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流动人口问题解决途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人口论文,北京市论文,途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流动人口问题是北京市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其他各种社会问题上都可以看到它的阴影。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人口的流动就不可避免，从正面看，它的确促进了北京经济生活的活跃，但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为了消除这种负面作用的影响，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不能说没有效果，但从目前状况来看，显然还要作极大的努力。本文拟就此作一新的探讨。
一
流动人口的核心问题是流入城市的农民问题，农民大批涌入城市，尤其是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原因有三：
第一，农村失业问题日趋严峻。我国耕地面积与国土面积的比例本来就小，随着人口膨胀和非农业人口的增加（非农劳动力的增加与耕地的占用有一种正向相关关系），人均耕地面积急剧萎缩（人均不足2亩），而且中低产耕地比例大（占78.46%）， 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积压并快速上升。据估算，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大体在1.2～1.5亿之间（国家计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国土地区司编，’95中国人口资源环境报告，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是向非农产业转移，这种转移在东部地区得到了比较顺利的实现，但是在中西部地区却遇到严重障碍，其基本原因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经济差异，早在70年代末以前就比较明显。改革开放以后，东部依靠原有的经济基底、地理优势和政策优惠，并背负中西部的资源和市场，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由于质优价廉的东部商品大量西涌，中西部人才又被东部源源吸收。在如此重击下，中西部的企业纷纷溃退，特别是乡镇企业，由于一般都存在资金缺少、劳动力素质低下、管理不善等问题，生存尤其艰难。这种“马太效应”从80年代起越来越严重。现有企业尚且需处理大量富余人员，当然更难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有效吸收。在此背景下，剩余劳动力只能涌向东部寻求出路。
第二，建国以后，我国农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实行集体生产，这是一种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准国家单位化的管理体制。它避免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那种通常出现的农民向城市的冲击，在安稳的社会环境下，为我国工业基础的奠定提供了必需的积累，但是其代价是农民的普遍贫困。为了解放农村生产力，必须变革原有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的变革带来了农业生产的跃进，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农村管理的驰豫。在这种背景下，农民的思想和行为很难得到有效约束，自由流动成为可能，受比较利益驱动，很自然地会向东部城市涌动。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外出务工经商虽然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收益，但也不得不在生活环境方面忍受极大的艰辛，而且收入也很难稳定。就相当大一部分农民来看，外流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在中西部地区，虽然目前发展制造业困难，但农业本身并非没有潜力可挖，只要组织得当，完全可以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的优质、高产、高效农业来使农民致富。遗憾的是，许多地方并没有这种举措，而是把鼓励劳务输出作为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的主要出路。这里既有资金方面的问题，也有干部的认识问题。
第三，东部地区大规模建设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拉动中西部农民东涌的主要外部条件。民工的大量使用对东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使民工的素质得到提高，但由于民工供大于求，使用便宜，因而在东部地区（尤其是东部城市）原来的生产者和工作者中，也滋长起一种贵族化的作风，这种倾向又反过来产生对民工的更大需求。
二
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流入城市的人口来源混杂、良莠不齐。农民进入城市后，由于文化程度较低，很难在技术要求较高的岗位上工作，能被接纳的，一般是劳动强度较大而收入相对较少的岗位。民工形成的群体，多数是理性约束极小的次级社会集团，受目前存在的分配不公的现实的刺激，很容易出现心理失衡，只要有极少数不良分子影响，就可能对社会采取报复行动。流动人口的数量巨大而城市就业岗位有限，即使从事个体商业活动，在日趋激烈的竞争形势下，谋生也越来越不利，由此而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无业游民，只要生活无着，就可能被卷入犯罪活动。大量无业游民的存在，也在客观上为犯罪分子提供了隐蔽条件。
