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关于美国现代化的第一次大辩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辩论论文,美国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美国现代化过程中曾伴随着三次关于现代化的大辩论，它们分别发生在建国初期，20世纪初与20世纪70年代，反映了美国如何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如何完善现代工业社会与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全过程。对这些辩论的论述会有助于对美国现代化的了解与探索现代化的价值轨迹，有助于从更深层次上借鉴外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本文试对美国现代化的第一次大辩论及私有财产与自由怎样成为美国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加以论析。
一、大辩论的国内外背景
1787年宪法的制订标志着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屹立于世界。国家的统一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同时又将现代化提上议事日程。这就突出了一个问题：美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通过何种途径实现现代化？美国第一届联邦政府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以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一方、以国务卿托马斯·杰佛逊为另一方的激烈争辩。这是关于美国现代化的第一次大辩论。这次辩论是在以下的国际国内背景中发生的。
美国独立时，英国已确立资本主义统治。18世纪30年代，以棉纺织业发明飞梭为标志，英国开始工业革命。1784年，瓦特发明联动蒸汽机，在它被作为工业动力而广泛使用后，工业革命出现了高潮。所谓工业革命就是机器代替手工操作，工业社会代替农业社会。至19世纪30年代，这一转变过程基本完成，英国成为工业强国与“世界工场”。工业革命在西欧地区也相继发生。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经济现代化成为时代大潮。工业化促使生产力迅速发展，导致社会空前繁荣，这是19世纪有目共睹的事实。但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工业社会一开始就暴露了其严重弊病，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同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例地扩大。腐败现象比比皆是。童工、女工、罹病、致残触目惊心。
英国与欧洲其它国家工业化带来的这二方面的后果（财富巨大增长与严重的社会不公和腐败）给美国人以深刻的印象。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部分人相信，工业化是富国的必由之路，美国应该不失时机地仿效英国，变成一个工业国；以杰佛逊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如此的工业化不值得效法，美国要走自己的繁荣富强之路。
18世纪末的美国有两个基本国情。第一，北美自殖民地建立以来，是一个以小农场主为主的中产阶级社会，这个社会有相当浓厚的民主与平等气氛，对农业社会充满着理想甚至幻想。13州的居民向往着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开拓，以实现其扩大农业社会的理想。著名学者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称早期农业社会的理想为“土地神话”。〔1〕第二， 美国处于欧洲大国势力的敌视与包围之中，独立是不巩固的，国家的经济是脆弱的。联邦政府经济拮据，独立战争期间欠下的债务要偿还，那种连“夜壶与毛皮都靠进口”的局面急需改变，民族经济有待振兴。〔2〕杰佛逊表达了美国的农业理想主义， 指望美国农业社会出现一种与欧洲不同的社会繁荣。汉密尔顿则更多地看到了美国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在他看来，工业化不啻是历史的必由之路，也是改变现状，维护民族独立的唯一出路。
二、杰佛逊的农业理想社会
