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投资产业的转型与升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4)09-0036-08 一、引言 改革开放的30多年，见证了中国式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国一举跃升至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按照购买力评价核算的GDP规模，有可能在2014年中国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需要关注的是，拉动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中，投资依旧是最直接、最重要的拉动力量。事实上中国已经形成了“高投资→高GDP增长”的路径依赖式发展模式。一方面，作为衡量中国投资总量的关键指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自20世纪80年代起经历了近似指数型的加速增长阶段。从同比增速视角来看，自2003年以来，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保持略微下行的平稳态势，基本保持在20％以上的高位。其中，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行的“四万亿”政府投资刺激计划，使之达到近10年来的最高点30.40％(见图1)。另一方面，1978—1990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30.3％，1990—2000年上升至36.1％，2001年至2008年贡献率更是加速上升，平均已超过48.1％。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外需急剧下滑的形势下，“四万亿”的大规模刺激措施导致了新一轮的投资热潮。这一轮的投资资金在地方政府相应配套措施的催化之下，主要投向了房地产、基础设施以及与出口相关的制造业。这三大产业在规模投资驱动下，获得了强劲的增长，同期也维持了高投资驱动模式下的GDP增长。 现阶段，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逐步过渡到次中高速增长阶段，呈现出经济增长的“新常态”。特征主要为：一方面，中国已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原先的内生增长动力，已经不能够维持GDP实现8％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所能够维持的GDP增长率的底部很有可能在3％—4％，这就跌破了中国就业安全保障底线7％；另一方面，中国必须通过全面实施“改革新常态”，来重塑维持中国经济在一个次中高速增长轨迹上的内生动力，从而扭转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全面弱化的态势。事实上，在“经济新常态”这一背景下，中国原先维持GDP高速增长的房地产、基础设施与出口相关制造业这三大产业的高投资驱动增长模式显然已经不可持续，不仅仅因其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作用已出现不可避免的下滑，更因这一模式下所蕴含的多重经济风险，已经从根本上弱化了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转型升级的能力。如何寻找新的高投资依托产业，已成为摆在中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面前亟须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之一。为此，本文通过对制造业的重新考察，提出维持中国未来高投资产业支撑的新基石和新增长点，本文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制造业转型升级与新兴制造业崛起所蕴含的投资机会，将对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不可或缺的产业投资机会支撑。 二、中国现有高投资产业支撑的困境 中国以往的高投资主要依靠房地产、基础设施与出口相关的制造业投资这三方面的支撑。这三个产业的高投资本质上体现的都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GDP至上主义的激励效应。不可否认的是，这三大产业的高投资活动对维持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其对经济运行造成的扭曲性、粗放性、低效性等影响也不容忽视。事实上，当前主要由政府行为催动形成的这三大产业的高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已经显著削弱，反而很大程度上催生了房地产泡沫、金融压制体制、地方债务危机以及部分制造业产能过剩等风险。因此，中国现有高投资产业支撑的困境，使得以往高投资产业的依托模式已经不可持续。
图1 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及增速：1982—2013年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首先，GDP至上主义所催生的土地财政依赖体制，是推动中国房地产泡沫形成的核心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GDP增速作为一种蔓延的、潜在的、坚强的政治激励机制，深刻地影响了地方政府对房地产行业发展的依赖偏好。第一，表现为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作为衡量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重要指标，2013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再创新高，突破4万亿元，达到41266亿元，同比增长约45％。其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达35％，显著高于此前三年的41％、27％和35％。事实上，从2002年开始，全国土地总收入占比就高于20％，一直在波动中上升，特别在2008年以后，其影响力逐步显现，对地方财政收入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次，表现为政府对房地产交易较高税费收入的依赖。在整个房地产的建设、交易过程中，政府税费收入占到了房地产价格的30％—40％。如果再加上20％—40％的土地费用，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上的收入将占到整个房地产价格的50％—80％。