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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是社会历史的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特有方式。现在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人们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自我认识是心安理得、天经地义，这是为什么？人们的市场经济文化观念，不假外借便能自圆其说，这又是为什么？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二者背后有一个强劲的逻辑在起作用。这一逻辑是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人自我认同的理论支撑点、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评价市场经济行为的判断标准。具体说，这一逻辑就是盛行于西方经济学界、在我国已成为常用词汇的“经济人假说”。
黑格尔曾经说过，熟知非真知。套用这句话描述经济人概念在我国的运用情况，可能并不过分。这样说的根据有两点，一是人们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就象运用道德人和政治人概念一样，以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就是概念所描述的那个样子。实际上，在指称和意义这两个向度上，概念使用者的主观理解和概念提出者的初衷之间，可能具有本质区别。二是经济人概念象其他概念一样，有自己的社会起源、思想起源和概念起源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只有在能够区分这三种起源并研究和了解这三种起源的具体内容之后，才能真确地知道，这一概念到底指称什么，其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一、概念起源及涵义辨析
人们往往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文化理解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前者以布克哈特及其代表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为典型，后者则以马克斯·韦伯及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标识。这并不符合实际。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文化的社会起源要比此处的所谓“起源”时间早几百年，它肇始于中世纪后期的十一世纪，伴随走村串户的商人的壮大而兴起的自治市发端。当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兴起的时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文化已快要形成或正在形成。从这个角度说，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文化的流而不是源。经济人概念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它的概念起源时间要晚得多，但就社会起源时间而言，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文化的起源时间同步。
经济人概念的思想起源情况要复杂得多。在这里，我们起码会遇到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中，内在地包含经济人思想，但这里的经济人思想以自发的形式杂乱地存在于各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表达形式之中。上升到理性自觉的高度，以规范性概念的形式表达出来，还需要时间积累和思想磨炼。第二种情况是经济人思想以接近最终形成的形式存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各种表达形式之中，尤其是存在于哲学和文学这两种形式之中，如英国哲学思想中的人性自私论和法国哲学思想中的人性自爱论，文学典型，可以举出英国的鲁滨逊和法国的于连，它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构成了经济人思想产生的直接理论背景和基础，为经济人思想以完备的形式表达出来，提供了直接的前提条件。第三种情况是经济人思想以经济学术语和论证方式的形式表达出来，完成这一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任务者是亚当·斯密，但耐人寻味的是，亚当·斯密“并没有用经济人这个可怕的字眼。”（注：[奥]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11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西方学者一致公认经济人概念第一次出现于约·穆勒1836年写就的一篇论文中，此文的题目是《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小穆勒提出经济人概念，根本目的是要说明经济学中的方法论问题，也就是说，他提出这一概念，有其特定的指称，也有特定的含义。不过，由于这里的指称和意义并不具有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确定性和准确性，所以，导致了后来的歧义丛生，争论不休、望文生义、随便乱用的局面。