杰佛逊是占美国人口大多数的土地主的代言人，《独立宣言》中提出的“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体现了他的崇高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构思了一个农业理想社会。杰佛逊及其拥护者期望“使社会的每一成员容易地获得土地，以便提高获得平等的机会、自由与公共道德的前景，而财富的积累将鼓励与共和制相对立的贵族制。“杰佛逊还设想分配小土地给拥有较少土地和没有土地的人，以便让他们维持独立生活，避免对他人的经济依附。〔3〕杰佛逊把天赋人权与天赋土地权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有“耕耘土地的基本权利”，有了土地所有权，也即私有财产权，才会有人的权利的保证。如一位杰佛逊研究者所指出：“杰佛逊把家庭农场作为民主政治的理想。”〔4〕小土地私有制与美国式民主是杰佛逊的农业理想社会中的一对紧密相关的概念。他追求的是一个有道德的、充满民主精神的、人民安居乐业与互相尊重的理想社会。
杰佛逊的拥护者麦迪逊论证了政府保护私有财产的职责。他认为，私有财产不仅包括土地与财物，还包括一切能够创造财富的手段，如人的才能、技艺、经验等只要人们能自由地去发挥他们的才能，立刻就会产生不同程度与各种各样的财产占有情况。”〔5〕也就是说， 保护小土地所有与保护获得财产的手段是建立政府的目的。因此，“不能保证财产安全的政府是一个不公正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会任意地实行限制，豁免和垄断，不让部分公民自由使用才能，自由选择职业，而这些正是获得财富的手段。”〔6〕
杰佛逊寻求一条与欧洲工业化不同的农业繁荣之路。他认为，利用先进技术与促进教育可使生产得到长足的发展。为了获得经济繁荣，美国可以搞一点制造业，但政府必须对此加以限制，因为制造业会吸引愈来愈多的人离开土地，使原来具有独立人格的农场主变成依赖工资度日的人，其严重后果已在欧洲暴露无遗。但不妨多搞一点家庭手工业，以此作为对制造业的补充。杰佛逊及其拥护者也想到了对外贸易，特别是同欧洲进行贸易早就是其主要政见之一。麦迪逊认为，对外贸易可以增加社会财富，促使经济繁荣，又可以阻止美国演变为工业社会。所以，他竭力主张增强航运能力，摆脱对英国的依赖，实现商业独立。但是，麦迪逊等人反对政府发行大量纸币，因为这会滋长“过度的消费精神”，造成赤字贸易、投机倒把与道德败坏，结果会丑化共和制的形象。
杰佛逊反对建立工业社会的主要理由是工业社会是腐败的与不足取的，而农业社会不会发生腐败，他说：“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只要仍然是农业的，在数百年内都会保持美德……。一旦他们象在欧洲一样互相拥挤在大城市里，那就会变得象欧洲政府一样腐败。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个国家曾在耕种者中产生过道德败坏现象。”〔7〕杰佛逊认为， 腐败是从可随意处置的动产特别是从政府持有债券中滋长而来的。一个因工业化而产生的资本集团将控制政府，这就会导致腐败现象。因此，杰佛逊、麦迪逊等人抨击汉密尔顿的按票面价值偿还债务的计划，指出这是为了满足投机者的利益。他们还指责汉密尔顿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是给予富人以更多的权力，而这些人最终会通过银行来控制政府的事务。
杰佛逊的农业理想社会是北美历史环境的产物。当他凝视北美辽阔的土地时，他认为向西部拓展，足以保证其农业理论社会一代代地延续下去，这个社会不仅是那么令人向往，而且是完全可能实现的。〔8〕麦迪逊已预感到美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坚持将不断扩张的西部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农业理想社会尽可能地延长下去。
三、汉密尔顿的工业化计划
汉密尔顿是东北部工商利益的代表。在制订宪法时，东北部商人支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便保护他们自己的贸易与财产。制宪后，他们要求联邦政府奉行支持工商业的政策。汉密尔顿的工业化计划反映了他们的要求。
汉密尔顿工业化计划的核心是发展制造业。他认为，决定国家富强的是商业而非农业，商业是“国家财富最有用和最丰富的来源”。他说，“人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一个既有制造业、又有农业的国家，其贸易将比单纯农业国的贸易有利可图，兴旺发达。”〔9〕仅用农业品进行贸易，只能使美国沦于穷困的境地。制造业的发展有利于巩固美国的独立与安全。每个国家都必须拥有它所应当拥有的必需品，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与防务。例如对外贸易就需要海军的保护，而海军建设则仰仗于制造业的发展。汉密尔顿得出结论说，只有发展制造业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现在美国正需要抓住机遇。虽然美国还是一个脆弱的农业国家，工业力量极为薄弱，机器尚未普遍使用，但汉密尔顿提出了要象欧洲各国一样实现工业化的宏伟目标。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这一著名文件中，他详尽有力地论证了美国发展制造业的有利条件，提出了具体措施。他指出，“只要作一番适当的准备和辛苦努力，”就会达到工业化的目标。汉密尔顿发展制造业的主要办法是保护关税与发放补助金来吸引投资。汉密尔顿也提到了从国外引进机器与先进技术。