而在欧美国家，地价、税费相加大约只占到住房价格的20％左右。而可以佐证的是，近年来我国房地产总体税收水平屡创新高。《2012年房地产业对财政收入贡献率研究报告》的数据表明，2012年房地产总体税收首次突破万亿大关，达到10128亿元，比2011年上升了23.2％，是2001年的20倍。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至16.6％，创历史新高。最后，房地产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另一大收益在于显著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由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体制的形成与恶化，导致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形成了利益集团，共同推动并保持“高房价
高税收”的房地产价格高速增长模式，推动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与扩张。 其次，由于政府各种形式的控制和干预而造成金融体系发展滞后、金融市场严重扭曲的现状，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多数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以及转型升级活动。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现行的金融体制虽然经过多轮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但整体上仍然呈现出显著的“压制”特征[1]。这种金融“压制”体制主要表现为以国有大银行体系为主的垄断性金融体制特征[2][3]。具体而言，其一是金融双轨制，即体制内的大银行以人为压低的利率服务国有或大规模企业，体制外的小银行和非正规金融机构以高利率服务民营或小规模企业。例如，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支出从2009年的34％的最高点逐步下降到2014年8月的24％，但仍旧显著高于外资企业同期2％的占比。这样的数据对比说明了国有企业仍然在投资中起到主导作用。其二是政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者间接控制资金资源的配置[4]。银行成为投融资的主要中介，市场主要为大银行服务，债券市场的发展受到压制。其三是社会缺乏合理投资渠道和流动性泛滥的双重叠加，导致某些特定产业中投资泡沫的产生，催生某些资产的价格疯涨，加大市场即时利率与均衡利率的背离程度。现行的金融“压制”体制更容易催生出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伸出“掠夺之手”的激励环境，使得在信贷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的民营或中小企业无法获得合理数量和价格的融资支持，从而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以及产业升级造成显著障碍。 再次，出于GDP增长的竞争动机，在很多地方的财税收入只能作为“吃饭财政”的约束前提下，各级政府竞相通过各种形式的负债(主要是银行贷款)来筹集经济发展(主要偏向基础设施等硬设施)的建设资金，造成了地方政府债务的产生以及债务风险的形成。中国地方债的形成和增长已经具有如下的规律：凡是地方选举年，政府换届以后，一定会有一段地方债高速增长的时期。因为各级地方政府的“一把手”都会将自己任期内GDP增速作为晋升的竞赛目标，所以换届后的新政府更有动力通过举债来实现投资拉动型的GDP增长，而且在其政治前途的重大利益因素的诱导下往往不计后果。中国多数地方政府为规避不能直接举债的限制，“创造性”的构建了多种多样的地方融资平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为了配合中央“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而实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刺激计划，这一融资平台随之积累了大量债务。之后随着国内经济显示出复苏的迹象，中国政府在2011年曾遏制地方政府举债行为。但随后经济的二次放缓则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再度上升。国家审计署2013年6月10日公布了对36个省份地区的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的审计报告。报告表明，2012年年底债务余额共计3.85万亿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增长了12.94％。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逐步放缓，地方政府债务逾期的风险不断增大。其主要原因在于多数资金已流入了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项目，因而其创造回报的可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最终来源均为银行贷款，这就给中国金融体系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最后，GDP增长的竞争动机，造成各级政府通过政府补贴、生产要素优惠等招商引资手段，催生和恶化了某些领域的产能过剩。具体表现在：第一，由于某些关键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未得到有效发挥。同时，地方政府通过低地价甚至零地价供地、税收减免、财政补贴、信贷扶持等方式招商引资，严重扭曲了企业的正常投资决策。此外，由于投资约束和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助长了部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上述因素的叠加效应，导致某些行业产能无序扩张，是中国部分制造业行业形成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第二，推动企业以公平竞争为导向的市场环境建设滞后。由于对以技术、标准、规范等促进产业自主发展的措施研究不够，规范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则、环境、秩序建立相对滞后，对已有的措施监督执行也不到位，导致一些达不到环保、能耗、安全等标准的企业以不公平的方式进行市场竞争，加剧了中国制造业部门的产能过剩矛盾。