确实，如果不了解小穆勒赋于经济人概念的特定含义，它的指称是什么便大成问题。经济人的英文规范性表达是Economic Man，除此外，英文的表达形式还有Economic Subject ， 与此对应的德文表达形式是Wirtschaftssubjekt，但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这一表达形式并不是英文经济人概念的同义词。（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第206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意大利经济学家帕雷托，则用意大利文homo oeconomicus表达经济人的意义。仅从不同的语种表达形式就可以看出，经济人概念指称的对象有两种：一是经济行为主体，但是，如果这样理解经济人概念的指称对象，那么，经济人概念的指称范围实在太宽泛。因为，有人类社会就有经济活动，有经济活动就有经济行为主体。这样，经济人便成为没有自己特定指称对象的经济行为主体的另一种表达形式。二是指称特定历史时代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人及其行为特点：懒惰、目光短浅、恣意挥霍是人的本性，只有通过环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经济地或谨慎地调整其手段来实现其目标（注：[奥]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11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他的追求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第207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成功便是一切，至于其他，如道德和法律禁忌，能逃脱便逃脱，在这里，没有道德与不道德，正义与不正义之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引证了1860年出版的《工联和罢工》中的一段话，似乎能够证明这里对经济人概念的理解和阐释：“资本逃避动乱与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 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第82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这是对经济人概念的实体性理解。这意思是说，它所指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或者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人，就是如上解释的那个样子。首先说，这种对经济人概念的理解与小穆勒提出经济人概念的初衷有南辕北辙之别，这为后来关于经济人概念的争论留下了可供发挥的余地；其次，这里的经济人概念是指称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所有的人还是一部分人？如上对经济人概念的理解和说明并没有区分这一点，这又为后来的争论提供了可以任意发挥的余地。
看来，要了解经济人概念真确的指称和涵义，只有回到小穆勒的理解上来这一条路径。为了恢复小穆勒赋于经济人概念的本真涵义，有必要较为详细地引证他自己的说明：
“政治经济学把人视为仅仅是要取得财富和消费财富；它要表明，生活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人，除非他们的行为动机处于我们上面说到的有两个永远相互对立的动机制约的程度，否则，只要他们的动机是他们的全部行为的绝对统治者，那么有的行为过程是应该鼓励的……这种科学……进行……处于这样的假设之下，即人是一种由其本质需要所决定的东西，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想要更多的财富而不是更少的财富，这一点就象我们在上面已经特别指出的人是由两种互相对立的动机构成的一样，没有任何例外。这并不是说有哪一位政治经济学家曾经荒唐到认为人真的是这样构成的，而是因为以上所说的是科学有必要处理的一种模式。……也许，没有哪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的活动仅仅是由于对财富的欲望而没有受到任何冲动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考虑到人的这部分行为，财富甚至不是人的主要目标，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假装它的结论可用于对此进行解释。但是，在人的活动中也有特定的部分，在那里取得财富是主要的和众所公认的目的。仅是对这些部分政治经济学才关心。……以这种方式就可以取得比采取其他可行的方式更接近于人的这部分活动秩序的理论。”（注：[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第68—6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从小穆勒关于经济人的论述中我们至少可以捕捉到如下几条信息：第一，这里关于经济人所说的一切，只不过是假设，假设的目的是寻求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和揭示人的经济行为的内在本质和规律。第二，小穆勒并不认为他所假设的人就是客观存在的人的真实写照。第三，小穆勒把人的行为动机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总体性的，这就告诉人们人有各种各样的动机，包括获取财富和消费财富的动机；第二个层次是人的经济行为动机，作为整体存在的人的经济行为动机除获取财富和消费财富的欲望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第三个层次，从人的经济行为动机中把获取和消费财富的动机提取出来，假定为人的经济行为动机。第四，小穆勒深知自己的假设和剥离与客观存在的事实之间有一定距离，所以，他明白地告诉人们：这样的假设只有作为方法论时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否则，便是虚妄和谬误。
不幸的是，小穆勒所惧怕的人们不是从方法论角度而是从实体描述角度理解他的经济人假设，恰恰变成了事实。与小穆勒的活动年份几乎同时的牛津大学第一位专职政治经济学教授西尼尔，把政治经济学所要说明的一切事实归纳为四个基本定理，其中的第一个定理是：“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注：[英]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第46—47页，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比小穆勒的活动年份晚半个世纪，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马歇尔，虽然意识到经济人概念指称对象的不完整性，还是把它作为实体性描述的概念使用：“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的确，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以一个‘经济人’的活动为内容建立一种描述的经济学，所谓经济人，就是不受道德的影响，而是机械地和利己地孜孜为利。