汉密尔顿把发展工业、保护私有财产同巩固共和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贵族政治家，他认为保护私有财产与公共利益、共和制度都是一致的。“我们的主要激情是雄心与利欲，对这些激情因势利导，使之有助于公共利益，这始终是一个贤明政府的任务。”〔10〕他不相信，一些公民积累大量财富会引起腐败，因为商业精神鼓励“节俭、经济、现代化与精力旺盛、谨慎、稳定、秩序与制度”。与杰佛逊将共和制的巩固系于小土地主适成对比，汉密尔顿将巩固共和制的希望寄于形成一个强大而有力的有产阶级，以便通过他们来加强联邦政府。所以，他主张促进老贵族、航运业主、公债持有人和金融家利益以及发展工业，进而造就一个工业集团的经济政策。他的工业化计划是这一政策的反映。在汉密尔顿看来，财产上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政府的职责在于保护它，促进它，并依靠富有阶级来维护社会秩序与稳定。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稳定观。杰佛逊等人认为，保持社会稳定就必须给每个人以土地，作为其谋生手段。维护自由与权利的平等就必须防止财产的巨大分化，防止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赖以生存的财产。汉密尔顿则认为，保护大有产者的财产，建立维护其利益的秩序就意味着稳定。正如当时一份抗议书中所说，汉密尔顿的计划是“在这样一个农业国里，扶植、集中和永久保持一个庞大的富有集团……使农业匍匐在商业的脚下，或者使联邦政府的现行体制发生变化，而危及美国自由的存在。”〔11〕
因此，扶植工商资产阶级是汉密尔顿工业化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把这件事同偿还债务与建立国家银行联系在一起。他主张全部偿还国内外债务，其办法是征收税金，如关税、捐税等；同时，通过发行公债来筹集资金，通过偿还公债与发放贷款，汉密尔顿扶植了一个富有集团，它实际上由唯利是图的投机商所组成。他相信，这些人发财致富后必然会把利润投资于制造业，从而达到政府鼓励制造业的发展这一目的。汉密尔顿计划建立的国家银行，是通过国家的信用，在私人资本与政府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国家担保所发行的纸币的信用，而纸币的流动将促进贸易并为新的工商业筹措资金。
总之，汉密尔顿的工业化计划是一个大力发展制造业与扶植工商资产阶级的计划。他从英国工业化中得到启示是不言而喻的，但他并没有照搬英国的做法。他懂得，英美二国的国情不同，美国不能象发达的英国那样，实行自由贸易。美国必须实行保护关税，以扶植新兴的制造业。唯其如此，美国的工业化才能实现，民族独立才有保证。汉密尔顿主张的既有自由放任又有政府保护的政策为美国指引了工业化的道路，使美国的现代化具有本国特色。
四、大辩论的意义
现代化是时代的大潮流，即使美国这样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农业社会也不能例外。尽管有土地主的代表杰佛逊等人的反对，工业化计划仍顺应环境的需要而得到推行。在汉密尔顿提出《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之时，农场主与一部分商人担心保护关税会使外国对美国出口的农产品采取报复性措施，他们宁愿以自由竞争的方式来抑制工业品的价格。还有人认为，保护性关税会引起进口货物的减少，从而损害国家的信用。然而，汉密尔顿的工业化计划被历史证明是必须的与及时的。债务开始偿还，制造业正在兴起，国家银行系统得以建立并成为工业化的重要杠杆。关于美国现代化的第一次大辩论以汉密尔顿的主张获得胜利而告结束。汉密尔顿被认为美国工业化之父，他起草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被称作美国工业革命的福音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此后杰佛逊政府期间，工业化继续得到推行。杰佛逊本人把制造业、商业、航运业与银行业作为美国繁荣昌盛的四大支柱，谋求这些集团的政治支持。在谈到发展制造业时，他说过，“经验告诉我，制造业对我们的独立如同我们的舒适一样必要。”杰佛逊在晚年意识到，他的农业理想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对工业社会的兴起，杰佛逊以无可奈何的心情叹息说，汉密尔顿已破坏了他的崇高理想，美国再也不能摆脱他的工业化计划。杰佛逊跟上时代的潮流，接受了工业化这个事实。