第三，中国现行的以集中审批来管控竞争性行业发展的方式，难以抑制产能过剩。由于当前的行政审批体制中缺乏对违规审批项目有效的约束和责任追究制度，产能过剩问题并不能得到有效遏制。比如，在电解铝行业近年来新增的1800万吨产能中，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审批的仅80万吨；在国务院相关部门没有审批的情况下，违规新增水泥产能8亿吨。 三、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将构成中国高投资产业支撑的基石 (一)在投资仍是维持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前提下，中国未来投资的高速增长需要新的产业作为支撑 当前迫切需要对高投资所需的支撑产业做出结构性的重大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最为核心但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产业是制造业。主要为传统制造业部门中由“机器替代劳动”形式催生的转型升级活动中所蕴含的投资机会和新兴制造业的崛起进程中所孕育的投资机会。 第一，对于传统制造业而言，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导致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以及环境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中国已经到了需要通过提升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来促进工资水平提升和内需驱动型增长的重要关口。 经济部门特别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部门中劳动生产效率低下，使得企业创造附加值的能力相对较低，进一步导致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能力相对较低，最终对中国内需的可持续扩张以及内需驱动增长模式的转变造成了根本性的制约。比如，依据世界银行2011年发布的报告，2010年东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欧洲和拉美新兴经济体的50％。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水平计算的话，中国2010年的劳动生产率比1990年增长1倍以上，但是仍然不到OECD国家水平的一半，也不如拉美国家的水平。2011年中国科学院发布的多份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劳动生产率相比发达国家严重滞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12，日本的1/11，甚至不如印度。中科院现代化研究中心2011年发布的报告也认为，2008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世界平均值的47％，约为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2％。低劳动生产率必然意味着社会经济部门和微观企业所创造的附加值较低，造成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低下。因此，低劳动生产率的必然导致低工资水平。事实上，2000年至2010年间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只有美国的1/10，德国的1/13。这就阐述了中国制造业整体工资水平相对低下的核心逻辑。在当前劳动力供给关系发生重大调整以及各项成本面临上升的格局下，中国整体经济部门尤其是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工资水平将处于快速上升的通道。这一情形将会倒逼中国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提升的主要渠道是通过“资本替代劳动”以及“体现性技术进步”形态所内含的投资。以上即是我们所强调的中国传统制造业部门中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必将导致工资水平的上升，进而促进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提升，从而形成“投资
内需”相互扩大与支撑的良性循环机制。比如，中国东部地区制造业部门中正在发生“机器人替代工人”的转变过程，而且，不少工业企业正在以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的生产方式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以此来提高企业附加值，缓解劳动力成本攀升给企业所带来的压力。 第二，新兴制造业的发展决定着中国实体经济的未来，乃至中国经济的未来。当前，全球已经展开了对新兴制造业发展机会的残酷争夺。中国现有的政府干预经济体制、金融体制、教育体制以及创新体制，均不利于以创新为主的新兴制造业发展与壮大。如果错失了新兴制造业的重大机遇期，中国极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之下，制造业技术发展正处于重要孕育期，这将对全球制造业的发展和格局造成重大冲击。新一轮工业革命，实质是以计算机、信息和互联网技术等重大创新为代表的能够引发工业、产业乃至社会等重大变革的过程。它不仅会催生出一批新兴产业替代已有产业，而且会推动制造业生产方式、制造模式甚至交易方式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当前，制造业已经迈入智慧化工业革命时期，未来将朝“无人工厂”模式演进，全球“智”造正成为主流发展趋势。这些都将是全球制造业的突破和改革。可以预见，中国制造业如果不能抓住“后发优势”，而仍旧陷入体制缺陷和政策错失的格局中，那么在下一个十年，中国就难以实施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部署。 (二)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整体上面临着极为严酷的内外环境，迫切需要重大的策略与战略创新来构筑中国制造业发展新的支撑点 从国内角度来看，房地产泡沫、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掠夺、地方政府对企业的高税负，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长的“三座大山”，从根本上抑制了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空间。