但是，这种打算却没有获得成功，甚至也没有彻底实行过。因为，它们从没有把经济人真正当作是完全利己的：一个怀有利他的愿望、甘受劳苦和牺牲以赡养家庭的人，是最能信认的，他的正常的动机常被默认为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但是，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在内呢？”（注：[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第11—12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自此以后，由于不是从功能性方法论角度而是从实体性描述角度理解经济人概念，所以，关于经济人概念的争论从未停止过，赞扬者有之，批判者更是大有人在，有人说它是“可怕的字眼”（注：[奥]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11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有人说它是“邪恶的概念”（注：[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第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还有人把经济人作为实际存在的人加以讽刺和挖苦：“他不高不矮、不肥不瘦，不曾结婚也不是单身汉。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爱狗、爱他的妻子或喜欢儿童游戏胜于喜欢诗。我们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我们知道，无论他要的是什么，他会不顾一切地，以最大化的方式得到它”。（注：转引自[英]G.M.霍奇森《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第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看来，要真正搞清经济人概念的确切涵义，必须回到亚当·斯密那里去，因为他是经济人概念最直接，也是最正宗的思想创造者。
二、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思想
小穆勒以理性自觉的形式提出和论证了经济人概念，这一概念的具体指称——市场经济活动中人的特定行为倾向和涵义——为了建立科学的经济学有必要作这样的假定与抽象得到了明确和论证。事实是，这一思想并非是小穆勒的发明，而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创始者亚当·斯密有关思想的继承。
从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可以看出，他确实没有提出经济人概念，但他提出了自私的人的思想。他的这一思想与包括小穆勒在内的后继者的区别是，亚当·斯密在看待和分析自利人的倾向与行为时，角度与其他人不同，论述涉及的范围也不同。
亚当·斯密在论述导致经济人概念产生的自利人的思想时，选取了两个角度，他的论证方法，先是经验归纳式，后是抽象演绎式，但都获得了极佳的效果。
第一个角度是从人的交换天性出发，论证人的自利倾向及行为，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他人，更有利于社会：“一个人尽毕生之力，亦难博得几个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会中，随时都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期，几乎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助，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13—14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亚当·斯密能够得出别人难以反驳和拒绝的结论，得益于他的分工和交换理论，也受恩于市场经济活动的经验式观察、体验和归纳，而对这一理论的提出贡献最大者，要算是当时英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
虽然当时英国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是最高的，并且注定要给世界历史带来决定性影响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萌动，但是，当时英国的封建势力还有不能低估因而不可小视的政治经济力量。这种力量的具体表现就是对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机制的破坏和威胁。这种破坏和威胁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是靠封建特权的特许式经营造成的垄断，二是封建政治势力对自由竞争的直接干预，这种干预有时是用行政命令，更多的则是采用法律的形式。有感于此，亚当·斯密大声疾呼，不让自由运用劳动与资财就是侵犯了人的最神圣的人权（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153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针对封建统治者关于自由竞争会导致不利于社会的后果的说明，亚当·斯密回敬说：“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们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26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所以，“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用途”（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199页， 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基于这样的考虑，亚当·斯密认为，“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27—27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亚当·斯密提出了他最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
