个漫长的链条，要通过若干不同的中介和转化形式。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及其应用，研究我们党及其主要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贡献，就不能不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问题。我在200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而撰写的一篇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简略地概括为“五化”，即民族化、方法化、理论化、群众化和实践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一种纯粹精神领域中的思辨活动，不是只从一种哲学形态向另一种哲学形态的飞跃或转变，而是由哲学理论向实践的转化，是创造性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亦是如此。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1.要充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内涵的研究。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那么，“中国具体实际”又是什么呢？大家知道，1936年毛泽东在《致林彪》的信中谈到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时曾经指出，所谓“实际与理论并重，文化工具就是‘实际’的一部分”。[4](P52)1943年5月，在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对“相结合”问题做过这样的表述：“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5](P23注3)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看，“中国文化”乃是“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能不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内涵的研究。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化为土壤和条件的。在西方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是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贯通、有机结合直接相关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伟大贡献、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的创始人，是同他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哲学的造诣分不开的。就毛泽东个人的特质和修养而言，我们看到，毛泽东的整个人格特征，也即在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毅顽强的性格，那种深邃开拓的思维方式，那种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那种生动风趣的语言风格，等等，都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哲学对他的深刻影响。我们也看到，在我们党领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从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刘少奇撰写并倡导加强共产党员的个人“修养”，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倡导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倡导和谐理念，培养和谐精神，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确立和坚持，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提出，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界定和“以人为本”价值观的倡导与尊重，等等，都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表现了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作用。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忽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内涵的研究。从目前我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的情况来看，虽然也有些同志以文化内涵为视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并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内涵的研究似未引起足够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尚处在分离状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批判继承祖国传统文化关系中的某些深层次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其中有些思想理论问题也有待进一步澄清。
2.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性和历史作用需要作全面分析和整体性估量。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传统的东方文明大国，为什么不用自己的传统文化来解决近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反而需要引进在西方土壤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来“化”中国呢？这就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性和历史作用作出全面分析和整体性估量。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华民族以其丰富而深邃的文化著称于世，为推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华民族和世界思想文化宝库中的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但是，亦应看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其历史作用也是有限的。包括中国优秀传统哲学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总体上说，尚不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不可能引导中国人民去认识和解决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为中华民族振兴指明出路。近代中国人民为振兴中华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需要有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必然性的理论依据。近几年来，我国有些学者在论述文化与历史的关系问题时，把历史归结为文化，用文化史观去说明历史；也有学者在论述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问题时，把历史发展中思想文化的传承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理论来源和理论根据混同起来，甚至公开鼓吹“儒化中国”、“儒化社会”、“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等，显然，这是需要澄清的。毫无疑问，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应加以发扬光大；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还有一个如何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问题，有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
3.建设和谐文化与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如何认识与处理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倡导建设和谐文化、尊重思想文化多样性与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倡导“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坚持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统一。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上和现实世界中，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呈现多样化存在，这是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6](P663)由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其发展的历史时代和历史阶段不同，其社会结构、阶级状况和社会制度不同，因而他们在价值观念、思维模式、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都会有所不同，这就形成了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存在，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和处理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问题，并制定相关政策的基础和依据。在当今中国，伴随着社会经济成分和社会结构多样化，利益主体和分配形式多样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亦日趋多样化。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和客观存在，所以，我们应当承认差异性和多样性，应当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反对思想文化领域中僵化过时的“单一论”。与此同时，还需着重指出，我们在强调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时，亦应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思想文化发展中的共性与个别、差异性与共同性的关系，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同承认共性、扩大思想文化上的共识统一起来，把承认和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同承认和尊重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和指导作用一致起来，以便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健康、有序、和谐地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由诸多因素所决定，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存在着多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7](P13)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划清上述“四个界限”，筑牢思想理论防线是十分必要的。在认识与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又要反对文化保守主义，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同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吸收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起来。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问题和根本经验
1.要善于从哲学上研究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进行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问题。与此相关，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则是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理论表现，是实际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或核心内容。我们党领导和推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围绕着正确认识与处理思维与存在这一根本问题展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出现的种种思想理论倾向及其深刻的认识论根源，都是在如何认识这一根本问题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几大理论成果的认识论本质，正在于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为此，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应该重视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加以研究和总结，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整体性分析和把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研究同研究和分析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结合起来，同研究和分析我们党如何创造性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解决近代中国社会问题的斗争实际结合起来。
2.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历史经验。在我们党领导和推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人们使用频率最高、内涵最为深刻、影响最大和最为深远、最使人振聋发聩的关键词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们党在实际工作中制定方针、政策和办法的根本指导原则和依据，是我们党的党性、作风和科学态度和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我们党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的和根本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毛泽东在延安给中央党校的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陈云说过，他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学习的最大收获是真正懂得了“实事求是”的深邃含义，他把自己一生从事革命和建设领导工作的最大的经验和最深体会归结为“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实事求是”问题讲得最多而且讲得最重的是邓小平。他认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根本历史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应加以继承和发扬。他在领导全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和进行拨乱反正的复杂斗争中，正是牢牢抓住实事求是这一精髓和历史经验，去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去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说：“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8](P118)他在谈到我们党对过去、现在和将来在指导思想上的联系或关系问题时，强调指出：“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8](P382)为此，他风趣地和意味深长地称自己是“实事求是派”。他在谈到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比如“一国两制”构想的国际意义时，总是同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联结在一起，指出：“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8](P101)他在强调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性时，总是把坚持解放思想、理论创新同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强调实事求是的本质性和根本性，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9](P364)正因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问题、核心内容和关键所在，就应以实事求是为视野和指导思想，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3.我们党对“相结合”历史经验的总结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的一致性。我们党及其主要领导人在领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十分重视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他们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一个共同特点和得出的基本结论，都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多次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10](P1093)“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11](P90)过去斗争失败的“教训就是理论和实际相脱离”，“后来一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11](P383)“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12]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也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8](P3)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改革开放3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的“十个结合”中，其根本内容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最基本的原则同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根本原则和优良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经验，是完全一致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13](P237)他还指出：“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11](P366)我们党历来把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历史经验概括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里的“相结合”包含着两个基本思想：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我们党领导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需要有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二是认为中国的国情具有特殊性，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推进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并在斗争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对“相结合”历史经验的这两个基本思想应该全面把握。