因此，不移除这三座大山，中国的制造业就没有未来，中国未来的高投资就没有坚实的产业支撑。 以政府追求财税收入为主的高地价所催动的高房价，导致较多城市和地区房地产泡沫的形成。而房地产泡沫不仅仅事关中国房地产市场自身的平稳与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扭曲效应，增加了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和复杂性。具体表现在：一是对中国的收入结构造成了严重的扭曲效应。造成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一大核心因素是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扩大。房产价格的迅速上涨通过资产投资和财富再分配渠道，对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扩大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成为导致中国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的重要因素。二是对中国的需求结构造成了严重的扭曲效应。高房价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大部分用于购买房屋，而只能将较少部分用于购买其他产品。房地产中只有建筑和安装这一部分可以激发内需，带动相关产业。但是这部分占房地产价格的比重很少，在北京其大概是10％—20％，二线城市大概是30％—40％。其余部分都被购买土地和税收等占去。因此，与多数居民收入水平脱离的快速增长的房地产，不仅不能拉动内需，反而是导致中国内需不足的重要因素。三是对中国产业结构造成了严重的扭曲效应，削弱了实体经济自发转型升级的内生能力。2003年前后，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毛利润率大致在20％左右，与大多数工业行业相近。但随着房价的不断上涨，房地产利润率明显上升，2007年之后年均达到30％左右，超出工业整体水平约10个百分点。这种情形下，房地产行业的暴利吸引了大量源于制造业部门的投资，而且，大量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将原本可用于企业技术升级、创新研发或品牌建设的资金，转移到高利润的房地产相关行业。这极大地抑制了中国企业自发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甚至造成了中国部分地区制造业的“空心化”现象。从长期视角来看，一国的产业结构最终会受制于该国的需求结构。偏向于房地产消费的需求结构，将导致包含大量新技术、新创造的新兴产业丧失所依托的市场发展空间，给中国产业结构进行合理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造成显著障碍。 政府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和干涉造成了以国有大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格局的形成，并且导致中国当前金融体制呈现“压制”特征。这对中国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企业造成了极强的“掠夺”效应，具体表现在：第一，中国银行业利润远高于制造业利润，二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金融“剥削”实体经济的特征不断强化，其关键性的指标就是工业企业的利息支出占利润总额的比值快速上升，从2010年的12％上升到2012年的19％。同时，银行利润增速明显快于工业利润，银行利润与工业利润的比值从2010年的17％上升到2012年的27％，两年之间提高了10个百分点。2013年所有上市公司中银行企业的利润总额达到9400多亿元，占整体上市企业比重高达50％以上。第二，金融压制体系造成了民间高利贷体系盛行，进一步强化了对实体经济的“掠夺”效应，形成依附在中国制造业企业身上的“毒瘤”和“吸血虫”。民间高利贷体系已经普遍存在于中国城市与农村中，其所蕴含的金融风险以及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破产风险，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最大的“定时炸弹”之一。依据我们的实地调研数据，中国民间借贷普遍的月利息都在1分以上，2分以上的月利息也很常见，这就意味着年利息高达80％—300％。由此可见，中国扭曲的金融体制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企业造成了“掠夺”效应。 由于各级政府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口，迫使其通过对辖区内企业提高税负水平，以维持庞大的“吃饭财政”支出。而且，越是在不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对企业抽税加税的动机越强。这就严重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和发展能力。制造业企业面临着17％的增值税、25％的企业所得税，还有其他一些税收约占2％—5％左右。另外，员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费每年约占10％左右。总体而言，如果把各种隐性、显性税费加总，制造业企业的平均税负在40％以上。根据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调查研究的报告显示，在2013年经济增速放缓、实体经济中的中小企业利润下滑的情况下，地方税收增长仍然达到15％以上。 中国制造业整体上也面临严酷的外部竞争环境。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的再工业化战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新兴产业特别是新兴制造业的产业支撑造成重大冲击。特别是美国正在构造的TPP等地区自由贸易与投资体系，可能会对中国传统制造业产生“转移”效应，以及对新兴制造业部门的发展和升级产生“挤压”效应，这两种效应的叠加将会很大程度上恶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为了抢夺新兴制造业的发展机会，美国已开始推行再工业化战略，力图重振本土工业，寻找能够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高端产业，通过产业升级化解高成本压力，实现经济的复苏和可持续发展。事实上，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抓紧实施布局的再工业化战略虽然源于金融危机，但其并不仅仅限于应对危机。