“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这就是亚当·斯密提出和论证自私人思想的第二个角度。在这一论证过程中，亚当·斯密采用的是演绎方法。他的演绎有三个前提：第一是在私人的自利性资本运用行为中，信息是完全的；第二，私人在运用自己的资本时是有充足才能的；第三，自私倾向和自利行为不仅天经地义、合理合法，而且是最好的、或许是唯一的最有利于社会的倾向和行为。这种论证前提、方法及其结论，与后来广为流传的经济人思想最为接近。
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是，第一、二个前提性假设已被后来产生的新制度学派和产权学派证明不符合实际，至于第三个前提，尽管它是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灵魂和核心，但伴随凯恩斯经济学的产生和罗斯福新政的施行，也应当是大打折口。这样说是否就意味着亚当·斯密的自私人（即后来的经济人）思想毫无道理和毫无价值呢？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在亚当·斯密的这一思想中我们应该意识到至少有如下四点内容：
第一，亚当·斯密论述问题的涉及范围是个人、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关系，而不象后来的经济人论者那样，眼睛只是紧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至于他人和社会，根本不放入自己的视野。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亚当·斯密不是泛泛谈论个人、他人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而是针对市场经济运作的客观现实，着意探讨和界说以个人获取利益为前提的三者获取最大利益的最佳方法。后来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人们之所以能够说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使用过的最有效率因而是最好的资源配置方式，应当说与亚当·斯密论述和崇扬的经济人思想有本质和必然的联系。在这里，真正显示出了市场经济的人学前提和逻辑的功能与威力。
第二，在亚当·斯密有关经济人的论述中，充满了辩证法思想。在这里，主观目的与客观社会效果不是直接和平面的统一，而是以表面背离、实质一致的形式表现自己的有机和必然的统一。亚当·斯密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术语抽象和表述出了深奥的经济哲学思想。这是一种背向辩证法，这是一种事物会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思想。
第三，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思想是加杂于他的经济学思想之中并与他的经济学思想一起公诸于世和闻名于世的。这说明，他的经济人思想与他的经济学思想之间有本质和必然的联系。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任何理论，包括经济学理论，其逻辑起点往往不是经验事实的归纳，而是逻辑性假设，这样的假设要发挥两个作用：一是发挥逻辑前提的作用。有这样的逻辑前提，这种理论便不需要外借或详细论证就能肆意展示自己的演绎和界说过程，由此看出，这样的逻辑假设起到了整个理论体系逻辑支撑点的作用。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思想与他的经济学思想恰好是这种关系。二是规定理论发展向度的作用。一种理论，尤其是经济学理论，虽然有不少经济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是给人以公正客观印象的价值中立，但在实质上，价值倾向非常明显，并发挥灵魂的作用。这里的价值倾向，其逻辑上的论证和目标取向，都从自己的逻辑前提中获得逻辑支撑点和理论外观上的证明。
第四，自从亚当·斯密以经济学术语的形式提出和论证经济人思想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便不再费事耗神又象偷人家东西一样名不正言不顺地到哲学领域借用逻辑前提，而是有了用经济学术语提出和论证，与经济学思想融为一体因而是自己的逻辑前提。这就为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存在提供了理论证明，也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方法论基础，还为它的未来发展规定了形式易变、内涵始终如一的价值向度。
从以上四个方面看，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思想确实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甚至为西方的经济哲学思想做出了其他人无法替代的贡献。
论述至此，关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思想的讨论本该结束，但还有一个问题，如它得不到有效解说和论证，那么，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思想如同悬在空中，这就是“斯密问题”。
所谓“斯密问题”（Adam Simth Problem）是19世纪后期的德国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当时的德国经济学家认为，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塑造了孜孜求利、永不满足、视个人利益为上帝、把他人竞争作为敌人的夏洛克式的经济人，而在《道德情操论》中，则把同情和仁慈作为人的本性之一，这里的道德是富有同情心、物质欲求容易满足、精神境界高尚典雅的谦谦君子。确实，《道德情操论》中的第一段话便是：“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注：[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表面看来，“斯密问题”不仅客观存在，而且非常严重，因为孜孜求利的经济人与同情心占据一定地位的道德人确实有很大区别。问题是，这两个亚当·斯密哪一个真实？人们该相信哪一个亚当·斯密？