五、关于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良传统
1.创造性地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特点和优良传统。中国是一个具有优良哲学传统的国家，中国以其悠久而丰富的哲学成果著称于世，并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世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富于哲学思维、并善于把哲学思维运用于对实际工作指导的党。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深刻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4](P15)在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观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主要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实现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创造性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到，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实践中，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确立和坚持，到党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倡导和使用，从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具体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到广大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从对实际工作中具体经验和教训的科学总结，到对“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批判和纠正，等等，都深刻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学习和应用，在实际工作中学哲学、用哲学的氛围和色彩十分浓郁，实践效果也极为明显。创造性地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显著特点和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走向成熟的主要表现和标志，是中国共产党人历史活动的本质特征。正因如此，对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化历史进程中所形成和产生的这一优良传统，就需要坚决继承和大力发扬。邓小平提出并大力强调的“不忘老祖宗”这个警示，其基本含义就是不忘我们党在领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创造性地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优良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扬光大。
2.要深入研究和总结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伟大贡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致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毛泽东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早的和最杰出的代表，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地应用于党对实际工作指导的光辉典范。正是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创造性地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遂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特点和优良传统，由此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我看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伟大贡献，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其中既包括他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某些含义深邃的词语和思想，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重要原理和原则，从而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也包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去研究和总结中国思想史上长期争论的某些重大哲学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作出科学分析。
其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具体化为我们党指导实际工作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在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创造性地应用于党对实际工作的指导，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即认识路线；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原理创造性地应用于党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不仅提出了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而且在党的实际工作中形成了一整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党对实际工作的指导，形成了一整套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起来，并具体化为党指导实际工作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从而极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
其三，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国际与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或学说。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即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他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其四，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在深入调查与研究中国历史和国情以及国际发展态势和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理论、指导方针和战略策略。这其中主要包括关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关于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以及关于党的建设等许多重要的理论和思想。上述这些思想理论内容，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创造性应用、丰富和具体化。
其五，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作用的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党的建设，大力倡导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并在全党中培育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认为，伟大的革命斗争实践不但需要有伟大的理论做指导，而且还需要有伟大的理论教育与之相配合，其中特别需要向全党进行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他不但身体力行，善于从哲学的高度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指导工作，而且还在全党倡导并培育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自觉地学哲学、用哲学遂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鲜明特点和优良传统。
3.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创造性地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良传统。近期以来，我国理论界有学者提出了一个“理论自觉”的概念，我认为是很有见地的。所谓“理论自觉”，顾名思义，就是要倡导加强理论思维、特别是哲学思维的自觉性。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提出加强“理论自觉”、增强哲学思维的自觉性，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亦应倡导这种“理论自觉”，努力增强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创造性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优良传统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我看来，增强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创造性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优良传统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包括历史、理论和现实三个方面：
其一，要自觉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特点和优良传统。上面，我们已经谈到要善于从哲学上研究、总结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内容和根本经验，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们党领导和推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谈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伟大贡献，谈到创造性地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特点和优良传统，等等，我们现在在思想理论战线上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自觉地认识、把握和坚持我们党的这一优良传统。有的同志认为，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在以往特定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历史特点和历史传统，而且这一历史特点和传统的形成又是与毛泽东个人的文化背景和兴趣爱好直接相关的。其实，在我看来，毛泽东的个人特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无疑会起着重要作用，留有很深的印迹；但是，从本质上讲，创造性地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历史特点和传统，并不是一个一般性的历史文化特点，更不是一个纯粹由毛泽东的个人性格、兴趣爱好等思想文化特点所决定的历史特点和传统，而是一个由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本质特征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内容所决定而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人历史活动的本质特征和优良传统。正因如此，我们应该自觉地和坚定地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创造性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良传统。
其二，要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同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创造性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与毛泽东所处的历史时代相比较，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时代、国际国内的历史条件和科技发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毛泽东思想相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论在其具体的理论内容上还是在具体的思维方式和表现形式上，都会有其特殊性，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或特征。但是，我们应强调指出，贯串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却是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我们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是坚持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原理的结果；我们党所坚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是对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党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指导方针和一整套惠民利民的政策，以及民主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理论和我们党一贯遵循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我们党所坚持的关于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和制定的一系列相关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为根本理论依据的，等等。正因如此，我们应当自觉地把学习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创造性地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须知，离开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深入学习和理解，就很难真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容和精神实质。
其三，要把研究和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同自觉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当前，我们党领导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已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面临着许多复杂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旗帜，坚持用发展了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该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是同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被实践证明了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认真深入地学习并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才能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从而更加有效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才能真正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从而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全党的执政能力，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才能帮助和教育广大干部群众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从而使他们在国际国内纷繁复杂的形势下，能辨明方向，分析矛盾，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使我们党领导的各项工作开展得健康、有序、富有成效。总之，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胜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应努力增强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创造性地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优良传统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未完待续）
［收稿日期］201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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