实质上这将会对全球制造业分工结构的重新布局与调整，对全球贸易格局的重新塑造以及贸易规则主导权的争夺，对全球新兴制造业的竞争格局，以及对中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所需要的外部支撑环境，产生极为重要的战略影响。 依据波士顿咨询集团2012年发表的《制造业重返美国》研究报告的数据，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占美国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比重将由2000年的3％上升到2015年的17％。这一不断增长的过程意味着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正逐渐丧失，即从目前的55％减至2015年的39％。该报告认为，发达国家庞大的国内市场、普及的资本密集工业和巨大的人才储备会确保其成为世界制造业中的一股上升势力；这一全球制造业的重新洗牌目前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但很有可能在今后5年变得越来越显著。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欧美等国实施的“再工业化”战略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仅仅停留在对中国制造业资本的压制方面。由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瞄准的是高端制造业及其竞争优势的打造，而现阶段中国也正在进行从低端走向中端和高端的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发达国家和中国之间必将产生产业领域新的“交集”，中国制造业未来在高端制造领域所面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四、制造业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产业支撑 当前，部分学者甚至政策决策者认为，通过推进以人为本和户籍改革的新型城镇化，可以为中国未来的产业投资和内需扩张提供有效支撑，从而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然而，我们认为，中国当前大力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中投资的产业支撑问题，原因在于产业投资最终是决定于社会的消费能力。在当前的国内外各种现实约束条件下，中国社会的消费水平已经处于一个高速且稳态的增长轨迹，而且，在中国出口已经不能够高速增长的约束格局下，新型城镇化并不能短期内拉动消费水平提升。因此，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产业扩张的空间和转型升级的能力决定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速度和质量，仅仅寄托于新型城镇化来解决中国未来高投资的产业支撑问题，可能只是一种幻想。相反，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而更需要第二产业中制造业的发展作为产业支撑。当前在中国制造业处于内外交困的格局下，制造业的增长与扩张空间已经受到了强制性的内外约束，所以，在没有制造业的规模扩张以及转型升级作为产业支撑的前提下，我国很多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很可能演变为另一次的房地产扩张，甚至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第一，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们所预期的消费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苗头并未持续出现。相反，消费占比、居民收入占比等反映消费驱动模式的关键参数依然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虽然近年来中国最终消费增长率呈现一定程度的增长状态，但是，中国的消费增长驱动模式并没有出现。具体来看，一是2013年消费增速的回落直接导致消费对于GDP的贡献度从2011年的56.5％下降到50.5％，下降了6个百分点，并低于资本形成的贡献度。二是消费的贡献度得到快速提升的原因不是因为自身增长出现快速提升，而是外需下滑太快。从图2可以看出，居民消费/GDP和投资/GDP这两个参数自2004年汇合之后就持续分道扬镳，其中，居民消费/GDP从2007年的35.6％下降到2013年的35.5％，基本保持稳定，但投资/GDP却从55.0％上扬到2013年73.3％(中国宏观经济报告，2013年第4季度)。导致消费占比没有根本的提升，而投资占比大幅度上扬的核心原因，就是中国收入分配的格局并没有变，各类金融资源大规模被政府和企业所控制。例如居民收入/GDP虽然在近5年中没有持续恶化，但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回升，居民储蓄存款/M2的比重也没有出现明显提升，依然处于逐步下滑的趋势之中。这样的事实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我国现阶段的城镇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中投资所需的产业支撑问题，不能从根本上提升居民收入水平。 第二，如果我国后续的城镇化，仅仅只能带来第三产业中生活性服务业的扩张，而生产性服务业并未得到有效发展，那么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不仅不会得到提升，相反有可能出现下降的态势。这会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产生负面影响。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正是由于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才会推动第三产业的持续扩张和资源向第三产业配置。但如果第三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中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由于受到体制的抑制，如垄断、管制等，而集中在传统的生活性服务业上，即使第三产业发展也会导致经济效率下降。这种现象已经在拉美、亚洲等国家多次发生，成为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已经很大，第三产业在GDP的比重已经超过60％，但是由于其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导致第二产业被效率低下的第三产业所包围，从而显著抑制了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进而导致经济陷入低增长的恶性循环。因此，倘若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并没有带来制造业的扩张与转型升级，同时，也没有带来第三产业中与制造业发展紧密相关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也就是说，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产业支撑来保证劳动生产率的可持续增长，这样的城镇化就很有可能会演变成新一轮的“房地产泡沫”甚至地方政府债务扩大所引起的“金融危机”。