作为价值观念的较量，这次大辩论具有更深远更持久的意义。辩论双方各自强调了不同的价值。杰佛逊注重自由，而汉密尔顿强调私有财产。在18世纪，自由与私有财产是联系在一起的，私有财产被认为是自由与平等权利的保证，一个人没有私有财产就不会在社会上享有自由与平等。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他认为，私有财产包括“生命、自由与财产”。洛克把财产与生命、自由并列，是因为他意识到生命和自由可能会由于财产权遭到破坏而被损害。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有财产是为了维护生命与自由。这一思想为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美国人所接受，从此，自由与私有财产成为二个不可分割的价值与美国制宪的指导思想。如汉密尔顿所说，宪法的神圣职责是“对自由与财产的进一步保证”。〔12〕然而，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领袖对这二个价值有不同的解释与强调。杰佛逊强调自由，目的是要在美国现代化进程中保持平等。在《独立宣言》中，他把洛克的思想加以修改，强调了“人人生而平等”，生命、自由与私有财产改成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反映了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的价值观。〔13〕而汉密尔顿强调私有财产，目的是鼓励竞争，保护大有产者，以加快现代化的步伐。这次大辩论的意义在于，通过辩论，使由宪法确定的这二大价值进一步成为美国现代化的基本价值，贯穿于现代化的全过程。遵循私有财产这一价值，美国实现了高度发达的经济现代化。汉密尔顿提倡的制造业已发展为现代大工业与高技术产业，代替建国初期的有产者的是为数众多的经济集团与亿万富翁。与此同时，美国人又以自由这一价值克服与限制经济现代化造成的弊病。正如杰佛逊预料的那样，工业化带来的财产分化、贫富鸿沟以及对权利平等的威胁。当19世纪末美国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时，社会财富有了极大的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是，在富裕社会出现了一个生活在按美国标准属于贫困线以下的贫穷阶层。直到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总统提出“向贫穷开战”时，这个贫穷阶层占全国人口的12%。经过历届政府的努力，现在保持在6%左右。 私有财产的集中对自由的威胁还表现在垄断财团对自由竞争的扼杀，因此，抑制垄断，保持公平竞争变得刻不容缓，反垄断立法是自由价值的胜利，它使美国社会的自由竞争在新条件下得以恢复。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当代美国是中小企业与垄断并存，生产集中与分散两种趋势并存。〔14〕
在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对美国现代化的认识是片面的与表面的，我们只看到私有财产这一价值在美国现代化中的表现：财富的增长、垄断的出现、社会的腐败现象。我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自由这一价值在美国现代化中的地位与影响，即美国人在变化的形势下，继续为民主理想为权利平等而斗争。自宪法制订以来的一系列宪法修正案是自由价值的历史性成果。总之，美国现代化是私有财产与自由这二个既对立又统一的价值的合力的产物，它构成了一幅真实生动、五光十色、既充满活力与令人向往又问题很多与让人感到困惑的画面，一个地球上真正存在着的美国。而这二大价值的合力是在关于现代化的第一次大辩论中形成的。
注释：
〔1〕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改革时代》（中译本）第17—28页。
〔2〕查尔斯·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中译本）第41页。
〔3〕艾伦·保罗编：《自由、财产与美国宪法的基础》（1989 年版）第7—9页，亨利·史密斯：《处女地》（中译本）第129、142页。
〔4〕引见《改革时代》第22页脚注⑴， 也见理查德·马休斯《杰佛逊的急进政治》（1986年版）第51、124页。
〔5〕〔12〕《联邦党人文集》（中译本）第46页，第6页。
〔6〕《自由、财产与美国宪法的基础》第146页。
〔7〕巴东·斯塔编《美国宪法》（1988年版）第63页。
〔8〕《处女地》（中译本）第214页。
〔9〕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引见赵一凡。 编译《美国的历史文献》第77页。
〔10〕〔11〕莫里森、康马格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中译本），上卷第369页；第375页。
〔13〕参见小约翰·摩尔《追求幸福：美国政府与政治》（1989年第四版），第47—48页，也见刘祚昌：《杰佛逊传》第143—145页。
〔14〕章嘉琳主编：《变化中的美国经济》第158—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