实际上，真正存在的不是“斯密问题”，因为只有一个亚当·斯密，而是德国经济学家的“问题”，因为他们并没有理解亚当·斯密经济人思想的真正涵义、功能和价值。如果从实体性描述的角度理解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斯密问题”便是客观存在的真问题。问题是亚当·斯密并不是如此看待和运用经济人思想，而是从方法论角度出发，把经济人思想的指称范围限定于市场经济活动之中。在这一活动中，如果把经济行为主体出于自私的孜孜求利，会导致什么样的个人、他人和社会后果，并由市场经济实践的客观效果证明，这样的经济人通过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会给个人、他人和社会带来多么巨大而有效的后果，进而证明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是多么正确，而政府干预和特权横行，又是多么荒谬和邪恶。由此看来，这是以特有的方式证明了亚当·斯密经济人思想的功能性定位：它是假设性的，只有方法论的性质和价值。
由此，我们可以得一般性结论：经济人与人之间不能划等号，用数学公式的形式表达则是：经济人≠人。
三、经济人思想的理论来源
从方法论角度看，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的思想是天才的，其天才之处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提供了人学上的逻辑前提和理论基础；二是以充满辩证法智慧的方式，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因而可操作性地解决了几千年来困扰人类的理论难题——利己与利他的关系问题。
当我们在惊叹亚当·斯密的天才性表现时，不要忘记问一个问题：他的思想有否理论来源？对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性的。这就是说，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思想，除了他自己的天才性创造之外，更有不少前辈思想家的思想为他提出经济人理论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工作。这种理论上的准备工作有两个层次，一是有关思想直接成为亚当·斯密的可资借鉴的理论来源，二是有关思想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以社会生活为中介影响和激发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思想。
关于亚当·斯密经济人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英国经济思想史家埃德蒙·惠特克在《经济思想流派》一书中认为，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思想来自以《蜜蜂的寓言》一书留传于世和闻名于世的孟德维尔（注：[英]埃德蒙·惠特克《经济思想流派》，第1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哈耶克则认为， 这一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是法国人孟德斯鸠的有关思想。哈耶克引孟德鸠的原话作为证据：“因此，每个人都会增进公益，然而在他行动时，他实际上考虑的只是如何增进自己的利益”。（注：[项]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卷，第339—340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
惠特克和哈耶克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更充足的证据表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思想直接导源于休谟的《人性论》一书。虽然亚当·斯密年少于休谟12岁，但两人过从甚密，这从亚当·斯密请休谟作自己的遗嘱执行人（注：[英]休谟《人性论》下卷，第781页，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和休谟让亚当·斯密作自己的遗嘱执行人便可看出来（注：[英]休谟《人性论》下卷，第782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更重要的是休谟《人性论》中的思想与亚当·斯密的思想非常合拍：“人类因为天性是自私的，或者说只赋有一种有限的慷慨，所以人们不容易被诱导了去为陌生人的利益作出任何行为，除非他们想要得到某种交互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只有通过自己作出有利于别人的行为才有希望可以得到”。（注：[英]休谟《人性论》下卷，第559页， 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此外，人类的交往也不限于物品的交换，还可以扩展到服务和行为；我们也可以交换这些，达到互利的结果”。（注：[英]休谟《人性论》下卷，第561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因此，我就学会了对别人进行服务，虽然我对他并没有任何真正的好意；因为我预料到，他会报答我的服务，以期得到另一次的服务，并且也为了同我或其他人维持同样的互助的往来关系”。（注：[英]休谟《人性论》下卷，第561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从以上的引证可以看出，亚当·斯密经济人思想中休谟的影子确实存在。这里的影响或许会在两个层次上表现出来，一是亚当·斯密看到休谟的有关论述后直接产生感想，二是休谟处理个人与他人、利己与利他关系问题的思维方式给了亚当·斯密思考同类问题的思想武器。总之，亚当·斯密在提出和论证经济人思想时受到了休谟有关思想的启发，应当是不争的事实。
为亚当·斯密提出和论证经济人思想提供思想材料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弥漫于当时西欧社会生活中追求个人利益天然合理的精神氛围及这种精神氛围背后关于人性自私的哲学思想。英国的洛克、霍布斯大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人性自私是天理自不待言，就是当时的荷兰人斯宾诺莎、法国启蒙运动的中坚分子之一爱尔维修，其思想的深度和激烈程度，绝不亚于洛克和霍布斯。要知道，他们不仅在当时各自的祖国执思想学术界之牛耳，就是在当时的西欧各国之间，也都是赫赫有名。