图2 消费占比与投资占比进一步呈现“剪刀状”发展趋势 五、结论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未来高投资产业支撑的一个主要的新增长点之一，就是必然要聚焦于传统制造业的资本深化与转型升级以及新兴制造业的兴起与壮大所蕴含的投资机会。要释放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巨大投资，必须解除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投资的各种体制性束缚，主要的破解手段和改革措施是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泡沫、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掠夺、地方政府对企业高税负。 首先，必须破解房地产泡沫，通过房价的相对下降来释放内需，进而从根本上来解决由于内需不足对中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市场空间制约。当前，各级政府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不合理的高房价是导致内需不足的核心因素。高房价挤占了居民将可支配收入中用于购买除住房以外的其他消费性支出，直接导致了当前居民内需结构的扭曲乃至造成长期的内需不足现象。现阶段，中国到了打破“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
地价上涨
房地产价格不合理上涨
挤占和扭曲消费结构”的路径依赖式的发展模式，全面通过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税体制改革、委托推进地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的债权市场、合理逐步推广实施房产税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依靠这些综合配套改革而不是单个政策措施的出台，来对房地产价格进行合理回归的强制调节，调整居民在购房方面的不合理支出比例结构，从而适当降低居民的储蓄率，进而理顺居民的消费结构，最终从根本上达到释放和扩大内需的战略目的。 其次，通过金融体制的全面改革，为中国制造业部门今后的转型升级以及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所内含的产业投资增长，提供全面有效的金融支持。中国当前金融抑制体制的主要弊端就是体现在对民营企业以及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和融资贵两方面。一方面，在以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大银行为主的现行金融体制格局下，金融监管机构对银行体系风险的过于谨慎监管原则，导致银行机构普遍对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产生了不切合这些企业发展状况的信贷约束条件和借贷抵押担保要求，从而造成制造业部门中多数民营企业以及中小微企业，无法从银行体系获得维持正常发展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贷款要求；另一方面，现阶段，在房地产行业能够创造30％及以上的净利润的前提条件下，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实质上是以房地产行业能够支付的最高利率作为参照标准的，因此，银行机构对制造业部门中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就会脱离这些企业的实际支付能力，从而造成制造业企业普遍的融资成本高昂现象。我们的调查数据就证实，当前中国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真实贷款利率均在15％以上，远超这些企业能够创造的5％—8％净利润率的支付能力。而且，银行结构的融资歧视政策导致了中国影子银行和民间高利贷的盛行，进一步强化了金融体系对民营企业及中小微企业的掠夺效应。基于这样的现实，约束政府对金融体制的过度干预之手、减少金融机构的行政垄断地位、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在中国金融发展中的功能边界以及积极发展地方型的中小银行体系，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进行转型升级形态的产业投资增长。同时，通过科技金融的机制创新，激励制造业企业进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形态的产业投资增长。 最后，中国到了给企业减税的重要政策出台关口。各级政府对制造业部门现行的各项显性或隐性的税费，已经超过了多数制造业企业正常承受的支付能力水平。这种情形下，我们认为，没有针对制造业企业的结构性减税以及整体税负水平的下降，就没有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未来。而且，要给中国制造业实现系统性减税，就必须切实对中国的行政体系做全面的改革。就当前的现实来看，逐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权力边界，通过收缩政府不合理的权力体系以及行政机构，来逐步减少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口，最终从根本上解决由于“吃饭财政”的政府体制对企业产生征收高税费的内生性体制动力。从具体的改革内容来看，当前的改革措施可集中于合理减少政府的各项支出、针对制造业企业进行结构性减税乃至收缩与减少中国政府的层级机构来减少财政供养人口和政府支出这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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