第二，数百万的流动人口已成为事实上的居民，给城市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北京市的能源、水资源、交通、住房、卫生等条件和设施本来就十分紧张，大批外来人员的涌入，使紧张状况愈益加剧。为了保持首都的应有形象，政府不得不加大投入，紧张状况的缓解，又可能吸引更多的外地人来京居住。面对急剧增长的人口，政府需要迅速扩充管理队伍，这也必然加重财政负担。而且流动人口往往不受计划生育政策约束，自然增长率较高。如此下去，很可能陷入恶性循环。
第三，由于大量使用民工而滋生的贵族化倾向，对市民的精神产生了侵蚀作用，这种损害是无形的，但带有根本性质，如不遏制，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
三
过去， 首都对外来人口的管理主要依靠的是户籍制度， 现在面对300余万之众的暂住人口，再加上经常性来往的人口， 户口的稽查早已由于工作量的巨大而无力实施。当然，这种制度在当前不能说已经完全失效，因为它在有的情况下（例如在入学、部分单位招收工作人员时）还有作用，而且在人们的观念上，它毕竟还是一道警戒线。在新的形势下，户籍制度已作了适当变革（例如办理暂住户口），应力争尽量发挥它的作用，但要认识到其作用是有限的。
解决流动人口问题，主要矛盾是解决流入北京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其中又主要是民工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应当着重从源头上设法。把北京市的工作与主要的民工输出地的地方政府的工作结合起来。
民工潮的涌起，至今已有10多年的历史。到现在，北京市使用民工的部门和单位的需求状况已可以得到大体的统计结果，劳务输出的主要省份和地区也大体清楚。现在，在不少地方，劳务输出已成为政府鼓励和支持的行为，鉴于此，北京市就有可能也有必要与主要的劳务输出地的地方政府协同，由地方劳动部门与北京市劳动部门签约，定期按计划按标准向地方招收合同工，经北京市组织培训之后，配置给用工的部门和单位，合同期满，一般不再续用，实行轮换，以保证民工的数量和年龄结构维持在一定水平上。这样配置的民工有一定的组织保障和质量保障，会得到用工单位的支持。同时，对地方政府来说，既能找到解决剩余劳动力的途径，又使本地劳动力不断得到学习和提高的机会，民工返乡，就成为当地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地方政府认识到这一点后，也会采取合作态度。这条措施的效益有三：第一，民工在市内可大致按输出地分布，北京市与地方政府配合进行管理，对社会、单位均有利。民工本身的权益也可得到有效保护。第二，这种征兵制式的招工，要求“不出不进”，可促使地方政府协助做好合同期满民工的返乡工作。第三，可向全社会传输一个信息：首都民工实行计划招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地人员向北京的盲目流动。
流动人口问题的解决还可以从“出国热”的下降得到启发。 进入9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80年代热火起来的出国潮的热度已经明显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希望出国生财的人看到，大批外国公司生财之道不是在国外，而是在中国，因而把目标转向国内。现在，国内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使得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经济带出现了明显的差别，但中西部有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一些国外企业家发现，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已在跃跃欲试地考虑西进的问题。北京市对此不能无视。从北京市来看，这里虽有地理位置、资金、交通、信息等一系列的优越条件，但也有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紧缺，以及劳动力价格较高等不利条件，更重要的方面还在于，北京市的城市发展目标已确定为：建成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按照这个目标的要求，北京市的产业发展应当是有所限制的，但这并不等于北京市的经济不能有所作为。北京市完全可以利用自己在资金、技术、管理、销售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向内地投资兴办产业，或租赁承包一些亏损、微利企业，注入先进的生产力要素，使北京和内地双方受益。如果这种联合能够在北京市和内地主要的劳务输出地之间实现，那么相当部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可以在当地得到吸收，也可以吸收外出人员返乡。中国农民的家乡观念极强，只要本地有适合的生活来源，一般都不愿四方飘流。例如，四川省的达川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劳务输出地区，每年都有大批的劳动力外流到北京等地务工经商。但就在这里却有发展优良肉牛生产的条件，著名食品“灯影牛肉”就是这里的特产，如果北京市能够在这里投资兴办牧—工—贸一体化的产业，使“灯影牛肉”的生产和销售形成相当的规模，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必定都非常可观。一般说来，凡是劳务输出量大的地方，都是自然资源开发不够的地方，因此，这条途径是可行的。它与民工的轮换措施可以互补。
其实，解决北京流动人口的问题还可以拓宽思路。蔬菜（尤其是细菜）一直是北京的急需商品，与北方农民相比，南方农民在细菜种植方面的确要能干得多，现在，已有一些南方农民租种京郊农民的菜地，使上市蔬菜品质明显改善，菜农也得到较好的经济收益。如果能够引导相当一部分来京的南方农民到京郊各县从事蔬菜生产，并结合市内粪便的处理为蔬菜生产提供肥料，以帮助菜农降低生产成本，这将是一项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俱佳的举措。
总之，解决流动人口问题，应象“大禹治水”那样，重在“疏”而不在“堵”，为了建立疏导机制，一开始需要有较大的决心并需要作出较长时间的努力。所谓“解决”，实际上是力争达到一种外来人员不断进入又不断被疏导的“动态平衡”状态，不应当也不可能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那种十分“纯净”的静态平衡状态，对此要持辩证的观点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