荷兰人斯宾诺莎在立论性前提上，主张“善是指一切的快乐，和一切足以增进快乐的东西而言，特别是指能够满足愿望的任何东西而言。所谓恶是指一切痛苦，特别是一切足以阻碍愿望的东西而言”。（注：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619页，商务印书馆， 1987年版。）这里的善与恶完全凭主观的感受而言，这种感受用价值标准性的善和恶定位。这样，当涉及私人利益时，得到便快乐，快乐便是善，善便是天经地义、合理合法。从理论思维的路径角度讲，距经济人的思想还有一步之遥。实际上，斯宾诺莎以哲学的表述形式跨出了这一步：“假如每一个人愈能寻求他自己的利益时，则人们彼此间便最为有益”。（注：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634页， 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后人看待某人的思想，肯定有很多失真之处，因为后人看到的，仅仅是一个人的思想。真实的情况是，思想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在思想中，表达了当时大部分人的所思所想，正是大部分人的所思所想，构成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氛围。由此可以想到，斯宾诺莎的有关思想，既便没有象休谟一样地直接影响亚当·斯密，那也会以时代精神氛围的形式对亚当·斯密有所启发和触动。
在亚当·斯密写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前，他曾作为英国某贵族子弟的家庭教师广游法国。在法国，他与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过从甚密，晤谈唱和颇多，这说明，他的经济人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影响，应当是没有疑问的。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一个事实，虽然表述同一思想内容，英国人喜用自私或自利概念，而法国人则擅用自爱概念。我们以爱尔维修的思想为例说明这一点：“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价值的唯一而普遍的标准。因此，有关个人的正直，依据我的定义来看，不外是对个人有利的行为的惯常表现”。（注：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第55、61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这是立论的前提。把这个前提具体化，便是人类本性的论断：“人是能够感觉具体的快乐和痛苦的，因此他逃避前者，寻求后者。就是这种经常的逃避和寻求，我称之为自爱”（注：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第55、61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并且，“自爱这种情感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变形，但是在所有的人身上本质是一样的。……人们可以耳聋、驼背、跛足，却都有同样的自保的欲望，同样地憎恶痛苦，同样地喜爱快乐”。（注：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第55、61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爱尔维修用自爱概念完成了两个任务：一是把自私和自利确定为人的本性。既然自私为人之本性，那么，自私性、自利性行为便是天然合理的；二是自爱是真正的美。这样，天主教倡导不存私心、一心侍奉上帝为善的说教便不攻自破。一破一立，使自爱成为判断人的行为的终极价值标准。
尽管如此，斯宾诺莎和爱尔维修的思想相对于经济人思想而言，还是有一定缺陷，这里的缺陷表现在三个方面。恰恰是这里的缺陷，既给亚当·斯密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也使亚当·斯密真正地表现出自己的经济人思想其创造性何在。第一，从抽象一般性的哲学思想和术语转化为具体性的经济学思想和术语，还缺乏内在机制的认识和把握。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思想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哲学上讲的道理是带有方法论意义的一般，把这里的一般进行范围的缩小便是经济学领域，把这里的一般变为经济行为的预设性前提便是经济行为中的人之本性。第二，由一般到具体的转化需要把一般具体化，尤其需要精确化。这里精确化便是把人的自私自利或说自爱行为精确化为人对经济利益的寻求，这里的经济利益不是上帝的经济利益，也非他人的经济利益，而是行为者自己的经济利益。第三，自己的经济利益只不过是个人经济行为效果的一个方面，此外还有客观效果，这就是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实际利益。就这一点而言，亚当·斯密没有说出比哲学家斯宾诺莎更多的东西，但亚当·斯密还是有所贡献：他把同样道理的哲学表述变为经济的术语和论证，把这个思想广泛传播开来，并使其深入人心。当时的英国首相小皮特宴请亚当·斯密，在亚当·斯密落座之前他人都站着，亚当·斯密问其缘由，小皮特回答说，您是大家的老师，您未坐别人怎么能就座呢。由此可见，亚当·斯密经济人思想深入人心的程度。相对于爱尔维修而言，其创造性表现在具体化、精确化方面，也表现在把孤芳自赏的自爱变成了个人与他人和社会的经济利益关系的模式，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当然也是要害和致命的思想方法论的转换。
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采用的叙述方法是逆溯，这种方式较好地完成了三个任务：一是把经济人思想的原始含义及其衍生性理解具体地展示出来；二是经济人思想的背后，有着广博深厚的人文思想背景。在这一叙述方式中，人文思想背景得到了涉及和分析；三是通过逆溯，使我们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上理解和把握到了市场经济的人学基础。这里的人学基础，正是市场经济文化的本质和灵魂，至于经济学的术语、定理和论证，失却了这里的人学基础，便会变得毫无价值和意义，只不过是炫耀智商和学识的文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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